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八年 第429章 汪中的不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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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9章 汪中的不忿
乾隆五十四年八月十四,还有一天就是中秋节了。
二十九岁的焦循从八月初八日起,在经历了三场九天的折磨后,失魂落魄的走出江宁的江南贡院,他已经对这次乡试不抱任何信心了。不出意外的话,这科八成是考砸了!
焦循是扬州人,三岁能看出春联上的错字,六岁入私塾学《毛诗》,十七岁应童子试,二十二岁中秀才,成了廪膳生,不过从二十三岁便开始霉运连连。
那年焦循父母相继病故,按制他得在家丁忧三年,也没了学业的心思,天天在家研究《周易》打发时间。
谁知这位仁兄兴趣广泛,到了去年眼看丁忧结束也没说捡起四书温习,而是开始研究起《诗经》;先是修改了《毛诗鸟兽草木虫鱼释》,接着又搞起了《毛诗地理释》,闲暇时还开始研究算学,就是不看跟科举有关的正经书。所以说这一科他不落榜谁落榜?
焦循心态很好,不成就拉倒,下回再说。反正家里也有田产,吃喝不愁,还能有富裕钱收藏古书。此人收藏书籍能痴迷到卖地都不行,有一次甚至把老婆的簪子卖了,就为了凑钱买一部一千八百卷的《通志堂经解》。
明天就是八月十五,焦循想念家中妻儿,于是连一应同年的应酬也全都谢绝,匆匆跟客栈结了账,从燕子矶找了条去扬州的船,搭船回家了。
就算是偶有意外,万一得中,放榜也要差不多一个月后了,急不来的。
清代从康熙五十年起出台了放榜时间的规定,要求大省在九月十五日内,中省在九月十日内,小省在九月初五内放榜。不过朝廷仅规定了放榜的期限,但各省具体放榜的日期、时辰还是自行确定。因为寅属虎,辰属龙,都属于吉日,所以各省都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多选在寅、辰日放榜,这就是“龙虎榜”的来历。
焦循第二天一早回到家中,先给父母的灵位上了香,等洗漱过吃完早饭,他夫人阮氏这才道:“前日有一人上门,送了一封信来,我已让人收下。你猜是何人来信?”
焦循随口道:“何人?”
阮氏道:“是容甫先生,相公之前跟他可有交往?”
“哈?”焦循一愣,汪中大名江南无人不知,两人之前虽同在一城,但焦循只是个后辈,一直无缘结交。这两年汪中突然没了消息,过了一年,连他夫人和孩子也突然不见了,府上只剩一老仆看家。很多扬州人都猜测汪中肯定是得罪了什么人,以至举家迁徙避祸去了。
之所以有此说,主要是因为汪中长期郁郁不得志,性格愈发像祢衡,性格狂,嘴巴臭,逮谁不顺眼直接开怼,招致很多人不喜。
焦循心中倍感诧异,自己又没和汪中结交,他怎么会突然写信给自己。于是忙道:“信在哪?快快拿与我看。”
阮氏道:“在书房桌案上呢,瞧你急的。”
焦循急匆匆去了书房一看,只见信封上面竟是用火漆封口,再看一下字迹,的确是汪中的。焦循越发的奇怪,于是急忙拆开取出信读了起来,谁知读到一半,焦循整个人都懵了。等他把几页信全都读完,已经是一身冷汗。
差不多就在同一时间,正在常州家中过节的洪亮吉也收到了汪中寄来的一封信。这位和汪中算是好朋友,不过却比焦循更加糊涂,心说这厮失踪了两年,怎么会突然给我写信?而且还一送一个准,居然知道我在家,这厮不会是一直盯我梢吧?
洪亮吉比汪中小两岁,今年四十三。他自幼苦读诗书,精于词章考据,很得袁枚和蒋士铨的赏识。然而这位跟汪中一样难兄难弟,也是屡试不第,蹉跎至今。
不过跟偏好宅家的汪中不同,洪亮吉性格豪迈,喜好游历名山大川,足迹遍及吴、越、楚、黔、秦、晋、齐、豫等地,一年十二个月,常常有十个月不在家。
从乾隆五十二年起,这位猛人用了一年就撰写完成五十卷的《乾隆府厅州县图志》,其中详细记录了天下各省、府人丁数量、下辖州县、物产、各县地理概述,并绘有各省的河流及府县位置图。
等洪亮吉把信看完,竟然也是吓出了一身白毛汗。尤其是汪中在信中结尾提及:“贤弟若有兴趣,请于九月十五之前赴苏北射阳湖徐庄一晤。”
洪亮吉猛的一拍桌子,心说好你个汪容甫!突然不声不响的消失两年,甚至连家人也不知下落。原来你小子居然从贼了,而且还是屡败朝廷大军的北海贼!
