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落人间千般好 第一百零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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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负责人看他们这么多人都去了屋顶，怕出什么事儿，就报了警。等接到报警的警察赶到了之后，这边的情况也大致明朗了，在警察的监督和劝说下，贾老板终于肯拿出一部分钱出来支付工资，至于剩余的工程款，警方也督促了该项目的负责人尽快支付完成。最终该项目的所有工程款在2003年，上海楼市大涨之后，全部付清。
至于钱文辉的另外一个项目的钱也不是一点没有办法拿回来。小妹他们去找了之前肯为立强打官司的那些律师做了咨询，对方表示可以帮忙，但希望他们能做好心理准备，这种案子从受理到最终的拿到工钱，这中间肯定会耽搁很长时间，到最后到底能追回多少资金也是问题，希望他们能理解。反正现在情况已经这样了，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他们最终还是决定打这个官司。
钱文辉的案子经历了第一年上诉。第二年经sh市高院协调，将涉及对方公司的所有案件全都由sh市某中院统一执行处理。第三年，经sh市某中院调解，对方公司愿意接受调解，先支付一部分款项。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对方公司未能履约，总经理也销声匿迹。由于对方公司已经资不抵债，所以法院随即查封了对方公司名下仅有的商业大厦一座。但在法院进一步调查又发现：该大厦已全部抵押给银行，并有重复抵押情况；其中近一半房屋已出售并有业主入住，还有些房屋出借他人作为商铺。经清理，法院在明确可供拍卖的房屋后，先后多次委托拍卖，但都无人接盘。
农名工们在知道这个情况之后，又开始不断上访，生怕事件就此搁置，再也拿不到自己的薪资。好在法官们耐心解释，态度也非常诚恳的表示一定负责到底，农民工们心里其实也有是非曲直，只是有时候在走头无门的时候情绪会激动一些，好在最后结局都是好的。
又过了四五年的时候，就在所有人都不抱希望的时候，那座商业大厦被成功拍卖了。所得的钱款首先支付了大厦内业主们的损失和赔偿款，剩余的部分理应按照当时法律规定的顺序进行赔偿，可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得先清偿银行债权，那么就会导致拍卖大厦所得的执行款将所剩无几，民工欠薪就无法得到偿还。
一次次的希望，一次次的失望，将所有人心里的那点激情都磨灭光了，很多人变的偏激、激愤。好在，经过法院会同政府部门召开了十多次会议，上门跟银行方协调，为民工“据理力争”后，经过各方半年多的努力，银行最终同意了法院提出的银行债权和被拖欠工程款按同比例清偿的方案。兜兜转转了八年多的时间，一会儿失望，一会儿绝望，一会儿痛苦，一会儿高兴，就这样辗转、癫狂了八年多的时间，他们终于拿到了属于自己当年的那一份薪资。可沧海桑田、时移事易，当年的钱早已追不上如今的物价了，农民工的工资也从当年的几十一天变成了一百八一天，只不过等真正能到他们手的就不知道还剩多少了。
1998年的年底，钱文辉在忙着配合律师准备各种材料，丽丽和大女儿则是拼命的在那赚钱，保证家庭支出之外，还要想办法偿还当时因为工程的原因所产生的欠款。也是至此，钱家的大权也暂时掌握在了丽丽的手里，至于钱文辉在那之后也就再也没接过建筑工程，而是踏踏实实的帮着丽丽打理家装这一块的生意，好在那几年家装市场迎来告诉发展，日子过的也都不错。
