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世祖 仁宗篇13 帝国的棉
约摸一个甲子之前的太宗皇帝时期，在汉帝国的商场上，爆发了一场持续经年的南北商帮大战，以当时已经颇具规模的棉产业作为战场。
那堪称是帝国商场上第一次有组织、成规模的商业大战，波及广泛，影响深远。虽然最初发起的只是一些大棉布商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围绕着棉产业的诸多利益参与者，都逐渐卷入其中。
在长期的厮斗中，整个棉市场大乱，从棉商到棉工，再到棉农，可谓波及全行业，眼看着影响到民生，甚至有蔓延趋势。
同时，大汉帝国的商斗，从来都是刺刀见红的，因为南北商帮的明争暗斗，死伤众多，大规模的械斗层出不穷。
后来，地方官府压不住了，朝廷接手了，在太宗皇帝的严厉训斥督导下，朝廷重拳出击，甚至不惜出动驻军，方才拨乱反正，将事端平息，使局面重回正轨。
那一次南北棉布大战，从表面上看，是北方棉商感受到南方棉产业崛起后的威胁，不惜用一些出格的手段，以遏制南方棉市的发展，尤其是阻止一些南方棉商“胆大妄为”的举措，竟敢堂而皇之地把南布北卖，到他们的饭碗里抢食吃。
在北方一些大棉商的策动下，对北上的“南棉”势力进行了一次大清洗，并且一上来便是人道毁灭，手段极其狠辣。
不管是明面上的雇员，还是暗地里扶持的代言人，亦或是众多合作方，都遭到了攻击，或明杀，或暗害，货场、货船被攻击，棉布产品被抢掠、焚烧......
而南方的棉商们，又岂是善人，北人亮刀子，他们也奋起反抗，北方糜烂，那便在东南找那些北商的麻烦。于是，一场真正残酷的战争开始了。
常人观之，有如雾里看花，普通人即便就近，也只能看到哪里走水了，哪里发生了乘船事故，哪里又发生了械斗。没错，事情闹得再大，死再多人，在很多官府的处置中，只是当作一般的“民间互殴”来处置，尸体一处理，那便是太平无事。
显然，仅靠一些商人，是不可能掀起这等规模的商斗的，他们既然没有那个能量，也没有那个胆量。背后，显然有更上层的权贵们，在扳手腕。
同时，也不排除其中有贯穿帝国几代历史的“南北之争”，北方棉商对南方棉商的打击背后，又何尝不是掌握着帝国大势的北方权贵对南方权贵官僚的打压。
也正因如此，在最终的善后处置中，不只是南北两方直接参与其中的棉商受到严厉惩戒，在朝廷的法治重权下，破家灭财，在帝国官场，凡是被查出涉及到不作为、乱作为的官员，都遭到贬斥。
当然，那些甘为犬马，直接参与其中的，就不只是降职免官这么简单了。就是在上层权贵，也有好些人，受到警告及惩治，罚俸、免官、杀头乃至夺爵。
太宗虽然以仁德知名，但只是因为他重规矩，一旦越了线，他的手段一点都不温和。这是综雍熙一朝，为数不多的“严刑峻法”，也正因有这样榜样在前，其他躁动的权贵、飘忽的商贾，方才警醒起来，不敢过于肆意妄为。
六十余年前的南北棉布大战，意义重大，是关乎棉产业发展的一次大洗牌，好些原本声名在外的大商贾倒下了，当然，他们并不是不可替代，紧跟着便有新人重新崛起，利益是没有感情的，也不认人。
而那次大战，不管是从过程，还是结果，事实上都是北方占尽优势的。毕竟，中原、河北，乃是帝国棉产业真正崛起壮大的地方，底蕴更丰富，规模更大，资源更多，同时，又有朝廷之中一大批掌权者的支持，政治上的优势更大。
因此，最终南方棉商在北方辛苦经营的产业与渠道，付诸流水。那之后，“南人不敢北上”，只能用心耕耘南方市场，夯实根基，顺带着开拓海外。
