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再世，武穆称雄跃飞 第79章 倒行逆施
宋徽宗崇宁四年二月十四，巳时初二刻，现代时上午九点十五分。
岳飞直到现在，才真正松了一口气。
他以前可没少思考，有宋一代到底最大的症结在哪里。
就是那些皇上，存心做坏事的真是不多，除了杀害高宗的赵构以外,主流就是糊涂。
糊涂的基本概念是想做好事，却不知道什么是好事，把坏事当好事，结果越努力越坏事。
除了最坏的赵构，其次就是徽宗，他什么都会却不会当皇上的致命缺陷，导致他凡是以皇上名义做的事情,全都是对宋朝有害的祸国殃民。
比如他信任六大奸佞,可能他是想管理国家,实际上六大奸贼干的都是祸害北宋。
比如他修建艮岳，兴起花石纲，有改变汴梁风水强大北宋的愿望，却让民怨沸腾，毁坏了国计民生。
他支持的蔡京等人重启变法，试图解决三冗积弊，却成了各种问题更加严重的导火索。
其实各种问题的根源，岳飞认为，还是在最根本问题上的颠倒黑白。
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从根本上说，重新厘清，就是认识上不知道天理是什么，行为上都是反天理。
可以看看宋朝的皇室，从一开始就是，在赵构赵佶朝代，更加变本加厉的一条，就是制造分裂。
他们不见得所有人都有意分裂,但是行为却都导致分裂，当然也有恶劣的皇帝和官员，他们就是有意搞分裂，比如那个元佑党人案。
这些人虽然人数不是太多，但是他们的能量却很大，可以主导朝政、甚至裹挟皇上。
当然，那些皇上没有一个人可以据此摆脱自己的责任。
他们统治的时期，可以因为“为尊者隐”的原则，把责任都推到替罪羊身上，比如杀死岳飞，全都怪罪秦桧，可是那个杀害岳飞的圣旨，秦桧是不可能颁发出来的，那是赵构的独有权力。
那个时候，为尊者隐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赵构还好好当他的皇帝；可是现在没有必要再为他隐瞒，相反他就是一个历史罪人，给宋朝给历史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深重灾难，必须认清他的真相和罪责。
具体罪恶就不说了,他也正是最大的悖逆天道的罪魁，当然还有赵佶，这对父子绑在一起。
岳飞的时代，也正好是这对父子当道的时代，所以岳飞尤其重视对这个时期的思考。
一个总的概念，两宋的灭亡就是在这个时代完成的，北宋亡在徽宗手里，南宋在赵构手里失去复国的希望，因为他亲手扼杀了宋朝复兴唯一的希望——岳飞。
赵佶赵构这对父子之所以要对宋朝灭亡负责任，是因为他们二人将两宋的所有弊端都搞到极致，而且在这个基础上，还制造了更加恶劣的弊端。
就说宋朝制度上的自我阉割吧。
这个自我阉割，特指按照正常的政治制度发挥他们的应有机能，它本来应该强大和高效，可是将这个正常机能阉割以后，就变得虚弱和拖沓，这就是为什么宋朝被形容为积贫积弱的由来。
积贫积弱并不是宋朝制度本身的必然结果，而是因为那些昏君奸臣自我阉割以后造成的恶劣后果。
比如，宋朝的官员体制，拥有最庞大的官员人数，等于集中最优秀的人才形成一个强大的人才库。
它的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科考取士的严格选拔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以及进入官场的监督和考核制度，都保证了宋朝的官员基数非常庞大，再加上进入官职队伍的其它渠道，这个数字就更大。
其实，封爵、荫补、功勋等渠道进入官员队伍的，虽然不是通过科考的十年寒窗空甚至一生苦读书，其实条件也是非常严格的，他们的水平可能不能那些头三甲高材生，起码不会低于平均水平。
也就是说，这些积压在人才库里的最优秀的官员后备队伍，远远高于宋朝官场包括武政的实际需要。
如果作一个世界范围的概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宋朝的官员储备，可以满足全世界所有国家的需要。
既然如此，就不得不问那些皇室决策者，你推行这样的官员体制和相关的制度，到底想干什么？
如果你准备了十个人只需要一个人，而基本俸禄却要给所有人发放，因为你限定他们只有在那里空等、你的俸禄是他生活的唯一来源，这个三冗中的二冗，冗员和冗费如何能根除？
这里我们看到，三冗中的二冗冗员冗费是宋代皇帝造成的，是制度性的弊病，皇室自己不认识不改正，而且从根本上改正，累死王安石也解决不了，王安石最多能做到的，就是头痛医头脚疼医脚，但是病根在心脏，他却束手无策。