立强那边还是没什么生意，他也所幸就乘着家装迅猛发展的档口，开始接些活儿，一家人的日子也过的滋润了起来。立富那边还是在建筑行业里打拼着，好在最后运气还不错，大大小小的工程也接了不少。小妹住处那边的回迁房开始一点点造好了，政府也按照一个村一个村为单位的一点点开始发放，所以年底的时候，他们那的本地住客都红光满面的，特别是那些赔偿款得的比较多的、房子位置分的比较好的，一个个走起路来都趾高气昂的。
1999年刚开年的时候，潘晓妹手里就攒着一大堆的装修单子了，全是来自周围的那些回迁房的单子，立强也在他住处周边接了不少装修的活儿。过完年没几天，所有人都陆陆续续的回来了，一个个的都摩拳擦掌的等着找个好的日子开始干活。人越聚越多，闲来无事的时候就会扎堆聚在一起打麻将，这些人本身就喜欢没事的时候打打麻将，这会儿看到小妹通过打上海麻将认识了不少上海人，便各个学的更卖力了。
老三王夏竹今年马上要参加高考了，小妹他们又忙的焦头烂额的，都抽不开身，只能每个周六都忐忑的守着电话。那时候手机还不普遍，家里有手机的也就那么几人，王江湖和小妹夫妻两共用一部，老大王冬儿和老二王秋月各有一部，但都是她们自己挣钱买的，用的是她们自己的工资。王夏竹没有手机，太贵重的物品她一个小姑娘带在身上也怕有危险，所以除了王夏竹每个周六下午放假的时候，找个小卖部用座机给她和王江湖的手机打个电话外，他们基本上没有其他的联系方式。
原本王夏竹是很期待每个星期六的，不光是因为放假，也是因为她终于可以和家人联系了。虽然她开朗的个性让她在学校里也有不少朋友，出行的时候也大多都是结伴而行，但她内心的孤独只有自己能懂。这么久的时间，只要碰上放假，她每每都像一个孤零零的幽魂一样。特别是到了高三，班里其他的孩子要么一路就有人陪读，要么等到现在这个节骨眼，家里每个星期都会有人来送饭了，她从头到尾孤零零的身影一下子显得扎眼了起来。
那时高三星期六要上半天课的，每周两天的放假时间就压缩成了一天半，像他们这种住宿的孩子一般家里都离的比较远。为了不耽误他们读书的时间，家长要么选择就近找个地方在外面陪读，要么就每个礼拜在家里烧好饭，花点钱买个保温桶装上，乘一早的车出发，等到了，正好赶上孩子中午放学好吃口热乎的。
这些家长一看面容就知道平日里要么是面朝土地背朝天的干农活的，要么就是在外面打工的，但那一天都会收拾的干干净净的，穿的整整齐齐的，昂首挺胸、乐呵呵的跟在自家孩子身后，穿过校园，进入寝室。等到了地方就看到他们大包小包的将手里提的袋子热情洋溢的打开，里面大多是平日里舍不得买的水果、牛奶、零食、饼干，都是怕他们学习的时候饿了肚子特意备下的。各位家长还会特意拿些好分发的东西出来挨个的给寝室里的所有孩子都递一点过去，每次留给夏竹的那份都会多些，因为大家都知道她父母在外面回不来，孩子只有一个人在家。每次当发完一轮东西之后，家长和孩子们还会聚在一起讨论一下哪个东西好吃又不贵、哪个吃了有营养、哪个补脑子，只有夏竹每次都会第一时间避开这些。要不是除了寝室她实在是没什么地方可去，教室好不容易逃开她也不想回，否则她真的很想躲的远远的，因为这一刻的她是最孤独、最想哭的，可偏偏她还要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不仅要将眼泪憋回去，还要微笑着回应所有人对她的善意。好在，家长们能待的时间也不长，他们还要赶车回家，而他们这种住宿回不了家的孩子下午也是要回到教室自习和做作业的，老师们也是会过来看看他们，以防他们出意外。
