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世祖 世宗篇23 官钱粮盐
如果说当今天子刘文济在帝国哪里的民意支持率最高，那么绝不是帝国最为核心的统治区域京畿，也不是山阳、燕北那些名义上有血脉联系的地方，而是东南吴会之地，尤其是江南道。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与恨，刘文济能在江浙得到这般大的民心拥护，自有其深层次的原因，并且绝不只是他皇帝的身份，以及在江南十数年的蛰伏。
根本原因在于，刘文济在江南期间，表现出的政治态度，其中有对江南文化风俗的鼓励与尊重，有对中下层僚吏士民的怜悯与体恤，还有对东南农商手工业发展的认可与支持。
有此三者，刘文济也自然而然获得了江南道主要阶级的认同与拥护，登基以来，即便有些整饬官场、民生的动作，对地方造成了一定动荡，但那也去腐肉、刮骨毒必当经历的阵痛。而仅仅通过废除康宗时代对东南地区的那些贡献，就足以俘获大批人心了。
而“端拱—建隆”时期帝国全面性的恢复发展中，也是江浙地区，势头最猛。当然，平心而论，这只是江浙地区多年积累后的正常爆发，而刘文济朝廷中枢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只是维持一个基本的“政通人和”。
如此，已然足够，毕竟在君主专制的封建时代，想要求更多，本身就是一种“过分”的奢望。就这样，朝野之间已经有一大波人在夸耀今上之功德了。同时，刘文济也是大汉帝国历代皇帝中毁誉最多的，评价之杂，甚至显得有些割裂，毕竟，朝里朝外还是有一大波人并不从心里认同并信服他这个皇帝。
但在江浙，当銮驾降临之时，在整个东南世界引起的反响，也是极其热烈的。江浙的权贵与官僚们，明里暗里组织迎候，就仿佛要把皇帝淹没在东南士民热情洋溢的欢呼中，以分散其注意力。
只可惜，刘文济从来都是一个主意很正的人，虽感其热情，但并不为江南的喧闹与乱话所迷，巡察途中，事情照办。用刘文济的话讲，他出巡是为了视察政治民情，而非游山玩水。
吏政治理，是他重点关注的事务，官吏的选拔、考察与培养事宜，他过问尤多，尤其是娄江学院出身的那些吏政人才，刘文济专门就此发表讲话，并对其中表现突出者，提出表扬与赞赏。
在上海时，刘文济驾临江海关总税务司，亲自接见税务总监下属的税务处长的梁同海，听取他关于江海关税务政情的汇报。在这方面，刘文济可是个行家里手，当年他可是在江海关总监下挂职锻炼过的。
这梁同海，就是娄江学院第一期毕业学生中的佼佼者，能在十多年的时间里，从一属吏，爬到江海关税务处长，正六品的官职，这已经是出类拔萃了。当然，也是此人赶上了“第一期”的时遇优势。
除了官吏人才的培养选拔之外，贪腐问题也吏治管理中一个避不开的重要内容，在这方面，江浙的问题，严重程度同样居全国前列，这当然也是富庶地区的通病。
经济发达、贸易旺盛的地方，权贵豪绅云集、富商大贾扎堆，也最容易滋生腐败与权钱交易。同样是在江海关，在武德司、御史监察、上海按察的配合下，趁着皇帝南巡之际，揪出了一连串的贪官污吏。
江海关下属那些位卑权重的官吏，都不需要做一些明目张胆的违法犯罪之事，只需在进出口贸易的监管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能轻易挣到“泼天财富”。
作为大汉帝国第一座以“市”命名的城市，也是帝国最开放的城市，上海的风气与大汉任何一座城市都有所不同，所有打破传统的、光怪陆离的事物在这里都能出现，就连贪污腐败，都显得“别具匠心”。
受各种流言传说的影响，在许多不知情人的眼中，上海就是一座流淌着黄金的城市，商业的属性拉满，再保守的人在这里也不避讳谈钱，甚至可以说，资本主义的萌芽都已经诞生了，但那些人间罪恶、阴影与污秽，同样也笼罩着这座城市，尽松江与长江二江水都冲刷不掉。
至于皇帝驾临前后对上海自上而下的那些整顿，实在不算什么大事，在大上海，来来往往的人很多，起起伏伏也是常事，死几个人更属正常。
