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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秦:父皇,我只想咸鱼一生 第520章 汉19

    汉宣帝深知,霍光虽然死了,但霍家的势力还很大,霍家的亲属和亲信还控制着中央政府的各个机要部门,兵权也掌握在他们手中。为此,汉宣帝首先采取行动,削夺霍家把持的权力。他先解除了霍光两女婿东宫、西宫卫尉的职务,剥夺了他们掌管的禁卫军权。又把霍光的两个侄女婿调离了中郎将和骑都尉的位置,让自己的亲信担任南北军和羽林郎的统帅。最终把兵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之后,他提拔霍光的儿子霍禹为大司马,明升暗降,剥夺了他掌握右将军屯兵的实权。

    还对上书制度进行了改革,下令吏民上书,直接呈皇帝审阅,不必经过尚书,把霍山、霍云领尚书事的职务架空起来。通过这一系列步骤,霍家掌握的权力剥夺殆尽,权力逐渐集中在汉宣帝的手中。面对汉宣帝全面夺权的行动,霍家集团内部惶恐不安,决定铤而走险,举行叛乱,推翻汉宣帝,保住他们的既得利益。但叛乱在严阵以待的汉宣帝面前很快瓦解了。汉宣帝大规模地镇压了霍氏集团的叛乱,将参加叛乱的人都处以极刑,并废除了霍皇后(霍光次女霍成君),在西汉朝廷中盘踞了十几年的霍家势力一朝覆灭,汉宣帝最终确立了他的绝对统治。

    汉宣帝彻底清除了霍氏的势力,可以大刀阔斧的施政了。刘询早年生活在民间,深知吏治好坏将直接关系到百姓的生存发展与社会的和谐稳定。他说“吏不廉平则治道衰”。所以,他即位后,除亲自过问政事,省去尚书这一中间环节,恢复了汉初丞相既有职位又有实权的体制外,还特别重视地方长吏的选拔和考核,并下大力气整饬吏治。为此,刘询建立了一套对官吏的考核与奖惩制度。他多次下诏对二千石(郡守级官吏),实行五日一听事制度;并不定期派使者巡行郡国,对二千石官员的工作进行考察。根据考核结果,信赏必罚。

    他颁布诏令说:“有功不赏,有罪不课,虽唐虞犹不能化天下。”在他当政时,一大批因政绩突出的官员受到了奖励,或以玺书勉励,增秩赐金,或爵关内侯,升任九卿或三公。对那些不称职或有罪的官吏,则严惩不贷。 随着这些措施的推行,一大批“良吏”便逐渐造就而成。其中,还有许多官吏是由低级郡吏察廉晋升而来,或因明经而被提拔。

    ?整饬吏治

    宣帝时期,是官吏“久任”制发展到较为完备的时期。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把官员“久任”的实施范围由中央大臣扩大到高级地方官员。不仅侍中、尚书等参掌朝政的亲信近臣得蒙荣宠,郡太守一级的高级地方官也多有“久任”者。 汉代的郡国介于中央与县之间,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郡国守相起承上启下的作用。郡国守相的好坏,不仅关系到一方的安宁与否,也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兴衰。所以,刘询对郡国守相的选任,十分慎重和严格,规定先由朝中大臣举荐,然后择日亲自召见考核,询问治国安邦之术。着名循吏龚遂被任命为渤海太守,就是其中一例。

    其二,上述官员即便积有功劳、或有优异表现应该升迁,也不轻易提升调动,而是另外寻求对策,给良吏以物质、精神两方面的奖励和褒奖。对于亲信近臣,“至于子孙,终不改易。”结果是“枢机周密,品式备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也”。对于郡太守,汉宣帝坦言他们是辅助天子治国理民的关键所在,是“吏民之本”,如果时常调动变易就不会被其属下尊重,上下难以相安;如果实行“久任”制,百姓知其将长时期在职,就不敢欺罔上司,自然就会“服从其教化”。

    对治理地方确有优异政绩的郡太守,汉宣帝常用的奖励办法是:颁布玺书嘉奖勉励;在原有的薪俸基础上增加俸禄;赏赐金钱若干;甚至拜爵至关内侯,使之得以享受政治名誉与经济利益。如胶东相五成在“考绩”中被认为安抚了大量流民,“治有异等”,就得到了明诏褒奖,并提升其俸禄为“中二千石”,赐爵关内侯。另外一位名臣黄霸,曾经因为有过失而被贬,以八百石的官秩再度出任颍川太守,任职八年,郡中大治。宣帝下诏称扬,并给予“赐爵关内侯,黄金百斤,秩中二千石”的额外奖赏。

    按照常规,郡太守的俸禄高者为“二千石”(低者可至“八百石”),而王成、黄霸实际享受的“中二千石”俸禄与朝廷诸卿持平。他们的职务尽管没有升迁,但是政绩得到肯定,待遇得以改善,利益得到保障。这不仅对当事人有安抚或激励作用,而且可以给后来人树立榜样,结果是刺激了政风吏治的改善,这些循吏或良吏执法公平,恩威并施,其统治显得“合人心”,“所居民富,所去见(被)恩”,故而得到时人好评。 史称“是故汉世良吏,于是为盛,称中兴焉”。?

