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利波特之晨光 第1769章 地狱皇后（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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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69章 地狱皇后（四十）
很多游牧民族都有逐水草而居的习惯，比如西克索斯人，他们入侵埃及时正值底比斯第十三王朝，与努比亚人建立的十四王朝南北分治时期。
尽管没有证据显示双方有过军事冲突，但这样的政治分裂不可避免得削弱了埃及的实力，而驾驶着先进战车的西索克斯人趁此机会来到了这片水草丰美的土地上，并一度将势力扩展到孟菲斯。相比之下第十三王朝的旧势力只能在底比斯苟延残喘，力求埃及人独立政权的余烬不会死灭，为此他们还修了一尊代表底比斯的男性勇士塑像瓦塞特。
这尊雕塑树立起之后能激发多少埃及人的斗志不得而知，雅赫霍特普及她的丈夫、儿子们身先士卒、奋勇杀敌，雅赫霍特普的丈夫和卡摩斯一世都战死疆场，一尊虚拟的勇士雕塑和一个活生生的勇士谁更能激发出士气呢？
埃及第十八王朝不再修建金字塔，这既意味着原有的社会秩序被打破，人们不再在金字塔顶端加盖花岗岩，这些坚固的石块被用来修建城市的防御工事，活人会住在里面，女性的珠宝也不只是装饰作用，她们要与爱琴海的盟友们贸易，获得玻璃。
玻璃在20世纪虽然廉价，在古代却是奢侈品，威尼斯也是因为擅长制造玻璃才在文艺复兴时期以“玻璃艺术家”的称号闻名于世。
伽利略是比较公认的第一个发明天文望远镜的人，但最早发现凹面镜和凸透镜组合可以看到远处这个现象的却不是他，而是一个法国工匠。
他利用这个原理制造了一架仪器献给了拿骚的毛里茨，后来被一个叫雅克·贝德维尔的人参观了，他从巴黎写了一封信给伽利略，描述了这个仪器的存在，伽利略意识到这架一起对科学研究的作用，然后伽利略利用身在威尼斯的便利制造了一台望远镜。
不过那个时候的威尼斯做不出纯度很高的玻璃，为此他还和工匠们一起改良了配方，至于拿骚的那个仪器可能是用天然水晶做的。望远镜做成后伽利略立刻用它来观测天空，1610年1月7日是他用望远镜观测天空的第一天，他观看的是木星，他看到木星周围有3颗明亮的小星球，与黄道平行，排成一条直线，两颗向东一颗向西。
一开始伽利略没有在意，以为这是三个普通的星球，没有必要去计算距离。第二天伽利略再次对准木星，发现那三颗星球依旧全部排列在木星的西侧，他开始有了怀疑，1月9日是个阴天，1月10日再观测时两颗星星又移动到了木星的东侧。观察自此伽利略意识到自己发现的是三颗木星的卫星，类似地球的月亮，1月13日他发现了第四颗卫星。以往人类以为地球是唯一有月亮，享受月光的天体，自然而然得一位地球是位于宇宙的中心。伽利略新的观测表明木星不仅体积大锅地球，而且木星有4个月亮，削弱了地心说的基础。1610年时他出版了《星际信使》一书，公开了自己的天文发现，开普勒也读过了，这个发现让他放弃了曾经珍爱的“宇宙和谐论”之梦，而这也是中世纪哲学中早已存在的概念。开普勒认为除了神创世之时达到了完美和谐外，之后的世界里和谐已经不存在了。
万有引力定律传播的是上帝与自然的和谐，让自然科学不但能与神学抗衡，还能取而代之。
美国《独立宣言》用“power of earth”获得了一时的成就，也让《人权宣言》获得了崇高声誉，然而接下来25年的政治动荡和拿破仑的征服战争没有给人们带来千年福王国和公正而持久的社会秩序，反倒是断头台、恐怖统治和毁灭性的战争，各民族屈服于一个军事冒险家的冷酷独裁统治，以至于“革命”这个词在相当一部分人心里留下了无政府状态和无神论带来的混乱画面，对于拿破仑和他的战争产生了不同的评价，并不是每个人都是认同并且向往的。
