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那些事儿 第十章 一代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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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北御突厥游牧部落没有农耕，又时常在草原上遭受灾荒，他们必须掠夺到让本族得以绵延的物资和粮食，才能让一家人活下去。所以中原只要一弱，外族就肯定要进来打秋风，千百年来，这已经成了惯例。在这些草原牧民眼中，狼吃羊固然残忍，可狼既然不能吃草，那如果不吃羊饿死了，也是一件同样很残忍的事儿。所以突厥人对抢掠烧杀并无道德上的抵触，他们以狼做为自己的图腾，弱肉强食就是他们的道德规范。
其实塞上民族都信奉丛林法则，在各部落的兼并中，输家就是奴隶，就是任人宰割的牲畜。对塞上民族尚且如此，他们自然更是从不把任何中原人当作自己的同类，无论是抵抗者还是逆来顺受者，在他们眼里都是猎物，都是待宰的畜生。
猎人对待猎物，自然是杀得越多越显本事，心中不会存有任何怜悯。游牧民族在军事上有优势也有劣势。
马背上的民族男女老幼都可以上战场，但军纪和协调性极差，遇到比自己弱小的敌人，他们可能会杀得对方片甲不留，但如果遭到出乎意料的打击，他们也可能一溃千里。而且一个部落一个心思，彼此缺乏信任和配合，所以塞上民族很难入主中原。
在中原分裂衰落时，他们还能占些便宜，待中原重新被一个强者统一起来，塞上民族就只有被人各个击破的份儿。
正因如此，大部分入寇的草原部落其实并没有吞并中原的野心，他们只是想跟在强者身后捞点便宜罢了。
长城内的中原人太富有了，冬天时总是有余粮，一年四季都能吃到盐巴。
同样是人，为什么自己就会在干旱年份挨饿，他们想不通，所以就干脆过来抢。由于草原民族只种一种叫做糜子的庄稼，产量低得可怜，所以储备的粮食一般无法支持长期作战，所以他们唯有以战养战，沿途劫掠中原的百姓。
草原人无不盼望着能够重演五胡乱华的狂欢，这样在灾荒年间就能靠抢掠中原百姓来度过难关。而即使抢劫失败，他们也不会失去更多，反正他们本来除了性命之外已经近乎一无所有，反正即使不抢劫也会全家饿死在草原之上……突厥是隋唐年间中原政权的强敌，不时入寇劫掠烧杀，时刻威胁着边界。公元582年，突厥遭受天灾，百姓无法生存，沙钵略可汗只好孤注一掷，尽起诸部共四十万人大举侵入长城，深入武威、天水、延安等地大肆掳掠烧杀，所过之处百不存一。隋文帝命杨爽率兵进行报复性反击，屡败突厥军。
强盛时的大隋在与突厥作战时鲜有败绩，那时的隋军常将突厥狼骑打得满地找牙，从大将军王杨爽到后来的杨素、宇文述，每个人都曾令塞外狼骑落荒而逃。
挟军事优势之威，隋廷乘机对突厥进行分化瓦解，有打有扶。在隋文帝时代和隋炀帝执政前期，隋朝对突厥的挑拨离间政策相当成功，成功地挑起了突厥内乱，突厥各部自相残杀，无法凝成一体，最终分裂为东、西两部，实力大损。
一盘散沙的突厥各部无力抗拒隋军，纷纷称臣依附。**的启民可汗（即突利可汗）也依附于大隋，做了隋朝的屏藩，北地百姓基本上得享几十年太平生活。公元600年，西突厥达头可汗大举入侵，杨广此时刚被立为太子，闻讯便请令北伐突厥，打得来犯的突厥人抱头鼠窜。
在凯旋归来的路上，杨广一边整饬边境防务，一边向杨坚请旨，免除被突厥骚扰地区的税赋，以令各地尽快恢复生机。开皇二十年，被自己族人打得山穷水尽的**启民可汗狼狈来投，隋朝便将西北广袤的土地“暂借”给他避难。
不久后启民可汗率部在大隋的强力支持下带兵北上，沿途先后收降了铁勒、思结等十余部，得部众数百万。阿史那家族重新在漠北竖起了突厥牙帐，一跃成为东北方草原的霸主。