这座大汉帝国最魔幻的都市，任何个人的生死荣辱都是微不足道的，只要这座城市还在，围绕着此城形成的那套规则还在运行，他繁荣就不会褪色。
那场整顿过后，官场内外，相关人等，更加在意的反而是空出来职位，变化之剧如上海，这样的机会也是难得的，这不禁是机遇，更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权势与地位。
论对上海市的了解，刘文济绝对是大汉帝国少数看得比较清楚的人之一，但再临此地，即便开明如他，也不由心神动摇。很难想象，这座城市最终会发展到怎样一种形态，而刘文济下定决心的则是，中枢要加强对此地的监管控制。
要说东南官场在腐败问题上，还有一点尤为突出，那就是官、义二仓的亏空，当然，这个问题非东南独有，从朝廷建立、完善并落实仓储制度开始，就始终存在着，只是在不同时期，呈现出的严重程度不同罢了。
对于地方官僚来说，看着一批又一批的钱粮物资在仓场里吃灰，想要按捺住不伸手，那可比老猫见了咸鱼不伸爪子还要难受。
关于“二仓问题”的整治，在雍熙时代伴随着“赈贷制度”的调整完善进行过一次大规模清理行动，效果显着，最终填补了大量亏空，给国家追回了不少损失。
但，那也是差不多二十年前的事情，如此漫长的时间下来，也可想而知在这方面，又积累了怎样深重的弊病。贪腐亏空，监守自盗，中饱私囊，这些情况一点也不稀奇。
最让刘文济感到“新奇”的，是有些官僚的作为，其手段可是让人叹为观止。他们也不贪不拿，只是利用官仓公储中的粮米盐布来做生意，钱只有流动起来，才会产生更多价值，东西也一样。
那些物资，如果躺在仓库里，就永远只是一堆死物，价值只会减不会增。但若是将之贩卖出去，既能保住其原本的价值，同时创造的额外的经济效益，还能填补衙门支出，给僚吏们发些福利。
至于那些物资本身所承载的社会价值与赈济责任，在没有紧急事况发生时，也凸显不出来，真有问题了，那还有其他办法解决，永远不要小看官僚开动脑筋的能力。
至于朝廷的监察，也不必过于担心，有的是漫天过海、移花接木的法子。重点在于，要把财富流动起来，这样才能产生更大的价值，至于流动过程中出现的人财物力的成本，也能轻松转嫁出去，于官府而言，甚至能名正言顺记在行政支出下，就那粮食来说，仓库检查、陈粮翻晒，这些可都是需要付出人财物力的......
不过，这种做法，总归是违法的，若是过去，或许只能交给一些商贾，通过他们的渠道变卖，也得益于对外贸易的大发展，东南操持此事的官僚们，也找到了一些很合适的买家。
比如安东、高丽、日本三国，东南鱼米之乡，产自东南的精细米，在三国上层权贵阶级从来都供不应求，即便是一般的糙米，也能卖个不错的价钱。对三国而言，这些基础的生存物资，都很稀缺。
而对那些官府来说，只要把东西装船、运走，出港之后，风险也就迅速降到最低，毕竟出了海的东西，基本查无可差，只需把屁股底下料理干净即可......
于是，仅仅盗卖官储这一项，就在江，浙挖出了一条庞大的官商勾结的利益链条。官商吏都杀了不少，朝廷执法以及幕后权贵两方一齐动手，斩断了不少链条枝节，但链条背后究竟牵扯了多少人与利益，谁也不知道。
这件事，可谓是震动东南，甚至广传天下，然而其余道州的官僚听了，震慑于朝廷严厉惩戒的同时，内心之中也难免生出一股异样：原来，还能这么干，还得是东南那些同僚会玩，自己那些盗卖国财、挪用公款、贪污自肥的手段，实在失之简单粗暴、吃相难看，钱生出来的钱才是聪明、安稳的富贵......
就像上海女教师事件，在全民批判指责、甚嚣尘上的同时，谁又能说得准，有多少lsp在暗地里羡慕那个男同学，把自己代入到“黄毛+学生”的角色中呢？
于是，不可避免的，有些官僚就开始发散思维，考虑如何借鉴东南之事，像闵粤这样的沿海地区，照抄即可，至于其他道州，就需要结合本地形势了。
历史从来都是一个重复的过程，有一即有二，也不要去奢望杜绝、消灭什么的。于皇帝刘文济而言，经历东南之事后，最大的总结教训只有一点，官僚的思想教育、德行操守，还得加强，绝不能忽视罔顾这一点。除了吏部的考察培养，礼部的教育要求，宣慰司的宣扬传播，都得跟上......
