大明元辅 第291章 幸南京（七）内守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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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务实此番被皇帝留宿春和宫，家中随从约有二十来人也被允许陪同，高杞是其中地位最高的一人。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充当了类似管家的职能，因此也获得特准，可以随时出入宫禁，只不过进出皇宫都需要登记报备，说明进出缘由。
此番出宫，高杞登记的理由是靖国公有些日常用惯了的物什需要自己临时置备。南京宫监方面原是个闲得淡出鸟的清水衙门，各项制度十分松弛，再加上来人地位特殊且理由听起来完全合理，自然也没有人敢质疑什么，很痛快地放他出了南京紫禁城。
高杞不知道的是，他前脚刚走，南京守备太监田义这时候也已经向皇帝奏禀了相关事务，来到宫门处。
田义摆手让过来参见他的闲杂人等各自退下，只留了负责看管宫门的内廷宫监，径直问道：“方才咱家进宫之后，可有靖国公府的随员离宫？”
那宫监连忙佝偻着腰背道：“好教内守备知晓，靖国公爷的堂侄高杞方才正好录表离宫，就在眨眼之前。”
内守备，指的就是“钦差南京守备太监”。这个按理同样是镇守太监的职务，与其他地区的镇守太监却有不同的名称。别处的镇守，都是“钦差镇守xx地方太监”，唯独南京是“钦差南京守备太监”，可见这个职务强调的就是“守备”二字。
然而南京的“守备”不止他一人，还有一个“南京守备勋臣”存在，由是就只好按照内廷外廷的差别，再分出“内守备”与“外守备”来。
对于“大明南京”的权力体系，后世最常见的说法就是“三大重臣”说，即南京兵部尚书、南京守备勋臣、南京守备太监并列为南京系统三大巨头。这说法的确没错，但简单一句“并列”其实并不能说明“三巨头”的权力格局细况。
简单的说，这三大巨头究竟有无高下之分，或者实权大小可有差异？当然都是有的。
名义上而言，“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排名第一，“南京守备太监”排名第二，南京守备勋臣排名第三。
但是，“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之所以排名第一，其实主要是占了大明中后期文官集团整体势大的便宜，并不代表他的实权乃至地位真的能排在南京三大重臣之首。
其实如果按照“礼制”来说，“南京守备勋臣”因为必须由勋贵担任，而南京勋贵按大明制度，每一位都是“超品”，理论上应该是“地位”最高的；如果不考虑礼制而考虑亲疏，那么“南京守备太监”因为是司礼监外差，是皇帝的“三千里外亲臣”，则他就应该是地位最高的。总之，无论如何不应该是“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排第一。
但刚才所说的这些毕竟本来就只是“名义上”的，那么实际上呢？这就要从南京真正的权力机关——“南京守备厅会议”说起了。
两京制不是明代特有的产物，早在西周的时候，就经营洛邑为东都；东汉则以洛阳为都城，以长安为西京；隋朝建都长安，隋炀帝又营建洛阳为东都。此后的唐、宋、元等朝也都有两京。
明之两京，严格意义上来说是在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后才形成的。仁宗即位后，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洪熙元年，仁宗头脑一热决意迁都南京，仍以应天为京师，称北京为“行在”。
不过仁宗在位不足一年，迁都南京中途夭折。宣宗即位后，他不赞成迁都，但继续维持仁宗的部分做法，仍然称北京为“行在”，而称南京为“京师”。
直到英宗即位后，才在制度层面明确了两京的关系，再次以北京为首都，南京为留都。此后，两京制形成定制，直至大明灭亡。
当然，大明的两京与其他王朝不同，有其固有的特点，其中最显着的就是官制。其他王朝在留都一般仅设“京兆”、“留守”一类的地方最高长官，而不是成建制地设立各级官署。
而大明南京的官制，则基本上是北京的复刻，且南京诸官连品级也与北京一样。不过为了加以区别，南京的官员头衔上照例要加上“南京”二字。
