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宋:水浒也称王 第217章 朝堂的皇权相权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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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日东京城那里又有书信传至,先送到许贯忠这里,许贯忠看了,就持着书信,来寻王伦。
王伦正在书桌前写着什么,已经写了四五页大纸,看到许贯忠进来,就笑着问:“军师,是有什么消息传来么?”
许贯忠扬了扬书信,说:“东京时迁头领传书至。”王伦接过来仔细看了,顿时失笑,说:“与我等所料不差矣!”
前次与呼延灼三将交战后,宋万与李俊返回,诉说郓城县那里果然出兵,想要趁机偷袭一事,就有些头领们大怒,叫嚷着将郓城县一并打下,夺了县城,也免得那知县时刻惦念。
王伦却坚决地反对,这倒不是他胆子小,或者太过于保守。领兵打下高唐州、杀死高廉后,梁山就已经用实际行动站在了朝廷的对立面,在事实上造了反。
但固守山寨与抢夺县城,以王伦对大宋朝官员的了解,或者说他对官僚阶级的料及,这其中的意义是大不同的。
前者在朝廷眼里,不过是一伙流寇,靠抢劫为生,这在大宋朝立国百余年来屡见不鲜;后者在朝廷眼里,那就是切切实实的反贼,必须要以雷霆万钧之势,强力镇压,以免坐大了。
所以梁山数次大军下山,都是劫了一笔就此退回山寨,这是大宋朝司空常见的事情,若非因为杀了高廉,恐怕连禁军都惊动不起,而是由朝廷下令京东路本地州县出兵围剿了。
当日韩滔投降得快,故而王伦就请他拿一样信物,他这里立刻就派了人赶往东京,送给时迁,由时迁想办法将韩滔一家人护送出城来。
他这里派人送信,只比那些溃兵、逃兵早一天到了东京城。
时迁也清楚事情的紧急性,故而叫白胜寻了几个靠得住的本地闲汉,他这里派出了四五个精干的情报心腹人员,半下午就去了韩滔的家中,与韩滔家人取得了联系。
我大宋朝自然也是有特务机构的,那就是皇城司。皇城司负责刺探民间、百官的逻卒,被东京百姓称为“察子”,凡在京官员、或东京籍贯而在外任职的官员,都要受这些“察子”监视。
但由于宋太祖以后周殿前都点检的身份,发送陈桥兵变而黄袍加身,所以大宋朝的“察子”们,监视的重点向来都是宿卫诸将及枢密院,也就是负责宫禁侍卫、防务和朝廷调兵权的军官衙门。
故而高俅虽然也监视呼延灼三将,但却是委派了那些皇城司的察子们,他可没有胆量在皇帝眼皮子底下去干监视朝廷官员的事情。
时迁花大价钱,买来了察子们换班的时间表,趁着察子换班的时机,将韩滔一家送出城外,却不是走的东门,而是从西北门逃出的。
谨慎起见,时迁还将曾与察子有过接触的一个手下情报人员,一并送了回来。
等到崔虞侯狼狈地逃回东京,前往殿帅府禀报高俅,说呼延灼兵败的消息后,已经是第二天上午了。
高俅闻言顿时大惊,兵败的消息也隐瞒不得,但这里大军刚出征不久,自己就回报赵官家,岂不是显得自己很无能?
