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乘风而起 第两千四百七十八章 典籍的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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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池薛荔一高兴，还是忘了做灵山拉伸操，最后还是周至和麦小苗两人坚持了下来。
池薛荔认为去温泉泡一泡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第二天一早就带着团队过去了，打着拍摄素材的借口准备享受。
周至就没有那样的福气了，他要抓紧时间将昨天带回来的东西慎重收纳，然后带着麦小苗一起赶赴机场。
因为东西太多，作为随身行李托运肯定是走不通的，好在周至现在在自治州的影响力也不小，周六嬢集团本身有固定的航空货运通道，知道这批文物的重要性后，李玉堂批准了特事特办。
当天下午，这批文物就运到了蜀大博物馆。
西南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研究是蜀大的强项，人材储备比蜀省博物馆还要强盛，而且蜀大博物馆外展区的大小以及文物数量可能比蜀省博物馆要小一些，但是在保雪区，研究区，修护区，条件比蜀省博物馆还要好。
很多时候蜀省博物馆都打着“联合研究”“联合修复”的旗号与蜀大合作，其实就是想要趁趁好设备。
蒋天晞和旦增大师也不白给，接到周至的电话后就组织了系里的精干力量在这里等着了，同时还联系了蜀省博物馆，蜀省文化厅，民族宗教局等相关单位，进行联合鉴定。
当天晚上就出来了不少的成果，周至带回的一个草纸本，被鉴定为《武定罗婺夷占吉凶书》的原本，并由此牵扯出一桩民国时期的大事件。
“所以这本《武定罗婺夷占吉凶书》的原本，其实是我国最早从学术角度开始研究彝文经典的起点？”周至感觉有些匪夷所思，怎么一伸手就把这本书拿到了？
“是的。”负责解释的是历史系少数民族历史文献研究方向的学者，本身是彝族人，叫孔自丁，周至也看不出这个名字是汉化的名字还是彝族的本名，孔自丁对周至的欣赏那是溢于言表的，因为周至深入彝族地区收集资料，拯救文献，出版图书，为了孔自丁自己本民族的文化，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在省文化厅、自治州文化局，《大小凉山彝族源流》相当受重视，因为至今在大小凉山地区依旧活跃着以家支为脉络的各种家族，甚至还有“冤家之间不通婚”的现象存在着，靠这本书可以理清楚这些家支之间的复杂关系，有利于当地社会的稳定，也有利于各项社会工作的开展。
然而在孔自丁的眼里，另一本书《彝文金石图录》却更加的重要，周至并没有以民族不同而区别对待，而是从事实证据出发，认为彝文比汉字出现得更早，贾湖、良渚等文化遗址陶器上和龟甲上，一些刻符与古代彝文甚至今文相似相同，一些刻符完全成系列，甚至可以解读出含义，比如那块郭沫若解读出来的“天雷震”彝文卜甲，周至都一一收录到了《彝文金石图录》里，并加以著述。
但是周至在文中也表明了态度，就是现在这些证据还不算充分，因此虽然已经发现了上百个散布各地与彝文相同或者近似的刻符，依然缺乏最有力的直接证据来证明这些刻符绝对就等同于彝文。
因此只能给结论加一个假设性的前提：如果这些刻符就是远古彝文的话，那中华大地上出现文字的历史将上溯到八千多年以前，而远古彝文，将拿下世界上最古老文字的头衔。
即便需要一个假设性的前提来限定，这也足以让孔自丁对周至赞赏乃至佩服，虽然他比自己年轻了四十来岁，却是敢想敢干。
当然了，最关键是背后支持他这样干的庞大的经济实力。
至于这些投入全都是周至自己赚的这个问题，孔自丁甚至想都没有去想过，怎么可能？
“说起来，丁文江前辈，应该和肘子是一路人，两代学人通过这样的方式，实现文稿的接续。”孔自丁说道：“我认为，这是冥冥当中的天意。”
虽然大家都在辩证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从事历史研究工作，但是历史系连旦增大师那样的和尚都有，所以孔自丁这个彝族学者偶尔来上点宿命论的迷信，别人也说不上什么来。
