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世祖 第1235章 党项人的现状
第1235章 党项人的现状
只隔一日，州城那边来人了，直接登门拜访，传州衙令，召徐铉前往致和书院任教，冯广的办事效率也就体现出来了。徐铉其人，名气总归是不小的，对于上层阶级而言，那样得罪皇帝，都还能免死流放，也算是一个奇人了。
让他当官，或许有太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但以其渊博学识，当个教书先生，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再加上，有刘皇帝言语在前，等于解放了徐铉身上那道无形的枷锁，丰州官府也不用冒着政治风险，大胆地任用徐铉。
而面对州衙的邀请，徐铉又犯病了，表现得很矜持，直接拒绝，言自己是戴罪之人，只堪为一牧羊老朽，不敢误人子弟云云。
不过，受命的差人，可不管那么多，他们是直接受刺史之命，丝毫不顾忌徐铉的矫情，直接把他架到车上，几乎绑回州城复命。
而于刘皇帝而言，徐铉则属无足轻重了，甚至提到他都是恰巧联想到。原本，冯广见他多提了两句徐铉，还请示，要不要接见，刘皇帝直接拒绝。
见此人干嘛？看他那张臭脸，欣赏他那副文人风骨，还是听他讲些自以为是的犯上言论？刘皇帝完全没有兴趣。
等徐铉被“请”至丰州城时，御驾已然再度起行，离开丰州，顺着黄河转道南下，前往夏绥巡视。离开了丰州，经历的仍是荒凉，亲眼所见，刘皇帝方知晓，唯利一套的河套平原，荒漠化已然很明显了。
虽然没有深入察看，但河套腹心那茫茫荒漠所释放出的苍凉栖息，刘皇帝也是感触颇深。于是，刘皇帝直接从行营，发了一份植树以固水土的诏书，通传大河上游道州，并在树木采伐上，再度提高了标准，尤其严禁滥砍滥伐。
在西北恢复和平的这十多年间，各地的重建工作也是陆续展开，建设快速恢复，大量建造，对于木料建材的需求自然是广有市场的。
而西北地区，也不乏巨材良木，对于这些情况，刘皇帝也是看在眼中。早年的时候，因为秦州境内的吐蕃土豪，广采树木以牟利，刘皇帝就曾专门针对此事进行过限制。
如今，虽然亲自走上一遭，但对于自己的政令能起到多少效果，刘皇帝心里也是没有一个数的，毕竟，没有参照对比。
但是，他能做的，也只有尽力劝导，做一些限制了。毕竟，草木乃是百姓生活的必备物资，在生存面前，环境的破坏也只能放到次要位置去考虑。
当然，对于那些为了满足大兴土木而进行的滥砍滥伐，刘皇帝是必须严厉禁止的。而这些，首先要管住的，就是官僚、贵族、富商以及那些部族。
不管如何，通过刘皇帝这么多年的数次政令、意见，后世研究历史的人，对于刘皇帝在黄河上游水土保护方面的远见保护，想来应当也会认同赞赏吧
自丰州南下，道路相对易行，要通畅得多，只是人烟稀少，满目荒凉，百里不见人烟，都属常态。
榆林道这边，杨业、吴廷祚、王审琦等主动带人迎驾，刘皇帝召见于灵州。灵州，也是进入河西走廊的一大入口，自当初荥国公史弘肇出镇之后，前后已然经过近二十年的大发展。
到如今，已不只是西北一大军事中心，更是一个经济中心，虽然没有成为道治，但其政治地位，不下于西北任何一个道级治所。
灵州稳固，则可以辐射整个西北的核心地区，也大汉西北军事体系中极其重要的一环，起到枢纽作用，是维护西北地区安定的基石城镇。
到开宝七年，灵州所辖军民百姓人口，已然突破了突破了十万人，常驻戍卒，更有五千人，其中半数都是骑兵。
而到了灵州，刘皇帝也才真正见识到了大汉西北城市的样貌，不一样的景象，不一样的繁荣阅兵、会议、视察、走访，从云中开始西巡，到灵州，已然走了漫漫两千里长途，在这西北重镇，刘皇帝待的时间也足够长，有十日的时间。
对于杨业、吴廷祚、王审琦等重臣，刘皇帝的态度一如往常，认可加勉励。同时举行了一场秘密关于对辽事务的秘密会议，做了一番对未来出兵的筹谋，皇帝北望欲发之心，蠢蠢欲动，毫不掩饰，也让早有其志的杨业、王审琦激动不已。
同时，刘皇帝还专门腾出时间，接见随杨业、吴廷祚西来的那些党项部族首领，以示安抚。作为榆林道辖下的主要人口构成，党项安，则榆林安，榆林安，则西北宁。
对于这一点，刘皇帝心里有数，因此，在一系列的分化、同化、制衡政策下，西北的党项部族已然被调教得差不多了。比起定难军李氏主政时，党项族的凝聚力已然大大降低了，相反在大汉明里暗里的挑动之下，分裂趋势更加明显了。
当然，这也是在大汉强盛，有足够的军事实力威慑下，所起到的效果。而从本心了，对于盘踞在西北的这些党项人，刘皇帝始终持有一种戒备乃至厌恶的心理。
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党项人在夏绥地区扎根生存太久了，形成了自己的历史、文化、风俗，这些都是一个民族崛起的底蕴与基础。
在西北疆土尽复的情况下，夏绥更成为西北的腹地，在自己的腹地，有这样一个民族，有这样一群势力，刘皇帝怎能不加以猜忌与重视。
而于党项人而言，他们对大汉的恭顺与臣服，会是真心的吗？这个问题，刘皇帝想过，绝对不会。
只需要简单地对比一下臣服朝廷前后的差距就可以了，过去，他们独立自主，没有过于严厉的约束，没有户籍管理，部民不用被强行迁徙乃至拆分，没有春秋两税，更没有必须履行的徭役.
