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盲到律神，我经历了什么！ 第41章 控诉后的翻供，高潮渐起！
在核实被告人身份后，董倩开始宣读合议庭组成人员、公诉人、辩护人等诉讼参与人的姓名，告知被告人的基本权利，然后正式进入庭审。
首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状。马东生站起身来，当众宣读起诉书。其实平时开庭是不需要起身宣读起诉书的。这次情况特殊，检察机关也是想体现公诉的庄重性，所以特意设计的公诉人起立宣读起诉书的环节。这一设计一开始马东生学是非常抵触的。不过袭峰最后还是劝服了他，这种案件，一生又有几次。就算是个别环节不如人意，从案件整体出发服从一下，也是没有什么的。
袭峰的话让马东生深以为然。马东生一生办案无数，杀人案件也不是没办过，死刑案件也是办过不少。可是郑家村碎尸案这样的案件，还真是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个案件中，辩护人进行了全面地抵抗，整个案件过程走到今天，也是充满波折。一个法律人生来就是要办这种情况复杂、影响力大的大案要案。只有这种案件才能体现一个法律人的最大价值。
马东生平日可以不服从上面的一些指令，甚至有一些抗上的行为。但是现在不行，他需要办这个案件，需要为自己的检察官生涯留下一个最美好的标记。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就算是妥协一些也是没有什么的。
法庭旁听席上坐满了人，却是一点声音也没有。审判庭里，只听见检察官庄严的声音：被告人郑方与被害人苏玲原为恋人关系。郑方在婚后，对苏玲多次纠缠，并于2002年5月中旬的一天晚上，趁其妻带着孩子回娘家之机，将苏玲约到家中。
郑方提出要与苏玲建立情人关系，被苏玲拒绝。在苏玲离开郑方家后，郑方越想越气，便追赶苏玲至马沙滩处，将苏玲口鼻捂住，导致其窒息死亡。之后用刀与斧头等工具将苏玲尸体分成六块，抛入东阳河。
郑方杀害苏玲，并肢解分尸，抛尸灭迹，不仅行为构成刑法第132条规定的故意杀人罪，更在社会上造成恐慌，情节恶劣，社会危害性极大，需要严肃惩治。
检察官宣读完起诉状后，庭下一片议论。虽然大家都知道这个案件，可并不知道案件的细节。现在，听完起诉状的内容，大家大致有了一些了解。一时间，庭下有了一些小小的议论。董倩及时强调了法庭纪律，然后开始下一阶段。
“被告人郑方，现在由你陈述案件事实。你要如实陈述，否则要承担法律责任，你听清了吗。”
“听清了。”郑方现在刚刚有些缓过神来。虽然郑方只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农民，虽然他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场合，可是郑方也清楚，自己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对于别人来说，这场审判是一场见证，甚至有人抱着看热闹的心理来参与这场庭审。不论谁对本次审判不当回事都可以。唯独郑方不一样，因为这是一场关于他生命是否存续的审判。
死刑案件，一直是刑事案件中最引人注目的案件。对于死刑，也一直有着激烈的争论。不论是提议废除死刑的，还是提议保留死刑，各种观点背后，都有着充足的理由。
对于被害人一方、社会公众来说，杀人偿命这本是天经地义。对于被告人一方来说，被剥夺生命，是残忍到极致的惩罚。对于司法机关来说，死刑案件是不能犯错的案件。人的生命的消亡是一个不可逆地过程。如果死刑案件犯错，将无法补救。所有的正义都是有代价的，对被害人的正义，需要建立在死刑案件完全正确的基础上。如果死刑案件不能保证判决正确，将是对正义的又一次侵犯！
“我……，我叫郑方。我没杀苏玲。我跟苏玲以前处对对象。我……我，我结婚后就没跟苏玲联系过。”尽管是结结巴巴，郑方还是做出自己的辩护。
“在办案机关的笔录中，你关于婚后仍与苏玲有联系，并于今年5月初将其杀害的陈述是怎么回事？”董倩问道。
对于郑方的翻案，董倩早有准备。一方面在送达开放庭通知时，董傅曾经提审过郑方，对于他的认罪态度有着一个初步的认识。