“在民国初年的时候，彝文典籍最丰富的地区，当属滇省楚雄州。”孔自丁讲述道：“然而对彝文典籍的收集和现代翻译出版工作，却始于汉族学者。”
“民国3年的时候，我国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从云南往四川，途经武定县的环州村时，当地土司的夫人那兰芳送给他一本彝文《占吉凶书》。”
“这本书是手抄本，字迹特殊，是先用硃砂写在草纸上的，后在上又盖了一层黑墨而成。”
“这部书由丁文江携至黔中，经大定县彝文经师罗文笔翻译，订名为《武定罗婺夷占吉凶书》，其后收入到了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爨文丛刻》中。”
“这是第一部用现代彝文特殊的四柱翻译法翻译的经书。”
“三十年后，另一位学者马学良先生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委派，到云南武定彝区调查彝族语言文字，住入茂莲那氏彝族土司衙署。正月十八日傍晚，在土署中召开有来自附近数县毕摩二十余人、民众数百人的毕摩大会。此后在土署收集、翻译和整理彝文典籍，兼作彝族礼俗调查研究，至同年十二月初一日返回昆明时，从土署带走彝文书籍两千一百余册彝文典籍。”
“其后这些资料成为了马学良先生研究彝族文献的第一手资料，出版了不少的著作，先后发表于民国发行的《边政公论》、《西南边疆》、《边疆从文》等刊物上。”
“只可惜因为战乱动荡等因素，这批珍贵的史料不知所踪了。”
“其中就有这部《武定罗婺夷占吉凶书》，以及《劝善经》木刻雕五十二块。”
“《劝善经》？”周至心中一动：“《彝文金石图录》里好像有啊？慕俄格旧城遗址里发现的一方残碑，要不找来看看？”
“不用找了。”孔自丁说道：“你的《彝文金石图录》现在是我们重要参考书目，慕俄格旧城遗址《劝善经》和你这次带来的两块雕版虽然有一些文辞上的细小差异，但内容无疑是同一本经文。”
“这部《吉凶书》，其内容与1936年商务印书馆《爨文丛刻》中收录的《武定罗婺夷占吉凶书》完全一致不说，就连其朱砂与黑墨两次抄写成书的制式，也和丁文江前辈留下的描述完全一致，因此我们断定其就是那氏送给丁先生的原稿。”
“两项证据结合到一起，我们现在有点期盼，当年马学良先生收集的两千多种彝文典籍，就在毕摩洞里！”
池薛荔认为去温泉泡一泡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第二天一早就带着团队过去了，打着拍摄素材的借口准备享受。
周至就没有那样的福气了，他要抓紧时间将昨天带回来的东西慎重收纳，然后带着麦小苗一起赶赴机场。
因为东西太多，作为随身行李托运肯定是走不通的，好在周至现在在自治州的影响力也不小，周六嬢集团本身有固定的航空货运通道，知道这批文物的重要性后，李玉堂批准了特事特办。
当天下午，这批文物就运到了蜀大博物馆。
西南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研究是蜀大的强项，人材储备比蜀省博物馆还要强盛，而且蜀大博物馆外展区的大小以及文物数量可能比蜀省博物馆要小一些，但是在保雪区，研究区，修护区，条件比蜀省博物馆还要好。
很多时候蜀省博物馆都打着“联合研究”“联合修复”的旗号与蜀大合作，其实就是想要趁趁好设备。
蒋天晞和旦增大师也不白给，接到周至的电话后就组织了系里的精干力量在这里等着了，同时还联系了蜀省博物馆，蜀省文化厅，民族宗教局等相关单位，进行联合鉴定。
当天晚上就出来了不少的成果，周至带回的一个草纸本，被鉴定为《武定罗婺夷占吉凶书》的原本，并由此牵扯出一桩民国时期的大事件。
“所以这本《武定罗婺夷占吉凶书》的原本，其实是我国最早从学术角度开始研究彝文经典的起点？”周至感觉有些匪夷所思，怎么一伸手就把这本书拿到了？
“是的。”负责解释的是历史系少数民族历史文献研究方向的学者，本身是彝族人，叫孔自丁，周至也看不出这个名字是汉化的名字还是彝族的本名，孔自丁对周至的欣赏那是溢于言表的，因为周至深入彝族地区收集资料，拯救文献，出版图书，为了孔自丁自己本民族的文化，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在省文化厅、自治州文化局，《大小凉山彝族源流》相当受重视，因为至今在大小凉山地区依旧活跃着以家支为脉络的各种家族，甚至还有“冤家之间不通婚”的现象存在着，靠这本书可以理清楚这些家支之间的复杂关系，有利于当地社会的稳定，也有利于各项社会工作的开展。
