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再世，武穆称雄跃飞 第30章 家族人脉
宋徽宗崇宁四年二月初三，戌正四刻，程岗村张家家族祠堂大屋。
张商英大椅端坐，还在那里数算他跳进去又爬出来所经历过的各种坑，小坑略过，主要是大坑。
那次他上疏请神宗收回权力，神宗看到张商英这个犟脾气继续犯犟，也没有跟他一般见识。
并没有找他来骂他一顿，只是将他的上奏放在一旁，不予处置。
这很明显的暗示，是对他一个严重警告。
皇上都不想理你了，嫌你无聊，还给别人添乱，你还折腾什么？
你这个犟牛脾气，煞有其事吓人哄哄地说了半天了，朕都不理你的茬，你还好意思继续喋喋不休吗？
遗憾的是，这时候张商英不知道怎么就是不开窍。
他并没有悔悟到自己行不端坐不正，赶紧改邪归正，如果继续下去，就会有很大的麻烦。
他那根不对的筋儿，依然没有得到矫正，还是那么拧，他应该去找个会抻筋的大夫看看。
可是他没有，而是继续梗着脖子和神宗对着来，只是稍微换个花样。
张商英接着的作法，就是罗列了刘奉世不知道什么时候获得的罪名，说他从前因为包庇罪曾被囚禁。
还有一堆其它罪状，也都攒到一起，加在一起也就是鸡毛蒜皮而已。
本来没有什么大事，只不过都给危言耸听加了码以后，听起来天大的罪过一样。
就是因为他的这些上疏肆意妄言，里面的内容也涉及到了中枢大臣文彦博和其它一些高官。
文彦博等人都有文人的傲骨，哪能受他这种刀笔吏一样攻击，一怒之下，交还印信辞官求去。
闹到这种程度，可见张商英说的话肯定极为难听，那些大臣也都不能容忍他。
他们不会自己和张商英对着干，却找到英宗讨说法。
英宗也是头痛，双方都没有大毛病，却一个赛一个的倔，不得消停，连干活的心思都没有了。
这样一来朝纲动荡，神宗也觉得
能容忍了，他也没法忍了，再忍庙堂就成了菜市场。
英宗一怒之下，撤了张商英的御史职位，赶他去荆南监查那里的税收，你去跟那些不法商人理论去吧。
英宗在处理一个张商英还是处理文彦博等一批人二者中间选择一个，很快就有了答案。
结果就是张商英必须倒霉，除非你自己自认错误，求得文彦博等人放过你。
这次张商英掉进去的是一个极大的深坑，从中枢庙堂轰到了一个偏远地方。
摔得他差点没一劳永逸。还能缓过劲儿来，算他命大。
可是那种感觉也到了他的极限，直到现在还让他感到疼痛难忍。
除了从中枢轰到地方以外这个等级落差以外，时间也是特别漫长，他被羁留在那里整整十年。
可是这个坑他还不能怪别人，英宗也不是没有给他机会，完全是他自己辛辛苦苦挖坑，最后埋了自己。
估计世界上自己挖坑埋自己的最佳模范，非他张商英莫属。
而且这个时候正是他风华正茂，年轻有为的年纪，恨不得去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
可是他却遭遇如此挫折，浪费了大好时光。
神宗这一棒彻底将他打落尘埃，你就是天大的好主意，没人听你说，你还有什么把戏可演？
这纯粹是他自己搞砸了，浪费了大好良机，怪不得别人。
两个大坑，接连给他摔个狠的，让他痛不欲生。
这以后，不管他如何表现自己，十年之内也没能有任何改变。
这个时候，他就应该接受这个彻骨的教训，一个人本事再大，靠自己也是一事无成的。
所以本事大不是全备条件，当然是必要条件，全备条件是除了自己本事大以外，还要天时地利人和。
最不能少的就是皇上的赏识。
他倒好，不仅仅将大臣得罪个遍，连皇上都不待见他了，可想而知他该有多么烦人。
估计从神宗那里开始，包括文彦博等大臣，就将他给牢牢地钉上了黑名单。
说不定还有一条提醒，比如说什么，此人不可用，就是一个麻烦包。
估计有新人进入中枢的第一课，也是这一条，要想拎得清，别碰张商英。
一直到了十年尽头，这个张商英才被重新启用，这次的职位是得馆阁校勘、检正刑房。
这个职位当然比那个税务监察高了许多，但是远不如监察御史，也就和那个检正中书礼房平级。
就是他觐见以后第一次得到的那个官职，在监察御史之前的那个。
