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斗在苏俄 第536章 批判
相比起联盟，芬兰只是一个小国，尽管它很顽强、不屈，甚至还曾经做过“大芬兰”的梦，但残酷的现实告诉芬兰人，如今的世界已经不是中世纪时期的世界了，在如今这个世界里，小国就是小国，无论是资源还是人口，亦或是地缘政治，都限制了一个小国实现其“大国梦”的可能性。
所以，在无法将自己搬离的情况下，紧挨在苏联身边的芬兰，只能学着适应新的生活方式，芬兰人必须在夹缝中求生存，尽可能在保证自身独立性的情况下，求得一个发展自身的机会。
必须承认的一点是，且不管现如今的世人如何看待巴锡基维，在维克托看来，这位忍辱负重的芬兰总理，的确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他为芬兰制订的外交政策，无疑是最符合芬兰实际情况的，而且，他的政策对芬兰的影响将会延续半个多世纪之久。
安德里亚诺夫同志的讲话完成之后，后续走上发言台的，是一个身材不算很高，留着酷似列宁同志的发型，也就是前额部分全秃，头发往回倒着的发型。
根据维罗莱宁的介绍，此人名叫格尔曼·塔瓦贾维，目前担任着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会人民委员的职务，也就是和莫洛托夫同志负责着同样的工作，不过，莫洛托夫同志是联盟外交人民委员会的人民委员，而塔瓦贾维则是卡累利阿-芬兰苏维埃共和国的外交人民委员会人民委员，双方的等级差的有点多。
看着塔瓦贾维走上发言台，维克托将记录本的名录打开，找到此人的履历，翻开去看。
此时，发言台上的塔瓦贾维抬起右手，用手掌心熨了熨鬓角两侧头发，这才将面前的发言稿展开，开始做他的汇报。
维克托一边听着，一边看此人的履历。
其实，只看塔瓦贾维这个名字，就知道此人肯定是个芬兰人了，而按照履历上的记录，此人于一八八九年出生于芬兰塔佩雷，芬兰社会民主党早期成员之一，一九一八年芬兰社会民主党分裂的时候，以该党左翼成员的身份，参与了芬兰共产党的组建工作，换句话说，此人也是老资格的芬兰共产党成员了，在芬兰共产党内的地位很高。
关键一点是，此人与库西宁同志的经历极其相似，他也是在一战结束后，就被投进了监狱，随后逃狱之后，没有返回波兰，而是在列宁格勒参加了十月革命，其后这些年里，他一直都在苏联工作。
毫无疑问，从此人的履历上看，他应该是与库西宁同志同一阵营的，毕竟两人不仅都是芬兰人，而且还长期在一起工作，算是老同事了。
也正因为如此，维克托并没有仔细看他的履历，甚至是看了一半就放弃了，因为这样一个人是不可能与他站到一个方向的。
将记录本合起来，维克托拿起桌上放着的一包香烟，给自己点了一支，刚吸了一口，眉头就禁不住皱了起来。
此时，发言台前的塔瓦贾维同志，正好讲到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会的党组织建设问题上。
在战争期间，维克托率先向斯大林同志提出了组建基层党组织的建议，在当时，这项工作是首先在军队中展开的，随后，才推行到联盟各部门以及地方基层。最近两年，各个部门中党组织建设工作也开始趋于常态化，每年的各种、各层级会议中，只要是系统性谈论工作安排的，党组织建设的工作都属于重要内容之一。
实话说，这种工作其实偏向务虚的，但也存在务实的内容，也就是所谓的务虚话实吧。而在塔瓦贾维的报告中，除了涉及到务虚的内容之外，也涉及到了务实的内容，比如说他所领导的外交人民委员会在过去将近一年的时间内，搞了一些什么活动，组织了一些什么学习，在发展党员的工作中，做出了什么样的成绩等等。
就个人兴趣而言，维克托对外交人民委员会的工作并不怎么重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共和国的外交人民委员会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的实际权力，他们的工作范围也非常有限，而维克托现在需要处理的问题太多了，按照重要性来排序的话，外交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估计得倒数。所以，按照常理而言，塔瓦贾维的发言是不会引起他的关注的。
但常理在这儿显然被打破了，当塔瓦贾维谈到外交人民委员会在发展党员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时，维克托情不自禁的皱起了眉头，他听到了一些有点刺耳的东西。
