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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黑大宋 第四五三章 胆大包天 上

    ??    司马光道:“王巨,你言语太粗俗,这是朝会。『『,”

    “朝会又何如?最少比许多大臣安于享受,一边狎妓,一边作格调低下的花间词强吧。或者你认为太祖齐民政策乃是错误的,士大夫与权贵应当高高一等,普通庶民百姓非是陛下的子民,而是部曲,而是奴隶!”

    问题就在于此。

    为什么司马光看到车替走卒穿罗袜不高兴?

    应当这是好事,代表着宋朝许多普通百姓也渐渐温饱富裕。

    其实与他所说的世风奢侈无关,而是瞧不起底层百姓,这些底层百姓能衣食无忧,不造反起义就足够了。那也行,关健在宋朝这种时代,如何能保障百姓衣食无忧?

    不但司马光这种心态,许多士大夫都抱着这种高高在上的心态。这才是反对变法的根本所在。

    可是就连司马光,也不敢吼出,百姓就是部曲!

    而且司马光立即闭上嘴巴了。

    王巨这是不想好了,他还想好呢。

    王巨又道:“陛下,何谓与民同乐,就是想办法使他们衣食无忧,这是基本条件,除此之外,应当给他们一点快乐,所以臣在华池时,组织了大型行歌。事实也证明臣的举措是对的,否则那些蕃子不会称呼我王小老子。”

    原来王巨很低调的,也不说此事。

    直到现在才拿出来反击。

    试问边境有那么多边臣,有几人被百姓称为老子,范仲淹。范雍。以及张亢。要么就是王巨。并且范雍三川口之败后,这个老子也消失不见了,并且王巨的年龄,那时王巨才多点大,不足二十岁!

    章惇道:“陛下,王巨乃是好意,臣也亲自去看过,正是天热之时。许多百姓前去跳水,一个个开心万分。陛下切莫因为这件事,而责备王巨,那只会让天下想办实事,爱民如子的官员心寒。”

    “章卿说得中的也,王卿,只要你保持这种良好用心,朕只会嘉奖,不会责备。”赵顼道。

    显然赵顼接到了一些弹劾奏折,不过赵顼在宫中。不知道怎么一回事,索性放在朝会上询问。让王巨自辨,更没有处罚王巨的意思,所以才有了这句话。

    不过王巨退下后,更是不解,赵顼显然这么做,有庇护用心了。

    难道赵顼不想贬放自己,但那边陈襄仍在病床上躺着,赵顼也交待不过去啊。

    真真奇怪,这无疑自高滔滔召见后,更让王巨疑云重重了。

    继续拖着。

    陈襄气愤不过,连续上书五表,要求离开京城。

    但赵顼就是不处理。

    这个还不奇怪,渐渐地连文彦博也不发出声音了。

    那就等吧。

    然而没有几天,张若水悄悄告诉了他一件大事。

    先前王安石涕泣论奏,说吕公著方事失实,言朝廷申明常平法意,失天下心,若韩琦因人心如赵鞅举甲,以除君侧恶人,不知陛下何以待之。

    这可不是一件小事,赵鞅举甲是指春秋时,晋国大臣赵鞅在内讧中,以除军侧之恶为名,兴晋阳之兵,击败了荀寅与士吉射。还有清君侧的故事,汉景帝时七王叛乱也称清君侧,安禄山造反也称清君侧,但那是谋反,不当举例。不过赵鞅这次清君侧,无疑加快了晋国的衰落,三十几年后晋国便被赵韩魏三国瓜分了。

    放在吕公著这里,君侧恶人,是指王安石、韩绛、李定与吕惠卿等人,但不会包括王巨,那时陈襄还没有对王巨发难。

    赵顼黜吕公著。

    学士宋敏求草诏制词,但没有同意,说敷陈失实,援据非宜。然后封驳了。

    为什么有这句话,因为韩琦根本就做不到什么赵鞅举甲。

    原先韩琦是河北安抚使,宋朝是三级制度,县,州府与朝廷。由县到普通百姓是由各个耆户长与里正沟通,但由州府到朝廷,还有一些过渡官职,比如转运使,掌管经济的,刑狱使,主管刑案的,以及一些不常设的官职,如营田使,主管农田水利与兵士屯田营田事宜的,各个渠使与河使,主管水利的,以及新设的提举使,还有更贵的不常设官,那就是安抚使,主管一路军事的。以及一个更贵的官,安抚经略使,连同军政财一起能有权管理。但那个官职通常设在陕西前面几个小路上,并且是在作战时临时设的官职。

    韩琦是有权调动河北地方军队,然而就是这个安抚使也让王安石拿掉了。

    即便不拿掉,宋朝制度是层层掣肘,河北各个知州同样有掣肘权,如果有了诏书,并且征讨辽国,那么韩琦才有权调动各州军队。没有诏书,即便韩琦有这胆量,谁听从他的命令,将军队相向于京城?

    因此王安石说的话根本不成立。

    王安石大怒,天知道吕公著怎么说的,但确实是说了,贬官还不行,必须下狱追问。

    陈升之便做老好人,说道:“如果这样,韩琦何以自安?”