    惩治贪腐

    刘询来自民间,知道百姓对官员贪腐切齿痛恨,所以他一当政,就主张要严明执法,惩治不法官吏和豪强。一些地位很高的、腐朽贪污的官员都相继被诛杀。大司农田延年在尊立汉宣帝时,作用非凡,“以决疑定策”被刘询封为阳城侯,但因修建昭帝墓圹,趁雇佣牛车运沙之机,贪污账款3000万而被告发。有大臣为他说情,认为“春秋之义,以功覆过”,但刘询没有同意,派使者“召田延年诣廷尉”受审,拟以重罚,致使田延年畏罪自杀。

    刘询不仅以执法严明着称,还以为政宽简闻名。他在任用地方官时,除启用了一些精明能干的能吏去严厉镇压不法豪强外,还同时任用了一批循吏去治理地方,从而改变了吏治苛严和破坏的现象,大大缓和了社会矛盾,安定了政治局面。由于他有过牢狱之灾的经历,所以,对冤狱他深恶而痛绝之,提出要坚决废除苛法,平理冤狱。他亲政后不久,就亲自参加了一些案件的审理。为从制度上保证执法的严肃性和公正性,公元前67年,还在朝廷增加了四名廷尉平一官,专掌刑狱的评审和复核,并设置了治御史以审核廷尉量刑轻重。

    公元前66年,又下诏废除了首匿连坐法,并下令赦免因上书触犯他名讳的人。公元前54年,他派24人到全国各地巡查,平理冤狱,检举滥用刑罚的官员。他还先后多次下令,大赦天下。

    ?汉家制度《汉书·元帝纪》载:宣帝的太子刘奭(汉元帝)“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

    《汉书》这段记载,为了解汉代后期治国方针的演变提供了很好的材料。从汉武帝时开始确立的“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可以说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治国方式,宣帝刘询一语道出了其中要诀。这一制度从汉宣帝以后,始终为后世所称颂和遵循。而且中国古代各皇朝的统治者都不同程度地借鉴“汉家制度”的经验教训,以强化其统治。?

    汉宣帝的在位年号:本始()公元前73年—公元前69年

    地节()公元前69年—公元前65年

    元康()公元前65年—公元前61年

    神爵()公元前61年—公元前57年

    五凤()公元前57年—公元前53年

    甘露()公元前53年—公元前49年

    黄龙()公元前49年—公元前48年

    降服匈奴

    自马邑之谋(公元前133)反击匈奴开始,汉朝历经袭破龙城、河南、高阙、定襄、河西等系列会战,终至漠北之战(公元前119)击败匈奴,从此奠定汉强匈弱的格局。但匈奴并未臣服,相反十几年的恢复后,声势复振,与汉争斗竟败少胜多,汉武后期有赵破奴2万骑受降城之没、李广利3万骑天山被围牺牲六七、李陵5千步兵浚稽山败没,甚至最后李广利7万铁骑燕然山全军覆没,不过匈奴惨胜犹败,内部又有不和,双方实力对比也未转换。宣帝即位第二年(本始二年,公元前72),汉朝发铁骑16万余兵马,分五路攻打匈奴,这是两汉400年最大规模的一次对外骑兵出征。同时,派遣校尉常惠前往乌孙,节制乌孙骑兵5万余,与汉军东西并进,形成一个巨大的钳形攻势,夹击匈奴。匈奴畏惧汉军,惊惶西逃恰遇乌孙兵,一场激战大败而归,常惠因此封为长罗侯。