而且他的对症下药，也是治标不治本，就是从扩大财政收入上人手，如果财富不增加，这个只能加剧矛盾；外加本来就矛盾重重的财富均衡问题，税负不合理问题，变法只能是火上浇油。
简单举例，平民百姓的税负已经到了最大限度，只要再加一根稻草，他就崩溃破产了，你如何能给他们增加税收依然让他们生存下去？
而对那些本来没有税负和税负比较轻的人，你如果让他们掏出更多的钱来？泛泛的税法条款根本不解决问题。
一种变法，还没有出笼，就知道它根本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引发许多新的矛盾，解决这个问题和矛盾，哪怕是推行新的法规，都需要更的官员和费用。
而变法的根本目的是减少冗员冗费，你这样搞岂不是南辕北辙吗？
由此可见，一将无能累死三军，在官场上也是一样。
只是稍微变化一下内容，使得问题更加严重，就是一个皇帝昏庸，累死满朝大臣小臣。
可见，如果想变法，其实不光变法，任何事情都一样，都必须两个前提条件。
第一，皇上的毫不动摇的支持。
第二，皇上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并且推行正确的东西。
这就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则，皇上理解和遵循天理/天道。
遗憾的是，宋朝没有一个这样的皇上。
尤其是徽宗和高宗时期，在悖逆的方向上登峰造极，从来没有正常的皇帝走得如同他们那样远。
回到制度设计造成导致冗员冗费从而以超级庞大的官员队伍这个问题上。
如果你认为这种弊端只是造成人浮于事财政入不敷出并到此为止，你就太天真了。
宋朝的水比这深多了，冗员冗费只是表层问题，当然冗军也和这个有关。
大家都知道，人一多，各种与人多相关的问题自然就会随之产生。
比如一个县官空缺，那里有二十人有资格去当，随之出现的问题都有什么呢？
第一，二十人有资格，并不是说二十人的条件一模一样，那么如何选拔二十人之一就大有学问、大有讲究、大有文章、大又问道、甚至大有奥秘了。
光是涉及这个选任事宜的人直接的间接的任命的推荐的就多如牛毛，而且从宋朝拉帮结派的官场来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支持人马，围绕这一个人选，不知道多少人会被卷入下场角斗。
这里面又涉及到那些人的能量大小影响大小甚至财力大小，这些东西搅和在一起，分外复杂。
而那些标准，怎么可能是明确的硬性的指标？许多东西都是可操作的软性内容，这就增加了更大范围的争斗，和结果的多样性，也许本来客观上只有二十人，一番操作以后，就变成了四十人。
也就是那些本来不够格的人选，他们只能征取县丞县尉一级，也来竞争县令了。
当然，如果这个县令是个肥缺，更高级的官员，也许加入进来。
根据宋代官场惯例，每一个差派官，都有五六个职阶官与之对应，这进一步增加了竞争对手。
这种庞大的竟战对手对手，被不能保证被选中的人就是最合格的人。
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恰恰相反。
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越离合格条件远的人他争取的越努力。
比如，别人只花一千两银子当润滑剂，他却原因拿出一百万两银子打通关节。
那么，谁的中选可能性更大，岂不是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嘛。
一个人如何合格是软标准，可是银子却是硬邦邦的。
这就带来一个非常恶劣的后果：劣币驱良币。
也就是优秀的好官不屑钻营的候补官员继续坐冷板凳，而那些善于钻营不走正路的人充满官场。
而这种后果就是因为庞大的官员后备人选直接而自然造成的，是皇帝该认识和解决的。
就是皇帝的错误造成了洪洞县里没好人，好人不能就站朝堂。
相反，如果只有一个人合格，二话不说就让他上了。
省了多少事、多少钱？减少了多少麻烦？提高了多大效率？
更重要的是，这个宋朝官场的道德水准该有多大提高？
甚至皇帝的水平也会得到提高，毕竟没有奸臣蛊惑，他坏也没有方向了。
人多事多可能造成最差的人党政，这只是一个方面，人多生事才是最大的问题。
第二，剩下的十九个人制造了多少麻烦？
因为竞选失败，落选的人有了共同的敌人，就是那个成功上位的县令。
从第一天开始，把他弄下去就成了大家不言自明的目标，可以预期各种合法的非法的手段，从此就会层出不穷。从这些老对手纷至沓来，当然还有从新对手而来的攻击。
每年都有新科科考成功的新生力量加入竞争，他们也顺理成章将老一辈推进一步。