想到这里,洪亮吉不禁喃喃道:“嘿嘿!看我不好好写封回信羞辱你一番,以报当年推我下船之‘恩’。”
能让洪亮吉这样好性子的人念念不忘,可见汪中把他得罪的不轻。
事情源于几年前,洪亮吉去扬州拜访汪中,期间两人同乘一舟,讲起文章典籍,高谈阔论,越说越激烈。问题是别看汪中心狂嘴狠,可偏偏口才一般。面对铁嘴铜牙的洪亮吉,汪中根本辩不过。气急败坏之下,动口不赢改动手,一把就将洪亮吉给推下了船,幸亏船夫水性好把他救了上来。
洪亮吉也四十出头的人了,给呛得直吐白沫,醒后大骂汪中没涵养。
于是他说干就干。不假下人之手,亲自磨墨,挥洒千言,引经据典,把汪中骂了个狗血淋头,真是一解胸中积郁之气。然而等他写完又亲自读了两遍,感觉满意了,这才想起,那送信的人压根儿就没留下地址。
(⊙o⊙)….洪亮吉摇头苦笑,随即将信纸撕了个粉碎,扔进火盆里烧成灰烬,心想我还是亲自过去骂他一顿好了。
就在这个中秋节的前后几天,从扬州到常州,先后有十几位屡试不第或是无心科举的读书人,都接到了由人转交的汪中的亲笔书信。
这些人有的是汪中的旧友,有的是一直仰慕其大名却未曾得见的年轻士子。他们在看过信后,有的是一把火焚之,只当从未收到;而有的则是悄悄收拾行囊,准备在八月下旬动身北上。
之所以汪中会在沉寂了两年之后突然来这么一下,主要就是受了刺激,准确的说是受了林子平的刺激。
乾隆五十四年七月下旬,也就是1789年的7月,由幕府的“北海奉行”牵头,来自岛国的大批兰学者先后乘坐北海商号的辩才船抵达了北海镇。
这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已经66岁的杉田玄白,此外还包括了麻田刚立、宇田川玄随、高桥义时、山片蟠桃、司马江汉、本木良永、朽木龙桥、桂川甫周、后藤犁春、桥本吉宗、志筑忠雄等学者及他们的学生和家人,林林总总得有一百五十多人;其中的著名兰医内科学者宇田川玄随就是佐藤信渊当年的兰学老师。
幕府的态度是眼不见心不烦,既然北海镇要,那干脆一块打包送走,免得这些人没事就聚在大阪或是江户搞三捻四,弄的江户和大阪奉行一天到晚提心吊胆。
这么多岛国的自然科学爱好者集体造访,让北海镇的上层管理者们几乎是全员出动,赶赴鲸鱼港表示热烈欢迎。
不过汪中对此则一点兴趣也没有,甚至还谢绝了跟赵新一起去鲸鱼湾的邀请。
开玩笑!江南文萃之地,要什么人才没有?林子平从倭国搞一群学西洋人玩意儿的家伙来,赵王居然待若上宾,什么意思嘛?!
论学识,历史上汪中那是检校过《四库全书》的人,博览经史百家,无书不读,无数读书人为之景仰。在十八世纪中国汉学的传承脉络上那绝对是拔尖的人物,他能看得起岛国?
论文采,汪中的骈文在清代骈文中被誉为格调最高,所谓“惊心动魄,一字千金”。去年赵新在黑龙江城写的那篇祭文,后来被汪中看到这叫一顿损,大骂这写的是什么“狗屁文章”,将其贬的一钱不值。得亏是赵新没听见,否则非得羞的钻到桌子底下,再挖一坑把自己脑袋埋进去。
实际上汪中这还是顾忌赵新的面子,没敢当面损。话说以前他当诸生时,连督学都不放在眼里。有一回,一位孟姓的督学主持考试,期间踱步到汪中的考桌旁。汪中为逞其才,三下五除二就答完了卷子,然后就准备交卷,使劲一拍桌子,大喝道:“今日当吓死小孟矣!”他喊人家主考官“小孟”,话说自有科举以来,就是再有才学的人,谁能有他如此“壮举”?