这样一来，张商英这十年等于白干了。
不但白干了，还背了个大黑点，这个打黑点，就是他的一切让人厌烦的毛病。
常在中枢那块出没的也就百八十人，不久就人人皆知了。
何况还有坏事传千里的规律，那么远处的人也知道了他的行迹。
这个坑给他的教训够大，按道理说，他该深刻记取教训，保证自己永远不再跳坑才对。
可惜的是他这人好了伤疤忘了疼，刚刚有所缓和，就故态复萌，故伎重演。
检正刑房上任不久，他就又搞出了一个营私舞弊的事端。
他记得有那么一件过往时段，张商英推荐过一个有才的人，说他可用，那个人叫舒亶。
这次张商英被启用，大概觉得机会来了，从此以后便可一帆风顺，诸事顺遂，人生得意。
于是他就整理了一些自己的恩仇录，上面记明谁对自己有恩，谁对自己有仇，以便针锋相对报应。
为了做这件事情，他就查看了一下官职表，好让自己心中有数，正好看到那位舒亶正在执掌谏院。
估计张商英做好事的次数不多，以至于多年以后他还记得这个自己施过恩的人。
于是，他就找上门去，心想凭自己对他以前的举荐，可以求舒亶对自己的要求通融一二。
其实，这次张商英的求请，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他的女婿王沩。
他也没有直接提出要什么照顾，只是将王沩从事的工作向他表明了一下，意思当然清楚，就是求照应。
偏偏这位舒亶为人很正直，不会为私人开后门，就把这事弄成一个奏章，直接给了皇上，让皇上定夺。
其实，这种事情，已经过去了多少年，虽然张商英记得清清楚楚有举荐之恩，当事人可能毫无印象了。
况且张商英自己的官位都保不住，他的举荐如何能起多大作用？估计没有什么决定性的影响。
可叹的是就，这张商英还是施恩求报，偷鸡不着蚀把米也是自作自受。
同时也说明，张商英此人在得意的时候，没有干过多少让人受益的事情。
以至于需要让人感恩的时候，都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找到一个还将他给举报了。
大概英宗对张商英还有印象，这次这货又惹麻烦，岂不是屡教不改吗？心中更加厌恶了。
二话不说，直接认定他这件事是大错，属于干涉御史台公正，没有客气，再次将他放逐。
这次是派他到一个叫作赤岸的地方监责盐税去了。
赤岸是个小地方，产盐的地方通常都是一片荒滩野地，兔子不拉屎。
由此可见，很显然，张商英的待遇是一鳖不如一鳖了。
这起码是他第三个大坑，离上次那个坑不远，爬出坑来水还没干，又跳进另一个大坑。
好不容易熬过了神宗朝代，迎来了哲宗亲政，张商英的机会又来了。
哲宗初期，张商英被任命为开封府推官，大概相当于后世的中级法院院长，有些职权，但是不大。
对于力争上游大有作为的张商英来说，那个小官位远远不能满足于他的胃口。
可是他就没有想想，他本来大有机会，而且攀登到较高位置，后来全部成了无效之功，到底是什么原因。
还不是因为他急于求成，慌不择路搞出来的人见人烦、猫狗不待见？
进了那么多次深坑，还不知道多加小心，稳妥一些，还要继续跳坑？
那可真是一名健将级别的跳坑运动员。
须知坑的数量是数不清的，你永远跳不完，前赴后继也没有用。
他刚刚担任了那个推官，还没有熟悉环境呢，就开始无数次地给各位执政写信，还有口头表达。
这些不同形式交流，都是提出要求，所要求就是一件事：他要当大官，要给他负大责，他要赶紧提升。
注意一点，这里的执政泛指所有中枢部门的不同主政官员，没有具体说那个部门。
估计张商英是不问那个衙门口，只问官大小。
凡是给的官大的，只要那个地方要自己，他就一脚踏进去。
可想而知，他这种急迫追人的作法，不会有人喜欢，多半适得其反。
谁也不喜欢那种毛躁脾气，稳妥才是要领，尤其是他的年龄到了那里。
接着在哲宗施政初期，张商英又搞出了事端。
那时因为种种原因，庙堂对新法中有些不便于民之处，稍有更改。
张商英见到了，觉得是自己大显身手的时候来了，趁机又来上言，大张其论。