南京远离皇权，皇帝自然要派重臣、心腹作为政权的绝对核心。然而，毕竟皇帝只有一个，南京就没有必要像北京那样设置一个内阁，以备皇帝顾问。所以相较于南北两京的六部，内阁还是具备独特性、唯一性。
既然要在南京设置重臣，那么大明在当时便先设了南京守备、协同守备、守备太监和参赞机务四个官职，组成一个领导机构叫“南京守备厅会议”，以管理南京以及南直隶的相关事务。
永乐十九年迁都北京后，命中军都督府掌事官守备南京，当时的官名为“节制南京诸卫所”。
仁宗即位后，以襄城伯李隆镇守南京；宣德时期，改“镇守”为“守备”，并规定南京守备例由公、侯、伯等勋贵担任，同时南京守备还要兼领中军都督府。
对于南京守备的职能，是有具体记载的：“凡南京守备一应机务，每日会同参赞官于守备厅署理。每月朔望日，守备、参赞等官及各府堂官会同内守备，议合行事务。”
从这里不难看出，“南京守备厅会议”便是最高的权力机构，故而后来《明史》中才有了“南京以(内、外)守备及参赞机务为要职”的说法。
具体而言，参赞机务的设置是晚于守备的，最早应该是在正统初年才有。根据记载，宣德十年：“英宗即位，命少保、南京户部尚书黄福参赞机务。”
明中期时，朝廷认为南京高层的权力还是过于集中，便于景泰三年增设协同守备一人，也以公、侯、伯等勋贵担任。按例，协同守备也会兼领五府事。
成化时期，朝廷下旨令南京兵部尚书兼任参赞机务一职，此后形成定制[注：这里注意一下，之前黄福是以南京户部尚书参赞机务，而从这里开始，就明确由南京兵部尚书来兼任了]。如此一来，南京兵部尚书的地位得以提高，位列南京六部之首。
众所周知的例子是，在原历史上明朝灭亡前后，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被推举为南京首脑人物，原因无他，正是因为史可法兼着参赞机务的要职。
明代皇帝对文官的态度比较奇怪，依赖的同时又用各种手段限制，信任的同时又非得找人制衡，这也正是宦官得以干预朝政的原因。
在对待南京官制方面自然也是如此，南京作为留都，又是国家财赋的重点区域，皇帝当然也不放心把南京交给勋贵掌管，何况这南京的勋贵都是开国系勋贵，在信任程度上来说本就比不过靖难系勋贵。而正如前面所言，皇帝对于南京六部的文官，也同样是心存制衡之念。
于是在设南京守备不久之后，即仁宗即位之初，便派出内廷太监守备南京——郑和便是第一任南京守备太监，此后又增设副守备太监一人。实际上晚明时期因为太监势大，副守备太监最多的时候甚至达到六七人。
最后回到前面的问题，参赞机务与南京守备勋臣、南京守备太监谁才是南京真正的一把手？参赞机务的“参赞”首先就排除了南京兵部尚书，毕竟“参赞”本来就是“参与赞画”之一，是个“协助”性质的职务。
这样一来就剩下内、外守备。表面来看，南京守备勋臣与南京守备太监是一个级别的职务，两者因为分了内外，也就互不统属。但之前说过，守备太监是司礼监的外差，其本人是在司礼监挂职的，有了这层显而易见的亲疏之别，南京守备勋臣的实际地位就大打折扣了。
还是那句话：权力结构是个同心圆，离核心越近的圈层，权力地位就越高。所以，为什么下级一把手往往还要对上级领导的秘书客客气气甚至恭恭敬敬？因为秘书离领导更近。
内阁本来只是个皇帝的顾问机构，为何现在反而成了领导六部的“相府”？因为内阁离皇帝更近。
在这样的情况下，明中期以后，每次举行“南京守备厅会议”时，守备太监往往列在第一位，这也证明守备太监的地位高于南京守备。
而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则很有意思，在官员上疏论事要提及南京三大重臣之时，其往往名列第一，但在实际参加“南京守备厅会议”之时，他却多半排名最后。
至于要说实权，那就要分太多种情况，很难说得清楚了。不过假设只说寻常时刻，那么大致上是这样一个状况：
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职权类似北京兵部，主管南京、南直隶军队的人事、后勤等庶务，不直接掌兵。同时往往对南方诸省军务有一定话语权，可以对北京中枢给予建议；
南京守备勋臣管理中军都督府所辖四十九个卫所，职权类似于北京的五军都督府，统而不管。南京城防他也有名义上的统领权，但同样是统而不领，除非有皇命让他领兵作战(很少，几乎没有过)。
南京守备太监除了前几章说过的那些权力之外，具体在兵权方面，还领有南京城及周边的十七卫天子亲军(其中包括南京附近的锦衣卫、孝陵卫等特殊卫所)，以及负责河道安全的江淮、济川水军。