返程途中，銮驾又特地在淮南东道逗留许久，不是贪恋扬州的繁花似锦，而是一个字：盐。
大汉帝国的盐业中心在哪里，毫无疑问在淮南东道，虽然在过去的几十年间，河北海盐、河东矿盐、西北青白盐、剑南井盐都有所发展，并且产量获得了不小的提升，但这些地方的盐矿业加起来，也只能勉强和淮东盐打个平手。
在淮东，有最密集的盐场、盐池，产量规模整个帝国无出其右；有最先进的制盐技术，各种新颖有效的验卤、结晶办法，各种提高生产率的工具与容器，打捞、保存、运输方面的优势，都是全国领先；还有基础庞大的经验丰富的盐民，在淮东沿海地区，得益于传统习惯，几乎每个农渔民，都有一手制盐的技术，即便很多人只掌握效率低下的煎炼法，但都为淮东盐业提供了最充足的人才资源。
朝廷对淮东盐业也格外重视，在沿海州县盐场悉设盐监进行管理，又在杨州设立大监，进行总监、协调，“扬州总监”更是从三品的级别，只比扬州知府低一级。
到建隆元年，天下盐池（场）共出盐七百余万石，淮东盐就占其半，这可是差不多两亿斤食盐，这样产量与规模，是亘古未有。
朝廷通过制定盐法，对盐业实行严格控制，收获了丰富的税利，而淮东道官府，即便不提其他基础税收，仅靠盐利，日子就能过得十分滋润，何况其他农渔、水利、交通条件都不差。
因此，伴随着盐业空前、快速、繁荣发展，再兼运河之利，淮东也一直是帝国经济版图上的一大巨头，扬州能成为排名全国前列的城市，坊间也有一种说法，说它是“淮盐”供养出来的。
但在盐业上取得空前繁荣与辉煌成就的同时，也需理性地看待其中伴随着的问题，土地盐碱化这种自然环境变迁的问题就不提了，这不是当前这个时代该顾忌的东西。
关键在于，一味的取用，而不知节制、保护、修缮，沿海堤岸又年久失修，海潮倒灌的情况时有发生，淹没田亩倒是其次，主要是对沿海农渔盐民百姓的生计，对制盐业的影响越来越重。
面对海堰颓败的问题，刘文济曾以此问淮东布政使张纶，从他口中得知，上一次大规模修缮淮东海堤，竟是兖国公王朴在任时，而那，已经是快七十年前的事情了。
便是如此，淮东百姓，广受其利，也为几十年后淮东盐业的大爆发，打下的扎实的基础。如果不仔细去了解研究，是很难想象，兖国公王朴在任的那些年间，究竟为当地做成了多少的事情，涉及的可真是方方面面。
而即便有王朴打下的基础，七十年风雨潮涌，也足以再让淮东官民忍受堤溃潮灌之苦，对沿海堤坝的修筑，也必须提上日程了。
于是，刘文济没有再究问以前的事，而是直接给布政使张纶下制令，要求他组织人物力，沿海筑堤，务必保障淮东百姓的正常生计，保障淮东盐业的稳定发展......
筑堤款项的问题，由财政司与淮东道各出一部分，工程上的问题，也可寻工部支持。给足了支持，同时也给足了压力，另外，刘文济还把侍御史范仲淹留下，作为天子钦差，监督淮东海堤的工程进展，因为范仲淹乃是皇帝身边第一个向他陈述淮东海堤利害的人。
堤岸荒废，可以修筑加固，但围绕着帝国盐业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却没那么容易解决了。官商勾结，贪污腐败，是必不可免的，而长久以来，围绕着帝国盐业（尤其是运输、销售改制之后）诞生了庞大而复杂的利益集团，也已渐渐对国家的经济、民生造成越来越严重的影响。
官府内部的腐败堕落，来自盐商们的侵蚀，幕后权贵们的攫利，中下层“盐产业者”间的搏命与厮杀，私盐的泛滥......辉煌背后，有着数不清的乱象与利益纠缠，还有更多让人触目惊心的罪恶。
而最直观呈现出的一点，便是即便帝国食盐产量已经很高，开历史之先河，依旧不够吃，市面上的盐价仍旧很高，比之当初盐制改革时，翻了快一倍了（斗盐110文），很多地方百姓依旧吃不起盐。
这其中，固然有人口增长、运输成本等客观因素，利益集团躺在上边吸血，显然是更为真实而深刻的原因，而这个利益集团，也包括大汉朝廷......
