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乘风而起 第两千两百九十章 立项与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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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天象采集了两种数据，一种是根据周师进军的方向从西向东，那岁星应该出现在东方，一种是把“当”作为正上方理解，木星出现在军队的正上方。
而对于“甲子”的推算，也分别采用了三种历法，夏历、殷历、周历，这三种历法的“甲子”日，也是不一样的。
最后将所有数据集中起来综合分析，一个关键日期出现在了程序推算的结果当中——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周夏二历的甲子日，早晨六点半，天色未明之时，木星出现在东方离地平线较高的位置，以当时的建筑物和树林的高度，无法遮挡。
所以，牧野之战的准确时点就此被推算了出来！
而且这个推算也解决了几个考据上的难题，首先就是利簋铭文上的“岁鼎”二字的正确解释，岁，不再是一年，或者年初的意思，而是明确的“岁星”，而鼎，则需要按金文训诂的转义来理解，解释为“当”。
而这个“当”有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迎面上空”，一个是“正上空”，在这里要解作“迎面上空”。
科学，在这一刻反过来论证了文字训诂学。这也为文字训诂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
武王伐纣，盟誓牧野，右史前驱，一日破国，周代商德，甲子日后得八百年天下。
这个时点的确立，毫无疑问是震惊全国的大事儿，也是国家第一次集合文史、金石、考古、天文、地理、气象、数学、物理、化学、计算机等多学科专家，齐心协力解决文史疑案的牛刀小试。
这个成就，其实是在国家文史学，文献学，古文字学，训诂学积累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利用现代天文和数学，利用物理化学新方法，利用新兴信息技术等以前文史界很难触碰到的工具，多学科综合，跨区域合作得到的可喜成果。
与其说这是宋主任，周至和安春佳的天才创意，还不如说是积累和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的必然结果。
利簋铭文的破解，商周断代编年中心点的确立，其实是成果的冰山一角，是在水面上的表现。
它的下面，是周至和安春佳利用甲骨文中日月食记录搞出来的《殷商甲骨贞卜编年》和《夏商周三正万年历》。
加上最近为了考证利簋铭文，在三正万年历的基础上搞出来的《五星天象万年历》，才是真正的研究成果。
这是可以正式开始“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坚实基础。
之前的诸多专家学者有疑虑，不是担心自己白白浪费心力，而是担心耗费国家大量财力物力后不能取得成果，没法向全国人民交代。现在有了《殷商甲骨贞卜编年》和“商周断代时间点”两项成果打底，让所有人心里都升起了极大的把握。
八月一日，“夏商周断代工程”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首都正式召开，国家正式将“夏商周断代工程”夏商周断代工程，列入了九五”科技攻关重点项目，并且将之确立为一项以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多学科交叉联合攻关，主要研究中国历史上夏、商、周三个历史时期的年代学的科学研究项目。
如果该工程顺利的话，那么将有可能为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给出了一个时间上的标尺。
虽然国家新闻媒体争相报道，但是在学界，牧野之战的时间推断还是在海内外引起了非常多的争议。
反对者的理由也非常多。
比如利簋上的“岁鼎克闻夙有商”与《国语》中“岁在鹑火”，两句，就有岛国学者认为不应该直接关联起来。
虽然“岁在鹑火”涉及到了一个“分野论”，就是将天空分作二十八宿的星区，这个理论出现在战国时期，因此不能将《国语》牧野之战里的岁，和利簋上的“岁鼎”关联起来，不能用战国时期成书《国语》来考证商末周初的人也会关注到岁星的位置。