效果都是更多人来到那个县令面前，成为和他对战的有生力量。
吹毛求疵找他毛病必不可免，玩儿阴的，让他在这个世界消失，至少在大宋没有立足之地。
面临如此恶劣的工作环境，那个县令又可以有多大精力干好本职工作？
这是从外表环境衡量。
如果从他本身来看呢？
他本来就是钻营在干上这个县令职位的，正经本事有限，圈心全意干工作估计也就是维持现状。
还地说那是在没有干扰不分心的情况下。
在宋朝的为官环境下，那个东西就别指望了。
各种因素放在一起综合考虑，他觉得大概自己很难干到任期结束，更难做出成绩。
那就必须抓紧时间实现首要目标。
首要目标当然是赚钱了。赚钱的前提当然是把原来钻营的钱拿回来。
捞本和赚钱这两件事一进入他的执政目标，那就摧枯拉朽，强行推行自己的轨道。
这种机会实际不是很多，如果他不想吃得太难看，就要千方百计寻找机会。
王安石的变法就是潜在的机会。
其实，不仅仅是王安石的变法，任何人的变法、甚至任何变动，都是有心人的机会。
这就是为什么持重之人有个观念，就是不要轻易变来变去，比如有个叫杜挚的曰过：“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因为政有恒则易守，法数变则奸生。
简单地说，就是如果各项法规保持不变的话，就方便遵守；而如果将它们变来变去，那必然让奸人钻空子，乘机渔利。
其实这个道理正经人应该知道和遵守，却往往不知道不持守，而那些奸人则很清楚，进而反其道而行之。
所以，这些人就成了变法的积极支持者，也导致了变法的必然失败。
他们制造麻烦还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通过皇上制定的制度，就是整个宋朝制度基础的鉴察系统和牵制系统。
这两个系统如何设置得合宜操作得公平合理富有效率，只可以提高执政质量减少弊端的，但是它肯定是加重冗官和冗费，这是它的性质决定的，因为它和提高效率成反比。
倘若这种鉴察和牵制制度合理从而形成一定程度的减低效率，那就是可以接受的，也许宋朝在开国之初建立制度的时候有这个初衷，遗憾的是，昏君奸臣组合破坏了任何鉴察和牵制的机能。
因为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最大的败坏朝政和整个统治秩序。
因此，整个制度包括鉴察和牵制都成了昏君奸臣祸国殃民的工具，从而也成为纯粹的冗官冗费的一部分。
岳飞直到现在，才真正松了一口气。
他以前可没少思考，有宋一代到底最大的症结在哪里。
就是那些皇上，存心做坏事的真是不多，除了杀害高宗的赵构以外,主流就是糊涂。
糊涂的基本概念是想做好事，却不知道什么是好事，把坏事当好事，结果越努力越坏事。
除了最坏的赵构，其次就是徽宗，他什么都会却不会当皇上的致命缺陷，导致他凡是以皇上名义做的事情,全都是对宋朝有害的祸国殃民。
比如他信任六大奸佞,可能他是想管理国家,实际上六大奸贼干的都是祸害北宋。
比如他修建艮岳，兴起花石纲，有改变汴梁风水强大北宋的愿望，却让民怨沸腾，毁坏了国计民生。
他支持的蔡京等人重启变法，试图解决三冗积弊，却成了各种问题更加严重的导火索。
其实各种问题的根源，岳飞认为，还是在最根本问题上的颠倒黑白。
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从根本上说，重新厘清，就是认识上不知道天理是什么，行为上都是反天理。
可以看看宋朝的皇室，从一开始就是，在赵构赵佶朝代，更加变本加厉的一条，就是制造分裂。
他们不见得所有人都有意分裂,但是行为却都导致分裂，当然也有恶劣的皇帝和官员，他们就是有意搞分裂，比如那个元佑党人案。
这些人虽然人数不是太多，但是他们的能量却很大，可以主导朝政、甚至裹挟皇上。
当然，那些皇上没有一个人可以据此摆脱自己的责任。
他们统治的时期，可以因为“为尊者隐”的原则，把责任都推到替罪羊身上，比如杀死岳飞，全都怪罪秦桧，可是那个杀害岳飞的圣旨，秦桧是不可能颁发出来的，那是赵构的独有权力。
那个时候，为尊者隐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赵构还好好当他的皇帝；可是现在没有必要再为他隐瞒，相反他就是一个历史罪人，给宋朝给历史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深重灾难，必须认清他的真相和罪责。
具体罪恶就不说了,他也正是最大的悖逆天道的罪魁，当然还有赵佶，这对父子绑在一起。
岳飞的时代，也正好是这对父子当道的时代，所以岳飞尤其重视对这个时期的思考。
