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都往事【工作笔记】 第90章 法律处
省级行法律处的设置，基于总行组织结构设置的理念。
原来华都银行总行的法律事务归口在国际部下面一个处室，98年正式设立法律事务管理部，负责处理与法律事务相关的业务。省市行合并，原来在信托部担任一把手的邓敏被任命为省行法律处一把手，后来，市分行人事处的肖尊院副处长被调往法律处担任副职。
从专业性角度考虑，两位处长都不是法律专业科班出身，虽然尊院毕业于西北政法，与法律最为接近，但其专业为政治经济学，与法律没有什么关系。邓敏是工科学历，又是社科院的研究生，所以，与法律几乎没有什么联系。
但是，梓涵的思维定势以及认知偏差与领导的思维结构有本质区别：领导首先考虑的一定不是专业对口。
省市行合并，要解决众多人事安排问题，这些“萝卜”一定要放在“坑”里，有一个位置就不错了，管你什么专业不专业的，这个狼多肉少的时候，更不可能提拔新晋处长、副处长了。
从省市行合并后的安排来看，除了三个人降职使用，基本属于人员安排到位。
就省行职级管理方面，即使那些市行干部被所谓的“降职”，实际上也是平级调动。比如前面提到的高宝林、谭长龙等人，这些市行的副处长在省行的职级管理中，与省行的科长同一级别。所以，那些市分行原来的副处长平移到省行相关部室担任副职，理论上属于提职。同理，尊院恐怕就属于提职，宋更是被提职了，传说是因为家世界贷款，宋立了功，很给谢行长面子。或者宋解决了家世界贷款过程中的难题，受到谢行长的赏识。
anyway，无论如何宋都是帮助梓涵重新回到华都银行的重要人物，当然，还有宋宏杰。
当年，省市行合并前，宋宏杰曾经信誓旦旦告诉梓涵说，他会做市行的副行长，梓涵还以为这会给自己职业生涯带来莫大的机会呢。
结果，省市行合并后，他竟然仅仅成为了办公室的一个科长。大家以为他犯了什么错误，被打入冷宫。很多不喜欢他的人就嘲笑、编排他，也有很多喜欢他的人为其鸣不平。但是，没过多久，他就迅速崛起，成为计划处处长，后成为办公室主任。
梓涵觉得，极有可能省市行合并后，一时位置无法妥善安排，能够安排的位置不入他的法眼。也有可能是谢行长点拨，或者宋宏杰主动提出去办公室蛰伏一段时间后，找机会东山再起。反正在办公室担任科长的时候，他的工资没有任何减少，而且办公室是行领导的中枢，属于掌管要隘的部门，科长的权力比那些打酱油处室的处长权力都要大很多。
宋宏杰利用闲暇时间攻读了西北大学的硕士，这位基本上没有学历，自学日语通过总行考试赴东京分行工作，从总务打杂的人员做到业务骨干，又通过全国联考进入西北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后来成为西北大学客座讲师，与他坚忍不拔的性格有直接关系。
扯远了，还是回到法律处。之所以谈到宋宏杰，就是与其相比，邓敏完全是被边缘化的人，虽然贵为处长，但法律处在当时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鸡肋”，既没有权力又没有油水，属于养老的部门。
这也是梓涵极不情愿到法律处工作的原因之一，还有就是，如果尊院没有到法律处之前，他可是唯一一个来自市行的，其他三位女士都来自省行不同部门，而张远辛、慕容明子都是有律师资格的科班法律专业毕业，张远辛毕业于复旦大学，与其当年外派香港分行工作的老公张安忠同属于学霸类型。这位来自榆林的美女曾在省行信贷管理处工作，也是黄行长钦点的法律处一员。慕容明子和吴曼同毕业于西北政法，是尊院的校友、小师妹，两位都是法律专业本科。
梓涵回归华都银行以后，尊院才被调到法律处，也说明省市行合并后的人事安排是一项极其繁杂的工作，这项工作持续了将近一年时间。
初到法律处，梓涵被安排和吴曼一个办公室，因为之前她妈妈和雨汐的妈妈是同学、同事，所以比较熟悉，又因为她姐姐是理工大校医院的大夫，梓涵两个孩子生病打针的时候，经常就是吴医生负责的。因此，他们的关系就更近了一层。
吴曼姐姐的老公是理工大某系的主任，这位刘欣主任桀骜不驯，说话从来不过大脑，属于典型的学究类型。梓涵曾经多次听老爷子提到他，并多次表示对他的不满，可能也是基于刘主任说话不忌口，不知道哪里就冒犯了老爷子，梓涵听了也就是哈哈一笑。