但启民可汗却以身子骨无法忍耐漠北寒风为由，不肯归还暂借的土地，带领阿史那家族的嫡系部众继续在大隋北部边境内寄居，并于607年入朝纳贡，尊隋天子杨广为“圣人可汗”。
如果大隋朝一直保持强盛的话，这种寄居与依附关系也不会发生变化；但大隋却因征辽和内乱，在几年内迅速地衰落了下去，所以“暂借”便成了永久割占，启民可汗的继承人们还不时派遣部众南下试探，企图趁着中原衰弱之机攫取更大的利益。
隋朝末年对外征战不休，征高句丽又导致义军蜂起，便渐渐无暇顾及北方。
而大量内地居民为躲避战乱和兵役迁入突厥，让突厥人口大增，**在始毕可汗的率领下重新成为北方大国，态度逐渐强硬，时常小规模犯边。
要是大隋国力尚有当年的三分之一，那些义军流寇就都不是问题，这些外族的入侵也根本就不会出现。615年八月，隋炀帝北巡至雁门郡（今山西代州）。
由于对之前隋炀帝封其弟俟利弗设为“南面可汗”，以分化**的行为感到不满，始毕可汗策划了一次“斩首行动”，数十万突厥大军攻占雁门关天险，将代州古城团团包围，大隋举国震动，史称“雁门之变”。
突厥人这次入侵蓄谋已久，几年以来，他们的营地一直慢慢向边境靠近，有些过去胡汉交杂的地方，如今已经完全变成了突厥人的牧场。
地方官员多次上奏朝廷，但隋炀帝正苦于义军蜂起，便以“胡人不识礼数”为由一直不予计较，结果这种宽容忍让导致了这次的危难。眼见兵临城下，杨广一面命将士拼死固守，一面诏令四方郡守勤王。
由于没有准备，城内粮食只够吃二十天，突厥人深知饥饿是最好的武器，所以用重兵包围雁门，只准来援的队伍进，不准里面的人离开。
等到突厥人把两万来援的雄武营放入代州后，粮食就更加不足，城池岌岌可危。突厥人大部分为骑兵，野战和乘胜追杀正是他们的强项，所以杨广也不敢冒险突围。
好在各地援军救援得力，与突厥的打援部队在代州城外展开激烈战斗，眼看援军越聚越多，始毕可汗被迫于九月撤围而走。在此役中，雁门郡四十一城，被突厥人攻破者三十有九，那三十九个城市从此再不能称之为城市，二十年内都无法恢复生机。
草原士兵抢遍了塞上的村落，掠走女人，杀死来不及逃走的老人和孩子，点燃房屋……每一个被突厥人攻下的县城内都是人间地狱，无一户不死人，无一家再完整。
“雁门之变”后，隋朝与突厥交恶，但谁都无法奈何对方。然而随着隋朝在内乱中进一步衰弱，北方的农民军和一些割据势力（李渊、薛举、王世充、刘武周、窦建德、梁师都、李轨、高开道等）依次向突厥称臣献礼，其中一些还受封为突厥的“小可汗”。
为了加剧隋朝的分裂局面，从而坐收渔利，突厥对这些大隋的国家分裂势力提供了大力支持，协助他们抵御前来平叛的隋军。
隋末的一些地方割据势力之所以长期无法剿灭，就是因为得到了突厥这个境外强援的支持，有补给有后方，令派来镇压的隋军始终难竟全功。
可以说，隋朝最后被拖到义军蜂起，四面割据的惨状，与突厥这个“境外势力”在背后的挑动支持有着重大的关联。
功在千秋1、泽被后世隋炀帝的罪状之一就是修建了功在千秋的大运河。他征发河北民夫一百余万，用了数年时间，利用天然河流和旧有渠道，开凿了以洛阳为中心，北起涿郡（北京），南到余杭（杭州）的大运河，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贯通，南北航路自此连为一体。
大运河自修成后便成为沟通中国南、北两域最重要的水上运输要道，日运财货百万，惠及两岸千年，为中国后世的繁荣富强打下了牢固坚实的基础，时至今日仍在发挥着重要的航运价值。大运河全长五千多华里，是世界上最雄伟的工程之一，同长城一样，都堪称是华夏百姓靠人工构筑的奇迹，对中国历史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对华夏文明来说，其意义远比长城更为重大。
