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利波特之晨光 第1907章 father’s watch（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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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07章 father’s watch（十五）
浓雾弥漫的奥斯特里茨战场上，反法联盟首先对普拉岑高地和看起来薄弱的右翼展开了攻击。
在联军的设想里，右翼可以很轻易就攻占下来，然后再和中央军一起围歼法军。
然而一开始右翼的法军确实很轻易就退却了，却并没有如联军设想得那样崩溃，反而拖住了更多的联军，与此同时法军重新占领高地，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为了夺回高地派上了预备队。
圣多明各可以理解为吸引联军兵力的右翼，如果拿破仑和联军的统帅一样不断投入兵力进去，它就会形成一个致命的泥沼，不仅仅是消耗了军费和兵力，还会将信心给打没了，疾病尤其影响士气。
而圣多明各人则会殊死抵抗，瓜德罗普的奴隶起义军宁可自爆也不愿意做奴隶，这种鱼死网破、同归于尽的战场可不是欧洲，彼此还要优待俘虏。
打到后来波兰人都拒绝执行命令了，马赛的瑞士雇佣兵登船前听说要去圣多明哥也发生了哗变，那片曾经非常富饶、出产了很多蔗糖的富裕之地变得让人畏惧，不再想前往。
生活是需要必需品的，人作为一种社会存在，每个人都不可能凭一己之力满足本人的全部需求，建国初期的美利坚合众国也需要欧洲的货物。
赖有社会分工和交换，个人想方设法自由奋斗，也会满足个人的某些需求，但有些需求，而且是最基本的需求恐怕不能自给自足。至于国防量大而广，则超出了任何个人的负担能力，这些个人不可能办到又对整个社会及每个成员生死攸关的必需品便构成了共同利益，也可以称呼为公共利益。
共同利益涵盖了所有人的需求，而满足这些需求又影响到了个人的命运，它会随着时代、社会形态、公众心理和科技发展而不断变化。科技的发展足够改变社会的结构，比如运力的改变，由畜力转变为蒸汽机再到电力的过程，养马的会逐步变少，取而代之的是电厂的工人增加。
这个力量是如此强大，导致了行政法不能像其他法律一样形成法典，英美最早形成法典的便是不动产法典，因为不动产是稳定且难以改变的。
“上层建筑”的构建需要出色的设计师，它要是不够稳，经不起风吹雨打一样要垮塌的，要是住在屋里的人还在里面摇晃柱子，那没有风雨也要垮塌。
边沁认为“最大的利益”是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它是社会性的，实际操作中却发现每个人都是按照自己的价值利益最大化行事。奴隶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那个东方来的巫师对西弗勒斯说“最大的利益”这句话很像英国人说的。
共同利益不一定有利润，因而不会有人主动去承担，但它又是与生死攸关的，凭个人力量无法达成。
团结对有共同需求并且想要实现共同利益的共和国很重要，法兰西共和国的邻居荷兰在路易十四时期已经是共和国体制了，当时他们的行政权力就很大。
三权分立英语是checksand balance，法语是séparation des pouvoirs，德语是Gewaltenteilung，这三个词分别注重“核查与平衡”、“分开”和“权力分配”。
在英国代议制和美国总统制为了避免两只猴子联合起来把一只猴子给弄死了，需要君主和总统有否决权，这样就算一只猴子犯了错，另外两只也没法制裁它，三只猴子也大小差不多。
法国的行政和司法就搅合在一起，这还是巴黎高等法院弄出来的。在君主制时代，巴黎高等法院不仅具有司法职能，还有行政职能，国王赦令的注册权和谏诤权也在法官的手里，也就是说国王的命令要巴黎法院的注册才能生效，因此巴黎法官们时常运用注册权与国王对抗。
当路易十五打算对财政进行改革时，巴黎法官们就用了这个权力，然后他们就被流放了，并且国王进行了莫普改革，这个改革很不得人心，路易十六一上台就拿莫普开刀，获得了巴黎人民的欢呼。