一个总的概念，两宋的灭亡就是在这个时代完成的，北宋亡在徽宗手里，南宋在赵构手里失去复国的希望，因为他亲手扼杀了宋朝复兴唯一的希望——岳飞。
赵佶赵构这对父子之所以要对宋朝灭亡负责任，是因为他们二人将两宋的所有弊端都搞到极致，而且在这个基础上，还制造了更加恶劣的弊端。
就说宋朝制度上的自我阉割吧。
这个自我阉割，特指按照正常的政治制度发挥他们的应有机能，它本来应该强大和高效，可是将这个正常机能阉割以后，就变得虚弱和拖沓，这就是为什么宋朝被形容为积贫积弱的由来。
积贫积弱并不是宋朝制度本身的必然结果，而是因为那些昏君奸臣自我阉割以后造成的恶劣后果。
比如，宋朝的官员体制，拥有最庞大的官员人数，等于集中最优秀的人才形成一个强大的人才库。
它的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科考取士的严格选拔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以及进入官场的监督和考核制度，都保证了宋朝的官员基数非常庞大，再加上进入官职队伍的其它渠道，这个数字就更大。
其实，封爵、荫补、功勋等渠道进入官员队伍的，虽然不是通过科考的十年寒窗空甚至一生苦读书，其实条件也是非常严格的，他们的水平可能不能那些头三甲高材生，起码不会低于平均水平。
也就是说，这些积压在人才库里的最优秀的官员后备队伍，远远高于宋朝官场包括武政的实际需要。
如果作一个世界范围的概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宋朝的官员储备，可以满足全世界所有国家的需要。
既然如此，就不得不问那些皇室决策者，你推行这样的官员体制和相关的制度，到底想干什么？
如果你准备了十个人只需要一个人，而基本俸禄却要给所有人发放，因为你限定他们只有在那里空等、你的俸禄是他生活的唯一来源，这个三冗中的二冗，冗员和冗费如何能根除？
这里我们看到，三冗中的二冗冗员冗费是宋代皇帝造成的，是制度性的弊病，皇室自己不认识不改正，而且从根本上改正，累死王安石也解决不了，王安石最多能做到的，就是头痛医头脚疼医脚，但是病根在心脏，他却束手无策。
而且他的对症下药，也是治标不治本，就是从扩大财政收入上人手，如果财富不增加，这个只能加剧矛盾；外加本来就矛盾重重的财富均衡问题，税负不合理问题，变法只能是火上浇油。
简单举例，平民百姓的税负已经到了最大限度，只要再加一根稻草，他就崩溃破产了，你如何能给他们增加税收依然让他们生存下去？
而对那些本来没有税负和税负比较轻的人，你如果让他们掏出更多的钱来？泛泛的税法条款根本不解决问题。
一种变法，还没有出笼，就知道它根本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引发许多新的矛盾，解决这个问题和矛盾，哪怕是推行新的法规，都需要更的官员和费用。
而变法的根本目的是减少冗员冗费，你这样搞岂不是南辕北辙吗？
由此可见，一将无能累死三军，在官场上也是一样。
只是稍微变化一下内容，使得问题更加严重，就是一个皇帝昏庸，累死满朝大臣小臣。
可见，如果想变法，其实不光变法，任何事情都一样，都必须两个前提条件。
第一，皇上的毫不动摇的支持。
第二，皇上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并且推行正确的东西。
这就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则，皇上理解和遵循天理/天道。
遗憾的是，宋朝没有一个这样的皇上。
尤其是徽宗和高宗时期，在悖逆的方向上登峰造极，从来没有正常的皇帝走得如同他们那样远。
回到制度设计造成导致冗员冗费从而以超级庞大的官员队伍这个问题上。
如果你认为这种弊端只是造成人浮于事财政入不敷出并到此为止，你就太天真了。
宋朝的水比这深多了，冗员冗费只是表层问题，当然冗军也和这个有关。
大家都知道，人一多，各种与人多相关的问题自然就会随之产生。
比如一个县官空缺，那里有二十人有资格去当，随之出现的问题都有什么呢？
第一，二十人有资格，并不是说二十人的条件一模一样，那么如何选拔二十人之一就大有学问、大有讲究、大有文章、大又问道、甚至大有奥秘了。
光是涉及这个选任事宜的人直接的间接的任命的推荐的就多如牛毛，而且从宋朝拉帮结派的官场来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支持人马，围绕这一个人选，不知道多少人会被卷入下场角斗。
这里面又涉及到那些人的能量大小影响大小甚至财力大小，这些东西搅和在一起，分外复杂。