于是便将消息先压了一天,恰逢着赵官家来了兴致,要高俅等人微服陪同,他要前往名妓李师师那里嫖宿。
等皇帝心满意足地回宫,高俅这才小心翼翼地将兵败的消息禀报,并说都是韩滔的罪过,一意孤行,不听指挥,急于冲杀,导致大军陷入贼寇预先布置的圈套中,导致全军覆没。
并继续构陷,说韩滔家人已经逃走,想来是消息提前走漏,害怕受到牵连,就此逃走。这些都是自己举荐无能,请皇帝处罚。
想到高俅昨夜在楼下站了一宿,殷勤戒备,赵官家也不愿治他的罪,只是要高俅继续负责剿灭梁山泊事宜,算是将这件事糊弄过去了。
又过了几日,梁山这里放归的官兵俘虏,携着战死同袍的骨灰陶罐,狼狈地返回东京城时,高俅听闻俘虏们有说韩滔已经降的,有说呼延灼三人都已经降的,顿时大怒。
但怒归怒,他还真没有办法因此整治呼延灼并彭玘的家人,所以就如同一开始的那样,高俅仍旧将兵败的罪过都推到了韩滔的头上。
高俅第一次出兵,那时枢密院还十分配合,也有人肯推荐如呼延灼这样的掌领一州兵马的军官将领,朝廷上下,都以为梁山泊不过是芥藓之疾,天兵推临之日,还不是手到擒来,片刻化为齑粉?
哪知高俅看重的呼延灼兵败,将内地州县唯一一支具装骑兵丢在了梁山泊,京师官员不但不配合高俅,仍旧不重视梁山泊,反而纷纷嘲笑起了高俅。
高俅那里,又找不到合适的领兵将领人选,有官员甚至给他出主意,不如诏安,高俅气得大怒,依旧无可奈何。
故而王伦和许贯忠等人,战后分析推测时,都说朝廷那里,或者说高俅那里,年前大约是不会有什么动静了。
简单来说,本朝的文官集团们,仍旧延续了宋仁宗“庆历党争”的惯性思维,似高俅这样的佞臣,本就不属于文官一伙的。
高俅站在皇权一侧,而文官们站在相权一侧,双方本就是互相看不顺眼,只是高俅圣眷不减,文官们不敢明面上反对,但是添添堵那就是很乐意的。
在这种“文官党”与“佞臣党”的相权、皇权对立斗争中,剿匪什么的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不能让高俅借着剿匪的名义,使得皇权获得更多的军事权力。
许贯忠听到王伦说“与我等所料不差”,也笑着说:“这高俅给皇帝当狗,也确实难做啊!”
王伦正在书桌前写着什么,已经写了四五页大纸,看到许贯忠进来,就笑着问:“军师,是有什么消息传来么?”
许贯忠扬了扬书信,说:“东京时迁头领传书至。”王伦接过来仔细看了,顿时失笑,说:“与我等所料不差矣!”
前次与呼延灼三将交战后,宋万与李俊返回,诉说郓城县那里果然出兵,想要趁机偷袭一事,就有些头领们大怒,叫嚷着将郓城县一并打下,夺了县城,也免得那知县时刻惦念。
王伦却坚决地反对,这倒不是他胆子小,或者太过于保守。领兵打下高唐州、杀死高廉后,梁山就已经用实际行动站在了朝廷的对立面,在事实上造了反。
但固守山寨与抢夺县城,以王伦对大宋朝官员的了解,或者说他对官僚阶级的料及,这其中的意义是大不同的。
前者在朝廷眼里,不过是一伙流寇,靠抢劫为生,这在大宋朝立国百余年来屡见不鲜;后者在朝廷眼里,那就是切切实实的反贼,必须要以雷霆万钧之势,强力镇压,以免坐大了。
所以梁山数次大军下山,都是劫了一笔就此退回山寨,这是大宋朝司空常见的事情,若非因为杀了高廉,恐怕连禁军都惊动不起,而是由朝廷下令京东路本地州县出兵围剿了。
当日韩滔投降得快,故而王伦就请他拿一样信物,他这里立刻就派了人赶往东京,送给时迁,由时迁想办法将韩滔一家人护送出城来。
他这里派人送信,只比那些溃兵、逃兵早一天到了东京城。