所以每当这时候，她拿起电话打给家人，听到对面熟悉的“吃饭了没？”，她都想哭，可对面紧接着的一句“最近学习怎么样啊？考试考了多少啊？”总是能第一时间将这种悲伤转化为莫名的一种悲凉，特别是后面还往往跟着一堆劝她努力的话。那个时候的她不知道为什么总感觉自己是个考试的机器，学校要成绩、老师也是总拿成绩衡量他们，家长还总是将成绩挂在嘴边，她不知道她只代表成绩还是成绩就已经代表了全部的她。学习的压力压的她喘不过来气，她不明白为什么她已经表明了自己不想读书想去当兵的时候，所有人还要逼着她要成绩，她想逃，她只能奔跑，在学校前那唯一的空地上不断的奔跑。那块杂草丛生的空地就是他们的操场，学校的学生都弃之如敝屣，只有她视若珍宝，好像只有每一次的奔跑才能让她忘却这世间的烦恼。
她的成绩上了高中之后一直就算不上好，特别是物理，她实在是听不懂，可是大家都说了“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所以文理分科的时候，她随大流的选了理科，可真学起来却发现好多东西都那么的晦涩难懂。都说开工没有回头箭，学了就得一直学下去，不懂就是笨，笨就该笨鸟先飞，可她飞不动了，她飞不过物理那座高山，也跨不过数学那道天堑。以她的成绩就算在重点高中怕都是与大学无缘了，何况她读的还是一所普通高中，她内心早就放弃了，可不敢明说。她恨自己为什么不能快点长大，为什么不能早点选择自己的心之所向，为什么她逃不开这里，她怕父母会伤心，她怕高考成绩出来之后父母会彻底厌弃她。她想告诉所有人她真的有认真学了，可是她的成绩好像不能证明她的这些努力。
这边的她想摆脱成绩的束缚，可上海那边的王春桃却拼命的想用成绩证明自己。她通过努力追赶上了这些年英语上面的短板，她还通过努力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去年的时候她就当上了班里的文艺委员，还进了学校的鼓号队，过年的时候还拿到了学校颁发的三好学生证，今年一开学，她还高票当选了班长一职。就在她和所有人都信心十足的认为她一定能凭借自己的努力站在上海的时候，政策改了，在上海参加中考的外来人员必须拥有蓝印户口，否则得迁回原籍参加考试。
为了这，小妹和王江湖他们想方设法的去挣钱，也开始到处去借钱，立强一句话没说将自己的钱都拿了过来，可是买房的政策也变了，国家取消了福利分房政策，上海买房送户口也从原先的一套房送两个户口变成了一套房只送一个户口，还要符合其他条件才能申领，就这样外地人买房的人也挤破了头，房价也从均价2048元涨到了现在的3176元，也就意味着去年的一套70平的房子由原来的14万多涨到了现在的22万多。钱根本就不够。今年的生意虽好，但这才上半年，之前结的钱又都投入到了下一轮更多的材料费里去了。立富的钱不能动，怕他的资金链断了；立强那两年生意那么差，今年好不容易有点起色还是靠做的家装，他自己手上的钱也不多，况且人家已经把那笔钱也拿出来了，还是不够啊。
钱文辉那边呢，去年才跌了那么大一个跟头，现在好不容易官司有点起色，夫妻俩带着大女儿又靠着家装的活儿，生活稍微好了点，催债的也不再逼着他们了。可家里的老人不知道怎么知道了这边的事儿，也不知怎么想的，将丽丽的小女儿关在房里不准她再去上学了，还将孩子的书全都当着孩子的面撕了。两个老人，一个负责哄着小孙子让他好好读书，一个专门去威胁和恐吓孙女，让她自己打电话给丽丽告诉她：她不念了，要去打工挣钱。两个老人甚至还隔三岔五的打电话给钱文辉，让他一定要将家里的财政大权拿回来，还特意嘱咐他这几年千万不能将大女儿草草的嫁出去，她能挣钱，要放身边多留几年。然后再摆出一副慈悲的模样告诫大孙女平日里一定要节俭些，她爸妈养他们几个不容易，还劝她一定要将钱交给钱文辉保管，她还小，兜里揣着钱不安全，让她一定要听话。而实际上，这些年她所有的钱都是乖乖的交给丽丽保管的，丽丽还专门给她放了一个地方，特意不和家庭开支混在一起。就算之前被追债的讨钱时，丽丽也是经她同意之后才拿来应急，为此还特地让钱文辉写了张借据给她，只是那借据上到底写了啥也只有父女俩自己知道了，毕竟丽丽没读过书，不识字。
