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警追凶十年,终还冤死者清白 第33章 要命的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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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听她说完,问道:“你说的这些,有证据吗?”
“有。”张焕英答道,忙从包里拿出一张《中原商报》递给她说:“你看,这事儿报纸上都登出来了。”
工作人员翻了翻,说道:“大姐,这个不是证据。”
张焕英一听,有点着急:“那什么才是证据?”
“比如法院的判决书。”
“他们没有把判决书给我。”
“那总给律师了吧?”
“律师是法院给请的,我都没有见过他。”
“他没有转交给你吗?”
“没有,我儿子被枪毙了他们都没有告诉我。”
“要把判决书拿来,不然我们怎么知道你说的这些是不是真的?”
“报纸上都登出来了,这还能有假吗?”
“报纸不能作为证据。”
不管张焕英怎么说,工作人员就是坚持要看判决书,张焕英又拿不出来,僵持了半天,她只好悻悻而去。
费了这么大的劲儿才来到这里,莫非这次要白跑一趟吗?她不甘心,决定明天再来试试。
第二天上午,她又来到了最高人民法院。
门口的警察看见她,问道:“你怎么又来了?”
张焕英说:“昨天事情没有办完,只好又来跑一趟。”
警察倒也没有疑心,放她进去了。
张焕英寻思昨天那人很固执,想换一个人反映情况,来到办公室门口,看见昨天那个工作人员坐在座位上,里面只有她一个人,心中暗暗叫苦。
见她又来了,那工作人员脸上掠过一丝不悦,口气生硬地问道:“判决书拿来了吗?”
张焕英惶恐地说道:“没有。能不能不要判决书啊?我从幽燕省来一趟也不容易,你就通融一下吧。”
“不行,这是规定,我也没有办法,你回去拿来再说吧。”
“要是回去也拿不到判决书怎么办啊?”
“这我就不知道了,你自己想办法吧。”
张焕英跟她说不通,从屋里退了出来,又去找别的工作人员反映情况,不料其他人还是要让她拿判决书,她没有办法,只好失望地离开了。
她到车站买了张回家的票,当天中午就坐车回去了。
到家的时候,已是晚上十点多了。
叶学生见老伴儿回来了,十分意外,惊讶地说:“你怎,怎么这么快就回,回来了,事情办得怎,怎么样了?”
“唉,别提了,气都气死人了。”张焕英愤恨不平地说。
“怎,怎么回事儿?”
“我到最高人民法院去反映树声的情况,接待我的工作人员问我说这些有什么证据,我就把周记者送来的报纸拿给她看。
“她说这个不是证据,要看法院的判决书,我说法院没有给我判决书,能不能通融一下,她死活也不答应。
“我以为是她故意刁难我,又去跟别的工作人员反映,不想他们还是问我要那个判决书,我拿不出来,又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回来了。”
叶学生听了唏嘘不已,着急地问道:“那怎,怎么办啊?”
“我也不知道,明天我去问问赵律师吧。”
第二天上午,张焕英来到赵树亭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把这次进京上访的情况告诉了他。
赵树亭没想到会遇到这种情况,说道:“他们不了解这个案子,要看判决书,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可是我没有,这可怎么办啊?”张焕英神色焦虑地问。
赵树亭思考了一会儿,说道:“找石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要。”
“他们肯给我吗?”张焕英怀疑地问道。
“去试试吧。”
两天后,张焕英来到石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索要儿子的判决书。
工作人员经过查询后告诉她:“那份判决书当年已经给了你儿子了。”
张焕英对此大为不解,“我儿子被判了死刑,你们给他干什么?为什么不给家属?”
工作人员解释道:“法律规定判决书不给家属,都是给当事人或者律师。”
“我儿子死了十年了,现在那份判决书在哪里?”张焕英焦急地问。
“不知道,你要判决书干什么?”
张焕英不敢说实话,掩饰道:“我想看看那上面是怎么写的。”
“看了又能怎么样?”
“不怎么样,我就是想看看。”
“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不要再纠结了。”
张焕英听了这话,心里涌起一股愤怒,暗想:“你们倒是过去了,我们这里可没过去。”
“可以再给我一份判决书吗?复印的也行。”
“判决书只有一份,给了就没有了。”
无论张焕英怎么说,对方就是不给她,没办法,她只好沮丧地离开了。
她把告诉了赵树亭,问他该怎么办。
赵树亭说:“判决书除了给当事人,死者的家属应该也会给,你去找他们要一下吧。”
张焕英知道这事儿难度很大,但也只能硬着头皮答应了。
几经打听,她找到了黄桂花的父亲黄保国的家。
见门关着,她走上前去,鼓足勇气敲了两下门。
过了一会儿,门后传来了一阵迟重的脚步声,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头子来开了门,看见一个陌生的中年女人站在外面,诧异地问道:“你找谁?”
“您是黄桂花的爸爸吧?”张焕英客气地问。
“是的,你是谁?”
张焕英小心翼翼地说:“我是叶树声的妈妈。”
黄保国一听见叶树声这三个字,登时气不打一处来,满脸怒容地问道:“你有什么事?”
张焕英见他这样,心里有点慌,说道:“当年我儿子的判决书,您这儿有吧?”
黄保国并不回答,口气生硬地问:“你想干什么?”