事实上汪中也知道自己性格上的毛病,他的办公室里就挂着一副手书“峭厉峻急,不集其福。”意在告诫自己要戒褊去急,泛爱宽容,张弛有度,才能存其心,养育其正性,达到仁人的境界。做学问要和顺以从众流,才能学业精进。如此,方能胸怀广大,无灾无祸。
话说回来,汪中不去参加欢迎仪式,可小学校的一帮老师都去了,连王贞仪听说后也跟着老尤去了。等一群老师回来后就开始闲聊,说真没想到岛国现在竟然有这么多醉心于自然科学的人,而且水平还出乎意料的好,居然知道开普勒第三定律如何布拉布拉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汪中越听越恼火,终于忍不住拍案而起道:“我泱泱华夏,汉、唐以后所服膺者,昆山顾宁人氏、德清胡朏(音同匪)明氏、宣城梅定九氏、太原阎百诗氏、元和惠定宇氏、休宁戴东原氏。所谓古学之兴也,顾氏始开其端;河、洛矫巫,至胡氏而绌(音同处);中西推步,至梅氏而精;力攻古文者,阎氏也;专治汉《易》者,惠氏也。凡此千余年不传之绝学,及戴氏出而集其成焉!”
在座的老师们听了这话都是相顾愕然,原本你一言我一语的喧腾热闹一下就冷了场。大家早就知道汪中这人愤世嫉俗,时常有惊人之语,又怕泄露自己的底细,所以平时当他面说话都十分小心。再者对方这一大套话下来,听的众人云山雾罩,过了好几分钟都没琢磨过味儿来。
不过在场的王贞仪却是听明白了,她连忙拉着老尤出去好一通嘀咕,老尤这才恍然大悟,啧啧称奇。心说果然是名不虚传的大学者,这回可是领教了什么叫骂人不带脏字,什么叫意在言外。
要想明白汪中的这番话,首先就要理解什么是“经学”。经学严格的说就是指注解经书的学问,而经书则是中国古代学术的主体,泛指先秦时期各家学说要义,具体而言则是专指《十三经》。
话说明末清初的社会剧变,促使学者们开始反思宋元以来的学术弊病,以顾炎武为首的学者痛恨明代浮薄空疏的学风,力求经世致用,秉承“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的宗旨,力倡求实的治学精神,讲求“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于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的治学理念,开清初古学之端。
所谓的昆山顾宁人氏,就是顾炎武。对汪中影响最大,他一直所秉持的就是顾炎武的治学精神。
“德清胡朏明氏”和“太原阎百诗氏”分别是指胡渭和阎若璩,这两人对《河图》、《洛书》及《伪古文尚书》的辨伪,冲击了传统经学所固守的陋说,实事求是,有理有据,为新一代学术的产生开辟了道路。
至于“宣城梅定九氏”和“元和惠定宇氏”就是指梅文鼎和惠栋,这两人在学术上的精与专,则正代表了清代朴学的基本特点,标志着清代学术的初步确立。
“休宁戴东原氏”就是大学者戴震,赵新之前在广州遇到王贞仪时讨论的那本《勾股割圆术》便是此人所著。戴震集前人之大成,既精通文字、音韵、测算、典制等考证之学,讲求故训明则义理明,并将此作为通经明道的途径,又重视"明道"的必要性,于晚年致为于义理的探索,最终促成了乾嘉朴学的繁荣。
后世中国人常常讲的国学,其实只是汉学中很小的一部分,具体上溯到清代,就叫“朴学”。
汪中的言外之意就是,兰学算个屁!那些倭国所谓的“学者”,在经学大家面前连萤火虫都比不了,上述六人里随便找出一位都能灭了他们。只有秉持正确的治学精神,以经学作为明道的手段,义理通则万法通。
其实汪中对林子平个人没什么意见,甚至还有些佩服,不过眼下北海镇的局面蒸蒸日上,地盘越来越大,武功是强盛了,可这文治实在不怎么样。
在汪中看来,如果赵王任由林子平为首的岛国学者做大,那以后北海镇的话语权岂不是要沦落到倭人手里?泱泱华夏义理之学地位何在?这才是他所不能容忍的。
于是汪中回家后连晚饭都没吃,左思右想,最后大半夜竟直闯赵新家,说要给江南的好友后辈写信,招揽他们来北海镇效力。
汪中说你不就是想要搞勘测的人吗?我认识啊!爱好算术的我也认识啊!