    第二年(公元前71)冬,匈奴再袭乌孙,遇大雪,生还者不及十分之一,再加乌孙、乌桓与丁令的乘势攻击,国人亡十分之三,畜亡十分之五,国力大为削弱。不久,汉军3千骑击匈,都能捕得几千匈人而还,匈奴亦不敢报复,而且更向往与汉和不是战了。神爵二年(公元前60),统治西域的日逐王先贤掸与新任单于握衍朐鞮素有矛盾,关系不睦,带着数万人投降汉朝。日逐王被封为归德侯。甘露三年(公元前51),呼韩邪单于亲往帝都长安,俯首称臣做北藩。?囊括西域自张骞之后,七十余载汉匈相争,直至匈日逐王归降之际,汉宣帝神爵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0年,西域都护设立,西域广袤地域正式归汉朝管辖。

    本始二年大捷后常惠被派再返乌孙,赏赐其有功人员。因龟兹(西域一大国)曾杀汉屯田校尉赖丹,回国途中,常惠征调西域诸国5万人马,往攻龟兹,迫其国王谢罪并交出凶手姑翼,即斩杀之。西域历来是汉匈的第二战场。西域本匈奴势力范围,匈奴置僮仆都尉驻扎在焉耆一带,管辖西域诸国。汉武帝通西域、败匈奴、伐大宛后,声威亦远震此地,汉使往来不绝,并屯田渠犁。汉匈遂在西域形成了拉锯战,你来我往,此消彼长,情形至为复杂。武帝后期,因击匈失利和诏罢轮台之戍,汉势有所减弱,昭帝时,霍光遣傅介子计斩楼兰王,汉朝对西域的影响又有所加强。到了宣帝初年,汉匈仍以天山为界,南为汉朝势力范围,北则为匈奴。车师属于北道,为匈奴控制,对汉朝不敬。

    宣帝亲政的第一年(地节二年,公元前68),即遣屯田渠犁的郑吉,发附近西域诸国兵1万余及屯田1500汉兵,往讨车师,击破降服之。匈奴派兵来战,郑吉领兵迎击,两军遭遇,匈奴竟害怕退去。后来,郑吉派遣300汉兵屯驻车师。不久,南道的莎车王弟呼屠徵,杀了亲汉国王万年与汉使奚充国,自立为王,并煽动南道诸国,叛离汉朝,南道因此阻断不通。

    当时郑吉还在北道,恰奉宣帝派遣冯奉世正出使大宛途中。冯奉世果断行动,征发西域诸国兵余,进攻莎车,打下了都城,平定了南道,并把惊惧自杀的呼屠徵首级,一路传送到长安。此乃宣帝元康元年(公元前65)的事。冯奉世之后到了大宛国,国王对他尤其礼敬,因此还得到该国名马“象龙”,带回了长安。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匈奴日逐王先贤掸带着数万人投降汉朝,宣帝特派郑吉,发渠犁、龟兹诸国兵5万,前往迎降,一直护送至京师长安,路上有逃亡者,即斩杀。

    郑吉破车师,降日逐王,声威大震西域,宣帝乃拜之为西域都护,封安远侯,兼护车师以西北道诸国。郑吉遂在西域中心,设置幕府,修筑乌垒城,距阳关2700余里,统领天山南北,汉朝号令得以正式颁行于辽阔西域。西域都护的设置,不仅是汉朝王朝,更是华夏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大事件。从此之后,汉匈相斗七十余年,东自车师、鄯善,西抵乌孙、大宛,西域诸国尽归汉朝之列,张骞之始,郑吉之终,汉武之愿,汉宣实现。从此以后,天山南北广袤之土、雄阔之地,终属华夏之疆、中华之域。匈奴也更加衰弱,不敢再与汉争锋西域,以前设置的僮仆都尉,也灰溜溜罢废了。?

    大破西羌

    西陲之羌,盘踞青、陇,民风剽悍,勇猛好战,策应匈奴,扰我边疆。宣帝遣赵充国讨伐,两年完全平定,因置金城属国安置降羌,也就是西域都护设立的那一年。武帝后期,聚居在现今青海省境内的羌族,经常向内地侵扰,攻城略地。匈奴也想联合羌人共同侵扰汉朝。面对这种形势,武帝曾提出要斩断匈奴右臂,指的正是这种联合,但派去的士兵也为羌人所败。这时,羌入又逐渐向湟水以北移动,找寻农民弃耕的地方去放牧。同时羌人各部落也有联合一致的趋向,郡县官吏也禁止不了。这时匈奴又想勾结羌人,以扩大对汉西部的侵扰。汉朝派往浩窖(今青海省大通河东岸)的军队,被羌人打败,损失甚众。