他说：“‘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今先帝陵土未干，即议变更，得为孝乎？”
这是借用了孔夫子论语的说法，用他当鞭子打人，意思是说你们太性子急了，以至于违背了孝道。
这就是把当时可以说上话作出决定的君臣一网打尽，说他们都是不孝。这个罪名太大。
在宋代，不孝是大罪，承袭了盛唐对不孝惩治的律法，都很严厉，犯者必究。
也就是说，如果张商英有关“父之道”的指证，确定为不孝犯罪，那么所有人都要被惩罚，包括皇上。
不少罪行可以有例外，特殊的人物可以豁免或者减轻，而不孝罪不能豁免，也不能减轻。
因为不孝罪的本质是人伦大罪，而人伦只要是人，都必须要按照遵行，否则就不是人了。
当皇上确实位高权重，但是你要说他不是人，那他也不干是吧。
所以张商英的这个奏疏，在所有人看来，都是夸大其词，哗众取宠，关键是不符合实际。
而且他也根本就不是那种固守成规的人，这样说，只是为了吸引注意力，图谋自己出头。
可是如此一来，两边的重要人物都被他给得罪了。
因为小小改动，双方都可以看成那是自己主张的胜利。
保守派觉得胜利了，因为他们撬开了坚冰，有了起头就有希望。
改革派则保住了基本改革成果，也是胜利，起码没有大踏步退步。
最关键的是双方有了一致的基础，可以避免双方乱斗，可以专心干事了，这是皇上最希望看到的局面。
不过，这次张商英至少说的没有太大毛病，也就没有人推他进坑，只是说了没管什么用，威信大降。
而且在大家心里都留下恶劣印象，这个恐怕后果更糟糕。
接着这位不得消停的老干将又给苏轼写信求入台，其廋词有“老僧欲住乌寺，嗬佛骂祖”之语。
这里的廋词，就是隐语，有什么事情不直说，又不能不说，就拐一个弯说出来。
弯虽然拐了，可是意思该明白的都明白。
比如其中的“嗬佛骂祖”，并非是他敢对佛祖指着和尚骂秃驴，而是表达他什么人都敢得罪的意思。
也就是说，只要让他干那个官职，他保证让他咬谁他就咬谁。
所以他的这种小人一般的发誓，让正派人一看就会产生极其厌恶的情绪。
你谁都敢咬，难道我也谁都想让你咬吗？是你自作主张，还是我混不讲理呀？
你这样说，是表明我不知好歹，还是识人不明呢？
这种东西不在写信的人表达如何，而在于读信的对写信人的感觉如何。
还有前面那个“老僧欲住乌寺”，也是廋词，也就是隐语，老僧自然指他自己，乌寺则是御史台。
也就是他还想当御史，以便见谁咬谁。
综合起来，他的这句叫廋词也好，是隐语也罢，估计正人君子没有一个喜欢的。
既然本身就不妥当，性质低劣，果然以前他给大家留下的恶感就趁这个时机发酵了。
众人当中其中有一位执政名叫吕公着，听到这个廋词，很不高兴，而且没有听之任之。
这些人不高兴，本来就没有好印象，当然就不会客气，又把他给发配出去了，官职是提点河东刑狱。
非但去了外地，还没有准地方，河北、江西、淮南等路，让他到处乱跑。
看来宋代不是那种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而是孩子爱哭不给你奶吃，给你断奶，让你随便哭！
后面的逻辑是，你还能哭，所以你不缺奶！
终于等到了哲宗亲政，张商英也时来运转，被召为右正言、左司谏，都是位高权重的言官。
就是权职所在，可以任意指摘其他官员的缺失，名正言顺，大言不惭，这该多对张商英的脾气啊。
估计得到了这个机会，张商英畅意大笑了一百多次。
“哈哈！嗬嗬、哼哼！风水轮流转，今天到我家！我老张有今天，你们也有今天！”
因为张商英对那些元佑大臣排斥自己不让自己当大官，极为气愤，怨恨积累得比山还高，比海还深。
现在得势，岂能不张狂？立即对他们展开全力攻击，那绝对是火力大开火力全开！
这时候他把那些曾经跳进去过的大坑，统统都抛在脑后，摔得骨断筋折的惨状也忘得一干二净。
于是，他就如同一只战斗犬，对所有的元佑保守派以及元符同情元佑的大臣一律给予无差别攻击。
蔡京和徽宗搞的那个五百多人名单就是他的这种攻击的结果，那些人也没有想到自己遭到如此大的恶报。
因为他们只是相应朝廷的御旨对元佑两派立场表述了自己支持还是反对的意见。