再者，田诗在审判起诉阶段的无罪观点，董倩也是听取了检察院的介绍的。在开庭之前，对于案件的研判中，董倩就得出了这个案件一开庭郑方一定会翻案的判断。现在果然应验了。
既然郑方的翻供早在董倩的意料当中，那么对于这一情况的出现，董倩也早有应对之策。那就是对卷宗资料有关情况进行核对，然后要求郑方进行解释。
刑事案件与其他案件不同的是，卷宗资料往往体现着一个案件的办理质量。民事案件中，因为具体纠纷的情况不同，给了各方当事人发挥的空间。刑事案件则不一样，卷宗资料给各方发挥的空间不大。不论是公诉人，还是辩护人，在卷宗内的案头工作一定要过硬。
董倩早就把整个案件的卷宗都熟悉了几遍。她知道，在之前的办案过程中，公安也好，检察院也好，把郑方的口供固定得非常好。这些基础工作，让郑方在本案中翻供的成功性微乎其微。
唯一需要顾忌的人，就是自己的老同学田诗。不过，董倩相信，田诗不会把办案的重点放在郑方的翻供上。口供已经形成，对被告人是极度不利的。只是改变供述，并不会对本案的结果产生什么大的影响。这一点董倩是清楚的，她相信田诗也是明白的。
“以前的笔录，都是办案人员让我那么说的。我真没杀人。”郑方说道。
“那笔录上的签名是不是你写的呢？”董倩问道。
“是。我……。”
“好了，问你什么问题，你就回答什么问题。”董倩最关心的就是笔录的签名是否真实。如果被告人自己作出虚假陈述，导致案件事实认定出现错误，只能是被告人自己承担责任。
其实这种情况在司法实践中并不少见。我们常说的顶罪，就是这种情况。明明不是自己作案，为了使真正的罪犯脱罪，而派人出来顶罪。由于是顶罪，所供述的事实与案件的情节基本上是没有出入的。甚至还会提供一些警方没有掌握的证据。这种情况下，你不法办他，就有人说你包庇。你要是真的对顶罪的人追究了刑事责任，算你错案，又属实有些不合理。更为重要的是，顶罪的这种行为让有罪的人逍遥法外，破坏了国家法律秩序，这种行为一定是要承担刑事责任的。
回到本案中，如果签字是郑方本人签署，那么笔录的真实性就有一定程度保证。在权衡证据时，审判人员当然会考虑人的趋利避害本能，外加上公安机关也会随案移送一些其他证据呼应有罪供述的内容。这也就让有罪供述可以突破疑罪从无的限制，成为完整的刑事证据链的重要一环。
首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状。马东生站起身来，当众宣读起诉书。其实平时开庭是不需要起身宣读起诉书的。这次情况特殊，检察机关也是想体现公诉的庄重性，所以特意设计的公诉人起立宣读起诉书的环节。这一设计一开始马东生学是非常抵触的。不过袭峰最后还是劝服了他，这种案件，一生又有几次。就算是个别环节不如人意，从案件整体出发服从一下，也是没有什么的。
袭峰的话让马东生深以为然。马东生一生办案无数，杀人案件也不是没办过，死刑案件也是办过不少。可是郑家村碎尸案这样的案件，还真是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个案件中，辩护人进行了全面地抵抗，整个案件过程走到今天，也是充满波折。一个法律人生来就是要办这种情况复杂、影响力大的大案要案。只有这种案件才能体现一个法律人的最大价值。
马东生平日可以不服从上面的一些指令，甚至有一些抗上的行为。但是现在不行，他需要办这个案件，需要为自己的检察官生涯留下一个最美好的标记。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就算是妥协一些也是没有什么的。
法庭旁听席上坐满了人，却是一点声音也没有。审判庭里，只听见检察官庄严的声音：被告人郑方与被害人苏玲原为恋人关系。郑方在婚后，对苏玲多次纠缠，并于2002年5月中旬的一天晚上，趁其妻带着孩子回娘家之机，将苏玲约到家中。
郑方提出要与苏玲建立情人关系，被苏玲拒绝。在苏玲离开郑方家后，郑方越想越气，便追赶苏玲至马沙滩处，将苏玲口鼻捂住，导致其窒息死亡。之后用刀与斧头等工具将苏玲尸体分成六块，抛入东阳河。
郑方杀害苏玲，并肢解分尸，抛尸灭迹，不仅行为构成刑法第132条规定的故意杀人罪，更在社会上造成恐慌，情节恶劣，社会危害性极大，需要严肃惩治。