题外话，淮盐虽然产量冠绝天下，但帝国的上层权贵们，包括皇室在内，基本不吃，他们都吃西北的青白盐，或者河东矿盐，这些才是品质优良的精细盐。海盐？那是庶民吃的东西。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与恨，刘文济能在江浙得到这般大的民心拥护，自有其深层次的原因，并且绝不只是他皇帝的身份，以及在江南十数年的蛰伏。
根本原因在于，刘文济在江南期间，表现出的政治态度，其中有对江南文化风俗的鼓励与尊重，有对中下层僚吏士民的怜悯与体恤，还有对东南农商手工业发展的认可与支持。
有此三者，刘文济也自然而然获得了江南道主要阶级的认同与拥护，登基以来，即便有些整饬官场、民生的动作，对地方造成了一定动荡，但那也去腐肉、刮骨毒必当经历的阵痛。而仅仅通过废除康宗时代对东南地区的那些贡献，就足以俘获大批人心了。
而“端拱—建隆”时期帝国全面性的恢复发展中，也是江浙地区，势头最猛。当然，平心而论，这只是江浙地区多年积累后的正常爆发，而刘文济朝廷中枢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只是维持一个基本的“政通人和”。
如此，已然足够，毕竟在君主专制的封建时代，想要求更多，本身就是一种“过分”的奢望。就这样，朝野之间已经有一大波人在夸耀今上之功德了。同时，刘文济也是大汉帝国历代皇帝中毁誉最多的，评价之杂，甚至显得有些割裂，毕竟，朝里朝外还是有一大波人并不从心里认同并信服他这个皇帝。
但在江浙，当銮驾降临之时，在整个东南世界引起的反响，也是极其热烈的。江浙的权贵与官僚们，明里暗里组织迎候，就仿佛要把皇帝淹没在东南士民热情洋溢的欢呼中，以分散其注意力。
只可惜，刘文济从来都是一个主意很正的人，虽感其热情，但并不为江南的喧闹与乱话所迷，巡察途中，事情照办。用刘文济的话讲，他出巡是为了视察政治民情，而非游山玩水。
吏政治理，是他重点关注的事务，官吏的选拔、考察与培养事宜，他过问尤多，尤其是娄江学院出身的那些吏政人才，刘文济专门就此发表讲话，并对其中表现突出者，提出表扬与赞赏。
在上海时，刘文济驾临江海关总税务司，亲自接见税务总监下属的税务处长的梁同海，听取他关于江海关税务政情的汇报。在这方面，刘文济可是个行家里手，当年他可是在江海关总监下挂职锻炼过的。
这梁同海，就是娄江学院第一期毕业学生中的佼佼者，能在十多年的时间里，从一属吏，爬到江海关税务处长，正六品的官职，这已经是出类拔萃了。当然，也是此人赶上了“第一期”的时遇优势。
除了官吏人才的培养选拔之外，贪腐问题也吏治管理中一个避不开的重要内容，在这方面，江浙的问题，严重程度同样居全国前列，这当然也是富庶地区的通病。
经济发达、贸易旺盛的地方，权贵豪绅云集、富商大贾扎堆，也最容易滋生腐败与权钱交易。同样是在江海关，在武德司、御史监察、上海按察的配合下，趁着皇帝南巡之际，揪出了一连串的贪官污吏。
江海关下属那些位卑权重的官吏，都不需要做一些明目张胆的违法犯罪之事，只需在进出口贸易的监管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能轻易挣到“泼天财富”。
作为大汉帝国第一座以“市”命名的城市，也是帝国最开放的城市，上海的风气与大汉任何一座城市都有所不同，所有打破传统的、光怪陆离的事物在这里都能出现，就连贪污腐败，都显得“别具匠心”。
受各种流言传说的影响，在许多不知情人的眼中，上海就是一座流淌着黄金的城市，商业的属性拉满，再保守的人在这里也不避讳谈钱，甚至可以说，资本主义的萌芽都已经诞生了，但那些人间罪恶、阴影与污秽，同样也笼罩着这座城市，尽松江与长江二江水都冲刷不掉。
至于皇帝驾临前后对上海自上而下的那些整顿，实在不算什么大事，在大上海，来来往往的人很多，起起伏伏也是常事，死几个人更属正常。
这座大汉帝国最魔幻的都市，任何个人的生死荣辱都是微不足道的，只要这座城市还在，围绕着此城形成的那套规则还在运行，他繁荣就不会褪色。
