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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列强时代 第六百九十七章 狠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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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可跟肃顺没多少接触,对其的了解大多都是官场传言以及手下打探到的情报所述,他跟肃顺到眼下不过见了几次面而已……

    他听得最多的,就是这家伙刚愎自用和威服自享的传言,当然这厮有傲气的资本和资格。

    出身郑亲王这样的铁帽子王贵胄之家,出仕便有大哥郑亲王端华提携,仕途可谓一帆风顺。

    咸丰皇帝即位以后,短短数年的时间内,肃顺迅速升腾,成为在皇帝驾前说一不二的人物。他先授内阁学士(某种意义上这个职务相当于皇帝的私人顾问),再兼副都统、护军统领、銮仪使等职,又授御前侍卫,迁工部侍郎,历任礼部、户部侍郎。

    到咸丰七年,更擢升左都御史、理籓院尚书,兼都统等,这就算是“大用”了。后来调礼部尚书,仍管理籓院事务,又调户部尚书,出任御前大臣,拜协办大学士,便成“宰相”了。

    虽然他一直都没入军机,可他却是名副其实的首辅!

    看看咸丰朝后期的一干军机大臣名单,除了文详之外,其余几位无不是顾命大臣派系中坚力量,个个对肃顺俯首帖耳,这更加助涨了肃顺的嚣张跋扈。

    听闻咸丰帝跑路去热河之时,整个承德行宫内外防务全部掌握在肃顺之手,朝堂政令也基本由他掌握大局,加上咸丰帝对其信任有加言听计从,严然便是大清帝国的幕后操盘手。

    当然平心而论,肃顺是个很有远见卓识、而且敢作敢为极有能力的牛人,其魄力才干在当时的满汉大臣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单说才干,恭王或者不在他之下,但若论及其敢作敢为的魄力,恭王恐怕也要略逊一筹。但敢作敢为过了头,就成“跋扈”了。

    吴可对于肃顺这位在咸丰朝后期于他并称的牛人,还是有些了解的,顺风顺水的官场生涯培养出了他的嚣张跋扈,高贵的出身以及咸丰帝毫无保留的信任,让他的权力掌控欲极盛。

    没错,虽说肃顺在咸丰帝的鼎力支持下,算做京城朝堂风云人物的话,吴可显然便是地方督抚中的风头人物,两人一时并称于大清官场。

    吴可没调去两广被‘边缘化’之前,在地方上的声势之隆可以用一时无两来形容。两江清军可以说是大清在江南地区的中流砥柱,比起状态时有起伏的湘军表现可要稳定得多。

    只要不是傻子,任谁都看得出来当时太平军兵力过百万,结果有一大半兵力都被牵制在两江地区,到底是谁的功劳。

    吴可作为两江总督执掌两江军政大权,可以用风光无限来形容,跟在朝堂上呼风唤雨的肃顺算得上一时喻亮。

    当然,出身不凡能力出众的肃大中堂,是看不上出身草根的吴可的,不仅仅因为吴可的出身太低又爬得太快遭人嫉妒,最重要的是他在朝堂上的奥援势力,可跟肃顺尿不到一个壶里去。

    与吴可有战友之情,关系一直维持得不错的大学士桂良,不仅是朝堂上老资格的大佬,而且还是恭亲王的老丈人。

    而恭亲王,则是肃顺掌控朝堂的最大威胁,以吴可与桂良之间的盟友关系,肃顺能对他有好感才叫见鬼。要不是东南糜烂江南战火连绵,需要吴可和其手下替朝廷清剿叛乱的话,只怕肃顺早就找机会把吴可弄下去了。

    要知道,肃顺绝对是咸丰朝最著名的铁碗权臣。

    面对当时内忧外患的局面,肃顺深信“治乱世,用重典”的古法,明确主张“严禁令、重法纪、锄奸宄”。咸丰八年(1858),英国?军舰侵入天津,咸丰皇帝派恭王的老丈人?大学士桂良和侍郎耆英前去交涉。

    这位耆英是个“红带子”出身的亲贵,只要稍微熟悉近代史的人,对耆英都不会太陌生,这厮的出名在于他的“卖?国”。

    不但大清第一个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就是由他主持签定的,而且后来他还先后代表朝廷与英国签订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与美国签订《望厦条约》、与法国签订《黄埔条约》等。

    和所有封建王朝一样,大清有个很不好的传统,就是没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对皇亲国戚和国家高级干部讲究所谓的“议亲议贵”之例(意思跟“刑不上大夫差不多”),所以尽管耆英当时引起的民愤和官愤都很大,但道光皇帝却一直没有对他进行过任何处罚。