赵新一听十八世纪的带清还有这类人物,连忙就问是谁。汪中噼里啪啦一说,赵新的心一下就凉了一半。
其实赵新大致明白“义理之说”的道理。可问题是中国文化太讲究“形而上”的感觉了,意境倒是够了,可话都是在言外,不藏着掖着就显不出水平;就跟国画讲的“留白”一样,你猜?
而自然科学跟经学背道而驰也好,殊途同归也罢,必须要把意思落实在文字里才行,容不得半点儿含糊。这在经学大家的眼里就落了下乘,成了日用百工才需要的东西;乃至掌握这些知识的人沦为“匠户”,为士人阶层所看不起,最终导致断代失传。
古人说庐山瀑布是“飞流直下三千尺”,意境是够了,可问题是自然科学不能这么搞,秀峰瀑布实际只有105米高。
一个关键部位的螺丝,到底要拧几圈才算到位?你总不能告诉学徒说自己凭感觉看着办吧?
北海军制作的大炮部件,每一个都要精确到毫米甚至更细才行,这根本不是凭感觉就能造出的东西,一丝一毫都不能错。工匠要是讲意境,赵新一指屋内博古架上的玉器,那玩意儿可以。
汪中听了赵新的话,沉默半晌,说这都不是问题,你只需要告诉我这事能不能做。
赵新的答复是当然可以。他说我原先是顾虑这些人不会来,所以才没有请。你容甫先生能来并且留下来,我已经是如获至宝了。而且我知道的人肯定没有你容甫先生认识的人多。
一番恭维之下,汪中满意的走了,赵新说的口干舌燥,头大如斗。
谁知汪中效率极高,仅用了一天的时间,他就写好了二十多封书信。赵新话都说出去了,只好让北海一号在给射阳湖那边送货的时候顺便带过去,又安排王长生和几个手下把信送到每个收信人的府上。
汪中是满意了,他甚至还打算亲自跑一趟射阳湖,与被他邀请来的人面谈。
于是,一场波及了半个江南的文会就这样拉开了帷幕,到最后甚至连满清朝廷都被惊动了。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洪亮吉是中国历史上较早指出人口膨胀隐患的著名学者。历史上他在乾隆五十八年时看到了上一年的人口统计册,深为人口的急骤增加所担忧。于是他在《治平篇》中写道:“人未有不乐为治平之民者也,人未有不乐为治平既久之民者也。治平至百余年,可谓久矣。然言其户口,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其先见之明,不能不令人折服。
乾隆五十四年八月十四,还有一天就是中秋节了。
二十九岁的焦循从八月初八日起,在经历了三场九天的折磨后,失魂落魄的走出江宁的江南贡院,他已经对这次乡试不抱任何信心了。不出意外的话,这科八成是考砸了!
焦循是扬州人,三岁能看出春联上的错字,六岁入私塾学《毛诗》,十七岁应童子试,二十二岁中秀才,成了廪膳生,不过从二十三岁便开始霉运连连。
那年焦循父母相继病故,按制他得在家丁忧三年,也没了学业的心思,天天在家研究《周易》打发时间。
谁知这位仁兄兴趣广泛,到了去年眼看丁忧结束也没说捡起四书温习,而是开始研究起《诗经》;先是修改了《毛诗鸟兽草木虫鱼释》,接着又搞起了《毛诗地理释》,闲暇时还开始研究算学,就是不看跟科举有关的正经书。所以说这一科他不落榜谁落榜?
焦循心态很好,不成就拉倒,下回再说。反正家里也有田产,吃喝不愁,还能有富裕钱收藏古书。此人收藏书籍能痴迷到卖地都不行,有一次甚至把老婆的簪子卖了,就为了凑钱买一部一千八百卷的《通志堂经解》。
明天就是八月十五,焦循想念家中妻儿,于是连一应同年的应酬也全都谢绝,匆匆跟客栈结了账,从燕子矶找了条去扬州的船,搭船回家了。
就算是偶有意外,万一得中,放榜也要差不多一个月后了,急不来的。
清代从康熙五十年起出台了放榜时间的规定,要求大省在九月十五日内,中省在九月十日内,小省在九月初五内放榜。不过朝廷仅规定了放榜的期限,但各省具体放榜的日期、时辰还是自行确定。因为寅属虎,辰属龙,都属于吉日,所以各省都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多选在寅、辰日放榜,这就是“龙虎榜”的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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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循随口道:“何人?”