而上名单的那些人，都是持反对变法意见的人。
这充其量就是一个个人意见的表达，给皇上提出自己的意见，供皇上参考。
可是在张商英看来，却性质非常严重，都是在反对皇上，罪大恶极，罪不可赦！
其中尤以他写的一张奏疏，最为集中地汇集了他的所有仇恨心理。
他是这样说的：“先帝盛德大业，跨绝今古，而司马光、吕公着、刘挚、吕大防援引朋俦，敢行讥议。
“凡详定局之所建明，中书之所勘当，户部之所行遣，百官之所论列，词臣之所作命，无非指擿抉扬，鄙薄嗤笑，翦除陛下羽翼于内，击逐股肱于外，天下之势，岌岌殆矣。
“今天青日明，诛赏未正，愿下禁省检索前后章牍，付臣等看详。
“签揭以上，陛下与大臣斟酌而可否焉。”
他的这个上疏，从文笔上说，是篇好文，言简意赅，一针见血，直指要害。
首先他肯定了提倡变法的皇帝盛德大业，古今绝无。
既然这样，谁反对变法当然就是反对先皇，罪不可赦！
既然根基如此稳固，那么谁反对变法，就是倒行逆施，罪不可赦！
至于那些反对的大臣，一言以蔽之，就是那些人的所作所为，都是罪大恶极。
当然他们都是螳臂当车，也仅仅是不办正事，嘲笑变法吹毛求疵而已。
他们的目的很是邪恶，就是妄图一鼓作气，剪除陛下的股肱大臣，使得大宋皇朝，马上走向灭亡。
论说了那些元佑大臣的行为以后，张商英就提出解决办法，服务做全套。
这个办法当然就是他自己当主将，前去皇宫将那些奏章详细检查一遍。他们的命运由我老张定夺。
即使那些已经给皇上通告的简报，也不放过。
他的建议，是请皇上一起审看，以便决定如何处理。
张商英这招，绝对是一个绝顶的毒辣手段。
试想那个时候的大臣，主要业务内容就是写奏章，抓住他们的奏章，就是逮住了他们的小辫子。
对他们的奏章按照新标准审核，等于是刨了他家的祖坟，一个都跑不掉。
这个事情查办的结果，就是那个五百三十六人名单。
也就是元符上疏反对变法的那些人的名单。（参见本书作品相关《有宋国情（三）元符奸邪》）
这还不算，张商英又攻击内侍陈衍、乞追夺光、公着赠谥，仆碑毁冢。
还说言文彦博背负国恩，及苏轼、范祖禹、孙升、韩川诸人，导致他们全部被处罚。
全面扫荡以后政敌以后，他还发出警语：“愿陛下无忘元佑时，章惇无忘汝州时，安焘无忘许昌时，李清臣、曾布无忘河阳时。”
这种警告，总的意思是说，那些元佑元符邪类大臣不除，你们随时都会被他们欺负。
所以保险起见，你们应该对他们赶尽杀绝，以绝后患。
他的这种高言大语天马行空，以夸张的话语激怒当世，还有许多，大概都和这些话差不多。
后来张商英又想帮助章惇反对安焘，甚至帮助安焘制造了一个假证人。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以至于哲宗都说张商英没有理，找一个理由，就将他降职为左司员外郎。
接着做假证的事情败露，张商英再次被赶出汴梁城，
这次让他责监江宁酒，后又起知洪州，为江淮发运副使，入权工部侍郎，迁中书舍人。
他在谢表中，也是极尽能事，诋毁元佑诸贤，众人都对他这种口无遮拦畏惧发怵。
徽宗亲政以后，也讨厌他的这种行事为人，再次将他打发出去，为河北都转运使，又降职随州知州。
最严重的是，他被列名元佑党人籍，让张商英哭笑不得，不知道从何说起。
我老张明明是革新派，不是元佑奸佞！可惜叫破了喉咙也没有人听。
如果我是元佑党人，那个五百多人的名单是怎么来的？
难道不是我老张大声疾呼还废寝忘食劳苦才发掘出来的吗？
难道我就是如此一个人，专门自己反对自己？
经过一段时间数坑，他才意识到他如此结果的原因。
他是一个不徇私情的人，所以谁都敢指摘，无论是革新派还是保守派。
最终导致一个局面，两派都不愿意接受他，故此一有机会都会落井下石，要彻底打垮他。
所以他本来一个革新派，却被打成保守派，从而成为他极力攻击的那个长长元佑元符奸佞名单中的一员。
最悲剧的还不是这个，而是皇上也不要他，他是想拼死咬人保卫皇上的，可是皇上嫌他咬人的方式不对。
就这样他意识到他自己面临最大的一个坑就是得罪了皇上，让皇上都对他讨厌，将他赶出庙堂。