一蛰伏，就是十多年，然后才敢再重提北上的事情。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间，激烈的斗争始终存在，只不过像雍熙朝那次那般剧烈，再也没有过。
而六十多年过去的当下，三代人都成长起来了，棉产业的情况又有了全新的变化。
首先，政治上的歧视已经基本消除，庶族官僚的彻底崛起，文官政治的展开，权贵阶级的合流，东南经济的崛起、政治地位的抬升，使得帝国政治不断趋于平衡与保守，再没有一风彻底压倒另一风的局面。
这，对南方棉产业的发展与壮大，也是一个不断利好的过程。
而从棉产业本身来说，正统二十一年的棉产业规模，比之雍熙时代，壮大了十倍也不止，仅仅从事棉纺织的人口，便超过一百万人，就遑论参与到种植、运输、销售等诸环节的了。
仅上海市，便有十几万的棉纺织从业者，其中大的有职厂（官方纺织场），有官督商办，有民办大厂，以及规模不等的民间作坊，还有更多兼职的小市民家庭，共同催生了上海棉纺织业的繁荣。
而上海市，从建市伊始，便是始终是帝国南方棉纺织、贸易中心，七十年后，这个地位非但没动摇，反而益加稳固。
不只是周遭的苏、秀二州，整个江南道，乃至江西、湖广、闽、粤的棉花，都成为了上海棉纺织的原料地。仅靠上海棉布满足全天下百姓的穿衣问题，不太现实，但它的确占据着帝国棉产业的半壁江山。
这样的大发展下，自然离不开技术的进步，不管是棉花的种植，还是棉纺织的处理。尤其是后者，在过去的三十年间，帝国的棉纺织技术，又有了一轮革新，主要体现在棉纺织工具上。
在周氏（带头推动帝国棉纺织技术大跃进的周仁浚）器械的基础上，搅棉机，飞梭织机，都被造了出来，上海也是这轮技术革新的策源地。
在二十年前，一个名叫毕昇的淮西棉商，发明了一种三锭纺纱机，后来又改进出五锭机、七锭机，大大提高了纺纱效率，如此方催生了帝国棉产业的真正繁荣。
到如今，棉衣虽然仍未在帝国全面普及开来，但从整体规模上，它已然取代传统丝、麻，成为帝国士民百姓主要的服饰来源。
当然，麻布市场在衰减，但丝绸这种贵族的服饰，依旧很繁荣，和棉布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赛道。
随着南方棉纺织技术的革新，北方也逐渐跟不上节奏了，南北强弱形势，也得到了根本性的扭转。
那堪称是帝国商场上第一次有组织、成规模的商业大战，波及广泛，影响深远。虽然最初发起的只是一些大棉布商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围绕着棉产业的诸多利益参与者，都逐渐卷入其中。
在长期的厮斗中，整个棉市场大乱，从棉商到棉工，再到棉农，可谓波及全行业，眼看着影响到民生，甚至有蔓延趋势。
同时，大汉帝国的商斗，从来都是刺刀见红的，因为南北商帮的明争暗斗，死伤众多，大规模的械斗层出不穷。
后来，地方官府压不住了，朝廷接手了，在太宗皇帝的严厉训斥督导下，朝廷重拳出击，甚至不惜出动驻军，方才拨乱反正，将事端平息，使局面重回正轨。
那一次南北棉布大战，从表面上看，是北方棉商感受到南方棉产业崛起后的威胁，不惜用一些出格的手段，以遏制南方棉市的发展，尤其是阻止一些南方棉商“胆大妄为”的举措，竟敢堂而皇之地把南布北卖，到他们的饭碗里抢食吃。
在北方一些大棉商的策动下，对北上的“南棉”势力进行了一次大清洗，并且一上来便是人道毁灭，手段极其狠辣。
不管是明面上的雇员，还是暗地里扶持的代言人，亦或是众多合作方，都遭到了攻击，或明杀，或暗害，货场、货船被攻击，棉布产品被抢掠、焚烧......