法国不存在代议制制度，共和国八年的制度人民虽然不行使任何公共职责，但能够为所有人制定信任的人，它如同古代无政府民主制所做的，不制定法律、不从事管理、不进行判决，但立法者、统治者和法官门缺始终从它选定的人当中选择。选举人名单通过纳税多少入选，不是像摇滚明星一样到各个地方去拉选票，台上承诺得好听，当选后能落实的少。参选经费也是靠游说或者政治献金得来，比如小亨利·肖举行的那场宴会，就是拉有钱人赞助的。有了这些钱后参选者才有机会包装、宣传自己，否则别人不认识你谁会给你投票呢？这种民主其实是有钱人的游戏，缴纳的人少，避税转移资产更是常态。
法国的行政法类似于普通发的判例法，法国行政法官的判案是个人的作品，又不倾向普通法的私法，尤其是谈起行政法独立性时，其核心就在于法国的行政追求的目标是共同利益，与普通的私法相抵触的。
当行政机关与个人的关系中，行政机关代表的共同利益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私人利益难免会产生冲突，这时平等原则就不适用了，共同利益高于私人利益，后者一般也表示服从。
就比如行政机关要用一块属于私人的场地建造一个设施，供整个集体使用，而业主不肯出让，那就赋予行政机关强制手段，在给业主各种担保的条件下迫使其出让。
拿破仑将私营烟草收为国有也是基于这一点，烟草税是很重要的收入，又因为他税率收得很高，走私的香烟就受欢迎了。
地方上的公共建设和慈善费用被收回中央了，地方不需要修路，由中央委派专业的施工队修建道路、运河和桥梁。
中央集权可以决定行政预算、控制经费拨款，从而支配着行政活动，取消税收特权也是大革命的硕果之一。将昔日的皇家园林维修好了不仅仅可以用来观赏，还可以举行一些典礼和商业活动，赚点小钱贴补一下，这样以后就可以减少拨款维修的费用了。
美国有句谚语：如果没有坏，那就不要修理它。
现在主要的军用大道都是路易十四时期修的，几十年都没有变过。
在卢梭之前，孟德斯鸠与狄德罗也曾经讨论过公共意志，在他们眼里神恩宠说和利己主义是一切罪恶的根源，然而追求个人利益是正常的动机，无利可图的事不会有人主动去承担，也没有动力去开发新技术或者是整合资源，市场竞争是优胜劣汰，花更多的钱买劣质的服务一样不利于公共利益。
狄德罗在《百科全书》上说：公共意志对于每个人而言乃纯粹的理解力行为，这种理解力可能暗中令人以此要求与他同样的人，且与他同样的人亦据此有权力要求他的激情进行推理。在这种情况下共同意志不是人民的意志的同义词，它更多使人想起“自明”的概念。
比如公园里的花不能摘，不能随地大小便，因为这是在公共场合，共同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共同利益与生而自由是并列于人权宣言第一条里的，摘花肯定有人会阻止，阻止的人当时想的是什么？
在卢梭之前公共意志的观念在法国的哲学文化中没有诉诸政治合法化，我们平等得不摘花，大家都不享受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自由，又或者是说损公肥私的行为，革除腐败、精简组织也是大革命的硕果之一。
历史上的拿破仑恢复烟草税是1810年，奥斯特里茨打过了，特拉法尔加也打了，欧洲大陆具已臣服，再打就是俄国，要准备一支那样的远征军可不是一两个月就能集结的。
他那个时候就开始失控了。
海上他去不了，只有在陆上扩张，以当时欧洲大陆上的路况补给会跟不上的。
以战养战不仅对当地居民造成了灾难，并且如果和俄国一样搞焦土政策，那就根本没有任何补给的机会，最终骑兵也只能杀马充饥了。
若与盎格鲁撒克逊制度相比较，英国的制度更奉行相反的逻辑，他们注重政府的权利与个人的权利协调一致，《谷物法》和爱尔兰饥荒就是例子。
直白点的说法，盎格鲁撒克逊制度更像是个人权利的保护者。提倡政治理性的启蒙思想和公共意志在1789年突然决裂了，当时采纳的意见是：法律是公共意志的表现。
如果法兰西有个无冕之王，那就是公共意志、共同利益，它在1789年被加冕，却没有王冠，体现出来的是《人权宣言》：人人都可获得幸福，社会差别只能建立在公益基础上。
行政法官之所以追求灵活是力图同共民的权利和自由协调起来达到平衡，法官能遵循自己的主张，比如波莫纳用萨克利法来判决盗尸案，这不是绝对公正的，英国人没干怎么赔礼道歉加赔钱呢？这是个衡平，如弃妻案一样，被抛弃的妻子只有房子，银行收走了抵押她住哪儿？