从宏观上看，大运河将黄河流域这个政治中心与已经成为全国经济中心的长江流域连接起来，成为了南北交通的大动脉，极大地促进了江南、江北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和发展，令两个流域的文明逐渐融为一体，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大融合，大大增强了华夏内部的凝聚力，在巩固并加强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意识方面居功至伟。。
其实塞上民族都信奉丛林法则，在各部落的兼并中，输家就是奴隶，就是任人宰割的牲畜。对塞上民族尚且如此，他们自然更是从不把任何中原人当作自己的同类，无论是抵抗者还是逆来顺受者，在他们眼里都是猎物，都是待宰的畜生。
猎人对待猎物，自然是杀得越多越显本事，心中不会存有任何怜悯。游牧民族在军事上有优势也有劣势。
马背上的民族男女老幼都可以上战场，但军纪和协调性极差，遇到比自己弱小的敌人，他们可能会杀得对方片甲不留，但如果遭到出乎意料的打击，他们也可能一溃千里。而且一个部落一个心思，彼此缺乏信任和配合，所以塞上民族很难入主中原。
在中原分裂衰落时，他们还能占些便宜，待中原重新被一个强者统一起来，塞上民族就只有被人各个击破的份儿。
正因如此，大部分入寇的草原部落其实并没有吞并中原的野心，他们只是想跟在强者身后捞点便宜罢了。
长城内的中原人太富有了，冬天时总是有余粮，一年四季都能吃到盐巴。
同样是人，为什么自己就会在干旱年份挨饿，他们想不通，所以就干脆过来抢。由于草原民族只种一种叫做糜子的庄稼，产量低得可怜，所以储备的粮食一般无法支持长期作战，所以他们唯有以战养战，沿途劫掠中原的百姓。
草原人无不盼望着能够重演五胡乱华的狂欢，这样在灾荒年间就能靠抢掠中原百姓来度过难关。而即使抢劫失败，他们也不会失去更多，反正他们本来除了性命之外已经近乎一无所有，反正即使不抢劫也会全家饿死在草原之上……突厥是隋唐年间中原政权的强敌，不时入寇劫掠烧杀，时刻威胁着边界。公元582年，突厥遭受天灾，百姓无法生存，沙钵略可汗只好孤注一掷，尽起诸部共四十万人大举侵入长城，深入武威、天水、延安等地大肆掳掠烧杀，所过之处百不存一。隋文帝命杨爽率兵进行报复性反击，屡败突厥军。
强盛时的大隋在与突厥作战时鲜有败绩，那时的隋军常将突厥狼骑打得满地找牙，从大将军王杨爽到后来的杨素、宇文述，每个人都曾令塞外狼骑落荒而逃。
挟军事优势之威，隋廷乘机对突厥进行分化瓦解，有打有扶。在隋文帝时代和隋炀帝执政前期，隋朝对突厥的挑拨离间政策相当成功，成功地挑起了突厥内乱，突厥各部自相残杀，无法凝成一体，最终分裂为东、西两部，实力大损。
一盘散沙的突厥各部无力抗拒隋军，纷纷称臣依附。**的启民可汗（即突利可汗）也依附于大隋，做了隋朝的屏藩，北地百姓基本上得享几十年太平生活。公元600年，西突厥达头可汗大举入侵，杨广此时刚被立为太子，闻讯便请令北伐突厥，打得来犯的突厥人抱头鼠窜。
在凯旋归来的路上，杨广一边整饬边境防务，一边向杨坚请旨，免除被突厥骚扰地区的税赋，以令各地尽快恢复生机。开皇二十年，被自己族人打得山穷水尽的**启民可汗狼狈来投，隋朝便将西北广袤的土地“暂借”给他避难。
不久后启民可汗率部在大隋的强力支持下带兵北上，沿途先后收降了铁勒、思结等十余部，得部众数百万。阿史那家族重新在漠北竖起了突厥牙帐，一跃成为东北方草原的霸主。
但启民可汗却以身子骨无法忍耐漠北寒风为由，不肯归还暂借的土地，带领阿史那家族的嫡系部众继续在大隋北部边境内寄居，并于607年入朝纳贡，尊隋天子杨广为“圣人可汗”。
如果大隋朝一直保持强盛的话，这种寄居与依附关系也不会发生变化；但大隋却因征辽和内乱，在几年内迅速地衰落了下去，所以“暂借”便成了永久割占，启民可汗的继承人们还不时派遣部众南下试探，企图趁着中原衰弱之机攫取更大的利益。
隋朝末年对外征战不休，征高句丽又导致义军蜂起，便渐渐无暇顾及北方。
而大量内地居民为躲避战乱和兵役迁入突厥，让突厥人口大增，**在始毕可汗的率领下重新成为北方大国，态度逐渐强硬，时常小规模犯边。