那场整顿过后，官场内外，相关人等，更加在意的反而是空出来职位，变化之剧如上海，这样的机会也是难得的，这不禁是机遇，更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权势与地位。
论对上海市的了解，刘文济绝对是大汉帝国少数看得比较清楚的人之一，但再临此地，即便开明如他，也不由心神动摇。很难想象，这座城市最终会发展到怎样一种形态，而刘文济下定决心的则是，中枢要加强对此地的监管控制。
要说东南官场在腐败问题上，还有一点尤为突出，那就是官、义二仓的亏空，当然，这个问题非东南独有，从朝廷建立、完善并落实仓储制度开始，就始终存在着，只是在不同时期，呈现出的严重程度不同罢了。
对于地方官僚来说，看着一批又一批的钱粮物资在仓场里吃灰，想要按捺住不伸手，那可比老猫见了咸鱼不伸爪子还要难受。
关于“二仓问题”的整治，在雍熙时代伴随着“赈贷制度”的调整完善进行过一次大规模清理行动，效果显着，最终填补了大量亏空，给国家追回了不少损失。
但，那也是差不多二十年前的事情，如此漫长的时间下来，也可想而知在这方面，又积累了怎样深重的弊病。贪腐亏空，监守自盗，中饱私囊，这些情况一点也不稀奇。
最让刘文济感到“新奇”的，是有些官僚的作为，其手段可是让人叹为观止。他们也不贪不拿，只是利用官仓公储中的粮米盐布来做生意，钱只有流动起来，才会产生更多价值，东西也一样。
那些物资，如果躺在仓库里，就永远只是一堆死物，价值只会减不会增。但若是将之贩卖出去，既能保住其原本的价值，同时创造的额外的经济效益，还能填补衙门支出，给僚吏们发些福利。
至于那些物资本身所承载的社会价值与赈济责任，在没有紧急事况发生时，也凸显不出来，真有问题了，那还有其他办法解决，永远不要小看官僚开动脑筋的能力。
至于朝廷的监察，也不必过于担心，有的是漫天过海、移花接木的法子。重点在于，要把财富流动起来，这样才能产生更大的价值，至于流动过程中出现的人财物力的成本，也能轻松转嫁出去，于官府而言，甚至能名正言顺记在行政支出下，就那粮食来说，仓库检查、陈粮翻晒，这些可都是需要付出人财物力的......
不过，这种做法，总归是违法的，若是过去，或许只能交给一些商贾，通过他们的渠道变卖，也得益于对外贸易的大发展，东南操持此事的官僚们，也找到了一些很合适的买家。
比如安东、高丽、日本三国，东南鱼米之乡，产自东南的精细米，在三国上层权贵阶级从来都供不应求，即便是一般的糙米，也能卖个不错的价钱。对三国而言，这些基础的生存物资，都很稀缺。
而对那些官府来说，只要把东西装船、运走，出港之后，风险也就迅速降到最低，毕竟出了海的东西，基本查无可差，只需把屁股底下料理干净即可......
于是，仅仅盗卖官储这一项，就在江，浙挖出了一条庞大的官商勾结的利益链条。官商吏都杀了不少，朝廷执法以及幕后权贵两方一齐动手，斩断了不少链条枝节，但链条背后究竟牵扯了多少人与利益，谁也不知道。
这件事，可谓是震动东南，甚至广传天下，然而其余道州的官僚听了，震慑于朝廷严厉惩戒的同时，内心之中也难免生出一股异样：原来，还能这么干，还得是东南那些同僚会玩，自己那些盗卖国财、挪用公款、贪污自肥的手段，实在失之简单粗暴、吃相难看，钱生出来的钱才是聪明、安稳的富贵......
就像上海女教师事件，在全民批判指责、甚嚣尘上的同时，谁又能说得准，有多少lsp在暗地里羡慕那个男同学，把自己代入到“黄毛+学生”的角色中呢？
于是，不可避免的，有些官僚就开始发散思维，考虑如何借鉴东南之事，像闵粤这样的沿海地区，照抄即可，至于其他道州，就需要结合本地形势了。
历史从来都是一个重复的过程，有一即有二，也不要去奢望杜绝、消灭什么的。于皇帝刘文济而言，经历东南之事后，最大的总结教训只有一点，官僚的思想教育、德行操守，还得加强，绝不能忽视罔顾这一点。除了吏部的考察培养，礼部的教育要求，宣慰司的宣扬传播，都得跟上......