阮氏道:“是容甫先生,相公之前跟他可有交往?”
“哈?”焦循一愣,汪中大名江南无人不知,两人之前虽同在一城,但焦循只是个后辈,一直无缘结交。这两年汪中突然没了消息,过了一年,连他夫人和孩子也突然不见了,府上只剩一老仆看家。很多扬州人都猜测汪中肯定是得罪了什么人,以至举家迁徙避祸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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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循急匆匆去了书房一看,只见信封上面竟是用火漆封口,再看一下字迹,的确是汪中的。焦循越发的奇怪,于是急忙拆开取出信读了起来,谁知读到一半,焦循整个人都懵了。等他把几页信全都读完,已经是一身冷汗。
差不多就在同一时间,正在常州家中过节的洪亮吉也收到了汪中寄来的一封信。这位和汪中算是好朋友,不过却比焦循更加糊涂,心说这厮失踪了两年,怎么会突然给我写信?而且还一送一个准,居然知道我在家,这厮不会是一直盯我梢吧?
洪亮吉比汪中小两岁,今年四十三。他自幼苦读诗书,精于词章考据,很得袁枚和蒋士铨的赏识。然而这位跟汪中一样难兄难弟,也是屡试不第,蹉跎至今。
不过跟偏好宅家的汪中不同,洪亮吉性格豪迈,喜好游历名山大川,足迹遍及吴、越、楚、黔、秦、晋、齐、豫等地,一年十二个月,常常有十个月不在家。
从乾隆五十二年起,这位猛人用了一年就撰写完成五十卷的《乾隆府厅州县图志》,其中详细记录了天下各省、府人丁数量、下辖州县、物产、各县地理概述,并绘有各省的河流及府县位置图。
等洪亮吉把信看完,竟然也是吓出了一身白毛汗。尤其是汪中在信中结尾提及:“贤弟若有兴趣,请于九月十五之前赴苏北射阳湖徐庄一晤。”
洪亮吉猛的一拍桌子,心说好你个汪容甫!突然不声不响的消失两年,甚至连家人也不知下落。原来你小子居然从贼了,而且还是屡败朝廷大军的北海贼!
想到这里,洪亮吉不禁喃喃道:“嘿嘿!看我不好好写封回信羞辱你一番,以报当年推我下船之‘恩’。”
能让洪亮吉这样好性子的人念念不忘,可见汪中把他得罪的不轻。
事情源于几年前,洪亮吉去扬州拜访汪中,期间两人同乘一舟,讲起文章典籍,高谈阔论,越说越激烈。问题是别看汪中心狂嘴狠,可偏偏口才一般。面对铁嘴铜牙的洪亮吉,汪中根本辩不过。气急败坏之下,动口不赢改动手,一把就将洪亮吉给推下了船,幸亏船夫水性好把他救了上来。
洪亮吉也四十出头的人了,给呛得直吐白沫,醒后大骂汪中没涵养。
于是他说干就干。不假下人之手,亲自磨墨,挥洒千言,引经据典,把汪中骂了个狗血淋头,真是一解胸中积郁之气。然而等他写完又亲自读了两遍,感觉满意了,这才想起,那送信的人压根儿就没留下地址。
(⊙o⊙)….洪亮吉摇头苦笑,随即将信纸撕了个粉碎,扔进火盆里烧成灰烬,心想我还是亲自过去骂他一顿好了。
就在这个中秋节的前后几天,从扬州到常州,先后有十几位屡试不第或是无心科举的读书人,都接到了由人转交的汪中的亲笔书信。
这些人有的是汪中的旧友,有的是一直仰慕其大名却未曾得见的年轻士子。他们在看过信后,有的是一把火焚之,只当从未收到;而有的则是悄悄收拾行囊,准备在八月下旬动身北上。
之所以汪中会在沉寂了两年之后突然来这么一下,主要就是受了刺激,准确的说是受了林子平的刺激。
乾隆五十四年七月下旬,也就是1789年的7月,由幕府的“北海奉行”牵头,来自岛国的大批兰学者先后乘坐北海商号的辩才船抵达了北海镇。
这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已经66岁的杉田玄白,此外还包括了麻田刚立、宇田川玄随、高桥义时、山片蟠桃、司马江汉、本木良永、朽木龙桥、桂川甫周、后藤犁春、桥本吉宗、志筑忠雄等学者及他们的学生和家人,林林总总得有一百五十多人;其中的著名兰医内科学者宇田川玄随就是佐藤信渊当年的兰学老师。
幕府的态度是眼不见心不烦,既然北海镇要,那干脆一块打包送走,免得这些人没事就聚在大阪或是江户搞三捻四,弄的江户和大阪奉行一天到晚提心吊胆。
这么多岛国的自然科学爱好者集体造访,让北海镇的上层管理者们几乎是全员出动,赶赴鲸鱼港表示热烈欢迎。
不过汪中对此则一点兴趣也没有,甚至还谢绝了跟赵新一起去鲸鱼湾的邀请。
开玩笑!江南文萃之地,要什么人才没有?林子平从倭国搞一群学西洋人玩意儿的家伙来,赵王居然待若上宾,什么意思嘛?!