    王安石道:“公著诬韩琦,于琦何损也!如向日谏官言升之媚内臣以求两府,朝廷有没有因此废升之?”

    陈升之傻眼了。

    曾公亮也言其不便,贬就贬,最好不要牵连韩琦。赵顼一边听着大家在吵,一边在想,想了许久,终于想明白,韩琦不敢这么做。也正好让韩琦闭一闭嘴巴,便道:“既黜公著,明其言妄,则韩琦无不安之理,虽传闻于四方,又有何不便?”

    司马光一看事情不妙,便说:“公著素来谨慎,不会说这样的话,大约或是孙觉曾上书,今藩镇大臣如此论列而遭挫辱,若唐末五代之际。必有兴晋之师以除君侧之恶意矣。恐怕皇上记错了吧。”

    这是典型的丢车保帅。

    而且这事儿也大条了。早晚会查到孙觉的上书。

    但与孙觉上书不同。吕公著说这番话时,是赵顼于延和殿召重臣议事时,顺带着说了一句,并没有存档可查。因此司马光想混水摸鱼,将此事化解了。

    有没有说呢,赵顼等大家散后就回想,不错,孙觉是说过这样的话。不过孙觉只是打一个比喻,性质不恶劣,更没有指韩琦。

    但不对,吕公著确实是说过,朕还想得。因此对几个宰执说:“吕公著与孙觉皆极青苗不便,云驳难韩琦非是。”

    王安石没有冤枉,更不是空穴来风,吕公著确实是说了的。

    这如王巨在高滔滔面前所说,言臣可以风闻言事,但得有风。不能颠倒黑白。比如李常上书,说陛下一宫殿之费百余万。一游宴之费十余万,却令大臣剥肤椎髓,掊敛百姓。

    王安石就说了一句公道话,陛下即位,真没有缮及事外游宴,只修了太皇太后与皇太后两个宫殿。这是孝心,难道做错了吗?

    还有,宋朝皇宫多是木质建筑,本身就得要时常翻修。

    不过李常这个弹劾还能算过得去,尽管使宫中两个太后生气了,也贬了下去。

    但吕公著这话却不当说的。

    举甲,是小事吗,况且又沾到韩琦这个重臣。

    赵顼能记着,司马光无辄了,至于吕公著自己呢,自王安石弹劾后,是不复对,也没有说未说过,也没有说说过,于是吕公著贬到广德军。

    吕公著下江南,从东水门外坐船,许多人来送行,有人问,吕公著终于说了一句,韩琦事独孙觉曾言过,我未言。

    终于表态了,因此很多人又上书说:“吕公著素来慎重,况且吕公著哥哥的女儿(指韩琦的儿子韩忠彦娶了吕公弼长女,吕氏死后,韩忠彦又娶了吕氏的妹妹),吕公著必然不会诬蔑韩琦。”

    这也算是一种说法。

    从吕公著的性格来看,他不会说出这种无厘头的话。

    从家庭亲戚背景来看,吕公著更不会说出这句话。

    是你皇上确实记错了,或者受王安石挑唆,产生了误导。在史上,哲宗即位,吕公著又上书自辨,说是时王安石方欲主行新法,怒议论不同,遂取舍人已撰词头,辄改修,添入数句,诬臣曾因对论及韩琦以言事不用,将有除君侧小人之谋。缘臣累次奏对,不曾语及韩琦一字,方欲因入辞自辨,时已过正衙,忽有旨放臣朝辞,令便赴任。

    其实吕公著还算不错的,至少比吕诲、司马光、二程等人强。

    但在这个自辨中,也做了小人之举。首先根本与词头无关,乃是他嘴巴上讲出来的,连一个存档都没有。王安石如何让舍人改修?

    其次这件事争吵了十天,更不是吕公著所说的方欲入辞自辨,日已过正衙,便有旨放臣韩辞,我只好赴任。

    反正宋神宗与王安石死了,死无对证,这件事又因为牵连到一个隐秘,朝廷一直没有公开,吕公著便胡说八道了。

    这件事王巨也知道,开始时他同样也纳闷过。

    确实吕公著是一个很出这番傻话?但王巨如今只是一个中等京官,这件事牵连很大,根本不是他能过问的。

    但大臣们用吕家与韩琦的亲戚关系,一个劲的平反,赵顼只好头痛地派人暗查。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吕公著说出这番话的?这一查,终于一个人坐不住了,西上合门使,李遵勖的孙子李评,他举报了一件事。说是皇城使沈惟恭,让门客孙棐冒充韩琦疏章,云欲兴晋阳之甲以除君侧之奸。

    然后孙棐递给了李评,让李评交给皇上。李评不相信,又将它转交给了御史台吕公著。大约因为这件事,吕公著也弄不清真假,才含蓄说了一句。但吕公著本心是不会诬陷韩琦的,也没有诬陷的理由。

    朝廷立即下旨,将两人拘拿,这都是王巨所知道的,不过接下来发生的,王巨就不知道了。

    这是一件极其胆大包天的事……(未完待续。。)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