于是就牵扯出第二个疑点，一些学者据此认为，铭文中“岁鼎克闻夙有商”的“岁”字更可能做“年”讲，并非指“岁星”。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否定公元前1044年而选定公元前1046年为克商年代的天文学依据，不大符合金文中关于月相记录的“四分法”。
所谓的“月相四分法”，是王国维为了解释先秦文献、铭文当中常见的“初吉”，“既望”，“既生霸”，“既死霸”等月相名词提出的一种见解。
虽然历史学家对于先秦月相定点说的起源早在汉代以前就已经形成，然而让人伤脑筋的是，就连古人对于这些月相术语的解释都不统一。
《汉书·律历志》记载刘歆的说法：“死霸，朔也。生霸，望也。”但汉儒对“霸”字含义的解释并不一致。
大体是古人将月亮认为是圆的，只不过光影会发生变化，光亮的那一部分叫做“月”，而没有光亮的那一部分叫做“魄”。
古文里常将“霸”和“魄”混用。
所以孟康注刘歆之说的时候，称“月二日以往，月生魄死”。
月与魄，轮回地在月亮上进行着主从的变化，这个变化就叫月相。
但是古人也有持与刘歆和孟康相反的理解，将光面认为是“魄”。
于是又有《法言·五百》里所记录的：“月未望，则载魄于西；既望，则终魄于东。”和《白虎通·日月》里所记录的：“三日成魄。”的说法。
到了清代，学者俞樾作《生霸死霸考》一文，纠正了刘歆之说，认为“惟以古义言之，则霸者月之光也。朔为死霸之极，望为生霸之极”。
并且月相的每一天用先秦的既，旁，生，死，载，与“霸”配合，列出了一张“金文月相表”。
这就是“月相定点说”。
但是这个说法同样失于科学，后来的学者王国维又予以了一些纠正，他也写了一篇《生霸死霸考》，将“一月之日为四分：一曰初吉，谓自一日至七、八日也；二曰既生霸，谓自八、九日以降至十四、五日也；三曰既望，谓十五、六日以后至二十二、三日；四曰既死霸，谓自二十三日以后至于晦也。”
这就是“月相四分说”。
王国维以四分说验证部分历日，发现皆能解释得通，四分说由此兴起，并渐趋居于主流。
这下问题就来了，通过利簋文字结合国语考证出来的牧野之战的日子，从月相上来判断却和国语里的记录不符，反而与《今本竹书纪年》里的记载有相通之处。
但是《今本竹书纪年》这部书的真伪学术界本身就存疑，里边有关西周年代的记载，在断代工程时就没有采用，一些学者认为这样的做法并不妥当。
如果是以上疑问都解释得通的话，“工程”使用的碳-14计算程序，虽然能够将年代区间压缩到正负二十年以内，然而仅有68.3%的置信度，学界对这一点的质疑声浪最大，认为使用这样的方法，可靠性实在太差。
而对于“甲子”的推算，也分别采用了三种历法，夏历、殷历、周历，这三种历法的“甲子”日，也是不一样的。
最后将所有数据集中起来综合分析，一个关键日期出现在了程序推算的结果当中——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周夏二历的甲子日，早晨六点半，天色未明之时，木星出现在东方离地平线较高的位置，以当时的建筑物和树林的高度，无法遮挡。
所以，牧野之战的准确时点就此被推算了出来！
而且这个推算也解决了几个考据上的难题，首先就是利簋铭文上的“岁鼎”二字的正确解释，岁，不再是一年，或者年初的意思，而是明确的“岁星”，而鼎，则需要按金文训诂的转义来理解，解释为“当”。
而这个“当”有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迎面上空”，一个是“正上空”，在这里要解作“迎面上空”。
科学，在这一刻反过来论证了文字训诂学。这也为文字训诂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
武王伐纣，盟誓牧野，右史前驱，一日破国，周代商德，甲子日后得八百年天下。
这个时点的确立，毫无疑问是震惊全国的大事儿，也是国家第一次集合文史、金石、考古、天文、地理、气象、数学、物理、化学、计算机等多学科专家，齐心协力解决文史疑案的牛刀小试。
这个成就，其实是在国家文史学，文献学，古文字学，训诂学积累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利用现代天文和数学，利用物理化学新方法，利用新兴信息技术等以前文史界很难触碰到的工具，多学科综合，跨区域合作得到的可喜成果。
与其说这是宋主任，周至和安春佳的天才创意，还不如说是积累和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的必然结果。