返程途中，銮驾又特地在淮南东道逗留许久，不是贪恋扬州的繁花似锦，而是一个字：盐。
大汉帝国的盐业中心在哪里，毫无疑问在淮南东道，虽然在过去的几十年间，河北海盐、河东矿盐、西北青白盐、剑南井盐都有所发展，并且产量获得了不小的提升，但这些地方的盐矿业加起来，也只能勉强和淮东盐打个平手。
在淮东，有最密集的盐场、盐池，产量规模整个帝国无出其右；有最先进的制盐技术，各种新颖有效的验卤、结晶办法，各种提高生产率的工具与容器，打捞、保存、运输方面的优势，都是全国领先；还有基础庞大的经验丰富的盐民，在淮东沿海地区，得益于传统习惯，几乎每个农渔民，都有一手制盐的技术，即便很多人只掌握效率低下的煎炼法，但都为淮东盐业提供了最充足的人才资源。
朝廷对淮东盐业也格外重视，在沿海州县盐场悉设盐监进行管理，又在杨州设立大监，进行总监、协调，“扬州总监”更是从三品的级别，只比扬州知府低一级。
到建隆元年，天下盐池（场）共出盐七百余万石，淮东盐就占其半，这可是差不多两亿斤食盐，这样产量与规模，是亘古未有。
朝廷通过制定盐法，对盐业实行严格控制，收获了丰富的税利，而淮东道官府，即便不提其他基础税收，仅靠盐利，日子就能过得十分滋润，何况其他农渔、水利、交通条件都不差。
因此，伴随着盐业空前、快速、繁荣发展，再兼运河之利，淮东也一直是帝国经济版图上的一大巨头，扬州能成为排名全国前列的城市，坊间也有一种说法，说它是“淮盐”供养出来的。
但在盐业上取得空前繁荣与辉煌成就的同时，也需理性地看待其中伴随着的问题，土地盐碱化这种自然环境变迁的问题就不提了，这不是当前这个时代该顾忌的东西。
关键在于，一味的取用，而不知节制、保护、修缮，沿海堤岸又年久失修，海潮倒灌的情况时有发生，淹没田亩倒是其次，主要是对沿海农渔盐民百姓的生计，对制盐业的影响越来越重。
面对海堰颓败的问题，刘文济曾以此问淮东布政使张纶，从他口中得知，上一次大规模修缮淮东海堤，竟是兖国公王朴在任时，而那，已经是快七十年前的事情了。
便是如此，淮东百姓，广受其利，也为几十年后淮东盐业的大爆发，打下的扎实的基础。如果不仔细去了解研究，是很难想象，兖国公王朴在任的那些年间，究竟为当地做成了多少的事情，涉及的可真是方方面面。
而即便有王朴打下的基础，七十年风雨潮涌，也足以再让淮东官民忍受堤溃潮灌之苦，对沿海堤坝的修筑，也必须提上日程了。
于是，刘文济没有再究问以前的事，而是直接给布政使张纶下制令，要求他组织人物力，沿海筑堤，务必保障淮东百姓的正常生计，保障淮东盐业的稳定发展......
筑堤款项的问题，由财政司与淮东道各出一部分，工程上的问题，也可寻工部支持。给足了支持，同时也给足了压力，另外，刘文济还把侍御史范仲淹留下，作为天子钦差，监督淮东海堤的工程进展，因为范仲淹乃是皇帝身边第一个向他陈述淮东海堤利害的人。
堤岸荒废，可以修筑加固，但围绕着帝国盐业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却没那么容易解决了。官商勾结，贪污腐败，是必不可免的，而长久以来，围绕着帝国盐业（尤其是运输、销售改制之后）诞生了庞大而复杂的利益集团，也已渐渐对国家的经济、民生造成越来越严重的影响。
官府内部的腐败堕落，来自盐商们的侵蚀，幕后权贵们的攫利，中下层“盐产业者”间的搏命与厮杀，私盐的泛滥......辉煌背后，有着数不清的乱象与利益纠缠，还有更多让人触目惊心的罪恶。
而最直观呈现出的一点，便是即便帝国食盐产量已经很高，开历史之先河，依旧不够吃，市面上的盐价仍旧很高，比之当初盐制改革时，翻了快一倍了（斗盐110文），很多地方百姓依旧吃不起盐。
这其中，固然有人口增长、运输成本等客观因素，利益集团躺在上边吸血，显然是更为真实而深刻的原因，而这个利益集团，也包括大汉朝廷......
题外话，淮盐虽然产量冠绝天下，但帝国的上层权贵们，包括皇室在内，基本不吃，他们都吃西北的青白盐，或者河东矿盐，这些才是品质优良的精细盐。海盐？那是庶民吃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