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求生记 第一百五十六章 白马寺夜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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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子俊夸夸其谈可把所有人听的脸色惨白,越听越不像话了,这是在“攻击”皇上“的执政不力和无能啊。特别是商辂,当初也是同意出兵荆襄流民的,今日一听章子俊的另一种说词,就开始反思了,人老了容易回想过去,虽然对荆襄流民的围剿不是自己出面的,可也没有反对,这就让商辂有点坐立不安起来,都说商辂在朝期间,从不杀戮一人,可间接造成的杀戮算不算?
章子俊为什么要“摊牌”,因为目前的庐州已经到了“捂不住”的时候了,正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这短短大半年来,就在这个月朝廷先后派了都察院的胡靖、南京礼部给事中韦眷前来,真当是在走形式吗?连刚致仕要回家的商辂也来了,不管怎么粉刷,芦州怎么繁荣,许多僭越的地方一抓一大把,许多施政的做法全部脱离常规,许多对商人的政策与祖制相悖。不光这些,还取消了朝廷的许多地方财税,这是最要命的。原本靠这些杂税把日子过的很滋润的衙门公差,突然没有了,势必会跳脚,暗中就会状告。
商辂叹曰:“忠直的言行触犯君主,独立的操守不合世俗,事理之势就是如此。凡苟且迎合世俗之士,喜欢谄谀献媚之人,按照贵人的脸色俯仰行事,在势利之间曲折前行。章小友啊,任重道远。”
“唉呀,不就是为芦州百姓造造房,修个路什么的,知府大人这是对庐州的善政啊。”李胜说完后,就给曹衡猛眨眼。”
曹衡说道:“大明缺少能臣啊,商大人这一走,内阁可就成了空架子,今皇上诏命户部右侍郎薛远整饬两广军饷,薛远请开纳粟之例。皇上批准施行了。
具体规定:其一,两广大小衙门三年六年考满官员,许令纳米就于本布政司给由。其二,两广两考役满吏典有能纳米一百石者,送部免其办事,就拨京考,纳米三百石者,免其京考,冠带办事,纳米一百五十石者,于本布政司拨补,三考满日是,赴部免考,冠带办事。其三,两广军民舍余人等照纳米则例运于用粮处所,给授散官。其四,两及湖广、江西为民文职官备米一百五十石运于用粮处所者冠带闲住。其五,淮浙广东等处盐运司,提举司天顺七年存积见在引盐,就彼定拟斗斛出榜召商中纳。其六,两广等处放回依亲监生坐监三年以上者纳米一百五十石,未及三年者纳米二百五十石,免其坐监,起送听选,其听选给假回还者纳米一百石,不拘挨次,就便选用。其七,两广儒学考试不中生员廪膳纳米五十石,增广纳米三十石,免其充吏,放回宁家。
这样以来冗官之弊越烈啊,近户部上奏欲于河南、山东、陕西、湖广四布政司各添设参政参议一员,顺天并直隶各府及四布政司各府各添设同知一员,专职抚民劝课农桑。建官用以安民,官多则民扰;立法用以除奸,法出则奸生,故生一事不如省一事,兴一利不如除一害。今户部所言固有其理,但亦有弊。朝廷置布政司府州县官,无非劝课农桑,修举庶务,以安养斯民,何用专设农桑之官?况今水旱不断,民多饥窘,正当苏民省费之时,所以不宜多设官职。”
商辂接口说道:“在老夫出京城时,皇上诏令疏通钱法:凡征商税,钱、钞中半兼收,每钞一贯折钱四文,无拘新旧与年代远近,全部验收,以便民用。可老夫不这样认为,唉,算了多说无益。”
胡靖插话道:“在下官来时,户科等科给事中袁芳等上言:多年以来救荒无术,一遇水旱饥荒,老弱转死,丁壮流移,至今南阳荆襄等处流民不下十万,而南北直隶、浙江、河南等处或水或旱、夏麦绝收、秋收无望,米价昂贵,百姓饥窘,恐来春必有死亡流移之患,聚众闹事之祸。乞行统计缺食者之多寡,所在粮仓之有无,设法赈济。另劝存有余粮之大户放贷,按年计息,官府为之立据,待来春收获一并归还。停止各项工役,免去灾区之税粮。饥死路旁者即速掩埋。”
章子俊接着说道:“庐州城外就有三四万的荆襄流民,目前“廉价房”卖出了百十户,安置了六七百人左右,可面对三四万的流民杯水车薪,这些都需要的是时间。还有我已经跟都指挥使张大人协商过,在肥东、肥西让军户卫所们全部种上“高产粮”最过一个多月就会有收成了,所以庐州多少还能凑合着,不至于闹饥荒,可是给事中袁芳这种寅吃卯粮的想法,怕来年更加无粮啊。”
