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乘风而起 第两千三百零八章 真正的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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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本汉搞田野调查有个很好的方法，就是制作了三千两百个字的字卡，每到一处地方就找来人读给他听，然后他再用自己设计的一套音标体系给标示出来，最终得到一个几十种方言的巨大“样本库”。
这是真正的水磨功夫，要不是高本汉对汉语爱到了骨子里，逢人就用山东话跟人说“俺本来就是汉人嚜”，到了欧洲还不忘宣传“中国文字是一个美丽可爱的贵妇，西洋文字好像一个有用而不美的贱婢”，换成中国人自己都很难做到这样。
胡适曾经评价20世纪初的欧洲汉学家：“除了伯希和跟高本汉，别人都是洋骗子。”这话不是没有道理的。
周至也觉得完全可以用这种办法，但是作为中国人，他看到了更多比高本汉更加科学的方法。
还是用粤语来举例，粤语本身还分作“雅言”和“白话”，前者是吟诗作赋戏词公文里边用的，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大家熟悉的粤语歌；
而白话则是粤人在日常生活当中说的话，这种话包含大量的俚语和语气词，很多特殊的声韵组合，往往就藏在这样的俚语和语气词里，而在正式场合里根本用不到。
如果将这些字卡交给方言使用者读出来，那么他们绝大可能使用“雅言”来表述，也就是说人在那种情况下会有点“端着”，这样就会带来采样的缺失。
因此当周至将这个问题提出来以后，辜幼文不但不以为周至这个想法是胡思乱想，反而说道：“有一位声韵学上的前辈早就想到过这个问题，你们也可以说是英雄所见略同了。”
“谁呀？”周至不禁有些欣喜：“那这位前辈解决了这个问题吗？”
“解决了，不过花的时间比较长。”辜幼文笑道：“这个人的名字有点古怪，郑张尚芳，听说过吧？”
“他呀！听说过听说过，搞上古音推拟的嘛！”
“诶？你还真知道他？”这下反倒轮到辜幼文惊讶了。
“音韵学奇才嘛，无师自通，我辈典范。”周至说道，他可不会告诉辜幼文在后世网络上，因为有人用佶屈聱牙的所谓“上古音”解读《关雎》，引起过一阵轩然大波。
而网络上流传的那个“上古音”，据说就是利用的“郑张语系”。
但是周至一听就知道那个读音是北方人的口音，连入音都没有掌握，光声调就只有四声，连粤语的九声六调都没有达到，另外在读音里充满了完全不符合汉语传统的诸多弹舌音，过度明显的喉塞音，并不是郑张构拟的上古音体系有什么大问题，而是网上那种读法，还是犯了北方人不听粤语，却只想抱着粤语词典，想根据拼音标注就将粤语读出来的错误，也就造成读出来的《关雎》十分的滑稽可笑。
《诗经》是孔子采集的，而孔子非常强调在正式场合需要使用“雅言”，“雅言是什么”？是周朝国都周围的国人使用的语言，孔子认为它们非常好听，因此称其为“雅言”。
就算是对一种语言丝毫不懂的人，也能从诵读中听出好坏来，就好比让一个丝毫不懂英语的人听话剧演员诵读莎翁歌剧，虽然听不懂，可依然会觉得非常好听，就是这个道理。
如果读出来的《关雎》压根不动听，那就只有一种解释——读者肯定读错了。
诘诎聱牙，呕哑嘲哳，连韵都押不上，你告诉我这是根据“郑张构拟”读出来的上古“雅言”？
从最基础逻辑上就是不对的。
因此这是后来者的错，却不是郑张尚芳的错。
“我以前一直以为他的名字叫郑张，后来看了他写的着作，才知道他叫郑张尚芳，然后又以为是一位随夫姓的女性。”