他终于将自己成功地活出一个猪狗不待见的最高境界。
张商英大椅端坐，还在那里数算他跳进去又爬出来所经历过的各种坑，小坑略过，主要是大坑。
那次他上疏请神宗收回权力，神宗看到张商英这个犟脾气继续犯犟，也没有跟他一般见识。
并没有找他来骂他一顿，只是将他的上奏放在一旁，不予处置。
这很明显的暗示，是对他一个严重警告。
皇上都不想理你了，嫌你无聊，还给别人添乱，你还折腾什么？
你这个犟牛脾气，煞有其事吓人哄哄地说了半天了，朕都不理你的茬，你还好意思继续喋喋不休吗？
遗憾的是，这时候张商英不知道怎么就是不开窍。
他并没有悔悟到自己行不端坐不正，赶紧改邪归正，如果继续下去，就会有很大的麻烦。
他那根不对的筋儿，依然没有得到矫正，还是那么拧，他应该去找个会抻筋的大夫看看。
可是他没有，而是继续梗着脖子和神宗对着来，只是稍微换个花样。
张商英接着的作法，就是罗列了刘奉世不知道什么时候获得的罪名，说他从前因为包庇罪曾被囚禁。
还有一堆其它罪状，也都攒到一起，加在一起也就是鸡毛蒜皮而已。
本来没有什么大事，只不过都给危言耸听加了码以后，听起来天大的罪过一样。
就是因为他的这些上疏肆意妄言，里面的内容也涉及到了中枢大臣文彦博和其它一些高官。
文彦博等人都有文人的傲骨，哪能受他这种刀笔吏一样攻击，一怒之下，交还印信辞官求去。
闹到这种程度，可见张商英说的话肯定极为难听，那些大臣也都不能容忍他。
他们不会自己和张商英对着干，却找到英宗讨说法。
英宗也是头痛，双方都没有大毛病，却一个赛一个的倔，不得消停，连干活的心思都没有了。
这样一来朝纲动荡，神宗也觉得
能容忍了，他也没法忍了，再忍庙堂就成了菜市场。
英宗一怒之下，撤了张商英的御史职位，赶他去荆南监查那里的税收，你去跟那些不法商人理论去吧。
英宗在处理一个张商英还是处理文彦博等一批人二者中间选择一个，很快就有了答案。
结果就是张商英必须倒霉，除非你自己自认错误，求得文彦博等人放过你。
这次张商英掉进去的是一个极大的深坑，从中枢庙堂轰到了一个偏远地方。
摔得他差点没一劳永逸。还能缓过劲儿来，算他命大。
可是那种感觉也到了他的极限，直到现在还让他感到疼痛难忍。
除了从中枢轰到地方以外这个等级落差以外，时间也是特别漫长，他被羁留在那里整整十年。
可是这个坑他还不能怪别人，英宗也不是没有给他机会，完全是他自己辛辛苦苦挖坑，最后埋了自己。
估计世界上自己挖坑埋自己的最佳模范，非他张商英莫属。
而且这个时候正是他风华正茂，年轻有为的年纪，恨不得去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
可是他却遭遇如此挫折，浪费了大好时光。
神宗这一棒彻底将他打落尘埃，你就是天大的好主意，没人听你说，你还有什么把戏可演？
这纯粹是他自己搞砸了，浪费了大好良机，怪不得别人。
两个大坑，接连给他摔个狠的，让他痛不欲生。
这以后，不管他如何表现自己，十年之内也没能有任何改变。
这个时候，他就应该接受这个彻骨的教训，一个人本事再大，靠自己也是一事无成的。
所以本事大不是全备条件，当然是必要条件，全备条件是除了自己本事大以外，还要天时地利人和。
最不能少的就是皇上的赏识。
他倒好，不仅仅将大臣得罪个遍，连皇上都不待见他了，可想而知他该有多么烦人。
估计从神宗那里开始，包括文彦博等大臣，就将他给牢牢地钉上了黑名单。
说不定还有一条提醒，比如说什么，此人不可用，就是一个麻烦包。
估计有新人进入中枢的第一课，也是这一条，要想拎得清，别碰张商英。
一直到了十年尽头，这个张商英才被重新启用，这次的职位是得馆阁校勘、检正刑房。
这个职位当然比那个税务监察高了许多，但是远不如监察御史，也就和那个检正中书礼房平级。
就是他觐见以后第一次得到的那个官职，在监察御史之前的那个。
这样一来，张商英这十年等于白干了。
不但白干了，还背了个大黑点，这个打黑点，就是他的一切让人厌烦的毛病。
常在中枢那块出没的也就百八十人，不久就人人皆知了。