大汉朝廷在榆林道推行的各种政策，虽然是循序渐进的，但就像一条绳索不断勒紧，束缚着党项人，压制着他们的自由空间。在与汉人的交易之中，他们马匹、牛羊、青白盐，往往能够牟取大额利润，如今，那种优势也没了，许多不产粮的部族，反而要花比以前更大的代价，去交易生存的粮食。
从方方面面来看，党项人的日子，都不如以往舒服了。这与此前朝廷宣传的，差距实在不小。
但是，事已至此，党项人也没有太多反抗的资本了。不提西北驻军的威慑，就党项内部而言，在李氏及几个大族尽数外迁后，剩下的党项人已形同散沙，在没法合力的情况下，也掀不起什么大乱子。
此前的几年，不是没有动乱，都被杨业给无情镇压了。
而今，大汉天子巡幸西北，还不忘亲自接见党项部族的代表，这算是给足了他们面子。对此，党项人除了臣服，除了礼赞，除了歌颂，也别无他法。
当皇帝和善地关心起党项部族的生计、风俗、人情时，他们还得陪着笑脸，毕恭毕敬地应和，以求皇帝的赐福照应。
并且，哪怕他们再是恭顺，卑辞孝敬，刘皇帝心中对他们的戒心，也未消减过。可以确定的是，在大汉的强势之下，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党项人都只能仰其鼻息.
只隔一日，州城那边来人了，直接登门拜访，传州衙令，召徐铉前往致和书院任教，冯广的办事效率也就体现出来了。徐铉其人，名气总归是不小的，对于上层阶级而言，那样得罪皇帝，都还能免死流放，也算是一个奇人了。
让他当官，或许有太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但以其渊博学识，当个教书先生，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再加上，有刘皇帝言语在前，等于解放了徐铉身上那道无形的枷锁，丰州官府也不用冒着政治风险，大胆地任用徐铉。
而面对州衙的邀请，徐铉又犯病了，表现得很矜持，直接拒绝，言自己是戴罪之人，只堪为一牧羊老朽，不敢误人子弟云云。
不过，受命的差人，可不管那么多，他们是直接受刺史之命，丝毫不顾忌徐铉的矫情，直接把他架到车上，几乎绑回州城复命。
而于刘皇帝而言，徐铉则属无足轻重了，甚至提到他都是恰巧联想到。原本，冯广见他多提了两句徐铉，还请示，要不要接见，刘皇帝直接拒绝。
见此人干嘛？看他那张臭脸，欣赏他那副文人风骨，还是听他讲些自以为是的犯上言论？刘皇帝完全没有兴趣。
等徐铉被“请”至丰州城时，御驾已然再度起行，离开丰州，顺着黄河转道南下，前往夏绥巡视。离开了丰州，经历的仍是荒凉，亲眼所见，刘皇帝方知晓，唯利一套的河套平原，荒漠化已然很明显了。
虽然没有深入察看，但河套腹心那茫茫荒漠所释放出的苍凉栖息，刘皇帝也是感触颇深。于是，刘皇帝直接从行营，发了一份植树以固水土的诏书，通传大河上游道州，并在树木采伐上，再度提高了标准，尤其严禁滥砍滥伐。
在西北恢复和平的这十多年间，各地的重建工作也是陆续展开，建设快速恢复，大量建造，对于木料建材的需求自然是广有市场的。
而西北地区，也不乏巨材良木，对于这些情况，刘皇帝也是看在眼中。早年的时候，因为秦州境内的吐蕃土豪，广采树木以牟利，刘皇帝就曾专门针对此事进行过限制。
如今，虽然亲自走上一遭，但对于自己的政令能起到多少效果，刘皇帝心里也是没有一个数的，毕竟，没有参照对比。
但是，他能做的，也只有尽力劝导，做一些限制了。毕竟，草木乃是百姓生活的必备物资，在生存面前，环境的破坏也只能放到次要位置去考虑。
当然，对于那些为了满足大兴土木而进行的滥砍滥伐，刘皇帝是必须严厉禁止的。而这些，首先要管住的，就是官僚、贵族、富商以及那些部族。
不管如何，通过刘皇帝这么多年的数次政令、意见，后世研究历史的人，对于刘皇帝在黄河上游水土保护方面的远见保护，想来应当也会认同赞赏吧