法国大革命时期左翼是指的坐在制宪会议中左侧，反对君主体制，支持激进改革的人，第二阶级的贵族成员坐在右侧，他们是保守主义者，渐渐的左和右成了一种政治术语。
原本这些东西和一个爱吃蛋糕与法式浪漫的小女孩儿能有什么关系呢？问题是2005年的秋天巴黎即将发生暴动，这就是小女孩必须思考的了，不会有人想在暴动的巴黎度蜜月，除非她想换一个口味，试试末日逃亡是个什么滋味。
巴黎市中心的房子很密集，也容易产生热岛效应，热空气流不出去，每年都有很多无家可归以及没有安装空调的市民因为高热死亡。
地铁里没有降温设备，就像那些在地铁口拿着吉他唱歌的歌手们唱的，车厢里热得像地狱，气味更是变化多端，那绝不只是人体散发的气味，有的说类似硫化氢、有的说是燃烧的空气的味道，有人说是汽车轮胎燃烧的味道，或者是脏袜子、尿味，汇集到每个车站都会提供不同味道组成的鸡尾酒。二战时为了消除驻扎法国的美军对法国人的偏见，曾写了一个名为《法国人的112个恼人之处》的小册子，那时候车厢里还有股大蒜味。
为了遮盖这股气味，地铁公司在车厢里喷洒了气味微妙的香水，原本相比起不洗澡的味道，女士们更愿意闻香水味，但香榭丽舍站那种掺假的香奈儿5号和左岸香水味只给了过于天真的游客雅致的印象，仔细闻的话还是能闻到死老鼠的气味和刹车的焦糊味。
比看到一碗有老鼠的浓汤更恶心的是你喝到一半发现浓汤里有死老鼠，你要是不知道汤里有死老鼠还没什么，明知道里面有还要喝下去才恶心。
法国的香颂不只是甜蜜的情歌和民谣，还有政治和抗议内容，地铁工人7、8月份要罢工的，哪儿凉快到哪儿去，这下连有死老鼠的汤也喝不到了，这半点都影响不到富有阶级，同样民众烧了奢侈品商店楼上住的普通人会失去仅有的家。
以前法国贵族认为不交税是他们的特权，现在的商人阶级避税到国外去了，留下的人为了他们剩下的那点残羹冷炙而争抢。
在发火前要冷静思考，楼兰之所以会被遗弃是因为孔雀河改道，河水不再从那座建在沙漠里的城市流过。没有“流水”，不论是什么革命都干不了，英国的工业革命除了技术创新之外还因为银行敢于贷款给工厂主，这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成功之处，换成别的国家和文明不一定能做到这一点，法国的银行家就缺乏这一点，工匠们在法国时没有弄出工业革命。
法国人自己也研究过，那场革命到底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如果它失败了为什么又成功，如果它成功了又失败。
除去近代哲学家滥用“自然”这个名词，自然的内涵是值得讨论的，人的本我和超我本来就存在矛盾，才需要自我调节。
拿破仑兵败滑铁卢之后失去了控制，他大骂背叛了他的塔列朗是丝袜里的一坨屎（merde）。
塔列朗对那位昔日的皇帝说“可惜啊，先生们，这么伟大的一个人居然那么没教养。”
Merde在现在的法国是一个温和的骂人方式，演员们会祝福对方演出大获成功时用到这个词，以前演出成功与否要看剧院外长长的马车队来衡量，如果车马多，当然会在大街上留下数量惊人的马粪。
土伦之战时巴黎派来的指挥官第一件事就是搜查军官里的贵族，拿破仑则用望远镜看到了“小直布罗陀”，他明白自己该干什么，才越级向巴黎的雅各宾俱乐部去信举报。
巫术指控的时候，有人是为了报仇诬告，有人是为了政治斗争才造成社会秩序混乱的。
塞勒姆更是让马萨诸塞人人自危，家庭分崩离析，闹成这样说到底还是因为没有剧院，人们闲得没有事做，才给自己找事做。
除了写“他人既地狱”之外，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曾写《存在与虚无》，他深化了胡塞尔的“从实事本身出发”的思想，改造了笛卡尔“我思故我在”，提出了比反思更优先的“反思前的我思”。
在诸多曾经神圣不可否认的神、精灵等等精神造物中，“自我”是不可否认的，否认自我即是抑郁与自毁的先兆，不论那些施加精神压迫的人们怎么诋毁都不要怀疑自我存在的意义，东方有句哲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行弗乱其所为。这就是反思前的我思了。