在谈到发展党员工作的问题是，塔瓦贾维提到了一个“比例”的问题，也就是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会在过去一年中，包括战争期间，在发展新党员的工作中，按比例接纳了十七名芬兰族的新党员、四名卡累利阿族的新党员以及三名其他民族的新党员。
维克托抬头朝发言台前的塔瓦贾维看了一眼，随即拿起手边的钢笔，又从记录本的背面撕下一张纸。
听到他撕纸所发出的声音，旁边的库西宁同志和维罗莱宁同志都朝他这边看过来。
维克托面无表情的用钢笔在那张纸上写了一行字，转手递给一旁的库西宁同志。
库西宁同志将纸条接过去，看了看上面写的那一行俄文，皱眉想了想，这才拿起钢笔在上面补充了一行，反手又递还给维克托。
维克托将纸条拿回去，看了看。他之前写的那一行俄文，是一个问题：“为什么吸收新党员的过程中，还有民族比例的规定？”
而现在呢，库西宁同志给出的答复，则是：“原则上没有这种规定。”
维克托又不是政治小白了，他自然明白这个答复是什么意思。“原则”上没有这种规定，并不意味着现实中就真的没有，维克托的理解是，这其中有一个潜规则的存在，也就是在卡累利阿地区，不管是地方政府还是各个部门机构，其党组织在吸纳新党员的过程中，的确是遵循了一个民族比例的问题，在这其中，芬兰族的党员占据了很大的比例，这个比例很可能高达百分之七十，甚至是八十以上。
维克托之前没有负责过地方的工作，因此，他也不知道地方党组织工作的具体情况，但他知道的是，至少在莫斯科，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内部，是不存在这种规定的，而中央委员会也从来没有做出过这种规定。
虽然此前没有负责过相关方面的工作，当时，在塔瓦贾维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维克托的心里还是自然而然的也有了一种抵触感，他认为这种规定非常的不负责任，如果任其发展延续下去的话，甚至会对共和国乃至联盟的稳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盯着手中的纸条看了约莫半分钟，维克托重新将钢笔拿过来，直接在“原则”这个词上，用力的画了一个圈。随后，他又沉默了一会儿，又用钢笔在那个圈的下面，画了一个箭头，最后，在箭头的下方写道：“民族平等不等于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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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笔的鼻尖在“主义”后面点了点，又最后补充道：“干部民族化是危险的，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提高重视，下午的会议上我将会谈到这个问题。”
最后一段话写完，他将纸条又递给库西宁同志。
维克托没有接触过具体的党务工作，在这方面的所知也比较有限，但前世的记忆以及今生的工作经验，都给了他一定的审视问题的能力，或者说，这就是一种基于经验的政治敏感度。
什么叫干部民族化？可以确定的是，在如今的联盟，肯定是没有这个词的，但这个词却很容易理解，仅从字面上就能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了。
所谓的“干部民族化”，就是说领导干部的提拔任命，不首先考虑其实际的工作能力等内容，却要首先考虑其民族属性，如此一来，在干部的个人发展过程中，他就会自觉不自觉的将自己的民族属性放大，甚至最终将其摆放到党性原则之上，考虑任何问题，都首先从自身的民族属性角度出发，而不是从联盟，从布尔什维克党的角度出发。
如此一来，随着这种思想的发展壮大，其最终的引发的结果，必然是民族主义的蓬勃发展，其影响力甚至会超过布尔什维克党在联盟内的影响力，并最终导致整个布尔什维克党的分裂、崩盘。考虑到联盟的性质，尤其是宪法中关于各个加盟共和国权力的规定，那么，联盟的最终分裂也就成了必然。