“我想找您复印一份,我儿子申诉要用到那个东西。”
黄保国一听这话,情绪陡然激动起来,涨红了脸说:
“你儿子把我女儿害死了,你还好意思来找我要判决书给他申诉,你快走吧,我绝对不会给你的。”说完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了。
“有。”张焕英答道,忙从包里拿出一张《中原商报》递给她说:“你看,这事儿报纸上都登出来了。”
工作人员翻了翻,说道:“大姐,这个不是证据。”
张焕英一听,有点着急:“那什么才是证据?”
“比如法院的判决书。”
“他们没有把判决书给我。”
“那总给律师了吧?”
“律师是法院给请的,我都没有见过他。”
“他没有转交给你吗?”
“没有,我儿子被枪毙了他们都没有告诉我。”
“要把判决书拿来,不然我们怎么知道你说的这些是不是真的?”
“报纸上都登出来了,这还能有假吗?”
“报纸不能作为证据。”
不管张焕英怎么说,工作人员就是坚持要看判决书,张焕英又拿不出来,僵持了半天,她只好悻悻而去。
费了这么大的劲儿才来到这里,莫非这次要白跑一趟吗?她不甘心,决定明天再来试试。
第二天上午,她又来到了最高人民法院。
门口的警察看见她,问道:“你怎么又来了?”
张焕英说:“昨天事情没有办完,只好又来跑一趟。”
警察倒也没有疑心,放她进去了。
张焕英寻思昨天那人很固执,想换一个人反映情况,来到办公室门口,看见昨天那个工作人员坐在座位上,里面只有她一个人,心中暗暗叫苦。
见她又来了,那工作人员脸上掠过一丝不悦,口气生硬地问道:“判决书拿来了吗?”
张焕英惶恐地说道:“没有。能不能不要判决书啊?我从幽燕省来一趟也不容易,你就通融一下吧。”
“不行,这是规定,我也没有办法,你回去拿来再说吧。”
“要是回去也拿不到判决书怎么办啊?”
“这我就不知道了,你自己想办法吧。”
张焕英跟她说不通,从屋里退了出来,又去找别的工作人员反映情况,不料其他人还是要让她拿判决书,她没有办法,只好失望地离开了。
她到车站买了张回家的票,当天中午就坐车回去了。
到家的时候,已是晚上十点多了。
叶学生见老伴儿回来了,十分意外,惊讶地说:“你怎,怎么这么快就回,回来了,事情办得怎,怎么样了?”
“唉,别提了,气都气死人了。”张焕英愤恨不平地说。
“怎,怎么回事儿?”
“我到最高人民法院去反映树声的情况,接待我的工作人员问我说这些有什么证据,我就把周记者送来的报纸拿给她看。
“她说这个不是证据,要看法院的判决书,我说法院没有给我判决书,能不能通融一下,她死活也不答应。
“我以为是她故意刁难我,又去跟别的工作人员反映,不想他们还是问我要那个判决书,我拿不出来,又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回来了。”
叶学生听了唏嘘不已,着急地问道:“那怎,怎么办啊?”
“我也不知道,明天我去问问赵律师吧。”
第二天上午,张焕英来到赵树亭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把这次进京上访的情况告诉了他。
赵树亭没想到会遇到这种情况,说道:“他们不了解这个案子,要看判决书,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可是我没有,这可怎么办啊?”张焕英神色焦虑地问。
赵树亭思考了一会儿,说道:“找石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要。”
“他们肯给我吗?”张焕英怀疑地问道。
“去试试吧。”
两天后,张焕英来到石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索要儿子的判决书。
工作人员经过查询后告诉她:“那份判决书当年已经给了你儿子了。”
张焕英对此大为不解,“我儿子被判了死刑,你们给他干什么?为什么不给家属?”
工作人员解释道:“法律规定判决书不给家属,都是给当事人或者律师。”
“我儿子死了十年了,现在那份判决书在哪里?”张焕英焦急地问。
“不知道,你要判决书干什么?”
张焕英不敢说实话,掩饰道:“我想看看那上面是怎么写的。”
“看了又能怎么样?”
“不怎么样,我就是想看看。”
“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不要再纠结了。”
张焕英听了这话,心里涌起一股愤怒,暗想:“你们倒是过去了,我们这里可没过去。”
“可以再给我一份判决书吗?复印的也行。”
“判决书只有一份,给了就没有了。”
无论张焕英怎么说,对方就是不给她,没办法,她只好沮丧地离开了。
她把告诉了赵树亭,问他该怎么办。
赵树亭说:“判决书除了给当事人,死者的家属应该也会给,你去找他们要一下吧。”
张焕英知道这事儿难度很大,但也只能硬着头皮答应了。
几经打听,她找到了黄桂花的父亲黄保国的家。
见门关着,她走上前去,鼓足勇气敲了两下门。
过了一会儿,门后传来了一阵迟重的脚步声,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头子来开了门,看见一个陌生的中年女人站在外面,诧异地问道:“你找谁?”
“您是黄桂花的爸爸吧?”张焕英客气地问。
“是的,你是谁?”
张焕英小心翼翼地说:“我是叶树声的妈妈。”
黄保国一听见叶树声这三个字,登时气不打一处来,满脸怒容地问道:“你有什么事?”
张焕英见他这样,心里有点慌,说道:“当年我儿子的判决书,您这儿有吧?”
黄保国并不回答,口气生硬地问:“你想干什么?”
“我想找您复印一份,我儿子申诉要用到那个东西。”
黄保国一听这话,情绪陡然激动起来,涨红了脸说:
“你儿子把我女儿害死了,你还好意思来找我要判决书给他申诉,你快走吧,我绝对不会给你的。”说完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