我思是自我意识，反思前的我思是没有把自我和自身区别开来，分别形成客观对象，世界和自我浑然一体，也就是古代中国人说的天人合一，天地运而相通，万物总而为一，人体内的小宇宙与大宇宙是同构的，这也是自然法则的一部分。
“我”是应运而生的，天地间总有“我”的位置，在找到了那个正确的位置前会诸事不顺，换一个位置，换一个运气。
西方的上帝则不近人情，就不提约伯那个倒霉鬼了，他成了上帝和魔鬼实验的对象，全家死光加自己又病又穷全是考验，上帝说你过关了，就又让他子孙满堂、健康富有，人生大起大落如斯，几个受得了。
普通人活在一个不变的大宇宙里，上帝是这个大宇宙的缔造者，他什么都计划好了，人根本不是自由的，所以人不犯罪，善举是上帝的计划，善人干了善事一点好处都没有，连自我安慰都做不到，清教徒则找了个征兆，发财就证明自己找到了那个天职，还有什么比财富更能证明神恩的。
这种神权的专制、要求人绝对臣服，加上罗马的征服和罗马人的武力造就了西方文明的内核，少数服从多数看似民主，但苏格拉底是怎么死的？不是死于多数派暴政之中么？
甚至于早期宣扬日心说的科学家、反奴隶制也是少数派，也就是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价值观不可以成为普世价值观的，它只是符合边沁功利主义提出的“大多数人的利益”，是一种利维坦结构，当大多数人利益无法得到保证，利维坦就不复存在，相反的会出现一种反利维坦，人的本性在于自我保存和生存，强制权力没有建立的地方就没有所有权存在，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制也就可以侵犯了。
没什么是神圣不可否认的，以前的俄国贵族后来离开了俄国和君主制也和普通人没两样了，那是他们没准备，没把资产转移出来。
这场暴乱会遍布欧洲，需要军队进行镇压，卢修斯马尔福已经通知了生意上的朋友们记得要提前走了，听不听随他们自己的意愿，就像菲利普·英格里希，他也听到了穆迪牧师的警告了，他不走、要留下打理生意也是他的选择。
1981年随着修建国立图书馆的总统当选，法国也曾诞生了大批富人外逃的场面。这些商人、名人和企业老板和拿破仑三世的欧仁妮皇后一样，小心翼翼得用路易威登的包打包好了行李，乘坐着一队队豪华轿车连夜沿着黑漆漆的公路奔向私人机场。或直接开往比利时、瑞士，据说他们那么做是为了逃避新的财富稅。当左翼日报《解放报》知道了这个消息后，立刻用醒目的大标题在头版上破口大骂“滚吧，你们这些为富不仁的阔佬。”
有传闻说当时逃离高卢的法国人比逃离不列颠的英国人还要多，这种现象不足为奇了，富人也和游牧民族一样“逐水草而居”，哪里的税率便宜他们就到哪里去，他们的资金会带来建设，诸如开曼群岛也是这么富起来的，它也在加勒比海上，目前不仅是潜水胜地、度假胜地，还是第四大离岸金融中心，和曾经在18世纪非常富饶的海地比好了不知道多少倍。
那是个非常和谐的岛，就像富人区，吵架都会被视为冲突，就更别提贫民窟的那种混乱和暴力了。
难怪它被人叫做“天堂”。
但想要去天堂要先逃离地狱，这次情况和上次总统当选不一样，笛卡尔在他的数学哲学书里称呼椭圆为卵，他的数学不只是心形曲线，还有卵形线折射和“燃火点”。
而在灵魂方面他认为人的灵魂由激情、惊奇、爱、恨、欲望、高兴、悲哀组成。陷入群体激情的人不是所有人都能冷静下来的，“我不思就我不在”，人一旦进入浑然忘我、混沌、原始的状态谁都不知道能干出什么事来。
长期压抑本我，等它被放出来就是个不断咆哮的怪物。
也许不会出现法国大革命时当街开膛破肚的场面，但围殴致死是有可能发生的。
Even devil once was an angel。
无家可归者们不全是坏人，他们也有正当职业，只是工资不足够付房租，还有难民，如果不是战争，他们怎么会沦为难民，内务部长怎么能称呼他们是社会的渣滓呢？
