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乘风而起 第两千三百零九章 穷文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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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家庭成分原因，郑张尚芳未能考上大学，但凭着对语言学的热爱，他长期埋头在温州图书馆里坚持自学，后来曾多次自称毕业于“温州图书馆大学”。
虽然主要靠自学，但是他后来能够成为音韵学的大师，也和音韵学这一门的传统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这一门学问实在是过于冷门，因此就好像周至这样的好苗子一旦出现，各路大佬都会一路关照过来一样，当时的郑张尚芳，也得到许多人的帮助和关爱。
虽然周至以前并不了解郑张尚芳，但两人却干过差不多相同的事情。
周至靠《夹川方言田野调查报告》和《夹川方言训诂》两部书，彻底打消了辜幼文的疑虑，将之收入门墙。
而早在三十多年前，当时二十七岁的郑张尚芳初生牛犊不怕虎，写了一份十万余字的《温州方言记编写计划与音节提纲》寄给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没想到当时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着名语言学家吕叔湘亲自审阅并批准了他的写作计划，甚至因为考虑到郑张尚芳当时还没有固定职业，语言所还专门特批，汇给他一百元的纸笔费。
在六二年，一百元可是一笔相当丰厚的稿酬。
这还没完，吕先生还从个人的工资中，每月汇给他十元，帮助解决他的生活问题。
当时的郑张尚芳还是个临时教师，而吕先生是国际闻名的专家，两人甚至直到十八年后，郑张尚芳去首都修改稿件时，才与吕先生第一次谋面！
郑张尚芳认识王力老师也有一段很传奇的故事。当时，王力先生写了《汉语史稿》的语音部分，郑张尚芳有机会见到，便写信给王力提了一些意见，并给出一些改动的建议。
王力是谁？中国语言学家、教育家、翻译家、散文家、诗人，清华毕业法国留学北大任教五六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的大学者，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
而郑张尚芳当时只是偏远县郊民办中学的教师，真正的无名小卒，然而大学者对无名小卒提的意见居然很重视，而且非常欣赏，亲笔回信：“我觉得你对音韵学无师自通，是十分难得的。你有许多好意见，歌部当改拟为[ai]，你说得很对。”
双方就这样建立了忘年交。
同样的还有大学者王辅世，王辅世是从调查宣化方言开始，其后主要从事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是苗瑶语研究方面的专家，在汉语方言研究上也有贡献，当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
郑张尚芳为了研究上古音韵，还特意自学了朝鲜语、越南语、泰语、柬埔寨语、日语和我国藏、苗、壮等少数民族语言基本词汇资料，因为古代我国的很多邻国都在推广汉学汉字，高丽、南越、岛国都用汉字进行教育，他们现在的音一般都保持唐朝的音，还有一些词是汉代的。
在研究的过程中，郑张尚芳遇到过一些问题，于是写信王辅世先生求教，王辅世先生给他写了封十九页的长信，爱才之心足见一般。
再到后来好多前辈如袁家骅、李荣等着名语言学大家，也屡屡为他答疑解惑。最终造就了一位语言学大家。
聊到这里，周至涌起了一种哭笑不得的感觉，他以为自己在学问一道上其实算灵醒的了，然而他做过的事情，前辈们似乎都差不多已经走过了。
更好笑的是他曾经若有若无地在辜老面前显摆过，辜老当时却只是笑笑，然后就转到了其他话题。
现在回想起来，辜老其实早就知道了这一切，却默默地看着自己表演，从来不加以说破而已。
“师爷爷我发现你有时候有点不地道啊。”周至就抱怨上了：“你就让我自己瞎闯，都不把前辈们的经验告诉我。”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老爷子笑道：“这些都是你自己想出来的，虽然不能再算是首创，但是也算英雄所见，他们的昨天，就是你的今天，而他们的今天，未必不是你的明天。”
很神奇，在了解了两位如大山一般让人仰止的前辈一路研究的方式方法后，周至竟然觉得师爷爷的说法并非没有一定的道理，大师也是一步步脚踏实地干研究干出来的，只要方式方法对路，人不算傻，一直锲而不舍，四十年，五十年积累下来，成就都该是非同小可。
不过虽然不再对前辈们的成就感到如神明般敬仰，可是要做到那样的程度，周至依然不敢想象，原因很简单，就是他不可能如前辈般专注，“精其一而绝天下”。
他受到的干扰太多了。
好在他也不是一点优势都没有，首先就是新的方式方法和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的运用，这是前辈们所不能比拟的。
其次就是时代的助力，人文社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并不受国家和社会所重视，甚至长期处于被打压的状态，现在已经不一样了。
虽然现在国家还是更加重视理科，但是随着国力的增长，至少在某些力所能及的人文社科方面，国家也是连续祭出大动作。
比如现在最大部头的《儒蔵》《道藏》《释藏》。
学术环境还是完全不一样了。
还有就是财力，国家的财力，学校的财力，最关键是周至自身的财力。
对于现在的周至来说，做学问是出自兴趣爱好，倒贴钱干着都开心，这样的经济实力，哪是当年想干学问都还得出海打鱼，一个月拿着首都吕叔湘寄来的十块钱补贴点儿生活的郑张尚芳所能够比的了。
所谓的穷文富武，那是对个人学习而言，古时候这句话的意思是穷人吃饭都吃不饱，要出人头地拼体力是不能指望的，只能把脑力运用起来。