论学识,历史上汪中那是检校过《四库全书》的人,博览经史百家,无书不读,无数读书人为之景仰。在十八世纪中国汉学的传承脉络上那绝对是拔尖的人物,他能看得起岛国?
论文采,汪中的骈文在清代骈文中被誉为格调最高,所谓“惊心动魄,一字千金”。去年赵新在黑龙江城写的那篇祭文,后来被汪中看到这叫一顿损,大骂这写的是什么“狗屁文章”,将其贬的一钱不值。得亏是赵新没听见,否则非得羞的钻到桌子底下,再挖一坑把自己脑袋埋进去。
实际上汪中这还是顾忌赵新的面子,没敢当面损。话说以前他当诸生时,连督学都不放在眼里。有一回,一位孟姓的督学主持考试,期间踱步到汪中的考桌旁。汪中为逞其才,三下五除二就答完了卷子,然后就准备交卷,使劲一拍桌子,大喝道:“今日当吓死小孟矣!”他喊人家主考官“小孟”,话说自有科举以来,就是再有才学的人,谁能有他如此“壮举”?
事实上汪中也知道自己性格上的毛病,他的办公室里就挂着一副手书“峭厉峻急,不集其福。”意在告诫自己要戒褊去急,泛爱宽容,张弛有度,才能存其心,养育其正性,达到仁人的境界。做学问要和顺以从众流,才能学业精进。如此,方能胸怀广大,无灾无祸。
话说回来,汪中不去参加欢迎仪式,可小学校的一帮老师都去了,连王贞仪听说后也跟着老尤去了。等一群老师回来后就开始闲聊,说真没想到岛国现在竟然有这么多醉心于自然科学的人,而且水平还出乎意料的好,居然知道开普勒第三定律如何布拉布拉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汪中越听越恼火,终于忍不住拍案而起道:“我泱泱华夏,汉、唐以后所服膺者,昆山顾宁人氏、德清胡朏(音同匪)明氏、宣城梅定九氏、太原阎百诗氏、元和惠定宇氏、休宁戴东原氏。所谓古学之兴也,顾氏始开其端;河、洛矫巫,至胡氏而绌(音同处);中西推步,至梅氏而精;力攻古文者,阎氏也;专治汉《易》者,惠氏也。凡此千余年不传之绝学,及戴氏出而集其成焉!”