    相反,咸丰皇帝却在即位之初就曾经革过他的职。这次与英国交涉,耆英在谈判过程中,不但事先向对手泄露谈判机密,更有甚者,他借口有重要情况要向皇帝报告,却不等皇帝批准,就擅离职守,私自跑回了北京。

    这是一种严重的临阵脱逃的行为,咸丰皇帝将他下狱治罪。后来有关部门拟定的处罚是“绞监候”,大概跟今天的死缓差不多,咸丰皇帝和朝廷大多数人对这个处罚也比较满意。

    结果,肃顺却认为这个处罚太轻了,他单独奏请将耆英立即正法,“以儆官邪而申国法”。于是在肃顺的一再坚持下,耆英终于被改判死刑,在宗人府被赐自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同样还在咸丰八年,肃顺还借“戊午顺天科场舞弊案”对大清的考试和吏治**进行了有史以来最严厉的整顿。

    这一年恰逢顺天乡试揭榜,一个唱戏的演员(那时候演艺界人士不叫“艺术家”或“明星”,而是叫“优伶”或“戏子”)平龄居然得中高魁,考进了前十名。在今天,明星大腕们的地位可以说得到了史无前例的提高,他们往往能够动辄“演而优则学”,亲而易举的进入自己想进入的高等学府“深造”。

    而在大清的制度下,明星们却毫无地位可言,即使是大腕也不例外,他们连起码的考试资格都没有。所以这件事在当时可以算得一个极大的丑闻,套一个今天流行的说法,大概可以叫做“戏子门”事件。

    消息传出,自然是举国大哗。咸丰皇帝严令彻查,结果在肃顺的坚持下,很多高级官员都身陷其中,革职的革职,杀头的杀头,甚至连主持这次考试的文渊阁大学士(名誉宰相)兼军机大臣(实际宰相)柏葰,也终未能幸免。

    以吴可的消息渠道,自然知道其中很多没有公开的秘闻。

    其实这个事情柏葰本人并不知情,只是他一个叫靳祥的家人从中得了好处,为平龄四处活动钻营,让他考中。刑部会审给柏葰拟定的处分是斩立决,也就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这里需要跟大家说明的是,大清的司法部门在给犯罪的一二品官员拟罪量刑的时候,往往都量得比他实际应得的处罚要重一些,这样做的目的,不外乎就是给皇帝在作最终裁定的时候一个可以减刑的机会,让皇帝去“做好人”,借以显示“皇恩浩荡”,给柏葰的这个量刑就是如此——并不是真的想要他的命。

    当时很多朝中大臣、甚至包括柏葰自己都以为他断不会真的被处以极刑,最多也就是充军新疆而已。而象他这样位高权重的高级干部,只要是不死就一定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所以柏葰在临上刑场的时候,还很轻松的吩咐他儿子替他准备好充军路上的生活用品,在城门外的夕照寺等他,一旦皇帝减刑充军的上谕下来,就好马上离京上路。

    咸丰皇帝确实也准备将柏葰充军了事,因为究其性质而言,柏葰本人在本案中最多也就是个“失察之罪”,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承担“领导责任”。而且大清开国二百余年,还从来没有在菜市口(大清斩杀高级官员的刑场)公开杀过一个大学士兼军机大臣的先例。

    清沿明制,不设宰相,但一入内阁当上大学士就算是名义上的宰相了,军机大臣则是事实上的宰相,柏葰以内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则是名副其实的“真宰相”。乾隆年间杀讷亲、嘉庆年间杀和珅,均只是赐令自尽而已,都没有押赴刑场公开砍头。

    然而肃顺却不这么想,他认为这正是一个杀一儆百、整饬吏治的绝好机会,因此坚持应当对柏葰立即执行死刑。当咸丰皇帝替柏葰辩解说“法难宽宥,情有可原”时,肃顺反驳说:“虽属情有可原,究竟法难宽宥”。在原则面前,皇帝被搞得无话可说,终于下旨砍了这位“柏老相国”的头。

    据说,当柏葰在菜市口刑场接到执行死刑的“驾贴”(也就是行刑的命令)时,脱口而出:“皇上断不肯如此,必是肃六(即肃顺)从中作祟。我死不足惜,只怕有朝一日,他也会和我一样的下场。”

    由此可见,肃顺的狠辣和果决,这名头在官场可是赫赫有名,这样的人在处于绝境之时会做出什么反应都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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