只有富人才养得起马，置得起兵器，请得起教头，这些才是学武的基础。
但是换到文化工程那就不一样了，常常都需要在王朝最鼎盛的时期才有可能完成，比如永乐皇帝的《永乐大典》，康熙雍正的《古今图书集成》，乾隆的《四库全书》，那可不是“穷文”，必须富，还必须富到王朝鼎盛才行。
虽然主要靠自学，但是他后来能够成为音韵学的大师，也和音韵学这一门的传统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这一门学问实在是过于冷门，因此就好像周至这样的好苗子一旦出现，各路大佬都会一路关照过来一样，当时的郑张尚芳，也得到许多人的帮助和关爱。
虽然周至以前并不了解郑张尚芳，但两人却干过差不多相同的事情。
周至靠《夹川方言田野调查报告》和《夹川方言训诂》两部书，彻底打消了辜幼文的疑虑，将之收入门墙。
而早在三十多年前，当时二十七岁的郑张尚芳初生牛犊不怕虎，写了一份十万余字的《温州方言记编写计划与音节提纲》寄给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没想到当时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着名语言学家吕叔湘亲自审阅并批准了他的写作计划，甚至因为考虑到郑张尚芳当时还没有固定职业，语言所还专门特批，汇给他一百元的纸笔费。
在六二年，一百元可是一笔相当丰厚的稿酬。
这还没完，吕先生还从个人的工资中，每月汇给他十元，帮助解决他的生活问题。
当时的郑张尚芳还是个临时教师，而吕先生是国际闻名的专家，两人甚至直到十八年后，郑张尚芳去首都修改稿件时，才与吕先生第一次谋面！
郑张尚芳认识王力老师也有一段很传奇的故事。当时，王力先生写了《汉语史稿》的语音部分，郑张尚芳有机会见到，便写信给王力提了一些意见，并给出一些改动的建议。
王力是谁？中国语言学家、教育家、翻译家、散文家、诗人，清华毕业法国留学北大任教五六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的大学者，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
而郑张尚芳当时只是偏远县郊民办中学的教师，真正的无名小卒，然而大学者对无名小卒提的意见居然很重视，而且非常欣赏，亲笔回信：“我觉得你对音韵学无师自通，是十分难得的。你有许多好意见，歌部当改拟为[ai]，你说得很对。”
双方就这样建立了忘年交。
同样的还有大学者王辅世，王辅世是从调查宣化方言开始，其后主要从事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是苗瑶语研究方面的专家，在汉语方言研究上也有贡献，当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
郑张尚芳为了研究上古音韵，还特意自学了朝鲜语、越南语、泰语、柬埔寨语、日语和我国藏、苗、壮等少数民族语言基本词汇资料，因为古代我国的很多邻国都在推广汉学汉字，高丽、南越、岛国都用汉字进行教育，他们现在的音一般都保持唐朝的音，还有一些词是汉代的。
在研究的过程中，郑张尚芳遇到过一些问题，于是写信王辅世先生求教，王辅世先生给他写了封十九页的长信，爱才之心足见一般。
再到后来好多前辈如袁家骅、李荣等着名语言学大家，也屡屡为他答疑解惑。最终造就了一位语言学大家。
聊到这里，周至涌起了一种哭笑不得的感觉，他以为自己在学问一道上其实算灵醒的了，然而他做过的事情，前辈们似乎都差不多已经走过了。
更好笑的是他曾经若有若无地在辜老面前显摆过，辜老当时却只是笑笑，然后就转到了其他话题。
现在回想起来，辜老其实早就知道了这一切，却默默地看着自己表演，从来不加以说破而已。
“师爷爷我发现你有时候有点不地道啊。”周至就抱怨上了：“你就让我自己瞎闯，都不把前辈们的经验告诉我。”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老爷子笑道：“这些都是你自己想出来的，虽然不能再算是首创，但是也算英雄所见，他们的昨天，就是你的今天，而他们的今天，未必不是你的明天。”
很神奇，在了解了两位如大山一般让人仰止的前辈一路研究的方式方法后，周至竟然觉得师爷爷的说法并非没有一定的道理，大师也是一步步脚踏实地干研究干出来的，只要方式方法对路，人不算傻，一直锲而不舍，四十年，五十年积累下来，成就都该是非同小可。
不过虽然不再对前辈们的成就感到如神明般敬仰，可是要做到那样的程度，周至依然不敢想象，原因很简单，就是他不可能如前辈般专注，“精其一而绝天下”。
他受到的干扰太多了。
好在他也不是一点优势都没有，首先就是新的方式方法和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的运用，这是前辈们所不能比拟的。
其次就是时代的助力，人文社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并不受国家和社会所重视，甚至长期处于被打压的状态，现在已经不一样了。
虽然现在国家还是更加重视理科，但是随着国力的增长，至少在某些力所能及的人文社科方面，国家也是连续祭出大动作。
比如现在最大部头的《儒蔵》《道藏》《释藏》。
学术环境还是完全不一样了。
还有就是财力，国家的财力，学校的财力，最关键是周至自身的财力。
对于现在的周至来说，做学问是出自兴趣爱好，倒贴钱干着都开心，这样的经济实力，哪是当年想干学问都还得出海打鱼，一个月拿着首都吕叔湘寄来的十块钱补贴点儿生活的郑张尚芳所能够比的了。
所谓的穷文富武，那是对个人学习而言，古时候这句话的意思是穷人吃饭都吃不饱，要出人头地拼体力是不能指望的，只能把脑力运用起来。
只有富人才养得起马，置得起兵器，请得起教头，这些才是学武的基础。
但是换到文化工程那就不一样了，常常都需要在王朝最鼎盛的时期才有可能完成，比如永乐皇帝的《永乐大典》，康熙雍正的《古今图书集成》，乾隆的《四库全书》，那可不是“穷文”，必须富，还必须富到王朝鼎盛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