何况还有坏事传千里的规律，那么远处的人也知道了他的行迹。
这个坑给他的教训够大，按道理说，他该深刻记取教训，保证自己永远不再跳坑才对。
可惜的是他这人好了伤疤忘了疼，刚刚有所缓和，就故态复萌，故伎重演。
检正刑房上任不久，他就又搞出了一个营私舞弊的事端。
他记得有那么一件过往时段，张商英推荐过一个有才的人，说他可用，那个人叫舒亶。
这次张商英被启用，大概觉得机会来了，从此以后便可一帆风顺，诸事顺遂，人生得意。
于是他就整理了一些自己的恩仇录，上面记明谁对自己有恩，谁对自己有仇，以便针锋相对报应。
为了做这件事情，他就查看了一下官职表，好让自己心中有数，正好看到那位舒亶正在执掌谏院。
估计张商英做好事的次数不多，以至于多年以后他还记得这个自己施过恩的人。
于是，他就找上门去，心想凭自己对他以前的举荐，可以求舒亶对自己的要求通融一二。
其实，这次张商英的求请，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他的女婿王沩。
他也没有直接提出要什么照顾，只是将王沩从事的工作向他表明了一下，意思当然清楚，就是求照应。
偏偏这位舒亶为人很正直，不会为私人开后门，就把这事弄成一个奏章，直接给了皇上，让皇上定夺。
其实，这种事情，已经过去了多少年，虽然张商英记得清清楚楚有举荐之恩，当事人可能毫无印象了。
况且张商英自己的官位都保不住，他的举荐如何能起多大作用？估计没有什么决定性的影响。
可叹的是就，这张商英还是施恩求报，偷鸡不着蚀把米也是自作自受。
同时也说明，张商英此人在得意的时候，没有干过多少让人受益的事情。
以至于需要让人感恩的时候，都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找到一个还将他给举报了。
大概英宗对张商英还有印象，这次这货又惹麻烦，岂不是屡教不改吗？心中更加厌恶了。
二话不说，直接认定他这件事是大错，属于干涉御史台公正，没有客气，再次将他放逐。
这次是派他到一个叫作赤岸的地方监责盐税去了。
赤岸是个小地方，产盐的地方通常都是一片荒滩野地，兔子不拉屎。
由此可见，很显然，张商英的待遇是一鳖不如一鳖了。
这起码是他第三个大坑，离上次那个坑不远，爬出坑来水还没干，又跳进另一个大坑。
好不容易熬过了神宗朝代，迎来了哲宗亲政，张商英的机会又来了。
哲宗初期，张商英被任命为开封府推官，大概相当于后世的中级法院院长，有些职权，但是不大。
对于力争上游大有作为的张商英来说，那个小官位远远不能满足于他的胃口。
可是他就没有想想，他本来大有机会，而且攀登到较高位置，后来全部成了无效之功，到底是什么原因。
还不是因为他急于求成，慌不择路搞出来的人见人烦、猫狗不待见？
进了那么多次深坑，还不知道多加小心，稳妥一些，还要继续跳坑？
那可真是一名健将级别的跳坑运动员。
须知坑的数量是数不清的，你永远跳不完，前赴后继也没有用。
他刚刚担任了那个推官，还没有熟悉环境呢，就开始无数次地给各位执政写信，还有口头表达。
这些不同形式交流，都是提出要求，所要求就是一件事：他要当大官，要给他负大责，他要赶紧提升。
注意一点，这里的执政泛指所有中枢部门的不同主政官员，没有具体说那个部门。
估计张商英是不问那个衙门口，只问官大小。
凡是给的官大的，只要那个地方要自己，他就一脚踏进去。
可想而知，他这种急迫追人的作法，不会有人喜欢，多半适得其反。
谁也不喜欢那种毛躁脾气，稳妥才是要领，尤其是他的年龄到了那里。
接着在哲宗施政初期，张商英又搞出了事端。
那时因为种种原因，庙堂对新法中有些不便于民之处，稍有更改。
张商英见到了，觉得是自己大显身手的时候来了，趁机又来上言，大张其论。
他说：“‘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今先帝陵土未干，即议变更，得为孝乎？”
这是借用了孔夫子论语的说法，用他当鞭子打人，意思是说你们太性子急了，以至于违背了孝道。