至于钱文辉的另外一个项目的钱也不是一点没有办法拿回来。小妹他们去找了之前肯为立强打官司的那些律师做了咨询，对方表示可以帮忙，但希望他们能做好心理准备，这种案子从受理到最终的拿到工钱，这中间肯定会耽搁很长时间，到最后到底能追回多少资金也是问题，希望他们能理解。反正现在情况已经这样了，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他们最终还是决定打这个官司。
钱文辉的案子经历了第一年上诉。第二年经sh市高院协调，将涉及对方公司的所有案件全都由sh市某中院统一执行处理。第三年，经sh市某中院调解，对方公司愿意接受调解，先支付一部分款项。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对方公司未能履约，总经理也销声匿迹。由于对方公司已经资不抵债，所以法院随即查封了对方公司名下仅有的商业大厦一座。但在法院进一步调查又发现：该大厦已全部抵押给银行，并有重复抵押情况；其中近一半房屋已出售并有业主入住，还有些房屋出借他人作为商铺。经清理，法院在明确可供拍卖的房屋后，先后多次委托拍卖，但都无人接盘。
农名工们在知道这个情况之后，又开始不断上访，生怕事件就此搁置，再也拿不到自己的薪资。好在法官们耐心解释，态度也非常诚恳的表示一定负责到底，农民工们心里其实也有是非曲直，只是有时候在走头无门的时候情绪会激动一些，好在最后结局都是好的。
又过了四五年的时候，就在所有人都不抱希望的时候，那座商业大厦被成功拍卖了。所得的钱款首先支付了大厦内业主们的损失和赔偿款，剩余的部分理应按照当时法律规定的顺序进行赔偿，可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得先清偿银行债权，那么就会导致拍卖大厦所得的执行款将所剩无几，民工欠薪就无法得到偿还。
一次次的希望，一次次的失望，将所有人心里的那点激情都磨灭光了，很多人变的偏激、激愤。好在，经过法院会同政府部门召开了十多次会议，上门跟银行方协调，为民工“据理力争”后，经过各方半年多的努力，银行最终同意了法院提出的银行债权和被拖欠工程款按同比例清偿的方案。兜兜转转了八年多的时间，一会儿失望，一会儿绝望，一会儿痛苦，一会儿高兴，就这样辗转、癫狂了八年多的时间，他们终于拿到了属于自己当年的那一份薪资。可沧海桑田、时移事易，当年的钱早已追不上如今的物价了，农民工的工资也从当年的几十一天变成了一百八一天，只不过等真正能到他们手的就不知道还剩多少了。
1998年的年底，钱文辉在忙着配合律师准备各种材料，丽丽和大女儿则是拼命的在那赚钱，保证家庭支出之外，还要想办法偿还当时因为工程的原因所产生的欠款。也是至此，钱家的大权也暂时掌握在了丽丽的手里，至于钱文辉在那之后也就再也没接过建筑工程，而是踏踏实实的帮着丽丽打理家装这一块的生意，好在那几年家装市场迎来告诉发展，日子过的也都不错。
立强那边还是没什么生意，他也所幸就乘着家装迅猛发展的档口，开始接些活儿，一家人的日子也过的滋润了起来。立富那边还是在建筑行业里打拼着，好在最后运气还不错，大大小小的工程也接了不少。小妹住处那边的回迁房开始一点点造好了，政府也按照一个村一个村为单位的一点点开始发放，所以年底的时候，他们那的本地住客都红光满面的，特别是那些赔偿款得的比较多的、房子位置分的比较好的，一个个走起路来都趾高气昂的。