这么一看是不是就比较明确了？是的，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管的面最大，但管得很泛泛，基本难以直接插手细节事务；南京守备勋臣像是个吉祥物，名义上统率大军，其实只统不率，几乎就是个看管南直隶卫所统计表的。
唯有南京守备太监，他是真有南京城及周边地区主要兵力日常管理和调动权限的，其实际权力类似于北京的御马监掌印太监。
然而御马监掌印因为身在北京，头顶上还有东厂提督与司礼监掌印两尊大神，完全处在皇帝眼皮子底下。可南京守备太监头上呢？什么都没有——在内廷体系内地，位比他的高的人全部远在数千里之外。
所以说，只要南京没有皇帝驻跸，南京守备太监就几乎可以说是在代行皇权。
此时田义一听宫监的话，微微眯起眼睛，问道：“堂侄？高杞……他走得可还急切？”
宫监听得心里一咯噔，直觉这话需要答得慎重一些，沉吟道：“面上倒看不出来是否急切，不过此人年轻，步速确实甚快。”
“呵呵，呵呵！”田义顿时笑了起来，满意地道：“好，很好，咱家知道了。”顿了一顿，又问道：“张信与赵昇二位如今身在何处？”
宫监左右看了一眼，小声道：“张副守备据说去了魏国公府，赵副守备则似乎去了成山伯府。”
田义看来略微有些诧异，迟疑了一下，追问道：“他二人没在一起？”
宫监答道：“锦衣卫是这样禀报的，说他们二位在侍奉皇爷入宫之后，先去武英殿密会了一番，然后由西华门离宫，一道回了京城(南京城有三个“圈”，由内而外分别是宫城、京城、外郭城，这里的京城就指宫城之外、外郭城之内，主要位于皇宫以西)。然后分道扬镳，一去魏国公府，一去成山伯府。”
田义想了想，摇头道：“此时才想着串供，未免有些迟了。何况事已至此，不抢着沈阁老明日入宿春和宫之前先和他通通气，反而去见二位勋臣，着实不知所谓。”
说罢，他看了看天色，嗤笑一声，道：“也罢，他们既要寻死，咱家好歹同僚一场，总要送一送的……备轿，回府。”
那宫监连忙应了，立刻安排人让轿夫们过来。趁着这个时机，他又问道：“内守备，今日南京城中各方贵人都在忙着联络，也就您老人家稳坐钓鱼台，八风吹不动了。”
“啊哈？”田义听得乐出声来，摇头道：“你小子眼色练出来不少，但这眼光还是浅了。咱家可没有稳坐钓鱼台，也不是八风吹不动，不想去联络联络……实话告诉你，咱家现在也是急着回府，要不然待会儿那位靖国公的堂侄到我府上，岂不无人接待？”
宫监大为诧异：“他不是去置备靖国公爷的用度器物么，怎的要去舅父府上？”原来此人居然是田义的外甥。
田义拍了拍自己这位外甥的肩膀，叹道：“自个儿用心揣摩吧。舅舅老了，没几年好活了，你若总是这般不动脑子，将来可怎生是好？”说罢径直朝刚刚靠近此处的绿尼大轿而去，留下宫监外甥一脸愁苦地看着舅父的背影挠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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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有书友催问什么时候发新书，这就有点尴尬，一边有人要求本书不能“烂尾”，得按照前文风格细致写完；一边有人觉得该干的基本干完，到结束的时候了……
此番出宫，高杞登记的理由是靖国公有些日常用惯了的物什需要自己临时置备。南京宫监方面原是个闲得淡出鸟的清水衙门，各项制度十分松弛，再加上来人地位特殊且理由听起来完全合理，自然也没有人敢质疑什么，很痛快地放他出了南京紫禁城。
高杞不知道的是，他前脚刚走，南京守备太监田义这时候也已经向皇帝奏禀了相关事务，来到宫门处。
田义摆手让过来参见他的闲杂人等各自退下，只留了负责看管宫门的内廷宫监，径直问道：“方才咱家进宫之后，可有靖国公府的随员离宫？”
那宫监连忙佝偻着腰背道：“好教内守备知晓，靖国公爷的堂侄高杞方才正好录表离宫，就在眨眼之前。”
内守备，指的就是“钦差南京守备太监”。这个按理同样是镇守太监的职务，与其他地区的镇守太监却有不同的名称。别处的镇守，都是“钦差镇守xx地方太监”，唯独南京是“钦差南京守备太监”，可见这个职务强调的就是“守备”二字。
然而南京的“守备”不止他一人，还有一个“南京守备勋臣”存在，由是就只好按照内廷外廷的差别，再分出“内守备”与“外守备”来。
对于“大明南京”的权力体系，后世最常见的说法就是“三大重臣”说，即南京兵部尚书、南京守备勋臣、南京守备太监并列为南京系统三大巨头。这说法的确没错，但简单一句“并列”其实并不能说明“三巨头”的权力格局细况。
简单的说，这三大巨头究竟有无高下之分，或者实权大小可有差异？当然都是有的。