这就是把当时可以说上话作出决定的君臣一网打尽，说他们都是不孝。这个罪名太大。
在宋代，不孝是大罪，承袭了盛唐对不孝惩治的律法，都很严厉，犯者必究。
也就是说，如果张商英有关“父之道”的指证，确定为不孝犯罪，那么所有人都要被惩罚，包括皇上。
不少罪行可以有例外，特殊的人物可以豁免或者减轻，而不孝罪不能豁免，也不能减轻。
因为不孝罪的本质是人伦大罪，而人伦只要是人，都必须要按照遵行，否则就不是人了。
当皇上确实位高权重，但是你要说他不是人，那他也不干是吧。
所以张商英的这个奏疏，在所有人看来，都是夸大其词，哗众取宠，关键是不符合实际。
而且他也根本就不是那种固守成规的人，这样说，只是为了吸引注意力，图谋自己出头。
可是如此一来，两边的重要人物都被他给得罪了。
因为小小改动，双方都可以看成那是自己主张的胜利。
保守派觉得胜利了，因为他们撬开了坚冰，有了起头就有希望。
改革派则保住了基本改革成果，也是胜利，起码没有大踏步退步。
最关键的是双方有了一致的基础，可以避免双方乱斗，可以专心干事了，这是皇上最希望看到的局面。
不过，这次张商英至少说的没有太大毛病，也就没有人推他进坑，只是说了没管什么用，威信大降。
而且在大家心里都留下恶劣印象，这个恐怕后果更糟糕。
接着这位不得消停的老干将又给苏轼写信求入台，其廋词有“老僧欲住乌寺，嗬佛骂祖”之语。
这里的廋词，就是隐语，有什么事情不直说，又不能不说，就拐一个弯说出来。
弯虽然拐了，可是意思该明白的都明白。
比如其中的“嗬佛骂祖”，并非是他敢对佛祖指着和尚骂秃驴，而是表达他什么人都敢得罪的意思。
也就是说，只要让他干那个官职，他保证让他咬谁他就咬谁。
所以他的这种小人一般的发誓，让正派人一看就会产生极其厌恶的情绪。
你谁都敢咬，难道我也谁都想让你咬吗？是你自作主张，还是我混不讲理呀？
你这样说，是表明我不知好歹，还是识人不明呢？
这种东西不在写信的人表达如何，而在于读信的对写信人的感觉如何。
还有前面那个“老僧欲住乌寺”，也是廋词，也就是隐语，老僧自然指他自己，乌寺则是御史台。
也就是他还想当御史，以便见谁咬谁。
综合起来，他的这句叫廋词也好，是隐语也罢，估计正人君子没有一个喜欢的。
既然本身就不妥当，性质低劣，果然以前他给大家留下的恶感就趁这个时机发酵了。
众人当中其中有一位执政名叫吕公着，听到这个廋词，很不高兴，而且没有听之任之。
这些人不高兴，本来就没有好印象，当然就不会客气，又把他给发配出去了，官职是提点河东刑狱。
非但去了外地，还没有准地方，河北、江西、淮南等路，让他到处乱跑。
看来宋代不是那种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而是孩子爱哭不给你奶吃，给你断奶，让你随便哭！
后面的逻辑是，你还能哭，所以你不缺奶！
终于等到了哲宗亲政，张商英也时来运转，被召为右正言、左司谏，都是位高权重的言官。
就是权职所在，可以任意指摘其他官员的缺失，名正言顺，大言不惭，这该多对张商英的脾气啊。
估计得到了这个机会，张商英畅意大笑了一百多次。
“哈哈！嗬嗬、哼哼！风水轮流转，今天到我家！我老张有今天，你们也有今天！”
因为张商英对那些元佑大臣排斥自己不让自己当大官，极为气愤，怨恨积累得比山还高，比海还深。
现在得势，岂能不张狂？立即对他们展开全力攻击，那绝对是火力大开火力全开！
这时候他把那些曾经跳进去过的大坑，统统都抛在脑后，摔得骨断筋折的惨状也忘得一干二净。
于是，他就如同一只战斗犬，对所有的元佑保守派以及元符同情元佑的大臣一律给予无差别攻击。
蔡京和徽宗搞的那个五百多人名单就是他的这种攻击的结果，那些人也没有想到自己遭到如此大的恶报。
因为他们只是相应朝廷的御旨对元佑两派立场表述了自己支持还是反对的意见。
而上名单的那些人，都是持反对变法意见的人。
这充其量就是一个个人意见的表达，给皇上提出自己的意见，供皇上参考。
可是在张商英看来，却性质非常严重，都是在反对皇上，罪大恶极，罪不可赦！