维克托不知道塔瓦贾维所提到的这个问题，是不是仅仅存在于卡累利阿-芬兰苏维埃共和国，但他可以确定的是，这种思想，这种潜规则，必须受到批判，必须被严格禁止，作为共和国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这也是他的职责所在。
所以，在无法将自己搬离的情况下，紧挨在苏联身边的芬兰，只能学着适应新的生活方式，芬兰人必须在夹缝中求生存，尽可能在保证自身独立性的情况下，求得一个发展自身的机会。
必须承认的一点是，且不管现如今的世人如何看待巴锡基维，在维克托看来，这位忍辱负重的芬兰总理，的确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他为芬兰制订的外交政策，无疑是最符合芬兰实际情况的，而且，他的政策对芬兰的影响将会延续半个多世纪之久。
安德里亚诺夫同志的讲话完成之后，后续走上发言台的，是一个身材不算很高，留着酷似列宁同志的发型，也就是前额部分全秃，头发往回倒着的发型。
根据维罗莱宁的介绍，此人名叫格尔曼·塔瓦贾维，目前担任着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会人民委员的职务，也就是和莫洛托夫同志负责着同样的工作，不过，莫洛托夫同志是联盟外交人民委员会的人民委员，而塔瓦贾维则是卡累利阿-芬兰苏维埃共和国的外交人民委员会人民委员，双方的等级差的有点多。
看着塔瓦贾维走上发言台，维克托将记录本的名录打开，找到此人的履历，翻开去看。
此时，发言台上的塔瓦贾维抬起右手，用手掌心熨了熨鬓角两侧头发，这才将面前的发言稿展开，开始做他的汇报。
维克托一边听着，一边看此人的履历。
其实，只看塔瓦贾维这个名字，就知道此人肯定是个芬兰人了，而按照履历上的记录，此人于一八八九年出生于芬兰塔佩雷，芬兰社会民主党早期成员之一，一九一八年芬兰社会民主党分裂的时候，以该党左翼成员的身份，参与了芬兰共产党的组建工作，换句话说，此人也是老资格的芬兰共产党成员了，在芬兰共产党内的地位很高。
关键一点是，此人与库西宁同志的经历极其相似，他也是在一战结束后，就被投进了监狱，随后逃狱之后，没有返回波兰，而是在列宁格勒参加了十月革命，其后这些年里，他一直都在苏联工作。
毫无疑问，从此人的履历上看，他应该是与库西宁同志同一阵营的，毕竟两人不仅都是芬兰人，而且还长期在一起工作，算是老同事了。
也正因为如此，维克托并没有仔细看他的履历，甚至是看了一半就放弃了，因为这样一个人是不可能与他站到一个方向的。
将记录本合起来，维克托拿起桌上放着的一包香烟，给自己点了一支，刚吸了一口，眉头就禁不住皱了起来。
此时，发言台前的塔瓦贾维同志，正好讲到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会的党组织建设问题上。
在战争期间，维克托率先向斯大林同志提出了组建基层党组织的建议，在当时，这项工作是首先在军队中展开的，随后，才推行到联盟各部门以及地方基层。最近两年，各个部门中党组织建设工作也开始趋于常态化，每年的各种、各层级会议中，只要是系统性谈论工作安排的，党组织建设的工作都属于重要内容之一。
实话说，这种工作其实偏向务虚的，但也存在务实的内容，也就是所谓的务虚话实吧。而在塔瓦贾维的报告中，除了涉及到务虚的内容之外，也涉及到了务实的内容，比如说他所领导的外交人民委员会在过去将近一年的时间内，搞了一些什么活动，组织了一些什么学习，在发展党员的工作中，做出了什么样的成绩等等。
就个人兴趣而言，维克托对外交人民委员会的工作并不怎么重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共和国的外交人民委员会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的实际权力，他们的工作范围也非常有限，而维克托现在需要处理的问题太多了，按照重要性来排序的话，外交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估计得倒数。所以，按照常理而言，塔瓦贾维的发言是不会引起他的关注的。
但常理在这儿显然被打破了，当塔瓦贾维谈到外交人民委员会在发展党员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时，维克托情不自禁的皱起了眉头，他听到了一些有点刺耳的东西。