自丰州南下，道路相对易行，要通畅得多，只是人烟稀少，满目荒凉，百里不见人烟，都属常态。
榆林道这边，杨业、吴廷祚、王审琦等主动带人迎驾，刘皇帝召见于灵州。灵州，也是进入河西走廊的一大入口，自当初荥国公史弘肇出镇之后，前后已然经过近二十年的大发展。
到如今，已不只是西北一大军事中心，更是一个经济中心，虽然没有成为道治，但其政治地位，不下于西北任何一个道级治所。
灵州稳固，则可以辐射整个西北的核心地区，也大汉西北军事体系中极其重要的一环，起到枢纽作用，是维护西北地区安定的基石城镇。
到开宝七年，灵州所辖军民百姓人口，已然突破了突破了十万人，常驻戍卒，更有五千人，其中半数都是骑兵。
而到了灵州，刘皇帝也才真正见识到了大汉西北城市的样貌，不一样的景象，不一样的繁荣阅兵、会议、视察、走访，从云中开始西巡，到灵州，已然走了漫漫两千里长途，在这西北重镇，刘皇帝待的时间也足够长，有十日的时间。
对于杨业、吴廷祚、王审琦等重臣，刘皇帝的态度一如往常，认可加勉励。同时举行了一场秘密关于对辽事务的秘密会议，做了一番对未来出兵的筹谋，皇帝北望欲发之心，蠢蠢欲动，毫不掩饰，也让早有其志的杨业、王审琦激动不已。
同时，刘皇帝还专门腾出时间，接见随杨业、吴廷祚西来的那些党项部族首领，以示安抚。作为榆林道辖下的主要人口构成，党项安，则榆林安，榆林安，则西北宁。
对于这一点，刘皇帝心里有数，因此，在一系列的分化、同化、制衡政策下，西北的党项部族已然被调教得差不多了。比起定难军李氏主政时，党项族的凝聚力已然大大降低了，相反在大汉明里暗里的挑动之下，分裂趋势更加明显了。
当然，这也是在大汉强盛，有足够的军事实力威慑下，所起到的效果。而从本心了，对于盘踞在西北的这些党项人，刘皇帝始终持有一种戒备乃至厌恶的心理。
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党项人在夏绥地区扎根生存太久了，形成了自己的历史、文化、风俗，这些都是一个民族崛起的底蕴与基础。
在西北疆土尽复的情况下，夏绥更成为西北的腹地，在自己的腹地，有这样一个民族，有这样一群势力，刘皇帝怎能不加以猜忌与重视。
而于党项人而言，他们对大汉的恭顺与臣服，会是真心的吗？这个问题，刘皇帝想过，绝对不会。
只需要简单地对比一下臣服朝廷前后的差距就可以了，过去，他们独立自主，没有过于严厉的约束，没有户籍管理，部民不用被强行迁徙乃至拆分，没有春秋两税，更没有必须履行的徭役.
大汉朝廷在榆林道推行的各种政策，虽然是循序渐进的，但就像一条绳索不断勒紧，束缚着党项人，压制着他们的自由空间。在与汉人的交易之中，他们马匹、牛羊、青白盐，往往能够牟取大额利润，如今，那种优势也没了，许多不产粮的部族，反而要花比以前更大的代价，去交易生存的粮食。
从方方面面来看，党项人的日子，都不如以往舒服了。这与此前朝廷宣传的，差距实在不小。
但是，事已至此，党项人也没有太多反抗的资本了。不提西北驻军的威慑，就党项内部而言，在李氏及几个大族尽数外迁后，剩下的党项人已形同散沙，在没法合力的情况下，也掀不起什么大乱子。
此前的几年，不是没有动乱，都被杨业给无情镇压了。
而今，大汉天子巡幸西北，还不忘亲自接见党项部族的代表，这算是给足了他们面子。对此，党项人除了臣服，除了礼赞，除了歌颂，也别无他法。
当皇帝和善地关心起党项部族的生计、风俗、人情时，他们还得陪着笑脸，毕恭毕敬地应和，以求皇帝的赐福照应。
并且，哪怕他们再是恭顺，卑辞孝敬，刘皇帝心中对他们的戒心，也未消减过。可以确定的是，在大汉的强势之下，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党项人都只能仰其鼻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