同知祝浩铭插话拍马屁说道:“想不到知府大人未雨绸缪啊,下官实在是佩服。”
章子俊学着商辂哀叹道:“明明“高产粮”能度饥荒,能饱食,还能喂牲畜,却始终推广不起来,朝廷也不重视,听说许多地方不光是农民害怕新的作物会影响来年收成,农户不是抵触,而是胆小,对不了解的新作物谨慎,生怕原本可以糊口的粮食也没了,当地官员也弃“高产粮”为杂物,只是让农户在自家房前屋后自愿种上几株,等长出来后,早就给鸡鸭吃掉了叶苗,这叫什么事。为了让“高产粮”尽快在庐州大片种植,本府将兴办一个酒坊,原料就用红薯酿造。取南淝之水,酿红薯玉米之酒。可是这样做,又要违制了。朝廷派官员来一查,到时芦州知府官衙造酒,与民争利不说,还把宝贵的粮食酿酒了,离去职下狱不远矣。”
章子俊当着大家,先把丑话说前面,把事情摆在了明面上,这样的话让南京吏部给事中韦眷及都察院的胡靖很是尴尬,这不就是说咱俩么?只能在一旁苦笑。
说完了话,接下去就上菜了,章子俊今晚给大家准备的是肥鸡炖土豆,烤玉米饼,猪肉白菜炖红薯粉条,三种粮食全部上了。这样做,就是要让自家衙门里的人知道,此三种粮食的美味,不光是产量高,还能搭配进菜肴,可以说在座的所有人从未吃过这样“高大上”菜。简单的二菜一饼子,硬生生吃出了瑶池宴的味道。
特别是庐州的通判吴蕴中,王芿峤、盛弥,二位同知祝浩铭、顾麟等人从未吃过这样的东西,原因是玉米、红薯、土豆“三剑客”还没有在庐州种植,目前只是在京城周围一些皇庄及官宦家的农庄种植一些,还有就是很少的农户家,在屋前房后零散种植一些,这些年来没有大力推广。章子俊的设想是这一次说什么也要在自己的芦州府之地大力推广。只有粮食充足了,农户尝到甜头后,不用官府出面,农户自会合理安排种植。
是夜,商辂单独跟章子俊夜谈,从天地的大德叫生长万物,圣人的大宝叫地位。用什么来守住地位叫做仁,用什么来端正人心叫做义。探究天和人的本性,考查邪和正的分别,权衡祸与福的门径,最终得出关于荣与辱的谋虑。绕了一大圈子最后谈到了实际,商辂道:“取南淝之水,酿红薯玉米之酒,这个,这个是否留给老夫去做?不瞒章小友,老夫致仕已不是官了,家中七子八女,大儿良臣在京为官外,三儿良辅也中乡试,可别的几位儿子虽潜心求学,未必能考中,五儿、六儿都已成家,家中虽然还能度日,可儿孙太多,日子清苦,想让五儿顺生有一门事业,这酿酒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起一个作坊,只酿酒不经商,不违圣人之道… … 。”
章子俊一听就明白了,大人是说,让你儿子过来开一个酿酒作坊,生产出来的酒下发给“经销商”,接下去就什么都不管了,是这个意思吧… … 。
在这里就要说一说在明朝酿酒是有风险的,从汉武帝宣布施行变相的禁酒令——榷酒制度,即酒要朝廷专卖,禁止民间酿酒和卖酒。汉武帝依靠卖酒换来的军费南征北战,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榷酒制度发展到后来,又演变成税酒制度。榷酒指的是官府全部买办,而税酒则由民间商家经营,朝廷只负责收税。纵观历朝历代的禁酒令都是在禁酒、榷酒和税酒三个制度之间徘徊。
到了隋朝统一后,国力大增,朝廷已经不需要从酒中与民争利了,于是在开皇三年,文帝废除了酒类专卖制度,甚至连官府酿酒的酒坊都废弃了,将酿酒和喝酒的权利还给了百姓。唐朝也是一样,强大的国力给百姓提供了很高的生活标准,就是这个时代出现了昔日长安醉花柳,五侯七贵同杯酒的酒仙——李白。安史之乱摧毁了盛唐的强大,唐德宗为筹措军费于782年重开了榷酒制度,直至唐朝灭亡。
从此以后,榷酒制度成为常态,在宋代甚至出现了专门主管卖酒的官监酒务一职。在宋代,能卖酒的有两种酒户,一是官府本身,即“国营”酒庄,二是持有执照的民间酒户。这就出现了很多官商勾结的酒庄,比如在《水浒传》中蒋门神强抢施恩的快活林就应属此类,施恩父子本是公务人员,却私自开设酒庄,生意好的原因就是拥有酒类专营的权利,不仅自己可以酿,可以卖,而且还可以将酒转卖给别的酒家。宋代酒家并不少,甚至可以说是随处可见,但是,真正有权利自己酿酒的却没有多少,那些酒家也只能算是二道贩子,将酒从有执照的酒店买来,再贩卖而已。