而那些标准，怎么可能是明确的硬性的指标？许多东西都是可操作的软性内容，这就增加了更大范围的争斗，和结果的多样性，也许本来客观上只有二十人，一番操作以后，就变成了四十人。
也就是那些本来不够格的人选，他们只能征取县丞县尉一级，也来竞争县令了。
当然，如果这个县令是个肥缺，更高级的官员，也许加入进来。
根据宋代官场惯例，每一个差派官，都有五六个职阶官与之对应，这进一步增加了竞争对手。
这种庞大的竟战对手对手，被不能保证被选中的人就是最合格的人。
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恰恰相反。
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越离合格条件远的人他争取的越努力。
比如，别人只花一千两银子当润滑剂，他却原因拿出一百万两银子打通关节。
那么，谁的中选可能性更大，岂不是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嘛。
一个人如何合格是软标准，可是银子却是硬邦邦的。
这就带来一个非常恶劣的后果：劣币驱良币。
也就是优秀的好官不屑钻营的候补官员继续坐冷板凳，而那些善于钻营不走正路的人充满官场。
而这种后果就是因为庞大的官员后备人选直接而自然造成的，是皇帝该认识和解决的。
就是皇帝的错误造成了洪洞县里没好人，好人不能就站朝堂。
相反，如果只有一个人合格，二话不说就让他上了。
省了多少事、多少钱？减少了多少麻烦？提高了多大效率？
更重要的是，这个宋朝官场的道德水准该有多大提高？
甚至皇帝的水平也会得到提高，毕竟没有奸臣蛊惑，他坏也没有方向了。
人多事多可能造成最差的人党政，这只是一个方面，人多生事才是最大的问题。
第二，剩下的十九个人制造了多少麻烦？
因为竞选失败，落选的人有了共同的敌人，就是那个成功上位的县令。
从第一天开始，把他弄下去就成了大家不言自明的目标，可以预期各种合法的非法的手段，从此就会层出不穷。从这些老对手纷至沓来，当然还有从新对手而来的攻击。
每年都有新科科考成功的新生力量加入竞争，他们也顺理成章将老一辈推进一步。
效果都是更多人来到那个县令面前，成为和他对战的有生力量。
吹毛求疵找他毛病必不可免，玩儿阴的，让他在这个世界消失，至少在大宋没有立足之地。
面临如此恶劣的工作环境，那个县令又可以有多大精力干好本职工作？
这是从外表环境衡量。
如果从他本身来看呢？
他本来就是钻营在干上这个县令职位的，正经本事有限，圈心全意干工作估计也就是维持现状。
还地说那是在没有干扰不分心的情况下。
在宋朝的为官环境下，那个东西就别指望了。
各种因素放在一起综合考虑，他觉得大概自己很难干到任期结束，更难做出成绩。
那就必须抓紧时间实现首要目标。
首要目标当然是赚钱了。赚钱的前提当然是把原来钻营的钱拿回来。
捞本和赚钱这两件事一进入他的执政目标，那就摧枯拉朽，强行推行自己的轨道。
这种机会实际不是很多，如果他不想吃得太难看，就要千方百计寻找机会。
王安石的变法就是潜在的机会。
其实，不仅仅是王安石的变法，任何人的变法、甚至任何变动，都是有心人的机会。
这就是为什么持重之人有个观念，就是不要轻易变来变去，比如有个叫杜挚的曰过：“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因为政有恒则易守，法数变则奸生。
简单地说，就是如果各项法规保持不变的话，就方便遵守；而如果将它们变来变去，那必然让奸人钻空子，乘机渔利。
其实这个道理正经人应该知道和遵守，却往往不知道不持守，而那些奸人则很清楚，进而反其道而行之。
所以，这些人就成了变法的积极支持者，也导致了变法的必然失败。
他们制造麻烦还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通过皇上制定的制度，就是整个宋朝制度基础的鉴察系统和牵制系统。
这两个系统如何设置得合宜操作得公平合理富有效率，只可以提高执政质量减少弊端的，但是它肯定是加重冗官和冗费，这是它的性质决定的，因为它和提高效率成反比。
倘若这种鉴察和牵制制度合理从而形成一定程度的减低效率，那就是可以接受的，也许宋朝在开国之初建立制度的时候有这个初衷，遗憾的是，昏君奸臣组合破坏了任何鉴察和牵制的机能。
因为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最大的败坏朝政和整个统治秩序。
因此，整个制度包括鉴察和牵制都成了昏君奸臣祸国殃民的工具，从而也成为纯粹的冗官冗费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