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木真忽必烈 第四十四集：蒙哥与忽必烈（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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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件事，我曾经和张德辉北上，请忽必烈接受儒教宗师的称号，也被一些所谓的有气节的爱国者加以嘲讽和指责。然而谁又能理解我当时的真实思想转变呢？我在蒙古国生活了二十四五年，耳闻目睹了当时蒙古国的藩王忽必烈以及一些投靠了蒙古国的汉族世侯的所作所为，的看法逐渐发生变化。我对中原那些出仕蒙古国的汉族世侯如上述张柔、严实等能够兴文教、安定百姓生活表示赞赏。尤其对蒙古贤王忽必烈重视儒学、大兴学校，实行较利于发展经济文化的政策以及他用汉法治国的一些执政方略十分感激；此外对忽必烈击灭云南地方势力，取消它的半独立状态、恢复汉唐旧疆的赫赫功业特别钦佩，从而我渐渐对蒙古国政权的看法有了转变，有憎恨为接受、拥戴。我逐渐把蒙古国政府看作像汉唐那样值得自己骄傲的合法正统的政府。同时，我也渐渐地把自己看作是蒙古国的一个臣民，对立的情绪逐渐消失。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1252年春夏之间，我和好友张德辉一起北去觐见忽必烈，请求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同时请求忽必烈蠲免儒户的兵赋。而忽必烈也很痛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我以为我的这一举措是有积极意义的，这等于让忽必烈公开向世人表态，他将尊崇儒教，一汉法治国，这对让野蛮融入华夏文明具有积极的推动意义。而历史也证明，忽必烈是一个对中华民族具有巨大历史贡献的帝王。
我此生写过四千多首诗，填过几百首词，有一首词，可能大家比较熟悉，它的词牌叫摸鱼儿、雁丘词。我17岁那年，赴试并州（3），道逢捕雁者云；“今旦获一雁，杀之矣。其脱网者悲鸣不能去，竟自投于地而死。”我爱怜其烟有情有义，不忍让它葬于人腹沦为粪便。因买得之，葬之汾水之上，垒石为识（记号），号曰“雁丘”，同行者多为赋诗，我亦有《雁丘词》。现把它奉献给大家：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
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
欢乐趣，离别苦。就中更有痴儿女。
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
横汾路，寂寞当年萧鼓，荒烟依旧平楚。
招魂楚些何嗟及，山鬼自啼风雨。
天也妒，未信与、莺儿燕子俱黄土。
6
张文谦：大家好，我叫张文谦，宋元时期人，祖籍河北邢台，我和元世祖的重要谋臣刘秉忠是同学，在在刘秉忠推荐下进入忽必烈在金莲川的幕府，成为元世祖的重要幕僚。在忽必烈统一中国过程中，我多次随军南下，攻伐大理。南宋等地。在军中，我曾与刘秉忠、姚枢等汉臣竭力劝说忽必烈放弃蒙古屠城旧制，不可嗜杀。忽必烈在我们这帮汉人幕僚神武不杀思想的影响下，逐渐改变了蒙古族掠地屠城的旧习，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征服地区的原有文明。1260年，忽必烈即帝位，我升任中书左丞，协助忽必烈建章立制。不久，我以中书左丞行大名等路宣抚司事。我还担任过元朝的司农卿，掌管劝课农桑、水利、乡学、义仓等事。这个差事相当于现代的农业部长的职务。我主张轻摇薄赋，与百姓休养生息，此外积极兴修水利。我在治理河北大名时，我认识了博精天文、水利的汉族水利专家郭守敬，把他推荐给元世祖忽必烈，使郭守敬有了一个施展个人才能的机会。你们大概知道那个古代最著名的天文学著作《授时历》吧？那就是郭守敬在我的支持下完成的。1276年，元朝灭南宋，中国统一，我以昭文馆大学土身份领太史院事，全面负责制历工作。王恂，郭守敬等人在我的支持、领导下，率南北日官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四海测验，掌握了大量准确的天文数据，于1280年完成了《授时历》的编订，将我国古代天文学推向了一个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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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典赤、赡思丁：大家好，我叫赛典赤，乌兹别克人，曾做过成吉思汗的侍卫，呼和浩特的地方长官（达鲁赤花）我是中国云南第一任行政长官。