名义上而言，“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排名第一，“南京守备太监”排名第二，南京守备勋臣排名第三。
但是，“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之所以排名第一，其实主要是占了大明中后期文官集团整体势大的便宜，并不代表他的实权乃至地位真的能排在南京三大重臣之首。
其实如果按照“礼制”来说，“南京守备勋臣”因为必须由勋贵担任，而南京勋贵按大明制度，每一位都是“超品”，理论上应该是“地位”最高的；如果不考虑礼制而考虑亲疏，那么“南京守备太监”因为是司礼监外差，是皇帝的“三千里外亲臣”，则他就应该是地位最高的。总之，无论如何不应该是“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排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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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京制不是明代特有的产物，早在西周的时候，就经营洛邑为东都；东汉则以洛阳为都城，以长安为西京；隋朝建都长安，隋炀帝又营建洛阳为东都。此后的唐、宋、元等朝也都有两京。
明之两京，严格意义上来说是在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后才形成的。仁宗即位后，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洪熙元年，仁宗头脑一热决意迁都南京，仍以应天为京师，称北京为“行在”。
不过仁宗在位不足一年，迁都南京中途夭折。宣宗即位后，他不赞成迁都，但继续维持仁宗的部分做法，仍然称北京为“行在”，而称南京为“京师”。
直到英宗即位后，才在制度层面明确了两京的关系，再次以北京为首都，南京为留都。此后，两京制形成定制，直至大明灭亡。
当然，大明的两京与其他王朝不同，有其固有的特点，其中最显着的就是官制。其他王朝在留都一般仅设“京兆”、“留守”一类的地方最高长官，而不是成建制地设立各级官署。
而大明南京的官制，则基本上是北京的复刻，且南京诸官连品级也与北京一样。不过为了加以区别，南京的官员头衔上照例要加上“南京”二字。
南京远离皇权，皇帝自然要派重臣、心腹作为政权的绝对核心。然而，毕竟皇帝只有一个，南京就没有必要像北京那样设置一个内阁，以备皇帝顾问。所以相较于南北两京的六部，内阁还是具备独特性、唯一性。
既然要在南京设置重臣，那么大明在当时便先设了南京守备、协同守备、守备太监和参赞机务四个官职，组成一个领导机构叫“南京守备厅会议”，以管理南京以及南直隶的相关事务。
永乐十九年迁都北京后，命中军都督府掌事官守备南京，当时的官名为“节制南京诸卫所”。
仁宗即位后，以襄城伯李隆镇守南京；宣德时期，改“镇守”为“守备”，并规定南京守备例由公、侯、伯等勋贵担任，同时南京守备还要兼领中军都督府。
对于南京守备的职能，是有具体记载的：“凡南京守备一应机务，每日会同参赞官于守备厅署理。每月朔望日，守备、参赞等官及各府堂官会同内守备，议合行事务。”
从这里不难看出，“南京守备厅会议”便是最高的权力机构，故而后来《明史》中才有了“南京以(内、外)守备及参赞机务为要职”的说法。
具体而言，参赞机务的设置是晚于守备的，最早应该是在正统初年才有。根据记载，宣德十年：“英宗即位，命少保、南京户部尚书黄福参赞机务。”
明中期时，朝廷认为南京高层的权力还是过于集中，便于景泰三年增设协同守备一人，也以公、侯、伯等勋贵担任。按例，协同守备也会兼领五府事。
成化时期，朝廷下旨令南京兵部尚书兼任参赞机务一职，此后形成定制[注：这里注意一下，之前黄福是以南京户部尚书参赞机务，而从这里开始，就明确由南京兵部尚书来兼任了]。如此一来，南京兵部尚书的地位得以提高，位列南京六部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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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待南京官制方面自然也是如此，南京作为留都，又是国家财赋的重点区域，皇帝当然也不放心把南京交给勋贵掌管，何况这南京的勋贵都是开国系勋贵，在信任程度上来说本就比不过靖难系勋贵。而正如前面所言，皇帝对于南京六部的文官，也同样是心存制衡之念。
