佣兵1929 第1612章 穿鞋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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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来到了1937年的4月份，就在周文还在利用最后的时间抓紧训练部队的时候，华北的局势却是有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不祥预兆。
就因为进入37年后，日军在华北的驻军突然开始了频繁的军事演习，甚至跟驻守北京宛城的军队发生了数次冲突。
这里有人会问，长城抗战的塘沽协定，不是规定中日双方都不得在冀东驻军吗？华北的日军是从哪里来的呢？
其实，日本在华北的驻军，要追溯到八国联军侵略华夏后，强逼清朝政-府签订了的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条约的其它条款我们不再累述，但其中一条却是被野心勃勃的日本利用到了极致。
这一条就是允许列强各国派兵驻扎北京到山海关铁路沿线要地。
而随着一战的爆发，西方列强的军队逐渐撤出了华北，但日本人却是借此长期驻扎下来并冠予了华北驻屯军的名号和编制。
彼时日本的华北驻屯军大本营设在天津，兵力也不过千余人，山海关则是驻扎了一个守备中队不到两百人。
但是随着九一八事变和长城抗战的爆发，日军就逐渐增加了华北驻屯军的兵力。
长城抗战结束后，由于南京方面被迫签订了同样是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华夏军队不得在冀东驻军，实际上就已经将山海关的控制权拱手想让。
到了1936年，日军以“近日来北宁路货车车皮由丰台转往平汉路后多被中方扣留，不予放还。日军此来系监视”等为由，由山海关派兵进驻位于北平西南，卢沟桥东面的丰台车站。
丰台自建火车站后，客货运输畅通，北宁、平绥、平汉等线路均以此为枢纽，交通四通八达，客货运输畅通，被称做平津的南大门。
抢占军事、政治上的战略要地—丰台，自然成了日本人侵占北平乃至控制华北的重要步骤。
此后，日本为了进一步全面控制丰台，决定以“防共”、“保护侨民”为借口，大规模向平津增兵。
而此时，冀东平原又发生了一件大事。
虽然周文派出的小分队将冀东名气最大的汉奸殷辱根击毙，但在日本人的全力支持和蛊惑下，冀东的地区的大小汉奸们却是如雨后的春笋，一个接一个冒了出来，并在36年初宣布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彻底脱离了民国政-府的控制。
而这个所谓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不过三天，就以联合防共、保护地方安全为名，邀请日本军队进驻。
于是，终于有了借口的日军，就在36年6月份，分批进入丰台，并开始在丰台构筑兵营，与29军驻丰台部队相距只有约300多米。
双方驻军相距只有300多米，这就为日军的不断滋事和挑衅创造了条件。
于是，在日军的精心谋划下，在丰台地区就爆发了两次中日双方军队的冲突事件，史称第一和第二次丰台事件。
事件的过程不必累述，无外乎日军挑衅在先，29军被迫反击等等，但大多都是肢体冲突，并没有大规模的枪战爆发。
但此时的29军，已经不是当初在长城上砍得日军人头滚滚的那支铁血军队了。
特别是29军的军长宋明元将军，在机缘巧合下，突然就获得了富庶的平津地区的管辖和控制权，就如天上掉下一个大馅饼，也如一个贫寒之人突然中了大奖，一时之间就迷失了自己。
要知道，29军本是西北军出身，十几年来过的都是饥一顿饱一顿的穷苦日子，突然来到了灯红酒绿、一片繁荣的平津地区，29军的高级将领们不可避免地就被这从未享受过的花花世界所吸引和腐化。
当然了，对这只劲旅的战斗力破坏最严重的，还是高级将领们的军阀风气，他们早就忘了驱逐日寇、保家卫国的豪言壮志，只想永远控制北平、天津这两块肥肉，永保自己的富贵生活。
用一句老话来说，他们已经从光脚的变成了穿鞋的，自然生怕那天自己脚上的鞋子又掉了。
更有意思的是，29军的高级将领纷纷踏足政界，军事指挥能力直线下降，比如张自忠身为38师师长却兼任天津市长、37师师长冯治安兼任河北省省主-席，29军军长宋明元兼任北平市市长。
所谓共患难易，同富贵难。
由于权利带来的巨大利益，不可避免的内斗也就开始了。最明显就是宋明元将军与手下曾经最倚重的幕僚萧振瀛都起了间隙，最后逼得担任天津市长的萧振瀛辞职出国，改由张自忠这个师长来兼任。
从1935年下半年进入平津，到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短短2年的时间里，29军的高级军官退化非常严重。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29军面对咄咄逼人的日军，已经没有了当初奋勇抵抗的勇气和决心，想到的是尽量避免引起双方的大规模冲突，能忍则忍，一再退让。一心只想保住自己好不容易得来的坛坛罐罐。
结果就是，日军用威胁利诱等卑鄙手段，逼得29军撤军并非法占领了丰台。日军就此驻军北平城下，并以宛平城、卢沟桥为攻击点的“军事演习”日益频繁地举行，为后来的“七七卢沟桥事变”留下了隐患和伏笔。
而此时在南京的校长和幕僚们，却是感觉到了日军步步紧逼，29军一退再退带来的巨大隐患。
为此，校长多次去电宋明元将军，要他全军备战，做好跟日军进行决战的准备。就是熟知历史的周文，也多次发去电报，委婉地提醒宋明元将军，此次日军的布局不同以往，要做好全面战争的准备。
因为南京的校长也知道，如果日军真的进攻平津地区，华夏除了奋起一战之外，再无任何退路。