时迁也清楚事情的紧急性,故而叫白胜寻了几个靠得住的本地闲汉,他这里派出了四五个精干的情报心腹人员,半下午就去了韩滔的家中,与韩滔家人取得了联系。
我大宋朝自然也是有特务机构的,那就是皇城司。皇城司负责刺探民间、百官的逻卒,被东京百姓称为“察子”,凡在京官员、或东京籍贯而在外任职的官员,都要受这些“察子”监视。
但由于宋太祖以后周殿前都点检的身份,发送陈桥兵变而黄袍加身,所以大宋朝的“察子”们,监视的重点向来都是宿卫诸将及枢密院,也就是负责宫禁侍卫、防务和朝廷调兵权的军官衙门。
故而高俅虽然也监视呼延灼三将,但却是委派了那些皇城司的察子们,他可没有胆量在皇帝眼皮子底下去干监视朝廷官员的事情。
时迁花大价钱,买来了察子们换班的时间表,趁着察子换班的时机,将韩滔一家送出城外,却不是走的东门,而是从西北门逃出的。
谨慎起见,时迁还将曾与察子有过接触的一个手下情报人员,一并送了回来。
等到崔虞侯狼狈地逃回东京,前往殿帅府禀报高俅,说呼延灼兵败的消息后,已经是第二天上午了。
高俅闻言顿时大惊,兵败的消息也隐瞒不得,但这里大军刚出征不久,自己就回报赵官家,岂不是显得自己很无能?
于是便将消息先压了一天,恰逢着赵官家来了兴致,要高俅等人微服陪同,他要前往名妓李师师那里嫖宿。
等皇帝心满意足地回宫,高俅这才小心翼翼地将兵败的消息禀报,并说都是韩滔的罪过,一意孤行,不听指挥,急于冲杀,导致大军陷入贼寇预先布置的圈套中,导致全军覆没。
并继续构陷,说韩滔家人已经逃走,想来是消息提前走漏,害怕受到牵连,就此逃走。这些都是自己举荐无能,请皇帝处罚。
想到高俅昨夜在楼下站了一宿,殷勤戒备,赵官家也不愿治他的罪,只是要高俅继续负责剿灭梁山泊事宜,算是将这件事糊弄过去了。
又过了几日,梁山这里放归的官兵俘虏,携着战死同袍的骨灰陶罐,狼狈地返回东京城时,高俅听闻俘虏们有说韩滔已经降的,有说呼延灼三人都已经降的,顿时大怒。
但怒归怒,他还真没有办法因此整治呼延灼并彭玘的家人,所以就如同一开始的那样,高俅仍旧将兵败的罪过都推到了韩滔的头上。
高俅第一次出兵,那时枢密院还十分配合,也有人肯推荐如呼延灼这样的掌领一州兵马的军官将领,朝廷上下,都以为梁山泊不过是芥藓之疾,天兵推临之日,还不是手到擒来,片刻化为齑粉?
哪知高俅看重的呼延灼兵败,将内地州县唯一一支具装骑兵丢在了梁山泊,京师官员不但不配合高俅,仍旧不重视梁山泊,反而纷纷嘲笑起了高俅。
高俅那里,又找不到合适的领兵将领人选,有官员甚至给他出主意,不如诏安,高俅气得大怒,依旧无可奈何。
故而王伦和许贯忠等人,战后分析推测时,都说朝廷那里,或者说高俅那里,年前大约是不会有什么动静了。
简单来说,本朝的文官集团们,仍旧延续了宋仁宗“庆历党争”的惯性思维,似高俅这样的佞臣,本就不属于文官一伙的。
高俅站在皇权一侧,而文官们站在相权一侧,双方本就是互相看不顺眼,只是高俅圣眷不减,文官们不敢明面上反对,但是添添堵那就是很乐意的。
在这种“文官党”与“佞臣党”的相权、皇权对立斗争中,剿匪什么的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不能让高俅借着剿匪的名义,使得皇权获得更多的军事权力。
许贯忠听到王伦说“与我等所料不差”,也笑着说:“这高俅给皇帝当狗,也确实难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