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岁月 第九十二章 四清中的25斤苞米
92、四清运动简称“四清”，那是1964年~1965年的事。各地四清的时间可能不一致。那时也叫作农村四清，不涉及城市，按理说，四清也不关系到我，因为我是学生，并且，已经上旅大市卫生学校读书，不在农村了。
但是，四清关系到皮杖子的事，因为父亲是生产队会计，正属于农村四清的对象。那时，农村流传着一句时髦的话：”四清就是解决干部四清与四不清的问题”。生产队会计就是四清的重点，列入了干部范畴。
各公社、各大队、各生产小队都有四清工作队，负责皮杖子四清工作的队员姓吴，人们都叫他老吴，是喀左县羊角沟公社人。
当时学校的政治课是“十评苏共修正主义路线”，主要是批判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还有南斯拉夫的铁托。十评资料随时发给学生。因此，我与“四清”几乎无关。但是，我必定以前是这个农村家庭的成员，又去大连念书，有人认为需要花很多钱，家里还有好几个学生念书，怀疑钱的来路不明，可能有四不清。
四清的内容是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这些都与我父亲的会计工作关系密切。听说在李杖子一队清出了一个大人物，贪污了300百多元钱。这确实不是个小数字，相当于一个小职工近一年多工资。
有人说父亲肯定比好300百元多，因为能供得起几个学生。让父亲好好交待问题，早交待早受表扬、早立功，早解放。
审查地点设在孔杖子，说是审查，也就是反省交待问题。有时是白天去交待问题，有时是晚上去两个小时交待。父亲说：“我倒是乐意交待，也乐意立功，可是交待啥？要知道交待问题还能立功，早贪污点就好了，现在还有立功的机会，可惜提前不知道有这样的好事呀！”老吴说：“你皮永珍（父亲的姓名）态度不端正，很不老实，倒是还挺幽默。”父亲说：“都啥时候了，我还顾得幽默。真是没啥可交待的，谁还不愿意立功呢！”
我暑假回皮杖子见到了老吴，这个人比我大不到10岁，虽然由于职责在身有点严肃，但举止言谈还是个正直的人。我告诉他在学校的助学金情况，也告诉他我念书几乎没什么费用，没有学费，没有书费，每个月还给3元钱零花钱，暑假回家学校还给拿车费，基本是免费读书，还带出一张嘴去。老吴点点头，没多说什么。
1965年寒假回家时，工作队已经撤了。我当然又问起了四清的事，还没等父亲开口，妈妈就抢过了话题，说李杖子留下一个大笑话，四清工作队开会说：“清账目”。有个妇女听成“清丈夫”。因此，把自己丈夫的一兜子缺点毛病，奸懒馋滑等等，还耍钱，统统都告发到四清工作队……
我们家在皮杖子的生活水平确实比一般人家略好一点。因为，从我8岁，父亲就开始养蜂，起初养一箱，慢慢有了经验，发展到五、六箱，卖蜂蜜，也分箱卖蜂，给家庭生活很大补贴。我经常替父亲到朝阳卖蜂蜜，那时候国家收蜂蜜，几乎很少卖给个人。朝阳收蜂蜜的地点在后来的棉花站，就是几间小平房，再后来变成了朝阳县棉麻公司大院，即现在光明商贸的后院。当时四周都是庄稼地，没有任何楼房。那时的蜂蜜分两等：一等蜂蜜是荆条蜜、槐树蜜，1元2角钱1斤：二等是棉花蜜、荞麦蜜，8角钱1斤。一等蜜也叫白蜜，二等蜜也叫红蜜，我记得清清楚楚。另外，父亲还是成手木匠，特别是做风匣十里八村出名。
话说回来，我问父亲：“四清给你清出什么问题了没有？”这是我很关心的问题，一方面怕”四不清”名声不好；另方面也怕父亲遭到更多难为及精神折磨。
父说：“清出来了。“我一听，立马下一大跳，脑瓜子发大。父亲马上接着说：”给我倒没清出什么问题，把你清出问题来了，”我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
原来，1963年我上大连念书走的那个9月份口粮父亲领了，查账目查出来的。工作队说：”9月1日开学，9月份的粮食就不应该再领”。
最后处理结果是把25斤粮食退回去了。我说：“咱们大队考上4个人，别人的退没退？”父亲说：“有退的有没退的，就看工作队怎么说了”。我安慰父亲：”这不是什么事，不用往心里放，退回去心静，心安理得。”
1967年我毕业分配到朝阳县木头城子医院，离喀左县羊角沟公社不足50里地。不知老吴怎么知道我分配到那里，特意去找我看病，难免不提起四清的事。我也提到那25斤苞米。老吴说：“你父亲是个好人，那25斤苞米别的考生也没退，可你父亲说不该得的就不要。他当时也没考虑那么多，学生走了还多领了1个月的口粮”。
父亲当生产队会计一直到生产队解体。养蜂一直坚持到70多岁，因为腰疼才不干了。那时候我们家的蜂蜜都用大缸盛，但我们并不经常吃，可能是吃够了。当时，父亲一心想把木匠和养蜂的技术教给三弟皮文茹，让他将来也有个经济来源，但他怕受累与挨蜂子蛰，说啥不学。我和二弟皮文起都在外地工作，木匠、养蜂技术就失传了。