天体不断运转，最后都会变成一个椭圆的轨道，仿佛又回到了起点。
黑格尔说历史给人的唯一教训，就是人们从未在历史中吸取任何教训。
毕竟孩子们上历史课都在睡觉，他们能保持清醒就不错了，还提什么反思和我思。
很多游牧民族都有逐水草而居的习惯，比如西克索斯人，他们入侵埃及时正值底比斯第十三王朝，与努比亚人建立的十四王朝南北分治时期。
尽管没有证据显示双方有过军事冲突，但这样的政治分裂不可避免得削弱了埃及的实力，而驾驶着先进战车的西索克斯人趁此机会来到了这片水草丰美的土地上，并一度将势力扩展到孟菲斯。相比之下第十三王朝的旧势力只能在底比斯苟延残喘，力求埃及人独立政权的余烬不会死灭，为此他们还修了一尊代表底比斯的男性勇士塑像瓦塞特。
这尊雕塑树立起之后能激发多少埃及人的斗志不得而知，雅赫霍特普及她的丈夫、儿子们身先士卒、奋勇杀敌，雅赫霍特普的丈夫和卡摩斯一世都战死疆场，一尊虚拟的勇士雕塑和一个活生生的勇士谁更能激发出士气呢？
埃及第十八王朝不再修建金字塔，这既意味着原有的社会秩序被打破，人们不再在金字塔顶端加盖花岗岩，这些坚固的石块被用来修建城市的防御工事，活人会住在里面，女性的珠宝也不只是装饰作用，她们要与爱琴海的盟友们贸易，获得玻璃。
玻璃在20世纪虽然廉价，在古代却是奢侈品，威尼斯也是因为擅长制造玻璃才在文艺复兴时期以“玻璃艺术家”的称号闻名于世。
伽利略是比较公认的第一个发明天文望远镜的人，但最早发现凹面镜和凸透镜组合可以看到远处这个现象的却不是他，而是一个法国工匠。
他利用这个原理制造了一架仪器献给了拿骚的毛里茨，后来被一个叫雅克·贝德维尔的人参观了，他从巴黎写了一封信给伽利略，描述了这个仪器的存在，伽利略意识到这架一起对科学研究的作用，然后伽利略利用身在威尼斯的便利制造了一台望远镜。
不过那个时候的威尼斯做不出纯度很高的玻璃，为此他还和工匠们一起改良了配方，至于拿骚的那个仪器可能是用天然水晶做的。望远镜做成后伽利略立刻用它来观测天空，1610年1月7日是他用望远镜观测天空的第一天，他观看的是木星，他看到木星周围有3颗明亮的小星球，与黄道平行，排成一条直线，两颗向东一颗向西。
一开始伽利略没有在意，以为这是三个普通的星球，没有必要去计算距离。第二天伽利略再次对准木星，发现那三颗星球依旧全部排列在木星的西侧，他开始有了怀疑，1月9日是个阴天，1月10日再观测时两颗星星又移动到了木星的东侧。观察自此伽利略意识到自己发现的是三颗木星的卫星，类似地球的月亮，1月13日他发现了第四颗卫星。以往人类以为地球是唯一有月亮，享受月光的天体，自然而然得一位地球是位于宇宙的中心。伽利略新的观测表明木星不仅体积大锅地球，而且木星有4个月亮，削弱了地心说的基础。1610年时他出版了《星际信使》一书，公开了自己的天文发现，开普勒也读过了，这个发现让他放弃了曾经珍爱的“宇宙和谐论”之梦，而这也是中世纪哲学中早已存在的概念。开普勒认为除了神创世之时达到了完美和谐外，之后的世界里和谐已经不存在了。
万有引力定律传播的是上帝与自然的和谐，让自然科学不但能与神学抗衡，还能取而代之。
美国《独立宣言》用“power of earth”获得了一时的成就，也让《人权宣言》获得了崇高声誉，然而接下来25年的政治动荡和拿破仑的征服战争没有给人们带来千年福王国和公正而持久的社会秩序，反倒是断头台、恐怖统治和毁灭性的战争，各民族屈服于一个军事冒险家的冷酷独裁统治，以至于“革命”这个词在相当一部分人心里留下了无政府状态和无神论带来的混乱画面，对于拿破仑和他的战争产生了不同的评价，并不是每个人都是认同并且向往的。
法国大革命时期左翼是指的坐在制宪会议中左侧，反对君主体制，支持激进改革的人，第二阶级的贵族成员坐在右侧，他们是保守主义者，渐渐的左和右成了一种政治术语。
原本这些东西和一个爱吃蛋糕与法式浪漫的小女孩儿能有什么关系呢？问题是2005年的秋天巴黎即将发生暴动，这就是小女孩必须思考的了，不会有人想在暴动的巴黎度蜜月，除非她想换一个口味，试试末日逃亡是个什么滋味。