于是在设南京守备不久之后，即仁宗即位之初，便派出内廷太监守备南京——郑和便是第一任南京守备太监，此后又增设副守备太监一人。实际上晚明时期因为太监势大，副守备太监最多的时候甚至达到六七人。
最后回到前面的问题，参赞机务与南京守备勋臣、南京守备太监谁才是南京真正的一把手？参赞机务的“参赞”首先就排除了南京兵部尚书，毕竟“参赞”本来就是“参与赞画”之一，是个“协助”性质的职务。
这样一来就剩下内、外守备。表面来看，南京守备勋臣与南京守备太监是一个级别的职务，两者因为分了内外，也就互不统属。但之前说过，守备太监是司礼监的外差，其本人是在司礼监挂职的，有了这层显而易见的亲疏之别，南京守备勋臣的实际地位就大打折扣了。
还是那句话：权力结构是个同心圆，离核心越近的圈层，权力地位就越高。所以，为什么下级一把手往往还要对上级领导的秘书客客气气甚至恭恭敬敬？因为秘书离领导更近。
内阁本来只是个皇帝的顾问机构，为何现在反而成了领导六部的“相府”？因为内阁离皇帝更近。
在这样的情况下，明中期以后，每次举行“南京守备厅会议”时，守备太监往往列在第一位，这也证明守备太监的地位高于南京守备。
而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则很有意思，在官员上疏论事要提及南京三大重臣之时，其往往名列第一，但在实际参加“南京守备厅会议”之时，他却多半排名最后。
至于要说实权，那就要分太多种情况，很难说得清楚了。不过假设只说寻常时刻，那么大致上是这样一个状况：
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职权类似北京兵部，主管南京、南直隶军队的人事、后勤等庶务，不直接掌兵。同时往往对南方诸省军务有一定话语权，可以对北京中枢给予建议；
南京守备勋臣管理中军都督府所辖四十九个卫所，职权类似于北京的五军都督府，统而不管。南京城防他也有名义上的统领权，但同样是统而不领，除非有皇命让他领兵作战(很少，几乎没有过)。
南京守备太监除了前几章说过的那些权力之外，具体在兵权方面，还领有南京城及周边的十七卫天子亲军(其中包括南京附近的锦衣卫、孝陵卫等特殊卫所)，以及负责河道安全的江淮、济川水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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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监答道：“锦衣卫是这样禀报的，说他们二位在侍奉皇爷入宫之后，先去武英殿密会了一番，然后由西华门离宫，一道回了京城(南京城有三个“圈”，由内而外分别是宫城、京城、外郭城，这里的京城就指宫城之外、外郭城之内，主要位于皇宫以西)。然后分道扬镳，一去魏国公府，一去成山伯府。”
田义想了想，摇头道：“此时才想着串供，未免有些迟了。何况事已至此，不抢着沈阁老明日入宿春和宫之前先和他通通气，反而去见二位勋臣，着实不知所谓。”
说罢，他看了看天色，嗤笑一声，道：“也罢，他们既要寻死，咱家好歹同僚一场，总要送一送的……备轿，回府。”
那宫监连忙应了，立刻安排人让轿夫们过来。趁着这个时机，他又问道：“内守备，今日南京城中各方贵人都在忙着联络，也就您老人家稳坐钓鱼台，八风吹不动了。”
“啊哈？”田义听得乐出声来，摇头道：“你小子眼色练出来不少，但这眼光还是浅了。咱家可没有稳坐钓鱼台，也不是八风吹不动，不想去联络联络……实话告诉你，咱家现在也是急着回府，要不然待会儿那位靖国公的堂侄到我府上，岂不无人接待？”
宫监大为诧异：“他不是去置备靖国公爷的用度器物么，怎的要去舅父府上？”原来此人居然是田义的外甥。
田义拍了拍自己这位外甥的肩膀，叹道：“自个儿用心揣摩吧。舅舅老了，没几年好活了，你若总是这般不动脑子，将来可怎生是好？”说罢径直朝刚刚靠近此处的绿尼大轿而去，留下宫监外甥一脸愁苦地看着舅父的背影挠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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