忽必烈继位后，原大理国辖地成为忽必烈第六子忽鲁赤的封地，史称梁王，但这位梁王的治下，民不聊生人民动荡不安，极有可能发生叛乱，在这种危急关头，忽必烈自认自己用人有误，决定派我去做大理的行政长官。我到人后，一则安抚民心，而则调节蒙古宗王与地方行政长官的矛盾。1276年，我将大理的行政治所从大理迁到昆明，正式将昆明作为云南行省省会。我在任期间兴修水利，八百里滇池就是我的水利工程和政绩，兴办教育，立孔子庙，购买书籍，迎请四川教师，不遗余力地传播先进文化。我以为改善民族关系是治理好云南的一个根本，因而采用尽量团结利用不以杀伐为能事的政策，在“攻心”方面取得巨大成果，“诸夷闻风翕然款附”，社会日益安定。
我治理昆明，最大的政绩是主持兴修水利，治理滇池的民心民生、工程。首先，我除去滇池盆地水患，疏浚河流，设坝闸以节水分洪。现昆明上游最重要的松华坝水库之坝，就是我那是修建的。我还重理大理国时开挖的金汁河、银汁河分流并资灌溉，使洪水受人控制。在滇池下游，清除出水口的淤泥、砂石后，整治河道险阻，使滇池水可顺畅流入金沙江，避免城市被淹，同时“得壤地万余顷，皆为良田”。经我兴修水利后的滇池周边地区一片富饶景象，直赛江南鱼米之乡，史籍上说是到了牛马成群、狗也吃肉、鱼虾之多可拿来肥田的地步。我与1279年因病去世，据说昆明老少痛哭连日，当然我已经躺在坟墓里，我葬于松华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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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希宪：大家好，我叫廉希宪，维吾尔族人。
我虽然是维吾尔族人，但却崇尚儒学，自幼熟读经书，深通儒家之道，人称“廉孟子”。我19岁时入侍忽必烈王府，因勤奋好学而深得忽必烈赏识。后来，随忽必烈征伐云南等地。1254，任京兆（今陕西西安）宣抚使，政绩显著。1259，随忽必烈攻宋鄂州，运筹帷幄，参谋军机。蒙宗死后，我秘密进言：“先发制人，后发人制。天命不敢辞，人情不敢违。事机一失，万巧莫追。我力促忽必烈迅速北返，与他的弟弟阿里不哥在争夺皇位的斗争中占据主动地位，我还擅自动员宗王塔察儿拥立忽必烈做皇帝，在塔察儿的带动下众宗王纷纷效仿，在开平拥立忽必烈为大汗。在此间，我再次出镇关中，任京兆、四川道宣抚使，重用良将，力挫阿里不哥的支持者浑都海，而且现咱后奏，杀了支持阿里不哥的阿蓝答儿和刘太平，平定关陇，升任平章政事。”
我一生勤奋好学，清贫廉洁，两袖清风，除了一把破琴就是几箱书籍。我嫉恶如仇，秉公办事，刚直不阿，忠于职守，痛恨围绕在忽必烈周围的阿谀逢迎之徒阿合马之流，为此经常和忽必烈发生争执，顶撞冲突乃至罢官。但我依然我行我素绝不该正直廉洁的初衷即：“大丈夫见义勇为，祸福不足以动摇”我的主要政绩其主要政绩有：直言讽谏、整饬朝纲、革新政治；废除州县长官世袭，加强中央集权；设立台察，建立各级监察机构；除暴安民，打击不法地方势力；安定民生，发展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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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此生写过四千多首诗，填过几百首词，有一首词，可能大家比较熟悉，它的词牌叫摸鱼儿、雁丘词。我17岁那年，赴试并州（3），道逢捕雁者云；“今旦获一雁，杀之矣。其脱网者悲鸣不能去，竟自投于地而死。”我爱怜其烟有情有义，不忍让它葬于人腹沦为粪便。因买得之，葬之汾水之上，垒石为识（记号），号曰“雁丘”，同行者多为赋诗，我亦有《雁丘词》。现把它奉献给大家：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
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
欢乐趣，离别苦。就中更有痴儿女。
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