元代的禁酒令很有意思,因为成吉思汗最讨厌饮酒误事,所以,元代前期对民间的禁酒令非常严苛。元世祖在1283年宣布严禁私人酿酒、卖酒,有私造者,财产子女入官,犯人配役,在1290年又将处罚变更为犯者死。但是,元后期以后禁酒令开始放开,于是各类酒馆又开始繁盛起来。,故行禁酒令,颁布诏书令国民无得种糯,以塞造酒之源,连酿酒的糯米都不许种植。时间到了明朝,朱元璋执行禁酒令非常严苛,大将胡大海之子因触犯了禁酒令,朱元璋不顾胡大海正领大军出征在外,亲自手刃犯人。自此以后,无人敢再犯。但随着朱元璋的离世,他和他的禁酒令很快就被后人遗忘,酿酒、卖酒、喝酒一切照旧了。
章子俊为什么要“摊牌”,因为目前的庐州已经到了“捂不住”的时候了,正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这短短大半年来,就在这个月朝廷先后派了都察院的胡靖、南京礼部给事中韦眷前来,真当是在走形式吗?连刚致仕要回家的商辂也来了,不管怎么粉刷,芦州怎么繁荣,许多僭越的地方一抓一大把,许多施政的做法全部脱离常规,许多对商人的政策与祖制相悖。不光这些,还取消了朝廷的许多地方财税,这是最要命的。原本靠这些杂税把日子过的很滋润的衙门公差,突然没有了,势必会跳脚,暗中就会状告。
商辂叹曰:“忠直的言行触犯君主,独立的操守不合世俗,事理之势就是如此。凡苟且迎合世俗之士,喜欢谄谀献媚之人,按照贵人的脸色俯仰行事,在势利之间曲折前行。章小友啊,任重道远。”
“唉呀,不就是为芦州百姓造造房,修个路什么的,知府大人这是对庐州的善政啊。”李胜说完后,就给曹衡猛眨眼。”
曹衡说道:“大明缺少能臣啊,商大人这一走,内阁可就成了空架子,今皇上诏命户部右侍郎薛远整饬两广军饷,薛远请开纳粟之例。皇上批准施行了。
具体规定:其一,两广大小衙门三年六年考满官员,许令纳米就于本布政司给由。其二,两广两考役满吏典有能纳米一百石者,送部免其办事,就拨京考,纳米三百石者,免其京考,冠带办事,纳米一百五十石者,于本布政司拨补,三考满日是,赴部免考,冠带办事。其三,两广军民舍余人等照纳米则例运于用粮处所,给授散官。其四,两及湖广、江西为民文职官备米一百五十石运于用粮处所者冠带闲住。其五,淮浙广东等处盐运司,提举司天顺七年存积见在引盐,就彼定拟斗斛出榜召商中纳。其六,两广等处放回依亲监生坐监三年以上者纳米一百五十石,未及三年者纳米二百五十石,免其坐监,起送听选,其听选给假回还者纳米一百石,不拘挨次,就便选用。其七,两广儒学考试不中生员廪膳纳米五十石,增广纳米三十石,免其充吏,放回宁家。
这样以来冗官之弊越烈啊,近户部上奏欲于河南、山东、陕西、湖广四布政司各添设参政参议一员,顺天并直隶各府及四布政司各府各添设同知一员,专职抚民劝课农桑。建官用以安民,官多则民扰;立法用以除奸,法出则奸生,故生一事不如省一事,兴一利不如除一害。今户部所言固有其理,但亦有弊。朝廷置布政司府州县官,无非劝课农桑,修举庶务,以安养斯民,何用专设农桑之官?况今水旱不断,民多饥窘,正当苏民省费之时,所以不宜多设官职。”
商辂接口说道:“在老夫出京城时,皇上诏令疏通钱法:凡征商税,钱、钞中半兼收,每钞一贯折钱四文,无拘新旧与年代远近,全部验收,以便民用。可老夫不这样认为,唉,算了多说无益。”
胡靖插话道:“在下官来时,户科等科给事中袁芳等上言:多年以来救荒无术,一遇水旱饥荒,老弱转死,丁壮流移,至今南阳荆襄等处流民不下十万,而南北直隶、浙江、河南等处或水或旱、夏麦绝收、秋收无望,米价昂贵,百姓饥窘,恐来春必有死亡流移之患,聚众闹事之祸。乞行统计缺食者之多寡,所在粮仓之有无,设法赈济。另劝存有余粮之大户放贷,按年计息,官府为之立据,待来春收获一并归还。停止各项工役,免去灾区之税粮。饥死路旁者即速掩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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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知祝浩铭插话拍马屁说道:“想不到知府大人未雨绸缪啊,下官实在是佩服。”