娇艳的花朵需要呵护，美国人爱搞土地投机，法国大革命一扫等级和特权的时候，民法依旧关注着它以前关切的东西，拿破仑法典的基础是民事习惯和君主颁布的法令，这些法律质料经过适当的编辑和本土化后依旧可以适用于魁北克，那里没有被大革命波及。
那位在玛丽安托瓦内特花园里，坐在爱之殿堂边，肤色又黑又粗糙的男人就是德·沃德勒伊侯爵，他不仅是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朋友，还曾是加拿大总督。
如果是美国独立战争是为了捍卫十三州的代议制，那么吞并路易斯安那就可能撼动这个“永恒的社会之约”了，制宪会议已经含糊过去了一次了。
曾经模棱两可的公共意志革命现在又开始清晰了，西耶斯发明了一种选举法，将普遍选举和名流选举合并起来，扩大了纳税选举的范围，这是有代议制性质的，普通公民没有权利代表人民，也没有权利以个人名义授予一种权利，要从代表人民的全民代表中产生。
举个例子，专利工人，他们是工人却有专利，可以参与劳资调解委员会，和雇主代表坐在一起裁决劳资纠纷、工资支付及安全、卫生问题。
工人信任那个代表他们和雇主谈判，如果他和他们一样的话就有风险，但有专利不一样了，他可以带着专利离开这家工厂，到别的地方去，失去专利的厂家会失去竞争力，专利所有权还要付钱打官司的。
只要是没有丧失公民权的公民都有资格当选，当公民加入外国国籍，接受外国政府提供的职务或者年金、参加主张生而不平等的外国组织、被判处身刑或加辱刑者都会失去公民权。
身刑包括死刑和徒刑，加辱刑则是具有侮辱性和损人名誉的性质，因为被军医摁着种牛痘的“红胳膊”名誉受损了，不过她们并没有受刑，种痘而已，而且种痘不会死，不种痘才会得天花得病死，所以她们还是公民。
这个做法不是原创，是赫敏格兰杰想出来的，那个告密的玛丽埃塔·艾克莫脸上出了密密麻麻的紫色脓包，拼成了“告密生”。
她当时签了契约，而她脸上的痘则是告密的惩罚。
其实那份删改的独立宣言可以不保存，这样就没人知道了。
不过这些“国父”们可能希望“后人”可以解决他们遗留的问题，如同得了绝症冰冻起来的人，等以后技术先进了，将他们“复活”并治好他们的病。
每个有生命力的国家都有上天希望它实现的某种理想，而且这种理想的实现是其特殊的事业、使命或天命。
希望这一次荒野的狮子对了北极星，别再在自己的沙漠里迷路了。
我听到格林德沃说最大的利益时想到的是共同利益……
浓雾弥漫的奥斯特里茨战场上，反法联盟首先对普拉岑高地和看起来薄弱的右翼展开了攻击。
在联军的设想里，右翼可以很轻易就攻占下来，然后再和中央军一起围歼法军。
然而一开始右翼的法军确实很轻易就退却了，却并没有如联军设想得那样崩溃，反而拖住了更多的联军，与此同时法军重新占领高地，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为了夺回高地派上了预备队。
圣多明各可以理解为吸引联军兵力的右翼，如果拿破仑和联军的统帅一样不断投入兵力进去，它就会形成一个致命的泥沼，不仅仅是消耗了军费和兵力，还会将信心给打没了，疾病尤其影响士气。
而圣多明各人则会殊死抵抗，瓜德罗普的奴隶起义军宁可自爆也不愿意做奴隶，这种鱼死网破、同归于尽的战场可不是欧洲，彼此还要优待俘虏。
打到后来波兰人都拒绝执行命令了，马赛的瑞士雇佣兵登船前听说要去圣多明哥也发生了哗变，那片曾经非常富饶、出产了很多蔗糖的富裕之地变得让人畏惧，不再想前往。
生活是需要必需品的，人作为一种社会存在，每个人都不可能凭一己之力满足本人的全部需求，建国初期的美利坚合众国也需要欧洲的货物。
赖有社会分工和交换，个人想方设法自由奋斗，也会满足个人的某些需求，但有些需求，而且是最基本的需求恐怕不能自给自足。至于国防量大而广，则超出了任何个人的负担能力，这些个人不可能办到又对整个社会及每个成员生死攸关的必需品便构成了共同利益，也可以称呼为公共利益。
共同利益涵盖了所有人的需求，而满足这些需求又影响到了个人的命运，它会随着时代、社会形态、公众心理和科技发展而不断变化。科技的发展足够改变社会的结构，比如运力的改变，由畜力转变为蒸汽机再到电力的过程，养马的会逐步变少，取而代之的是电厂的工人增加。
这个力量是如此强大，导致了行政法不能像其他法律一样形成法典，英美最早形成法典的便是不动产法典，因为不动产是稳定且难以改变的。