利簋铭文的破解，商周断代编年中心点的确立，其实是成果的冰山一角，是在水面上的表现。
它的下面，是周至和安春佳利用甲骨文中日月食记录搞出来的《殷商甲骨贞卜编年》和《夏商周三正万年历》。
加上最近为了考证利簋铭文，在三正万年历的基础上搞出来的《五星天象万年历》，才是真正的研究成果。
这是可以正式开始“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坚实基础。
之前的诸多专家学者有疑虑，不是担心自己白白浪费心力，而是担心耗费国家大量财力物力后不能取得成果，没法向全国人民交代。现在有了《殷商甲骨贞卜编年》和“商周断代时间点”两项成果打底，让所有人心里都升起了极大的把握。
八月一日，“夏商周断代工程”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首都正式召开，国家正式将“夏商周断代工程”夏商周断代工程，列入了九五”科技攻关重点项目，并且将之确立为一项以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多学科交叉联合攻关，主要研究中国历史上夏、商、周三个历史时期的年代学的科学研究项目。
如果该工程顺利的话，那么将有可能为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给出了一个时间上的标尺。
虽然国家新闻媒体争相报道，但是在学界，牧野之战的时间推断还是在海内外引起了非常多的争议。
反对者的理由也非常多。
比如利簋上的“岁鼎克闻夙有商”与《国语》中“岁在鹑火”，两句，就有岛国学者认为不应该直接关联起来。
虽然“岁在鹑火”涉及到了一个“分野论”，就是将天空分作二十八宿的星区，这个理论出现在战国时期，因此不能将《国语》牧野之战里的岁，和利簋上的“岁鼎”关联起来，不能用战国时期成书《国语》来考证商末周初的人也会关注到岁星的位置。
于是就牵扯出第二个疑点，一些学者据此认为，铭文中“岁鼎克闻夙有商”的“岁”字更可能做“年”讲，并非指“岁星”。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否定公元前1044年而选定公元前1046年为克商年代的天文学依据，不大符合金文中关于月相记录的“四分法”。
所谓的“月相四分法”，是王国维为了解释先秦文献、铭文当中常见的“初吉”，“既望”，“既生霸”，“既死霸”等月相名词提出的一种见解。
虽然历史学家对于先秦月相定点说的起源早在汉代以前就已经形成，然而让人伤脑筋的是，就连古人对于这些月相术语的解释都不统一。
《汉书·律历志》记载刘歆的说法：“死霸，朔也。生霸，望也。”但汉儒对“霸”字含义的解释并不一致。
大体是古人将月亮认为是圆的，只不过光影会发生变化，光亮的那一部分叫做“月”，而没有光亮的那一部分叫做“魄”。
古文里常将“霸”和“魄”混用。
所以孟康注刘歆之说的时候，称“月二日以往，月生魄死”。
月与魄，轮回地在月亮上进行着主从的变化，这个变化就叫月相。
但是古人也有持与刘歆和孟康相反的理解，将光面认为是“魄”。
于是又有《法言·五百》里所记录的：“月未望，则载魄于西；既望，则终魄于东。”和《白虎通·日月》里所记录的：“三日成魄。”的说法。
到了清代，学者俞樾作《生霸死霸考》一文，纠正了刘歆之说，认为“惟以古义言之，则霸者月之光也。朔为死霸之极，望为生霸之极”。
并且月相的每一天用先秦的既，旁，生，死，载，与“霸”配合，列出了一张“金文月相表”。
这就是“月相定点说”。
但是这个说法同样失于科学，后来的学者王国维又予以了一些纠正，他也写了一篇《生霸死霸考》，将“一月之日为四分：一曰初吉，谓自一日至七、八日也；二曰既生霸，谓自八、九日以降至十四、五日也；三曰既望，谓十五、六日以后至二十二、三日；四曰既死霸，谓自二十三日以后至于晦也。”
这就是“月相四分说”。
王国维以四分说验证部分历日，发现皆能解释得通，四分说由此兴起，并渐趋居于主流。
这下问题就来了，通过利簋文字结合国语考证出来的牧野之战的日子，从月相上来判断却和国语里的记录不符，反而与《今本竹书纪年》里的记载有相通之处。
但是《今本竹书纪年》这部书的真伪学术界本身就存疑，里边有关西周年代的记载，在断代工程时就没有采用，一些学者认为这样的做法并不妥当。
如果是以上疑问都解释得通的话，“工程”使用的碳-14计算程序，虽然能够将年代区间压缩到正负二十年以内，然而仅有68.3%的置信度，学界对这一点的质疑声浪最大，认为使用这样的方法，可靠性实在太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