人生之中总有十分诡异的循环，吴曼、慕容二位曾经的同窗竟然又回到同一个部门，梓涵和吴曼的间接联系，竟然会有“同房”的经历，确实很有意思。
不过，如何巧合都不重要，这每天上班无事可做，大把的闲暇时间如何打发，成为梓涵必须考虑的问题。
刚回来的时候，他不好意思去餐厅吃饭，怕见到熟人，怕别人问起自己这几个月的经历，因为在他人眼里，梓涵就是个极不成功的案例，又是一个试图跳出体制失败的反面教材。
中午吃饭前，他就从办公楼西侧的楼梯溜下楼，穿过自行车棚出去，到菊花园后面的拉面馆吃一碗面，然后，他直接回东县门的家中，或者躺在书房的沙发上睡一觉，或者玩游戏。上班时候太无聊了，他就走到大楼的天台，坐在布满钢架、钢管和废弃物品的楼顶，看着灰蒙蒙的天空发呆。
去人事处办手续的时候，秦立平坏坏地问梓涵：“你不是在招行挣大钱了吗？怎么样？怎么又回来了？”他也只能回之一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倒是秦立平同办公室的崔佩玉关切地问道：“你说说，你在招行怎么样？工资是不是特别高？”
他也真的无话可说，他来人事处，就是办好入职手续，还有就是取回自己缴纳的辞职罚款，办好这些他就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依然一言不发。
别人的恶意、好奇、询问与自己都没有太多关系，在梓涵看来，这些也仅仅是他们的好奇心爆棚而已，他作为别人的谈资，恐怕是无法避免的。因为那些曾经为梓涵在省市行合并前离开叫好的人，包括老宗——那几个后来混得很不如意的市分行的处长，看他灰溜溜地回来，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梓涵不得而知。
说你做的好，未必就是赞扬你，也许，人家心里真实的想法，觉得你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loser，离开的时候就是，回来还是。
原来华都银行总行的法律事务归口在国际部下面一个处室，98年正式设立法律事务管理部，负责处理与法律事务相关的业务。省市行合并，原来在信托部担任一把手的邓敏被任命为省行法律处一把手，后来，市分行人事处的肖尊院副处长被调往法律处担任副职。
从专业性角度考虑，两位处长都不是法律专业科班出身，虽然尊院毕业于西北政法，与法律最为接近，但其专业为政治经济学，与法律没有什么关系。邓敏是工科学历，又是社科院的研究生，所以，与法律几乎没有什么联系。
但是，梓涵的思维定势以及认知偏差与领导的思维结构有本质区别：领导首先考虑的一定不是专业对口。
省市行合并，要解决众多人事安排问题，这些“萝卜”一定要放在“坑”里，有一个位置就不错了，管你什么专业不专业的，这个狼多肉少的时候，更不可能提拔新晋处长、副处长了。
从省市行合并后的安排来看，除了三个人降职使用，基本属于人员安排到位。
就省行职级管理方面，即使那些市行干部被所谓的“降职”，实际上也是平级调动。比如前面提到的高宝林、谭长龙等人，这些市行的副处长在省行的职级管理中，与省行的科长同一级别。所以，那些市分行原来的副处长平移到省行相关部室担任副职，理论上属于提职。同理，尊院恐怕就属于提职，宋更是被提职了，传说是因为家世界贷款，宋立了功，很给谢行长面子。或者宋解决了家世界贷款过程中的难题，受到谢行长的赏识。
anyway，无论如何宋都是帮助梓涵重新回到华都银行的重要人物，当然，还有宋宏杰。
当年，省市行合并前，宋宏杰曾经信誓旦旦告诉梓涵说，他会做市行的副行长，梓涵还以为这会给自己职业生涯带来莫大的机会呢。
结果，省市行合并后，他竟然仅仅成为了办公室的一个科长。大家以为他犯了什么错误，被打入冷宫。很多不喜欢他的人就嘲笑、编排他，也有很多喜欢他的人为其鸣不平。但是，没过多久，他就迅速崛起，成为计划处处长，后成为办公室主任。