“哈哈哈哈……”辜幼文笑道：“这事儿是他自找的，可怨不得谁，老外应用他的论文，也经常用she和her来称呼，哈哈哈哈……”
随后辜幼文开始给周至讲郑张尚芳的故事，周至才知道，自己这穿越者假冒的“天才”，在真正的天才面前，当真是被秒得渣都不剩。
郑张尚芳原名郑祥芳。他在中学读书时遇到了五个同名者，有人写信忘了分高初中，时常彼此拆了对方的信。于是，他就依父母双姓改名为郑张祥芳，以示对父母平等尊重，当时他有个笔名叫“尚芳”，后来合起来便成为“郑张尚芳”。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郑张尚芳的父亲是温州瓯江布厂的经条师傅，因参加工潮，被国民党当局作为通缉对象，被迫只身远走他乡。
因此郑张尚芳从小就寄养在永中街道石浦村的外祖父家中。当时，他的外祖父有一本清朝留下来的杂字簿，上面分类记着温州话的生活用字，幼小的郑张尚芳第一次知道温州话的文字表达，由此对方言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初中时，语文老师鼓励同学搜集谚语丰富词汇，于是他就带头组织了一个谚语兴趣小组。温州许多土话很难用汉字记录，除了查字典外，他对无法用汉字记的就试着用拼音记录，迈出了探究克服记录土语难题的第一步，并对如何给方言拼音着了迷。
后来，他在温州图书馆找到赵元任撰写的《现代吴语的研究》，书中记载了一整套用国际音标记录温州方言的方法，从而使他真正摸索到了研究语言的科学道路。
初中毕业新中国就成立了，三年高中毕业后，郑张尚芳先后做了地质部物探队员，当过wZ市五马中学教师、市图书馆编目员，特殊岁月里还当了十几年的渔业机械厂工人。
为了研究温州话，郑张尚芳经常在温州街头听别人争吵，并当场将吵架的口语记录成卡片。他说，这是研究语言的方法之一。功夫不负有心人，到一九六六年，他已经积累了俚语方言卡片三万多张，同时搜集到有关温州方言的书籍资料达六十四种。虽然其中一半书籍在动乱中被人抄走，但已经为他打下了坚实而广泛的田野调查基础。
一直热衷自学语言学。五五年以后的十年当中，发表了拼音及方言等大小文章十多篇。
这是真正的水磨功夫，要不是高本汉对汉语爱到了骨子里，逢人就用山东话跟人说“俺本来就是汉人嚜”，到了欧洲还不忘宣传“中国文字是一个美丽可爱的贵妇，西洋文字好像一个有用而不美的贱婢”，换成中国人自己都很难做到这样。
胡适曾经评价20世纪初的欧洲汉学家：“除了伯希和跟高本汉，别人都是洋骗子。”这话不是没有道理的。
周至也觉得完全可以用这种办法，但是作为中国人，他看到了更多比高本汉更加科学的方法。
还是用粤语来举例，粤语本身还分作“雅言”和“白话”，前者是吟诗作赋戏词公文里边用的，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大家熟悉的粤语歌；
而白话则是粤人在日常生活当中说的话，这种话包含大量的俚语和语气词，很多特殊的声韵组合，往往就藏在这样的俚语和语气词里，而在正式场合里根本用不到。
如果将这些字卡交给方言使用者读出来，那么他们绝大可能使用“雅言”来表述，也就是说人在那种情况下会有点“端着”，这样就会带来采样的缺失。
因此当周至将这个问题提出来以后，辜幼文不但不以为周至这个想法是胡思乱想，反而说道：“有一位声韵学上的前辈早就想到过这个问题，你们也可以说是英雄所见略同了。”
“谁呀？”周至不禁有些欣喜：“那这位前辈解决了这个问题吗？”
“解决了，不过花的时间比较长。”辜幼文笑道：“这个人的名字有点古怪，郑张尚芳，听说过吧？”
“他呀！听说过听说过，搞上古音推拟的嘛！”
“诶？你还真知道他？”这下反倒轮到辜幼文惊讶了。