而南方的棉商们，又岂是善人，北人亮刀子，他们也奋起反抗，北方糜烂，那便在东南找那些北商的麻烦。于是，一场真正残酷的战争开始了。
常人观之，有如雾里看花，普通人即便就近，也只能看到哪里走水了，哪里发生了乘船事故，哪里又发生了械斗。没错，事情闹得再大，死再多人，在很多官府的处置中，只是当作一般的“民间互殴”来处置，尸体一处理，那便是太平无事。
显然，仅靠一些商人，是不可能掀起这等规模的商斗的，他们既然没有那个能量，也没有那个胆量。背后，显然有更上层的权贵们，在扳手腕。
同时，也不排除其中有贯穿帝国几代历史的“南北之争”，北方棉商对南方棉商的打击背后，又何尝不是掌握着帝国大势的北方权贵对南方权贵官僚的打压。
也正因如此，在最终的善后处置中，不只是南北两方直接参与其中的棉商受到严厉惩戒，在朝廷的法治重权下，破家灭财，在帝国官场，凡是被查出涉及到不作为、乱作为的官员，都遭到贬斥。
当然，那些甘为犬马，直接参与其中的，就不只是降职免官这么简单了。就是在上层权贵，也有好些人，受到警告及惩治，罚俸、免官、杀头乃至夺爵。
太宗虽然以仁德知名，但只是因为他重规矩，一旦越了线，他的手段一点都不温和。这是综雍熙一朝，为数不多的“严刑峻法”，也正因有这样榜样在前，其他躁动的权贵、飘忽的商贾，方才警醒起来，不敢过于肆意妄为。
六十余年前的南北棉布大战，意义重大，是关乎棉产业发展的一次大洗牌，好些原本声名在外的大商贾倒下了，当然，他们并不是不可替代，紧跟着便有新人重新崛起，利益是没有感情的，也不认人。
而那次大战，不管是从过程，还是结果，事实上都是北方占尽优势的。毕竟，中原、河北，乃是帝国棉产业真正崛起壮大的地方，底蕴更丰富，规模更大，资源更多，同时，又有朝廷之中一大批掌权者的支持，政治上的优势更大。
因此，最终南方棉商在北方辛苦经营的产业与渠道，付诸流水。那之后，“南人不敢北上”，只能用心耕耘南方市场，夯实根基，顺带着开拓海外。
一蛰伏，就是十多年，然后才敢再重提北上的事情。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间，激烈的斗争始终存在，只不过像雍熙朝那次那般剧烈，再也没有过。
而六十多年过去的当下，三代人都成长起来了，棉产业的情况又有了全新的变化。
首先，政治上的歧视已经基本消除，庶族官僚的彻底崛起，文官政治的展开，权贵阶级的合流，东南经济的崛起、政治地位的抬升，使得帝国政治不断趋于平衡与保守，再没有一风彻底压倒另一风的局面。
这，对南方棉产业的发展与壮大，也是一个不断利好的过程。
而从棉产业本身来说，正统二十一年的棉产业规模，比之雍熙时代，壮大了十倍也不止，仅仅从事棉纺织的人口，便超过一百万人，就遑论参与到种植、运输、销售等诸环节的了。
仅上海市，便有十几万的棉纺织从业者，其中大的有职厂（官方纺织场），有官督商办，有民办大厂，以及规模不等的民间作坊，还有更多兼职的小市民家庭，共同催生了上海棉纺织业的繁荣。
而上海市，从建市伊始，便是始终是帝国南方棉纺织、贸易中心，七十年后，这个地位非但没动摇，反而益加稳固。
不只是周遭的苏、秀二州，整个江南道，乃至江西、湖广、闽、粤的棉花，都成为了上海棉纺织的原料地。仅靠上海棉布满足全天下百姓的穿衣问题，不太现实，但它的确占据着帝国棉产业的半壁江山。
这样的大发展下，自然离不开技术的进步，不管是棉花的种植，还是棉纺织的处理。尤其是后者，在过去的三十年间，帝国的棉纺织技术，又有了一轮革新，主要体现在棉纺织工具上。
在周氏（带头推动帝国棉纺织技术大跃进的周仁浚）器械的基础上，搅棉机，飞梭织机，都被造了出来，上海也是这轮技术革新的策源地。
在二十年前，一个名叫毕昇的淮西棉商，发明了一种三锭纺纱机，后来又改进出五锭机、七锭机，大大提高了纺纱效率，如此方催生了帝国棉产业的真正繁荣。
到如今，棉衣虽然仍未在帝国全面普及开来，但从整体规模上，它已然取代传统丝、麻，成为帝国士民百姓主要的服饰来源。
当然，麻布市场在衰减，但丝绸这种贵族的服饰，依旧很繁荣，和棉布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赛道。
随着南方棉纺织技术的革新，北方也逐渐跟不上节奏了，南北强弱形势，也得到了根本性的扭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