然而在孔自丁的眼里，另一本书《彝文金石图录》却更加的重要，周至并没有以民族不同而区别对待，而是从事实证据出发，认为彝文比汉字出现得更早，贾湖、良渚等文化遗址陶器上和龟甲上，一些刻符与古代彝文甚至今文相似相同，一些刻符完全成系列，甚至可以解读出含义，比如那块郭沫若解读出来的“天雷震”彝文卜甲，周至都一一收录到了《彝文金石图录》里，并加以著述。
但是周至在文中也表明了态度，就是现在这些证据还不算充分，因此虽然已经发现了上百个散布各地与彝文相同或者近似的刻符，依然缺乏最有力的直接证据来证明这些刻符绝对就等同于彝文。
因此只能给结论加一个假设性的前提：如果这些刻符就是远古彝文的话，那中华大地上出现文字的历史将上溯到八千多年以前，而远古彝文，将拿下世界上最古老文字的头衔。
即便需要一个假设性的前提来限定，这也足以让孔自丁对周至赞赏乃至佩服，虽然他比自己年轻了四十来岁，却是敢想敢干。
当然了，最关键是背后支持他这样干的庞大的经济实力。
至于这些投入全都是周至自己赚的这个问题，孔自丁甚至想都没有去想过，怎么可能？
“说起来，丁文江前辈，应该和肘子是一路人，两代学人通过这样的方式，实现文稿的接续。”孔自丁说道：“我认为，这是冥冥当中的天意。”
虽然大家都在辩证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从事历史研究工作，但是历史系连旦增大师那样的和尚都有，所以孔自丁这个彝族学者偶尔来上点宿命论的迷信，别人也说不上什么来。
“在民国初年的时候，彝文典籍最丰富的地区，当属滇省楚雄州。”孔自丁讲述道：“然而对彝文典籍的收集和现代翻译出版工作，却始于汉族学者。”
“民国3年的时候，我国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从云南往四川，途经武定县的环州村时，当地土司的夫人那兰芳送给他一本彝文《占吉凶书》。”
“这本书是手抄本，字迹特殊，是先用硃砂写在草纸上的，后在上又盖了一层黑墨而成。”
“这部书由丁文江携至黔中，经大定县彝文经师罗文笔翻译，订名为《武定罗婺夷占吉凶书》，其后收入到了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爨文丛刻》中。”
“这是第一部用现代彝文特殊的四柱翻译法翻译的经书。”
“三十年后，另一位学者马学良先生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委派，到云南武定彝区调查彝族语言文字，住入茂莲那氏彝族土司衙署。正月十八日傍晚，在土署中召开有来自附近数县毕摩二十余人、民众数百人的毕摩大会。此后在土署收集、翻译和整理彝文典籍，兼作彝族礼俗调查研究，至同年十二月初一日返回昆明时，从土署带走彝文书籍两千一百余册彝文典籍。”
“其后这些资料成为了马学良先生研究彝族文献的第一手资料，出版了不少的著作，先后发表于民国发行的《边政公论》、《西南边疆》、《边疆从文》等刊物上。”
“只可惜因为战乱动荡等因素，这批珍贵的史料不知所踪了。”
“其中就有这部《武定罗婺夷占吉凶书》，以及《劝善经》木刻雕五十二块。”
“《劝善经》？”周至心中一动：“《彝文金石图录》里好像有啊？慕俄格旧城遗址里发现的一方残碑，要不找来看看？”
“不用找了。”孔自丁说道：“你的《彝文金石图录》现在是我们重要参考书目，慕俄格旧城遗址《劝善经》和你这次带来的两块雕版虽然有一些文辞上的细小差异，但内容无疑是同一本经文。”
“这部《吉凶书》，其内容与1936年商务印书馆《爨文丛刻》中收录的《武定罗婺夷占吉凶书》完全一致不说，就连其朱砂与黑墨两次抄写成书的制式，也和丁文江前辈留下的描述完全一致，因此我们断定其就是那氏送给丁先生的原稿。”
“两项证据结合到一起，我们现在有点期盼，当年马学良先生收集的两千多种彝文典籍，就在毕摩洞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