但是，四清关系到皮杖子的事，因为父亲是生产队会计，正属于农村四清的对象。那时，农村流传着一句时髦的话：”四清就是解决干部四清与四不清的问题”。生产队会计就是四清的重点，列入了干部范畴。
各公社、各大队、各生产小队都有四清工作队，负责皮杖子四清工作的队员姓吴，人们都叫他老吴，是喀左县羊角沟公社人。
当时学校的政治课是“十评苏共修正主义路线”，主要是批判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还有南斯拉夫的铁托。十评资料随时发给学生。因此，我与“四清”几乎无关。但是，我必定以前是这个农村家庭的成员，又去大连念书，有人认为需要花很多钱，家里还有好几个学生念书，怀疑钱的来路不明，可能有四不清。
四清的内容是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这些都与我父亲的会计工作关系密切。听说在李杖子一队清出了一个大人物，贪污了300百多元钱。这确实不是个小数字，相当于一个小职工近一年多工资。
有人说父亲肯定比好300百元多，因为能供得起几个学生。让父亲好好交待问题，早交待早受表扬、早立功，早解放。
审查地点设在孔杖子，说是审查，也就是反省交待问题。有时是白天去交待问题，有时是晚上去两个小时交待。父亲说：“我倒是乐意交待，也乐意立功，可是交待啥？要知道交待问题还能立功，早贪污点就好了，现在还有立功的机会，可惜提前不知道有这样的好事呀！”老吴说：“你皮永珍（父亲的姓名）态度不端正，很不老实，倒是还挺幽默。”父亲说：“都啥时候了，我还顾得幽默。真是没啥可交待的，谁还不愿意立功呢！”
我暑假回皮杖子见到了老吴，这个人比我大不到10岁，虽然由于职责在身有点严肃，但举止言谈还是个正直的人。我告诉他在学校的助学金情况，也告诉他我念书几乎没什么费用，没有学费，没有书费，每个月还给3元钱零花钱，暑假回家学校还给拿车费，基本是免费读书，还带出一张嘴去。老吴点点头，没多说什么。
1965年寒假回家时，工作队已经撤了。我当然又问起了四清的事，还没等父亲开口，妈妈就抢过了话题，说李杖子留下一个大笑话，四清工作队开会说：“清账目”。有个妇女听成“清丈夫”。因此，把自己丈夫的一兜子缺点毛病，奸懒馋滑等等，还耍钱，统统都告发到四清工作队……
我们家在皮杖子的生活水平确实比一般人家略好一点。因为，从我8岁，父亲就开始养蜂，起初养一箱，慢慢有了经验，发展到五、六箱，卖蜂蜜，也分箱卖蜂，给家庭生活很大补贴。我经常替父亲到朝阳卖蜂蜜，那时候国家收蜂蜜，几乎很少卖给个人。朝阳收蜂蜜的地点在后来的棉花站，就是几间小平房，再后来变成了朝阳县棉麻公司大院，即现在光明商贸的后院。当时四周都是庄稼地，没有任何楼房。那时的蜂蜜分两等：一等蜂蜜是荆条蜜、槐树蜜，1元2角钱1斤：二等是棉花蜜、荞麦蜜，8角钱1斤。一等蜜也叫白蜜，二等蜜也叫红蜜，我记得清清楚楚。另外，父亲还是成手木匠，特别是做风匣十里八村出名。
话说回来，我问父亲：“四清给你清出什么问题了没有？”这是我很关心的问题，一方面怕”四不清”名声不好；另方面也怕父亲遭到更多难为及精神折磨。
父说：“清出来了。“我一听，立马下一大跳，脑瓜子发大。父亲马上接着说：”给我倒没清出什么问题，把你清出问题来了，”我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
原来，1963年我上大连念书走的那个9月份口粮父亲领了，查账目查出来的。工作队说：”9月1日开学，9月份的粮食就不应该再领”。
最后处理结果是把25斤粮食退回去了。我说：“咱们大队考上4个人，别人的退没退？”父亲说：“有退的有没退的，就看工作队怎么说了”。我安慰父亲：”这不是什么事，不用往心里放，退回去心静，心安理得。”
1967年我毕业分配到朝阳县木头城子医院，离喀左县羊角沟公社不足50里地。不知老吴怎么知道我分配到那里，特意去找我看病，难免不提起四清的事。我也提到那25斤苞米。老吴说：“你父亲是个好人，那25斤苞米别的考生也没退，可你父亲说不该得的就不要。他当时也没考虑那么多，学生走了还多领了1个月的口粮”。
父亲当生产队会计一直到生产队解体。养蜂一直坚持到70多岁，因为腰疼才不干了。那时候我们家的蜂蜜都用大缸盛，但我们并不经常吃，可能是吃够了。当时，父亲一心想把木匠和养蜂的技术教给三弟皮文茹，让他将来也有个经济来源，但他怕受累与挨蜂子蛰，说啥不学。我和二弟皮文起都在外地工作，木匠、养蜂技术就失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