巴黎市中心的房子很密集，也容易产生热岛效应，热空气流不出去，每年都有很多无家可归以及没有安装空调的市民因为高热死亡。
地铁里没有降温设备，就像那些在地铁口拿着吉他唱歌的歌手们唱的，车厢里热得像地狱，气味更是变化多端，那绝不只是人体散发的气味，有的说类似硫化氢、有的说是燃烧的空气的味道，有人说是汽车轮胎燃烧的味道，或者是脏袜子、尿味，汇集到每个车站都会提供不同味道组成的鸡尾酒。二战时为了消除驻扎法国的美军对法国人的偏见，曾写了一个名为《法国人的112个恼人之处》的小册子，那时候车厢里还有股大蒜味。
为了遮盖这股气味，地铁公司在车厢里喷洒了气味微妙的香水，原本相比起不洗澡的味道，女士们更愿意闻香水味，但香榭丽舍站那种掺假的香奈儿5号和左岸香水味只给了过于天真的游客雅致的印象，仔细闻的话还是能闻到死老鼠的气味和刹车的焦糊味。
比看到一碗有老鼠的浓汤更恶心的是你喝到一半发现浓汤里有死老鼠，你要是不知道汤里有死老鼠还没什么，明知道里面有还要喝下去才恶心。
法国的香颂不只是甜蜜的情歌和民谣，还有政治和抗议内容，地铁工人7、8月份要罢工的，哪儿凉快到哪儿去，这下连有死老鼠的汤也喝不到了，这半点都影响不到富有阶级，同样民众烧了奢侈品商店楼上住的普通人会失去仅有的家。
以前法国贵族认为不交税是他们的特权，现在的商人阶级避税到国外去了，留下的人为了他们剩下的那点残羹冷炙而争抢。
在发火前要冷静思考，楼兰之所以会被遗弃是因为孔雀河改道，河水不再从那座建在沙漠里的城市流过。没有“流水”，不论是什么革命都干不了，英国的工业革命除了技术创新之外还因为银行敢于贷款给工厂主，这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成功之处，换成别的国家和文明不一定能做到这一点，法国的银行家就缺乏这一点，工匠们在法国时没有弄出工业革命。
法国人自己也研究过，那场革命到底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如果它失败了为什么又成功，如果它成功了又失败。
除去近代哲学家滥用“自然”这个名词，自然的内涵是值得讨论的，人的本我和超我本来就存在矛盾，才需要自我调节。
拿破仑兵败滑铁卢之后失去了控制，他大骂背叛了他的塔列朗是丝袜里的一坨屎（mer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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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伦之战时巴黎派来的指挥官第一件事就是搜查军官里的贵族，拿破仑则用望远镜看到了“小直布罗陀”，他明白自己该干什么，才越级向巴黎的雅各宾俱乐部去信举报。
巫术指控的时候，有人是为了报仇诬告，有人是为了政治斗争才造成社会秩序混乱的。
塞勒姆更是让马萨诸塞人人自危，家庭分崩离析，闹成这样说到底还是因为没有剧院，人们闲得没有事做，才给自己找事做。
除了写“他人既地狱”之外，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曾写《存在与虚无》，他深化了胡塞尔的“从实事本身出发”的思想，改造了笛卡尔“我思故我在”，提出了比反思更优先的“反思前的我思”。
在诸多曾经神圣不可否认的神、精灵等等精神造物中，“自我”是不可否认的，否认自我即是抑郁与自毁的先兆，不论那些施加精神压迫的人们怎么诋毁都不要怀疑自我存在的意义，东方有句哲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行弗乱其所为。这就是反思前的我思了。