梓涵觉得，极有可能省市行合并后，一时位置无法妥善安排，能够安排的位置不入他的法眼。也有可能是谢行长点拨，或者宋宏杰主动提出去办公室蛰伏一段时间后，找机会东山再起。反正在办公室担任科长的时候，他的工资没有任何减少，而且办公室是行领导的中枢，属于掌管要隘的部门，科长的权力比那些打酱油处室的处长权力都要大很多。
宋宏杰利用闲暇时间攻读了西北大学的硕士，这位基本上没有学历，自学日语通过总行考试赴东京分行工作，从总务打杂的人员做到业务骨干，又通过全国联考进入西北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后来成为西北大学客座讲师，与他坚忍不拔的性格有直接关系。
扯远了，还是回到法律处。之所以谈到宋宏杰，就是与其相比，邓敏完全是被边缘化的人，虽然贵为处长，但法律处在当时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鸡肋”，既没有权力又没有油水，属于养老的部门。
这也是梓涵极不情愿到法律处工作的原因之一，还有就是，如果尊院没有到法律处之前，他可是唯一一个来自市行的，其他三位女士都来自省行不同部门，而张远辛、慕容明子都是有律师资格的科班法律专业毕业，张远辛毕业于复旦大学，与其当年外派香港分行工作的老公张安忠同属于学霸类型。这位来自榆林的美女曾在省行信贷管理处工作，也是黄行长钦点的法律处一员。慕容明子和吴曼同毕业于西北政法，是尊院的校友、小师妹，两位都是法律专业本科。
梓涵回归华都银行以后，尊院才被调到法律处，也说明省市行合并后的人事安排是一项极其繁杂的工作，这项工作持续了将近一年时间。
初到法律处，梓涵被安排和吴曼一个办公室，因为之前她妈妈和雨汐的妈妈是同学、同事，所以比较熟悉，又因为她姐姐是理工大校医院的大夫，梓涵两个孩子生病打针的时候，经常就是吴医生负责的。因此，他们的关系就更近了一层。
吴曼姐姐的老公是理工大某系的主任，这位刘欣主任桀骜不驯，说话从来不过大脑，属于典型的学究类型。梓涵曾经多次听老爷子提到他，并多次表示对他的不满，可能也是基于刘主任说话不忌口，不知道哪里就冒犯了老爷子，梓涵听了也就是哈哈一笑。
人生之中总有十分诡异的循环，吴曼、慕容二位曾经的同窗竟然又回到同一个部门，梓涵和吴曼的间接联系，竟然会有“同房”的经历，确实很有意思。
不过，如何巧合都不重要，这每天上班无事可做，大把的闲暇时间如何打发，成为梓涵必须考虑的问题。
刚回来的时候，他不好意思去餐厅吃饭，怕见到熟人，怕别人问起自己这几个月的经历，因为在他人眼里，梓涵就是个极不成功的案例，又是一个试图跳出体制失败的反面教材。
中午吃饭前，他就从办公楼西侧的楼梯溜下楼，穿过自行车棚出去，到菊花园后面的拉面馆吃一碗面，然后，他直接回东县门的家中，或者躺在书房的沙发上睡一觉，或者玩游戏。上班时候太无聊了，他就走到大楼的天台，坐在布满钢架、钢管和废弃物品的楼顶，看着灰蒙蒙的天空发呆。
去人事处办手续的时候，秦立平坏坏地问梓涵：“你不是在招行挣大钱了吗？怎么样？怎么又回来了？”他也只能回之一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倒是秦立平同办公室的崔佩玉关切地问道：“你说说，你在招行怎么样？工资是不是特别高？”
他也真的无话可说，他来人事处，就是办好入职手续，还有就是取回自己缴纳的辞职罚款，办好这些他就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依然一言不发。
别人的恶意、好奇、询问与自己都没有太多关系，在梓涵看来，这些也仅仅是他们的好奇心爆棚而已，他作为别人的谈资，恐怕是无法避免的。因为那些曾经为梓涵在省市行合并前离开叫好的人，包括老宗——那几个后来混得很不如意的市分行的处长，看他灰溜溜地回来，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梓涵不得而知。
说你做的好，未必就是赞扬你，也许，人家心里真实的想法，觉得你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loser，离开的时候就是，回来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