但是，此时的宋明元将军想的却是如何能保住自己的地位和权力，如何能保住自己的地盘，对于日本人的狼子野心缺乏清醒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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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因为进入37年后，日军在华北的驻军突然开始了频繁的军事演习，甚至跟驻守北京宛城的军队发生了数次冲突。
这里有人会问，长城抗战的塘沽协定，不是规定中日双方都不得在冀东驻军吗？华北的日军是从哪里来的呢？
其实，日本在华北的驻军，要追溯到八国联军侵略华夏后，强逼清朝政-府签订了的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条约的其它条款我们不再累述，但其中一条却是被野心勃勃的日本利用到了极致。
这一条就是允许列强各国派兵驻扎北京到山海关铁路沿线要地。
而随着一战的爆发，西方列强的军队逐渐撤出了华北，但日本人却是借此长期驻扎下来并冠予了华北驻屯军的名号和编制。
彼时日本的华北驻屯军大本营设在天津，兵力也不过千余人，山海关则是驻扎了一个守备中队不到两百人。
但是随着九一八事变和长城抗战的爆发，日军就逐渐增加了华北驻屯军的兵力。
长城抗战结束后，由于南京方面被迫签订了同样是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华夏军队不得在冀东驻军，实际上就已经将山海关的控制权拱手想让。
到了1936年，日军以“近日来北宁路货车车皮由丰台转往平汉路后多被中方扣留，不予放还。日军此来系监视”等为由，由山海关派兵进驻位于北平西南，卢沟桥东面的丰台车站。
丰台自建火车站后，客货运输畅通，北宁、平绥、平汉等线路均以此为枢纽，交通四通八达，客货运输畅通，被称做平津的南大门。
抢占军事、政治上的战略要地—丰台，自然成了日本人侵占北平乃至控制华北的重要步骤。
此后，日本为了进一步全面控制丰台，决定以“防共”、“保护侨民”为借口，大规模向平津增兵。
而此时，冀东平原又发生了一件大事。
虽然周文派出的小分队将冀东名气最大的汉奸殷辱根击毙，但在日本人的全力支持和蛊惑下，冀东的地区的大小汉奸们却是如雨后的春笋，一个接一个冒了出来，并在36年初宣布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彻底脱离了民国政-府的控制。
而这个所谓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不过三天，就以联合防共、保护地方安全为名，邀请日本军队进驻。
于是，终于有了借口的日军，就在36年6月份，分批进入丰台，并开始在丰台构筑兵营，与29军驻丰台部队相距只有约300多米。
双方驻军相距只有300多米，这就为日军的不断滋事和挑衅创造了条件。
于是，在日军的精心谋划下，在丰台地区就爆发了两次中日双方军队的冲突事件，史称第一和第二次丰台事件。
事件的过程不必累述，无外乎日军挑衅在先，29军被迫反击等等，但大多都是肢体冲突，并没有大规模的枪战爆发。
但此时的29军，已经不是当初在长城上砍得日军人头滚滚的那支铁血军队了。
特别是29军的军长宋明元将军，在机缘巧合下，突然就获得了富庶的平津地区的管辖和控制权，就如天上掉下一个大馅饼，也如一个贫寒之人突然中了大奖，一时之间就迷失了自己。
要知道，29军本是西北军出身，十几年来过的都是饥一顿饱一顿的穷苦日子，突然来到了灯红酒绿、一片繁荣的平津地区，29军的高级将领们不可避免地就被这从未享受过的花花世界所吸引和腐化。
当然了，对这只劲旅的战斗力破坏最严重的，还是高级将领们的军阀风气，他们早就忘了驱逐日寇、保家卫国的豪言壮志，只想永远控制北平、天津这两块肥肉，永保自己的富贵生活。
用一句老话来说，他们已经从光脚的变成了穿鞋的，自然生怕那天自己脚上的鞋子又掉了。
更有意思的是，29军的高级将领纷纷踏足政界，军事指挥能力直线下降，比如张自忠身为38师师长却兼任天津市长、37师师长冯治安兼任河北省省主-席，29军军长宋明元兼任北平市市长。
所谓共患难易，同富贵难。
由于权利带来的巨大利益，不可避免的内斗也就开始了。最明显就是宋明元将军与手下曾经最倚重的幕僚萧振瀛都起了间隙，最后逼得担任天津市长的萧振瀛辞职出国，改由张自忠这个师长来兼任。
从1935年下半年进入平津，到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短短2年的时间里，29军的高级军官退化非常严重。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29军面对咄咄逼人的日军，已经没有了当初奋勇抵抗的勇气和决心，想到的是尽量避免引起双方的大规模冲突，能忍则忍，一再退让。一心只想保住自己好不容易得来的坛坛罐罐。
结果就是，日军用威胁利诱等卑鄙手段，逼得29军撤军并非法占领了丰台。日军就此驻军北平城下，并以宛平城、卢沟桥为攻击点的“军事演习”日益频繁地举行，为后来的“七七卢沟桥事变”留下了隐患和伏笔。
而此时在南京的校长和幕僚们，却是感觉到了日军步步紧逼，29军一退再退带来的巨大隐患。
为此，校长多次去电宋明元将军，要他全军备战，做好跟日军进行决战的准备。就是熟知历史的周文，也多次发去电报，委婉地提醒宋明元将军，此次日军的布局不同以往，要做好全面战争的准备。
因为南京的校长也知道，如果日军真的进攻平津地区，华夏除了奋起一战之外，再无任何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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