章子俊学着商辂哀叹道:“明明“高产粮”能度饥荒,能饱食,还能喂牲畜,却始终推广不起来,朝廷也不重视,听说许多地方不光是农民害怕新的作物会影响来年收成,农户不是抵触,而是胆小,对不了解的新作物谨慎,生怕原本可以糊口的粮食也没了,当地官员也弃“高产粮”为杂物,只是让农户在自家房前屋后自愿种上几株,等长出来后,早就给鸡鸭吃掉了叶苗,这叫什么事。为了让“高产粮”尽快在庐州大片种植,本府将兴办一个酒坊,原料就用红薯酿造。取南淝之水,酿红薯玉米之酒。可是这样做,又要违制了。朝廷派官员来一查,到时芦州知府官衙造酒,与民争利不说,还把宝贵的粮食酿酒了,离去职下狱不远矣。”
章子俊当着大家,先把丑话说前面,把事情摆在了明面上,这样的话让南京吏部给事中韦眷及都察院的胡靖很是尴尬,这不就是说咱俩么?只能在一旁苦笑。
说完了话,接下去就上菜了,章子俊今晚给大家准备的是肥鸡炖土豆,烤玉米饼,猪肉白菜炖红薯粉条,三种粮食全部上了。这样做,就是要让自家衙门里的人知道,此三种粮食的美味,不光是产量高,还能搭配进菜肴,可以说在座的所有人从未吃过这样“高大上”菜。简单的二菜一饼子,硬生生吃出了瑶池宴的味道。
特别是庐州的通判吴蕴中,王芿峤、盛弥,二位同知祝浩铭、顾麟等人从未吃过这样的东西,原因是玉米、红薯、土豆“三剑客”还没有在庐州种植,目前只是在京城周围一些皇庄及官宦家的农庄种植一些,还有就是很少的农户家,在屋前房后零散种植一些,这些年来没有大力推广。章子俊的设想是这一次说什么也要在自己的芦州府之地大力推广。只有粮食充足了,农户尝到甜头后,不用官府出面,农户自会合理安排种植。
是夜,商辂单独跟章子俊夜谈,从天地的大德叫生长万物,圣人的大宝叫地位。用什么来守住地位叫做仁,用什么来端正人心叫做义。探究天和人的本性,考查邪和正的分别,权衡祸与福的门径,最终得出关于荣与辱的谋虑。绕了一大圈子最后谈到了实际,商辂道:“取南淝之水,酿红薯玉米之酒,这个,这个是否留给老夫去做?不瞒章小友,老夫致仕已不是官了,家中七子八女,大儿良臣在京为官外,三儿良辅也中乡试,可别的几位儿子虽潜心求学,未必能考中,五儿、六儿都已成家,家中虽然还能度日,可儿孙太多,日子清苦,想让五儿顺生有一门事业,这酿酒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起一个作坊,只酿酒不经商,不违圣人之道… … 。”
章子俊一听就明白了,大人是说,让你儿子过来开一个酿酒作坊,生产出来的酒下发给“经销商”,接下去就什么都不管了,是这个意思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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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以后,榷酒制度成为常态,在宋代甚至出现了专门主管卖酒的官监酒务一职。在宋代,能卖酒的有两种酒户,一是官府本身,即“国营”酒庄,二是持有执照的民间酒户。这就出现了很多官商勾结的酒庄,比如在《水浒传》中蒋门神强抢施恩的快活林就应属此类,施恩父子本是公务人员,却私自开设酒庄,生意好的原因就是拥有酒类专营的权利,不仅自己可以酿,可以卖,而且还可以将酒转卖给别的酒家。宋代酒家并不少,甚至可以说是随处可见,但是,真正有权利自己酿酒的却没有多少,那些酒家也只能算是二道贩子,将酒从有执照的酒店买来,再贩卖而已。
元代的禁酒令很有意思,因为成吉思汗最讨厌饮酒误事,所以,元代前期对民间的禁酒令非常严苛。元世祖在1283年宣布严禁私人酿酒、卖酒,有私造者,财产子女入官,犯人配役,在1290年又将处罚变更为犯者死。但是,元后期以后禁酒令开始放开,于是各类酒馆又开始繁盛起来。,故行禁酒令,颁布诏书令国民无得种糯,以塞造酒之源,连酿酒的糯米都不许种植。时间到了明朝,朱元璋执行禁酒令非常严苛,大将胡大海之子因触犯了禁酒令,朱元璋不顾胡大海正领大军出征在外,亲自手刃犯人。自此以后,无人敢再犯。但随着朱元璋的离世,他和他的禁酒令很快就被后人遗忘,酿酒、卖酒、喝酒一切照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