在谈到发展党员工作的问题是，塔瓦贾维提到了一个“比例”的问题，也就是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会在过去一年中，包括战争期间，在发展新党员的工作中，按比例接纳了十七名芬兰族的新党员、四名卡累利阿族的新党员以及三名其他民族的新党员。
维克托抬头朝发言台前的塔瓦贾维看了一眼，随即拿起手边的钢笔，又从记录本的背面撕下一张纸。
听到他撕纸所发出的声音，旁边的库西宁同志和维罗莱宁同志都朝他这边看过来。
维克托面无表情的用钢笔在那张纸上写了一行字，转手递给一旁的库西宁同志。
库西宁同志将纸条接过去，看了看上面写的那一行俄文，皱眉想了想，这才拿起钢笔在上面补充了一行，反手又递还给维克托。
维克托将纸条拿回去，看了看。他之前写的那一行俄文，是一个问题：“为什么吸收新党员的过程中，还有民族比例的规定？”
而现在呢，库西宁同志给出的答复，则是：“原则上没有这种规定。”
维克托又不是政治小白了，他自然明白这个答复是什么意思。“原则”上没有这种规定，并不意味着现实中就真的没有，维克托的理解是，这其中有一个潜规则的存在，也就是在卡累利阿地区，不管是地方政府还是各个部门机构，其党组织在吸纳新党员的过程中，的确是遵循了一个民族比例的问题，在这其中，芬兰族的党员占据了很大的比例，这个比例很可能高达百分之七十，甚至是八十以上。
维克托之前没有负责过地方的工作，因此，他也不知道地方党组织工作的具体情况，但他知道的是，至少在莫斯科，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内部，是不存在这种规定的，而中央委员会也从来没有做出过这种规定。
虽然此前没有负责过相关方面的工作，当时，在塔瓦贾维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维克托的心里还是自然而然的也有了一种抵触感，他认为这种规定非常的不负责任，如果任其发展延续下去的话，甚至会对共和国乃至联盟的稳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盯着手中的纸条看了约莫半分钟，维克托重新将钢笔拿过来，直接在“原则”这个词上，用力的画了一个圈。随后，他又沉默了一会儿，又用钢笔在那个圈的下面，画了一个箭头，最后，在箭头的下方写道：“民族平等不等于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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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笔的鼻尖在“主义”后面点了点，又最后补充道：“干部民族化是危险的，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提高重视，下午的会议上我将会谈到这个问题。”
最后一段话写完，他将纸条又递给库西宁同志。
维克托没有接触过具体的党务工作，在这方面的所知也比较有限，但前世的记忆以及今生的工作经验，都给了他一定的审视问题的能力，或者说，这就是一种基于经验的政治敏感度。
什么叫干部民族化？可以确定的是，在如今的联盟，肯定是没有这个词的，但这个词却很容易理解，仅从字面上就能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了。
所谓的“干部民族化”，就是说领导干部的提拔任命，不首先考虑其实际的工作能力等内容，却要首先考虑其民族属性，如此一来，在干部的个人发展过程中，他就会自觉不自觉的将自己的民族属性放大，甚至最终将其摆放到党性原则之上，考虑任何问题，都首先从自身的民族属性角度出发，而不是从联盟，从布尔什维克党的角度出发。
如此一来，随着这种思想的发展壮大，其最终的引发的结果，必然是民族主义的蓬勃发展，其影响力甚至会超过布尔什维克党在联盟内的影响力，并最终导致整个布尔什维克党的分裂、崩盘。考虑到联盟的性质，尤其是宪法中关于各个加盟共和国权力的规定，那么，联盟的最终分裂也就成了必然。
维克托不知道塔瓦贾维所提到的这个问题，是不是仅仅存在于卡累利阿-芬兰苏维埃共和国，但他可以确定的是，这种思想，这种潜规则，必须受到批判，必须被严格禁止，作为共和国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这也是他的职责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