“上层建筑”的构建需要出色的设计师，它要是不够稳，经不起风吹雨打一样要垮塌的，要是住在屋里的人还在里面摇晃柱子，那没有风雨也要垮塌。
边沁认为“最大的利益”是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它是社会性的，实际操作中却发现每个人都是按照自己的价值利益最大化行事。奴隶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那个东方来的巫师对西弗勒斯说“最大的利益”这句话很像英国人说的。
共同利益不一定有利润，因而不会有人主动去承担，但它又是与生死攸关的，凭个人力量无法达成。
团结对有共同需求并且想要实现共同利益的共和国很重要，法兰西共和国的邻居荷兰在路易十四时期已经是共和国体制了，当时他们的行政权力就很大。
三权分立英语是checksand balance，法语是séparation des pouvoirs，德语是Gewaltenteilung，这三个词分别注重“核查与平衡”、“分开”和“权力分配”。
在英国代议制和美国总统制为了避免两只猴子联合起来把一只猴子给弄死了，需要君主和总统有否决权，这样就算一只猴子犯了错，另外两只也没法制裁它，三只猴子也大小差不多。
法国的行政和司法就搅合在一起，这还是巴黎高等法院弄出来的。在君主制时代，巴黎高等法院不仅具有司法职能，还有行政职能，国王赦令的注册权和谏诤权也在法官的手里，也就是说国王的命令要巴黎法院的注册才能生效，因此巴黎法官们时常运用注册权与国王对抗。
当路易十五打算对财政进行改革时，巴黎法官们就用了这个权力，然后他们就被流放了，并且国王进行了莫普改革，这个改革很不得人心，路易十六一上台就拿莫普开刀，获得了巴黎人民的欢呼。
法国不存在代议制制度，共和国八年的制度人民虽然不行使任何公共职责，但能够为所有人制定信任的人，它如同古代无政府民主制所做的，不制定法律、不从事管理、不进行判决，但立法者、统治者和法官门缺始终从它选定的人当中选择。选举人名单通过纳税多少入选，不是像摇滚明星一样到各个地方去拉选票，台上承诺得好听，当选后能落实的少。参选经费也是靠游说或者政治献金得来，比如小亨利·肖举行的那场宴会，就是拉有钱人赞助的。有了这些钱后参选者才有机会包装、宣传自己，否则别人不认识你谁会给你投票呢？这种民主其实是有钱人的游戏，缴纳的人少，避税转移资产更是常态。
法国的行政法类似于普通发的判例法，法国行政法官的判案是个人的作品，又不倾向普通法的私法，尤其是谈起行政法独立性时，其核心就在于法国的行政追求的目标是共同利益，与普通的私法相抵触的。
当行政机关与个人的关系中，行政机关代表的共同利益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私人利益难免会产生冲突，这时平等原则就不适用了，共同利益高于私人利益，后者一般也表示服从。
就比如行政机关要用一块属于私人的场地建造一个设施，供整个集体使用，而业主不肯出让，那就赋予行政机关强制手段，在给业主各种担保的条件下迫使其出让。
拿破仑将私营烟草收为国有也是基于这一点，烟草税是很重要的收入，又因为他税率收得很高，走私的香烟就受欢迎了。
地方上的公共建设和慈善费用被收回中央了，地方不需要修路，由中央委派专业的施工队修建道路、运河和桥梁。
中央集权可以决定行政预算、控制经费拨款，从而支配着行政活动，取消税收特权也是大革命的硕果之一。将昔日的皇家园林维修好了不仅仅可以用来观赏，还可以举行一些典礼和商业活动，赚点小钱贴补一下，这样以后就可以减少拨款维修的费用了。
美国有句谚语：如果没有坏，那就不要修理它。
现在主要的军用大道都是路易十四时期修的，几十年都没有变过。
在卢梭之前，孟德斯鸠与狄德罗也曾经讨论过公共意志，在他们眼里神恩宠说和利己主义是一切罪恶的根源，然而追求个人利益是正常的动机，无利可图的事不会有人主动去承担，也没有动力去开发新技术或者是整合资源，市场竞争是优胜劣汰，花更多的钱买劣质的服务一样不利于公共利益。
狄德罗在《百科全书》上说：公共意志对于每个人而言乃纯粹的理解力行为，这种理解力可能暗中令人以此要求与他同样的人，且与他同样的人亦据此有权力要求他的激情进行推理。在这种情况下共同意志不是人民的意志的同义词，它更多使人想起“自明”的概念。