“音韵学奇才嘛，无师自通，我辈典范。”周至说道，他可不会告诉辜幼文在后世网络上，因为有人用佶屈聱牙的所谓“上古音”解读《关雎》，引起过一阵轩然大波。
而网络上流传的那个“上古音”，据说就是利用的“郑张语系”。
但是周至一听就知道那个读音是北方人的口音，连入音都没有掌握，光声调就只有四声，连粤语的九声六调都没有达到，另外在读音里充满了完全不符合汉语传统的诸多弹舌音，过度明显的喉塞音，并不是郑张构拟的上古音体系有什么大问题，而是网上那种读法，还是犯了北方人不听粤语，却只想抱着粤语词典，想根据拼音标注就将粤语读出来的错误，也就造成读出来的《关雎》十分的滑稽可笑。
《诗经》是孔子采集的，而孔子非常强调在正式场合需要使用“雅言”，“雅言是什么”？是周朝国都周围的国人使用的语言，孔子认为它们非常好听，因此称其为“雅言”。
就算是对一种语言丝毫不懂的人，也能从诵读中听出好坏来，就好比让一个丝毫不懂英语的人听话剧演员诵读莎翁歌剧，虽然听不懂，可依然会觉得非常好听，就是这个道理。
如果读出来的《关雎》压根不动听，那就只有一种解释——读者肯定读错了。
诘诎聱牙，呕哑嘲哳，连韵都押不上，你告诉我这是根据“郑张构拟”读出来的上古“雅言”？
从最基础逻辑上就是不对的。
因此这是后来者的错，却不是郑张尚芳的错。
“我以前一直以为他的名字叫郑张，后来看了他写的着作，才知道他叫郑张尚芳，然后又以为是一位随夫姓的女性。”
“哈哈哈哈……”辜幼文笑道：“这事儿是他自找的，可怨不得谁，老外应用他的论文，也经常用she和her来称呼，哈哈哈哈……”
随后辜幼文开始给周至讲郑张尚芳的故事，周至才知道，自己这穿越者假冒的“天才”，在真正的天才面前，当真是被秒得渣都不剩。
郑张尚芳原名郑祥芳。他在中学读书时遇到了五个同名者，有人写信忘了分高初中，时常彼此拆了对方的信。于是，他就依父母双姓改名为郑张祥芳，以示对父母平等尊重，当时他有个笔名叫“尚芳”，后来合起来便成为“郑张尚芳”。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郑张尚芳的父亲是温州瓯江布厂的经条师傅，因参加工潮，被国民党当局作为通缉对象，被迫只身远走他乡。
因此郑张尚芳从小就寄养在永中街道石浦村的外祖父家中。当时，他的外祖父有一本清朝留下来的杂字簿，上面分类记着温州话的生活用字，幼小的郑张尚芳第一次知道温州话的文字表达，由此对方言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初中时，语文老师鼓励同学搜集谚语丰富词汇，于是他就带头组织了一个谚语兴趣小组。温州许多土话很难用汉字记录，除了查字典外，他对无法用汉字记的就试着用拼音记录，迈出了探究克服记录土语难题的第一步，并对如何给方言拼音着了迷。
后来，他在温州图书馆找到赵元任撰写的《现代吴语的研究》，书中记载了一整套用国际音标记录温州方言的方法，从而使他真正摸索到了研究语言的科学道路。
初中毕业新中国就成立了，三年高中毕业后，郑张尚芳先后做了地质部物探队员，当过wZ市五马中学教师、市图书馆编目员，特殊岁月里还当了十几年的渔业机械厂工人。
为了研究温州话，郑张尚芳经常在温州街头听别人争吵，并当场将吵架的口语记录成卡片。他说，这是研究语言的方法之一。功夫不负有心人，到一九六六年，他已经积累了俚语方言卡片三万多张，同时搜集到有关温州方言的书籍资料达六十四种。虽然其中一半书籍在动乱中被人抄走，但已经为他打下了坚实而广泛的田野调查基础。
一直热衷自学语言学。五五年以后的十年当中，发表了拼音及方言等大小文章十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