    宣帝期间,光禄大夫义渠安国出使到了羌族,羌先零部落酋长向他表示要北渡湟水,到汉民不种田的地方畜牧。义渠安国向朝廷报告这个情况。赵充国弹劾义渠安国奉使失职。从此以后,羌人依照以前的话,擅自渡过湟水,当地汉朝的郡县长官不能禁止。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先零部落与各个羌族部落酋长二百多人“解仇交质”,订立盟约,打算共同侵扰汉朝地区。

    宣帝知道了这事,问赵充国如何对策,赵充国指出,羌人为患,一是羌族原来各部落互相攻击,易于控制,但近几年来他们“解仇合约”,共同反汉;二是羌族与匈奴早就打算联合;三是羌族还可能“结联他种”,即与其他种族联合。所以他提出“宜及未然为之备”的建议。过了一个多月,小月氏部落的羌侯狼何果派人到匈奴借兵,打算攻击鄯善、敦煌,以切断汉朝与西域的通道。赵充国估计事情不那么简单,需要深谋远虑。他向朝廷提出建议:一是加强军事上的边防;二是离间羌族各部落而侦探其预谋。

    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春,汉朝中央两府(丞相、御史)又推荐义渠安国出使诸羌,了解其动向。义渠安国不懂策略,一到羌部,就召集先零部落的头领三十多人,以他们都有逆而不顺之罪,全部斩首。调兵镇压先零之民,杀了一千多人。于是羌族各部及归义羌侯杨玉等都很震恐,离开其地,劫掠其他小族部落,犯汉边塞,攻城邑,杀长吏义渠安国以骑都尉身份带领三千骑兵守备羌人,被羌人所击,损失惨重。他领兵退到令居,向皇帝报告。

    宣帝意欲起用赵充国平叛,但这时赵充国已七十多岁,宣帝就派遣御史大夫丙吉去问谁可以为将,赵充国很自信地回答:“无逾于老臣者矣。”宣帝又派人去问:“将军度羌虏何如,当用几人?”赵充国答:“百闻不如一见。兵难隃度,臣愿驰至金城,图上方略。”意思是说,用兵不能远离战场空想,而要亲临前线观察,然后作出对策。他要求宣帝交给他任务,不必担忧。宣帝笑着答应了。于是,赵充国虽年逾七十,仍督兵西陲,挫败羌人进犯。回来以后,三向朝廷上书,详细分析了形势,建议防事变于未然,提出了“以兵屯田”的主张,得到宣帝的赞赏。

    宣帝因他年老,问他:“派谁去带兵最合适呢?”他回答得很痛快:“再没有比老臣更合适的人选了。”又问:“需要多少人马?”答“百闻不如一见。臣愿立刻去金城(今兰州附近)测看地形,写出方案来。陛下把此事交给我办好了。”他就领骑兵不满万人,迅速出师,巧渡黄河,立稳阵脚,作好战斗准备。到达湟水岸边,羌人多次挑战,他坚守不出,只以威信招降,解散羌人各部落联合的计划。这时,他建议朝廷,屯田湟中(今青海省湟水两岸)作为持久之计,提出亦兵亦农,就地筹粮的办法,可以“因田致谷”,“居民得并作田,不失农业”;“将士坐得必胜之道”;“大费既省,徭役预息”等“十二便”。这对当时支援频繁的战争,减轻人民负担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一直影响到后世。

    ?调整经策,整顿工商

    昭宣时期,以“轮台诏令”为基本依据,昭帝、霍光和宣帝认真总结了武帝时期推行经济政策的经验教训,大刀阔斧地进行调整政策,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收到了显着的效果。武帝时期工商业官营政策暴露出诸多弊端,昭帝时期就引起了较大非议。在始元六年(公元前81)召开的盐铁会议上,众臣对这些政策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导致了“罢郡国榷沽”的结果,但其他各项仍未罢除。宣帝亲政后,继续整顿这些政策,曾于地节四年(公元前66)九月下诏:“吏或营私烦扰,不顾厥咎,朕甚闵(悯)之。盐,民之食,而贾咸贵,众庶重困,其减天下盐贾。”由此可见,工商官营政策在昭宣时期虽然仍在执行,但经过整顿,这些政策的一些弊端,如官吏徇私枉法,贪污腐败等问题,在一定时期内得到了有效抑制,这有利于百姓的“休养生息”。?

    抑制兼并,轻徭薄赋

    针对“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无)立锥之地”的现象,为制止土地兼并,刘询即位后,先后三次诏令把“赀百万者”的豪强徙往平陵、杜陵等地,而后将其土地或充为公田,或配给无地、少地的贫民。还把国家苑囿或郡国的公田,借给少地或无地的贫民耕种,使他们尽可能地摆脱地主的控制,重新变为国家的编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