1999年刚开年的时候，潘晓妹手里就攒着一大堆的装修单子了，全是来自周围的那些回迁房的单子，立强也在他住处周边接了不少装修的活儿。过完年没几天，所有人都陆陆续续的回来了，一个个的都摩拳擦掌的等着找个好的日子开始干活。人越聚越多，闲来无事的时候就会扎堆聚在一起打麻将，这些人本身就喜欢没事的时候打打麻将，这会儿看到小妹通过打上海麻将认识了不少上海人，便各个学的更卖力了。
老三王夏竹今年马上要参加高考了，小妹他们又忙的焦头烂额的，都抽不开身，只能每个周六都忐忑的守着电话。那时候手机还不普遍，家里有手机的也就那么几人，王江湖和小妹夫妻两共用一部，老大王冬儿和老二王秋月各有一部，但都是她们自己挣钱买的，用的是她们自己的工资。王夏竹没有手机，太贵重的物品她一个小姑娘带在身上也怕有危险，所以除了王夏竹每个周六下午放假的时候，找个小卖部用座机给她和王江湖的手机打个电话外，他们基本上没有其他的联系方式。
原本王夏竹是很期待每个星期六的，不光是因为放假，也是因为她终于可以和家人联系了。虽然她开朗的个性让她在学校里也有不少朋友，出行的时候也大多都是结伴而行，但她内心的孤独只有自己能懂。这么久的时间，只要碰上放假，她每每都像一个孤零零的幽魂一样。特别是到了高三，班里其他的孩子要么一路就有人陪读，要么等到现在这个节骨眼，家里每个星期都会有人来送饭了，她从头到尾孤零零的身影一下子显得扎眼了起来。
那时高三星期六要上半天课的，每周两天的放假时间就压缩成了一天半，像他们这种住宿的孩子一般家里都离的比较远。为了不耽误他们读书的时间，家长要么选择就近找个地方在外面陪读，要么就每个礼拜在家里烧好饭，花点钱买个保温桶装上，乘一早的车出发，等到了，正好赶上孩子中午放学好吃口热乎的。
这些家长一看面容就知道平日里要么是面朝土地背朝天的干农活的，要么就是在外面打工的，但那一天都会收拾的干干净净的，穿的整整齐齐的，昂首挺胸、乐呵呵的跟在自家孩子身后，穿过校园，进入寝室。等到了地方就看到他们大包小包的将手里提的袋子热情洋溢的打开，里面大多是平日里舍不得买的水果、牛奶、零食、饼干，都是怕他们学习的时候饿了肚子特意备下的。各位家长还会特意拿些好分发的东西出来挨个的给寝室里的所有孩子都递一点过去，每次留给夏竹的那份都会多些，因为大家都知道她父母在外面回不来，孩子只有一个人在家。每次当发完一轮东西之后，家长和孩子们还会聚在一起讨论一下哪个东西好吃又不贵、哪个吃了有营养、哪个补脑子，只有夏竹每次都会第一时间避开这些。要不是除了寝室她实在是没什么地方可去，教室好不容易逃开她也不想回，否则她真的很想躲的远远的，因为这一刻的她是最孤独、最想哭的，可偏偏她还要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不仅要将眼泪憋回去，还要微笑着回应所有人对她的善意。好在，家长们能待的时间也不长，他们还要赶车回家，而他们这种住宿回不了家的孩子下午也是要回到教室自习和做作业的，老师们也是会过来看看他们，以防他们出意外。
所以每当这时候，她拿起电话打给家人，听到对面熟悉的“吃饭了没？”，她都想哭，可对面紧接着的一句“最近学习怎么样啊？考试考了多少啊？”总是能第一时间将这种悲伤转化为莫名的一种悲凉，特别是后面还往往跟着一堆劝她努力的话。那个时候的她不知道为什么总感觉自己是个考试的机器，学校要成绩、老师也是总拿成绩衡量他们，家长还总是将成绩挂在嘴边，她不知道她只代表成绩还是成绩就已经代表了全部的她。学习的压力压的她喘不过来气，她不明白为什么她已经表明了自己不想读书想去当兵的时候，所有人还要逼着她要成绩，她想逃，她只能奔跑，在学校前那唯一的空地上不断的奔跑。那块杂草丛生的空地就是他们的操场，学校的学生都弃之如敝屣，只有她视若珍宝，好像只有每一次的奔跑才能让她忘却这世间的烦恼。