横汾路，寂寞当年萧鼓，荒烟依旧平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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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也妒，未信与、莺儿燕子俱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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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谦：大家好，我叫张文谦，宋元时期人，祖籍河北邢台，我和元世祖的重要谋臣刘秉忠是同学，在在刘秉忠推荐下进入忽必烈在金莲川的幕府，成为元世祖的重要幕僚。在忽必烈统一中国过程中，我多次随军南下，攻伐大理。南宋等地。在军中，我曾与刘秉忠、姚枢等汉臣竭力劝说忽必烈放弃蒙古屠城旧制，不可嗜杀。忽必烈在我们这帮汉人幕僚神武不杀思想的影响下，逐渐改变了蒙古族掠地屠城的旧习，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征服地区的原有文明。1260年，忽必烈即帝位，我升任中书左丞，协助忽必烈建章立制。不久，我以中书左丞行大名等路宣抚司事。我还担任过元朝的司农卿，掌管劝课农桑、水利、乡学、义仓等事。这个差事相当于现代的农业部长的职务。我主张轻摇薄赋，与百姓休养生息，此外积极兴修水利。我在治理河北大名时，我认识了博精天文、水利的汉族水利专家郭守敬，把他推荐给元世祖忽必烈，使郭守敬有了一个施展个人才能的机会。你们大概知道那个古代最著名的天文学著作《授时历》吧？那就是郭守敬在我的支持下完成的。1276年，元朝灭南宋，中国统一，我以昭文馆大学土身份领太史院事，全面负责制历工作。王恂，郭守敬等人在我的支持、领导下，率南北日官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四海测验，掌握了大量准确的天文数据，于1280年完成了《授时历》的编订，将我国古代天文学推向了一个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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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典赤、赡思丁：大家好，我叫赛典赤，乌兹别克人，曾做过成吉思汗的侍卫，呼和浩特的地方长官（达鲁赤花）我是中国云南第一任行政长官。忽必烈继位后，原大理国辖地成为忽必烈第六子忽鲁赤的封地，史称梁王，但这位梁王的治下，民不聊生人民动荡不安，极有可能发生叛乱，在这种危急关头，忽必烈自认自己用人有误，决定派我去做大理的行政长官。我到人后，一则安抚民心，而则调节蒙古宗王与地方行政长官的矛盾。1276年，我将大理的行政治所从大理迁到昆明，正式将昆明作为云南行省省会。我在任期间兴修水利，八百里滇池就是我的水利工程和政绩，兴办教育，立孔子庙，购买书籍，迎请四川教师，不遗余力地传播先进文化。我以为改善民族关系是治理好云南的一个根本，因而采用尽量团结利用不以杀伐为能事的政策，在“攻心”方面取得巨大成果，“诸夷闻风翕然款附”，社会日益安定。
我治理昆明，最大的政绩是主持兴修水利，治理滇池的民心民生、工程。首先，我除去滇池盆地水患，疏浚河流，设坝闸以节水分洪。现昆明上游最重要的松华坝水库之坝，就是我那是修建的。我还重理大理国时开挖的金汁河、银汁河分流并资灌溉，使洪水受人控制。在滇池下游，清除出水口的淤泥、砂石后，整治河道险阻，使滇池水可顺畅流入金沙江，避免城市被淹，同时“得壤地万余顷，皆为良田”。经我兴修水利后的滇池周边地区一片富饶景象，直赛江南鱼米之乡，史籍上说是到了牛马成群、狗也吃肉、鱼虾之多可拿来肥田的地步。我与1279年因病去世，据说昆明老少痛哭连日，当然我已经躺在坟墓里，我葬于松华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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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生勤奋好学，清贫廉洁，两袖清风，除了一把破琴就是几箱书籍。我嫉恶如仇，秉公办事，刚直不阿，忠于职守，痛恨围绕在忽必烈周围的阿谀逢迎之徒阿合马之流，为此经常和忽必烈发生争执，顶撞冲突乃至罢官。但我依然我行我素绝不该正直廉洁的初衷即：“大丈夫见义勇为，祸福不足以动摇”我的主要政绩其主要政绩有：直言讽谏、整饬朝纲、革新政治；废除州县长官世袭，加强中央集权；设立台察，建立各级监察机构；除暴安民，打击不法地方势力；安定民生，发展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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