要是大隋国力尚有当年的三分之一，那些义军流寇就都不是问题，这些外族的入侵也根本就不会出现。615年八月，隋炀帝北巡至雁门郡（今山西代州）。
由于对之前隋炀帝封其弟俟利弗设为“南面可汗”，以分化**的行为感到不满，始毕可汗策划了一次“斩首行动”，数十万突厥大军攻占雁门关天险，将代州古城团团包围，大隋举国震动，史称“雁门之变”。
突厥人这次入侵蓄谋已久，几年以来，他们的营地一直慢慢向边境靠近，有些过去胡汉交杂的地方，如今已经完全变成了突厥人的牧场。
地方官员多次上奏朝廷，但隋炀帝正苦于义军蜂起，便以“胡人不识礼数”为由一直不予计较，结果这种宽容忍让导致了这次的危难。眼见兵临城下，杨广一面命将士拼死固守，一面诏令四方郡守勤王。
由于没有准备，城内粮食只够吃二十天，突厥人深知饥饿是最好的武器，所以用重兵包围雁门，只准来援的队伍进，不准里面的人离开。
等到突厥人把两万来援的雄武营放入代州后，粮食就更加不足，城池岌岌可危。突厥人大部分为骑兵，野战和乘胜追杀正是他们的强项，所以杨广也不敢冒险突围。
好在各地援军救援得力，与突厥的打援部队在代州城外展开激烈战斗，眼看援军越聚越多，始毕可汗被迫于九月撤围而走。在此役中，雁门郡四十一城，被突厥人攻破者三十有九，那三十九个城市从此再不能称之为城市，二十年内都无法恢复生机。
草原士兵抢遍了塞上的村落，掠走女人，杀死来不及逃走的老人和孩子，点燃房屋……每一个被突厥人攻下的县城内都是人间地狱，无一户不死人，无一家再完整。
“雁门之变”后，隋朝与突厥交恶，但谁都无法奈何对方。然而随着隋朝在内乱中进一步衰弱，北方的农民军和一些割据势力（李渊、薛举、王世充、刘武周、窦建德、梁师都、李轨、高开道等）依次向突厥称臣献礼，其中一些还受封为突厥的“小可汗”。
为了加剧隋朝的分裂局面，从而坐收渔利，突厥对这些大隋的国家分裂势力提供了大力支持，协助他们抵御前来平叛的隋军。
隋末的一些地方割据势力之所以长期无法剿灭，就是因为得到了突厥这个境外强援的支持，有补给有后方，令派来镇压的隋军始终难竟全功。
可以说，隋朝最后被拖到义军蜂起，四面割据的惨状，与突厥这个“境外势力”在背后的挑动支持有着重大的关联。
功在千秋1、泽被后世隋炀帝的罪状之一就是修建了功在千秋的大运河。他征发河北民夫一百余万，用了数年时间，利用天然河流和旧有渠道，开凿了以洛阳为中心，北起涿郡（北京），南到余杭（杭州）的大运河，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贯通，南北航路自此连为一体。
大运河自修成后便成为沟通中国南、北两域最重要的水上运输要道，日运财货百万，惠及两岸千年，为中国后世的繁荣富强打下了牢固坚实的基础，时至今日仍在发挥着重要的航运价值。大运河全长五千多华里，是世界上最雄伟的工程之一，同长城一样，都堪称是华夏百姓靠人工构筑的奇迹，对中国历史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对华夏文明来说，其意义远比长城更为重大。
从宏观上看，大运河将黄河流域这个政治中心与已经成为全国经济中心的长江流域连接起来，成为了南北交通的大动脉，极大地促进了江南、江北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和发展，令两个流域的文明逐渐融为一体，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大融合，大大增强了华夏内部的凝聚力，在巩固并加强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意识方面居功至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