在座的老师们听了这话都是相顾愕然,原本你一言我一语的喧腾热闹一下就冷了场。大家早就知道汪中这人愤世嫉俗,时常有惊人之语,又怕泄露自己的底细,所以平时当他面说话都十分小心。再者对方这一大套话下来,听的众人云山雾罩,过了好几分钟都没琢磨过味儿来。
不过在场的王贞仪却是听明白了,她连忙拉着老尤出去好一通嘀咕,老尤这才恍然大悟,啧啧称奇。心说果然是名不虚传的大学者,这回可是领教了什么叫骂人不带脏字,什么叫意在言外。
要想明白汪中的这番话,首先就要理解什么是“经学”。经学严格的说就是指注解经书的学问,而经书则是中国古代学术的主体,泛指先秦时期各家学说要义,具体而言则是专指《十三经》。
话说明末清初的社会剧变,促使学者们开始反思宋元以来的学术弊病,以顾炎武为首的学者痛恨明代浮薄空疏的学风,力求经世致用,秉承“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的宗旨,力倡求实的治学精神,讲求“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于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的治学理念,开清初古学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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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宣城梅定九氏”和“元和惠定宇氏”就是指梅文鼎和惠栋,这两人在学术上的精与专,则正代表了清代朴学的基本特点,标志着清代学术的初步确立。
“休宁戴东原氏”就是大学者戴震,赵新之前在广州遇到王贞仪时讨论的那本《勾股割圆术》便是此人所著。戴震集前人之大成,既精通文字、音韵、测算、典制等考证之学,讲求故训明则义理明,并将此作为通经明道的途径,又重视"明道"的必要性,于晚年致为于义理的探索,最终促成了乾嘉朴学的繁荣。
后世中国人常常讲的国学,其实只是汉学中很小的一部分,具体上溯到清代,就叫“朴学”。
汪中的言外之意就是,兰学算个屁!那些倭国所谓的“学者”,在经学大家面前连萤火虫都比不了,上述六人里随便找出一位都能灭了他们。只有秉持正确的治学精神,以经学作为明道的手段,义理通则万法通。
其实汪中对林子平个人没什么意见,甚至还有些佩服,不过眼下北海镇的局面蒸蒸日上,地盘越来越大,武功是强盛了,可这文治实在不怎么样。
在汪中看来,如果赵王任由林子平为首的岛国学者做大,那以后北海镇的话语权岂不是要沦落到倭人手里?泱泱华夏义理之学地位何在?这才是他所不能容忍的。
于是汪中回家后连晚饭都没吃,左思右想,最后大半夜竟直闯赵新家,说要给江南的好友后辈写信,招揽他们来北海镇效力。
汪中说你不就是想要搞勘测的人吗?我认识啊!爱好算术的我也认识啊!
赵新一听十八世纪的带清还有这类人物,连忙就问是谁。汪中噼里啪啦一说,赵新的心一下就凉了一半。
其实赵新大致明白“义理之说”的道理。可问题是中国文化太讲究“形而上”的感觉了,意境倒是够了,可话都是在言外,不藏着掖着就显不出水平;就跟国画讲的“留白”一样,你猜?
而自然科学跟经学背道而驰也好,殊途同归也罢,必须要把意思落实在文字里才行,容不得半点儿含糊。这在经学大家的眼里就落了下乘,成了日用百工才需要的东西;乃至掌握这些知识的人沦为“匠户”,为士人阶层所看不起,最终导致断代失传。
古人说庐山瀑布是“飞流直下三千尺”,意境是够了,可问题是自然科学不能这么搞,秀峰瀑布实际只有105米高。
一个关键部位的螺丝,到底要拧几圈才算到位?你总不能告诉学徒说自己凭感觉看着办吧?
北海军制作的大炮部件,每一个都要精确到毫米甚至更细才行,这根本不是凭感觉就能造出的东西,一丝一毫都不能错。工匠要是讲意境,赵新一指屋内博古架上的玉器,那玩意儿可以。
汪中听了赵新的话,沉默半晌,说这都不是问题,你只需要告诉我这事能不能做。
赵新的答复是当然可以。他说我原先是顾虑这些人不会来,所以才没有请。你容甫先生能来并且留下来,我已经是如获至宝了。而且我知道的人肯定没有你容甫先生认识的人多。
一番恭维之下,汪中满意的走了,赵新说的口干舌燥,头大如斗。
谁知汪中效率极高,仅用了一天的时间,他就写好了二十多封书信。赵新话都说出去了,只好让北海一号在给射阳湖那边送货的时候顺便带过去,又安排王长生和几个手下把信送到每个收信人的府上。
汪中是满意了,他甚至还打算亲自跑一趟射阳湖,与被他邀请来的人面谈。
于是,一场波及了半个江南的文会就这样拉开了帷幕,到最后甚至连满清朝廷都被惊动了。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洪亮吉是中国历史上较早指出人口膨胀隐患的著名学者。历史上他在乾隆五十八年时看到了上一年的人口统计册,深为人口的急骤增加所担忧。于是他在《治平篇》中写道:“人未有不乐为治平之民者也,人未有不乐为治平既久之民者也。治平至百余年,可谓久矣。然言其户口,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其先见之明,不能不令人折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