我思是自我意识，反思前的我思是没有把自我和自身区别开来，分别形成客观对象，世界和自我浑然一体，也就是古代中国人说的天人合一，天地运而相通，万物总而为一，人体内的小宇宙与大宇宙是同构的，这也是自然法则的一部分。
“我”是应运而生的，天地间总有“我”的位置，在找到了那个正确的位置前会诸事不顺，换一个位置，换一个运气。
西方的上帝则不近人情，就不提约伯那个倒霉鬼了，他成了上帝和魔鬼实验的对象，全家死光加自己又病又穷全是考验，上帝说你过关了，就又让他子孙满堂、健康富有，人生大起大落如斯，几个受得了。
普通人活在一个不变的大宇宙里，上帝是这个大宇宙的缔造者，他什么都计划好了，人根本不是自由的，所以人不犯罪，善举是上帝的计划，善人干了善事一点好处都没有，连自我安慰都做不到，清教徒则找了个征兆，发财就证明自己找到了那个天职，还有什么比财富更能证明神恩的。
这种神权的专制、要求人绝对臣服，加上罗马的征服和罗马人的武力造就了西方文明的内核，少数服从多数看似民主，但苏格拉底是怎么死的？不是死于多数派暴政之中么？
甚至于早期宣扬日心说的科学家、反奴隶制也是少数派，也就是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价值观不可以成为普世价值观的，它只是符合边沁功利主义提出的“大多数人的利益”，是一种利维坦结构，当大多数人利益无法得到保证，利维坦就不复存在，相反的会出现一种反利维坦，人的本性在于自我保存和生存，强制权力没有建立的地方就没有所有权存在，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制也就可以侵犯了。
没什么是神圣不可否认的，以前的俄国贵族后来离开了俄国和君主制也和普通人没两样了，那是他们没准备，没把资产转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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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传闻说当时逃离高卢的法国人比逃离不列颠的英国人还要多，这种现象不足为奇了，富人也和游牧民族一样“逐水草而居”，哪里的税率便宜他们就到哪里去，他们的资金会带来建设，诸如开曼群岛也是这么富起来的，它也在加勒比海上，目前不仅是潜水胜地、度假胜地，还是第四大离岸金融中心，和曾经在18世纪非常富饶的海地比好了不知道多少倍。
那是个非常和谐的岛，就像富人区，吵架都会被视为冲突，就更别提贫民窟的那种混乱和暴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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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压抑本我，等它被放出来就是个不断咆哮的怪物。
也许不会出现法国大革命时当街开膛破肚的场面，但围殴致死是有可能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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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家可归者们不全是坏人，他们也有正当职业，只是工资不足够付房租，还有难民，如果不是战争，他们怎么会沦为难民，内务部长怎么能称呼他们是社会的渣滓呢？
天体不断运转，最后都会变成一个椭圆的轨道，仿佛又回到了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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