其中尤以他写的一张奏疏，最为集中地汇集了他的所有仇恨心理。
他是这样说的：“先帝盛德大业，跨绝今古，而司马光、吕公着、刘挚、吕大防援引朋俦，敢行讥议。
“凡详定局之所建明，中书之所勘当，户部之所行遣，百官之所论列，词臣之所作命，无非指擿抉扬，鄙薄嗤笑，翦除陛下羽翼于内，击逐股肱于外，天下之势，岌岌殆矣。
“今天青日明，诛赏未正，愿下禁省检索前后章牍，付臣等看详。
“签揭以上，陛下与大臣斟酌而可否焉。”
他的这个上疏，从文笔上说，是篇好文，言简意赅，一针见血，直指要害。
首先他肯定了提倡变法的皇帝盛德大业，古今绝无。
既然这样，谁反对变法当然就是反对先皇，罪不可赦！
既然根基如此稳固，那么谁反对变法，就是倒行逆施，罪不可赦！
至于那些反对的大臣，一言以蔽之，就是那些人的所作所为，都是罪大恶极。
当然他们都是螳臂当车，也仅仅是不办正事，嘲笑变法吹毛求疵而已。
他们的目的很是邪恶，就是妄图一鼓作气，剪除陛下的股肱大臣，使得大宋皇朝，马上走向灭亡。
论说了那些元佑大臣的行为以后，张商英就提出解决办法，服务做全套。
这个办法当然就是他自己当主将，前去皇宫将那些奏章详细检查一遍。他们的命运由我老张定夺。
即使那些已经给皇上通告的简报，也不放过。
他的建议，是请皇上一起审看，以便决定如何处理。
张商英这招，绝对是一个绝顶的毒辣手段。
试想那个时候的大臣，主要业务内容就是写奏章，抓住他们的奏章，就是逮住了他们的小辫子。
对他们的奏章按照新标准审核，等于是刨了他家的祖坟，一个都跑不掉。
这个事情查办的结果，就是那个五百三十六人名单。
也就是元符上疏反对变法的那些人的名单。（参见本书作品相关《有宋国情（三）元符奸邪》）
这还不算，张商英又攻击内侍陈衍、乞追夺光、公着赠谥，仆碑毁冢。
还说言文彦博背负国恩，及苏轼、范祖禹、孙升、韩川诸人，导致他们全部被处罚。
全面扫荡以后政敌以后，他还发出警语：“愿陛下无忘元佑时，章惇无忘汝州时，安焘无忘许昌时，李清臣、曾布无忘河阳时。”
这种警告，总的意思是说，那些元佑元符邪类大臣不除，你们随时都会被他们欺负。
所以保险起见，你们应该对他们赶尽杀绝，以绝后患。
他的这种高言大语天马行空，以夸张的话语激怒当世，还有许多，大概都和这些话差不多。
后来张商英又想帮助章惇反对安焘，甚至帮助安焘制造了一个假证人。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以至于哲宗都说张商英没有理，找一个理由，就将他降职为左司员外郎。
接着做假证的事情败露，张商英再次被赶出汴梁城，
这次让他责监江宁酒，后又起知洪州，为江淮发运副使，入权工部侍郎，迁中书舍人。
他在谢表中，也是极尽能事，诋毁元佑诸贤，众人都对他这种口无遮拦畏惧发怵。
徽宗亲政以后，也讨厌他的这种行事为人，再次将他打发出去，为河北都转运使，又降职随州知州。
最严重的是，他被列名元佑党人籍，让张商英哭笑不得，不知道从何说起。
我老张明明是革新派，不是元佑奸佞！可惜叫破了喉咙也没有人听。
如果我是元佑党人，那个五百多人的名单是怎么来的？
难道不是我老张大声疾呼还废寝忘食劳苦才发掘出来的吗？
难道我就是如此一个人，专门自己反对自己？
经过一段时间数坑，他才意识到他如此结果的原因。
他是一个不徇私情的人，所以谁都敢指摘，无论是革新派还是保守派。
最终导致一个局面，两派都不愿意接受他，故此一有机会都会落井下石，要彻底打垮他。
所以他本来一个革新派，却被打成保守派，从而成为他极力攻击的那个长长元佑元符奸佞名单中的一员。
最悲剧的还不是这个，而是皇上也不要他，他是想拼死咬人保卫皇上的，可是皇上嫌他咬人的方式不对。
就这样他意识到他自己面临最大的一个坑就是得罪了皇上，让皇上都对他讨厌，将他赶出庙堂。
他终于将自己成功地活出一个猪狗不待见的最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