比如公园里的花不能摘，不能随地大小便，因为这是在公共场合，共同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共同利益与生而自由是并列于人权宣言第一条里的，摘花肯定有人会阻止，阻止的人当时想的是什么？
在卢梭之前公共意志的观念在法国的哲学文化中没有诉诸政治合法化，我们平等得不摘花，大家都不享受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自由，又或者是说损公肥私的行为，革除腐败、精简组织也是大革命的硕果之一。
历史上的拿破仑恢复烟草税是1810年，奥斯特里茨打过了，特拉法尔加也打了，欧洲大陆具已臣服，再打就是俄国，要准备一支那样的远征军可不是一两个月就能集结的。
他那个时候就开始失控了。
海上他去不了，只有在陆上扩张，以当时欧洲大陆上的路况补给会跟不上的。
以战养战不仅对当地居民造成了灾难，并且如果和俄国一样搞焦土政策，那就根本没有任何补给的机会，最终骑兵也只能杀马充饥了。
若与盎格鲁撒克逊制度相比较，英国的制度更奉行相反的逻辑，他们注重政府的权利与个人的权利协调一致，《谷物法》和爱尔兰饥荒就是例子。
直白点的说法，盎格鲁撒克逊制度更像是个人权利的保护者。提倡政治理性的启蒙思想和公共意志在1789年突然决裂了，当时采纳的意见是：法律是公共意志的表现。
如果法兰西有个无冕之王，那就是公共意志、共同利益，它在1789年被加冕，却没有王冠，体现出来的是《人权宣言》：人人都可获得幸福，社会差别只能建立在公益基础上。
行政法官之所以追求灵活是力图同共民的权利和自由协调起来达到平衡，法官能遵循自己的主张，比如波莫纳用萨克利法来判决盗尸案，这不是绝对公正的，英国人没干怎么赔礼道歉加赔钱呢？这是个衡平，如弃妻案一样，被抛弃的妻子只有房子，银行收走了抵押她住哪儿？
娇艳的花朵需要呵护，美国人爱搞土地投机，法国大革命一扫等级和特权的时候，民法依旧关注着它以前关切的东西，拿破仑法典的基础是民事习惯和君主颁布的法令，这些法律质料经过适当的编辑和本土化后依旧可以适用于魁北克，那里没有被大革命波及。
那位在玛丽安托瓦内特花园里，坐在爱之殿堂边，肤色又黑又粗糙的男人就是德·沃德勒伊侯爵，他不仅是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朋友，还曾是加拿大总督。
如果是美国独立战争是为了捍卫十三州的代议制，那么吞并路易斯安那就可能撼动这个“永恒的社会之约”了，制宪会议已经含糊过去了一次了。
曾经模棱两可的公共意志革命现在又开始清晰了，西耶斯发明了一种选举法，将普遍选举和名流选举合并起来，扩大了纳税选举的范围，这是有代议制性质的，普通公民没有权利代表人民，也没有权利以个人名义授予一种权利，要从代表人民的全民代表中产生。
举个例子，专利工人，他们是工人却有专利，可以参与劳资调解委员会，和雇主代表坐在一起裁决劳资纠纷、工资支付及安全、卫生问题。
工人信任那个代表他们和雇主谈判，如果他和他们一样的话就有风险，但有专利不一样了，他可以带着专利离开这家工厂，到别的地方去，失去专利的厂家会失去竞争力，专利所有权还要付钱打官司的。
只要是没有丧失公民权的公民都有资格当选，当公民加入外国国籍，接受外国政府提供的职务或者年金、参加主张生而不平等的外国组织、被判处身刑或加辱刑者都会失去公民权。
身刑包括死刑和徒刑，加辱刑则是具有侮辱性和损人名誉的性质，因为被军医摁着种牛痘的“红胳膊”名誉受损了，不过她们并没有受刑，种痘而已，而且种痘不会死，不种痘才会得天花得病死，所以她们还是公民。
这个做法不是原创，是赫敏格兰杰想出来的，那个告密的玛丽埃塔·艾克莫脸上出了密密麻麻的紫色脓包，拼成了“告密生”。
她当时签了契约，而她脸上的痘则是告密的惩罚。
其实那份删改的独立宣言可以不保存，这样就没人知道了。
不过这些“国父”们可能希望“后人”可以解决他们遗留的问题，如同得了绝症冰冻起来的人，等以后技术先进了，将他们“复活”并治好他们的病。
每个有生命力的国家都有上天希望它实现的某种理想，而且这种理想的实现是其特殊的事业、使命或天命。
希望这一次荒野的狮子对了北极星，别再在自己的沙漠里迷路了。
我听到格林德沃说最大的利益时想到的是共同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