她的成绩上了高中之后一直就算不上好，特别是物理，她实在是听不懂，可是大家都说了“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所以文理分科的时候，她随大流的选了理科，可真学起来却发现好多东西都那么的晦涩难懂。都说开工没有回头箭，学了就得一直学下去，不懂就是笨，笨就该笨鸟先飞，可她飞不动了，她飞不过物理那座高山，也跨不过数学那道天堑。以她的成绩就算在重点高中怕都是与大学无缘了，何况她读的还是一所普通高中，她内心早就放弃了，可不敢明说。她恨自己为什么不能快点长大，为什么不能早点选择自己的心之所向，为什么她逃不开这里，她怕父母会伤心，她怕高考成绩出来之后父母会彻底厌弃她。她想告诉所有人她真的有认真学了，可是她的成绩好像不能证明她的这些努力。
这边的她想摆脱成绩的束缚，可上海那边的王春桃却拼命的想用成绩证明自己。她通过努力追赶上了这些年英语上面的短板，她还通过努力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去年的时候她就当上了班里的文艺委员，还进了学校的鼓号队，过年的时候还拿到了学校颁发的三好学生证，今年一开学，她还高票当选了班长一职。就在她和所有人都信心十足的认为她一定能凭借自己的努力站在上海的时候，政策改了，在上海参加中考的外来人员必须拥有蓝印户口，否则得迁回原籍参加考试。
为了这，小妹和王江湖他们想方设法的去挣钱，也开始到处去借钱，立强一句话没说将自己的钱都拿了过来，可是买房的政策也变了，国家取消了福利分房政策，上海买房送户口也从原先的一套房送两个户口变成了一套房只送一个户口，还要符合其他条件才能申领，就这样外地人买房的人也挤破了头，房价也从均价2048元涨到了现在的3176元，也就意味着去年的一套70平的房子由原来的14万多涨到了现在的22万多。钱根本就不够。今年的生意虽好，但这才上半年，之前结的钱又都投入到了下一轮更多的材料费里去了。立富的钱不能动，怕他的资金链断了；立强那两年生意那么差，今年好不容易有点起色还是靠做的家装，他自己手上的钱也不多，况且人家已经把那笔钱也拿出来了，还是不够啊。
钱文辉那边呢，去年才跌了那么大一个跟头，现在好不容易官司有点起色，夫妻俩带着大女儿又靠着家装的活儿，生活稍微好了点，催债的也不再逼着他们了。可家里的老人不知道怎么知道了这边的事儿，也不知怎么想的，将丽丽的小女儿关在房里不准她再去上学了，还将孩子的书全都当着孩子的面撕了。两个老人，一个负责哄着小孙子让他好好读书，一个专门去威胁和恐吓孙女，让她自己打电话给丽丽告诉她：她不念了，要去打工挣钱。两个老人甚至还隔三岔五的打电话给钱文辉，让他一定要将家里的财政大权拿回来，还特意嘱咐他这几年千万不能将大女儿草草的嫁出去，她能挣钱，要放身边多留几年。然后再摆出一副慈悲的模样告诫大孙女平日里一定要节俭些，她爸妈养他们几个不容易，还劝她一定要将钱交给钱文辉保管，她还小，兜里揣着钱不安全，让她一定要听话。而实际上，这些年她所有的钱都是乖乖的交给丽丽保管的，丽丽还专门给她放了一个地方，特意不和家庭开支混在一起。就算之前被追债的讨钱时，丽丽也是经她同意之后才拿来应急，为此还特地让钱文辉写了张借据给她，只是那借据上到底写了啥也只有父女俩自己知道了，毕竟丽丽没读过书，不识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