检察官宣读完起诉状后，庭下一片议论。虽然大家都知道这个案件，可并不知道案件的细节。现在，听完起诉状的内容，大家大致有了一些了解。一时间，庭下有了一些小小的议论。董倩及时强调了法庭纪律，然后开始下一阶段。
“被告人郑方，现在由你陈述案件事实。你要如实陈述，否则要承担法律责任，你听清了吗。”
“听清了。”郑方现在刚刚有些缓过神来。虽然郑方只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农民，虽然他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场合，可是郑方也清楚，自己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对于别人来说，这场审判是一场见证，甚至有人抱着看热闹的心理来参与这场庭审。不论谁对本次审判不当回事都可以。唯独郑方不一样，因为这是一场关于他生命是否存续的审判。
死刑案件，一直是刑事案件中最引人注目的案件。对于死刑，也一直有着激烈的争论。不论是提议废除死刑的，还是提议保留死刑，各种观点背后，都有着充足的理由。
对于被害人一方、社会公众来说，杀人偿命这本是天经地义。对于被告人一方来说，被剥夺生命，是残忍到极致的惩罚。对于司法机关来说，死刑案件是不能犯错的案件。人的生命的消亡是一个不可逆地过程。如果死刑案件犯错，将无法补救。所有的正义都是有代价的，对被害人的正义，需要建立在死刑案件完全正确的基础上。如果死刑案件不能保证判决正确，将是对正义的又一次侵犯！
“我……，我叫郑方。我没杀苏玲。我跟苏玲以前处对对象。我……我，我结婚后就没跟苏玲联系过。”尽管是结结巴巴，郑方还是做出自己的辩护。
“在办案机关的笔录中，你关于婚后仍与苏玲有联系，并于今年5月初将其杀害的陈述是怎么回事？”董倩问道。
对于郑方的翻案，董倩早有准备。一方面在送达开放庭通知时，董傅曾经提审过郑方，对于他的认罪态度有着一个初步的认识。
再者，田诗在审判起诉阶段的无罪观点，董倩也是听取了检察院的介绍的。在开庭之前，对于案件的研判中，董倩就得出了这个案件一开庭郑方一定会翻案的判断。现在果然应验了。
既然郑方的翻供早在董倩的意料当中，那么对于这一情况的出现，董倩也早有应对之策。那就是对卷宗资料有关情况进行核对，然后要求郑方进行解释。
刑事案件与其他案件不同的是，卷宗资料往往体现着一个案件的办理质量。民事案件中，因为具体纠纷的情况不同，给了各方当事人发挥的空间。刑事案件则不一样，卷宗资料给各方发挥的空间不大。不论是公诉人，还是辩护人，在卷宗内的案头工作一定要过硬。
董倩早就把整个案件的卷宗都熟悉了几遍。她知道，在之前的办案过程中，公安也好，检察院也好，把郑方的口供固定得非常好。这些基础工作，让郑方在本案中翻供的成功性微乎其微。
唯一需要顾忌的人，就是自己的老同学田诗。不过，董倩相信，田诗不会把办案的重点放在郑方的翻供上。口供已经形成，对被告人是极度不利的。只是改变供述，并不会对本案的结果产生什么大的影响。这一点董倩是清楚的，她相信田诗也是明白的。
“以前的笔录，都是办案人员让我那么说的。我真没杀人。”郑方说道。
“那笔录上的签名是不是你写的呢？”董倩问道。
“是。我……。”
“好了，问你什么问题，你就回答什么问题。”董倩最关心的就是笔录的签名是否真实。如果被告人自己作出虚假陈述，导致案件事实认定出现错误，只能是被告人自己承担责任。
其实这种情况在司法实践中并不少见。我们常说的顶罪，就是这种情况。明明不是自己作案，为了使真正的罪犯脱罪，而派人出来顶罪。由于是顶罪，所供述的事实与案件的情节基本上是没有出入的。甚至还会提供一些警方没有掌握的证据。这种情况下，你不法办他，就有人说你包庇。你要是真的对顶罪的人追究了刑事责任，算你错案，又属实有些不合理。更为重要的是，顶罪的这种行为让有罪的人逍遥法外，破坏了国家法律秩序，这种行为一定是要承担刑事责任的。
回到本案中，如果签字是郑方本人签署，那么笔录的真实性就有一定程度保证。在权衡证据时，审判人员当然会考虑人的趋利避害本能，外加上公安机关也会随案移送一些其他证据呼应有罪供述的内容。这也就让有罪供述可以突破疑罪从无的限制，成为完整的刑事证据链的重要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