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途霸业 第109章 商税改革
在皇帝的书房内,朱由榔正与户部尚书龚彝讨论着国家财政的问题。
屋内灯火通明,映照着两人忧虑的面孔,他们面前铺开的账册记录着大明每月庞大的开支,如同一道道沉重的锁链,牵绊着帝国的前行。
“目前,朝廷每月的开支大约在五十万两白银。”龚彝沉声汇报,他的声音中透露出一丝忧虑。
军饷是每月必不可少的巨额开销,高达三十万两白银。大明的常备军力共达十六万,其中刘文秀领有四万雄兵,李定国手握五万精兵,而朱由榔亲自指挥的天威军则有一万勇士。白文选、冯双礼、祁三升三位将领各率两万精兵,他们曾是孙可望的部下,现在则是朱由榔的亲信。
基础建设的费用同样不容小觑,每月需五万两白银。贵阳向外延伸至播州、镇远、遵义的官道正在紧张施工,这些道路是连接西川、湖广和广西的重要通道,对朱由榔而言,这是对未来的投资。
铁矿石等原材料的采购,每月耗费约五万两白银。尽管贵州矿产丰富,但受地形限制,运输成本高昂。在陈应龙的建议下,朱由榔选择从广东的阳江、阳春等地购入铁矿石。粤西地区目前还在大明义军的控制之下,大明两广总督连城璧、东阁大学士郭之奇、虎贲将军王兴等在那里组织义军,抗击鞑子的靖南王耿继茂。
粮草的采购也是一项重大开支,每月需五到十万两白银。朱由榔不仅从湖广购入粮草,还秘密派遣特工以粮商的身份,借助郑成功、张煌言等人的力量,从广东、福建、浙江等地采购粮草。运输成本在这项开支中占据了很大一部分。
日常行政费用也需五到十万两白银,使得贵阳府库中的二百六十万两白银,仅能维持大约五个月的开销。
好消息是,云南、贵州的赋税即将收缴完毕,预计能够补充国库二百万两白银。这笔款项,对于缓解当前的财政压力,无疑是一场及时雨。
昔日,孙可望带领大西军进入云南,便大刀阔斧地实行了“营庄制”,将土地从权贵和土司手中收回,重新分配给百姓,以“官四民六”为标准,让无数平民得以安居乐业。他在云南兴修水利,促进了农业的繁荣。他发布“招抚百姓回家务业,不足者借给牛种”的复业令,鼓励百姓回归农业生产。在政治上,他与明朝的官绅合作,在经济上则剥夺他们的土地资源,同时将忠于明朝的土司武装力量逐步收编为自己的军队。
这一系列政策,使得云南一地“一年土产财赋,足供养兵之需”,为朝廷提供了充足的物资支持。
孙可望在云南的一系列改革举措,令朱由榔深受启发,不禁思考起即将推行的商业税试点改革。
当前大明的税收体系混乱无序,特别是商业税,其在国家总税收中所占的比重竟不足一成,这一现状亟待整顿。
回顾明朝初期,商业税起步较低,实行的是宽松的“三十税一”政策。随着经济的蓬勃发展,商业日益兴旺,商业税收的潜力逐渐显现。朝廷在诸如河西务、临清、九江等关键商业交通要道设立税关,对过往商人征收商税,以期增加国库收入。
然而到了万历年间,商业税的税率不升反降,从“三十税一”降至“六十税一”,更对小规模商人实行免税政策,年营业额在四十两白银以下的商贩得以免税。万历早期的商业税收数据显示,“盐税收入二百五十万两,茶税十余万两、市舶税四万两、通过税六十万两、营业税二十万两,总额不过三百四十万两。”对于一个人口过亿的泱泱大国而言,简直是不可思议!
万历之后,商业税的征收实际上已停滞许久。这既是因为朱元璋时期定下的“重农抑商”政策影响深远,也与朝廷税收政策的混乱不无关系。
朱由榔心知,要改变这一状况,必须制定新的商业税政策。
而孙可望在云南的改革虽然仅仅涉及田税,却值得借鉴。
“陛下所定商业之许可证,商贾欲行商,必先至商业局登记,依其季报,缴纳商税。今有三虑:一者,是否按其行业规模,定不同税率;二者,如何辨其季报真伪;三者,对虚报者,如何惩处。”龚彝说道,这些天他也召集户部诸官员商议商业税之事,这三项是他认为影响税收政策执行的主要因素。
龚彝所说的三点,朱由榔一听便明白,不过如制定税率需要仔细思考,这又涉及到各行业特性的问题。
朱由榔对此也多有思考:“酒、茶等,为生活之调剂,可稍增税率;而粮食等民之必需,宜低其税。”
朱由榔建议将商业税分为四档。
奢侈品类,如酒、茶、珠宝、金银、矿产,定“五税一”;一般消费品类,如衣物、家具、工艺品,定“十税一”;服务类行业,如运输、餐饮、住宿等,定“二十税一”;基本消费品类,如粮食、蔬菜、水果,定“三十税一”。另外,对年营业收入不足一百二十两者,先收后补,减免税赋,以助其发展。
龚彝又说了一个问题,对同一种产品会不会存在重复收税的问题。
“民种五谷,已纳租税,不可再征。竹木牲畜,本无征算,商贾市卖,官可税之。今民纳租于官仓,关市复征,岂不重乎。”
朱由榔初听,觉得龚彝的观点似乎没有问题,但仔细深思,发现他混淆了“商品”和“产品”两个概念。
朱由榔继续解释道:“农民所种五谷,纳租后不复征税。然若商人购之,加工转卖,即成商品,可征其税。如此,保农民利,又促商品流通。”
他接着说道:“须确保产品自产至售,仅于售时征税,非每交易皆征。初级农产品,加工转商品后,始征税,以避重复。”
龚彝听后,恍然大悟,对朱由榔的见解表示赞同。他接着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如何防商人虚报逃税?”
朱由榔沉思片刻,然后说:“需立监督审查之制。首先加强许可证管理,商贾必登记。其次定期审查,确保年报真实。最后对虚报者,严惩不贷。”
龚彝点头称是,又提出了一个建议:“陛下,可奖诚实纳税者予一定税收优惠,以激励之。”
朱由榔点头赞同。
龚彝还有一个疑问:“陛下,如国营公司该如何收税?”在他的理解中,这类国营公司既然已经是国家运营,所获也是收归国有,应该不用在进行收税。
朱由榔回道:“一视同仁即可!”
两人又讨论了一些细节,龚彝告辞而去。
朱由榔深知,商业税对大明而言,实为新财源,若执行得当,必能为朝廷财政之困顿带来极大之补充。
然而,他也预见后续之阻力,西南四省尚可,若收复江浙广东等地,阻力将倍增。
这将是朱由榔面临的巨大挑战。不收商业税,则财政将崩;收之,则可能将富户推向敌营。
如今,他唯有步步为营,审时度势,以期在财政与民心之间,寻得平衡之道。
屋内灯火通明,映照着两人忧虑的面孔,他们面前铺开的账册记录着大明每月庞大的开支,如同一道道沉重的锁链,牵绊着帝国的前行。
“目前,朝廷每月的开支大约在五十万两白银。”龚彝沉声汇报,他的声音中透露出一丝忧虑。
军饷是每月必不可少的巨额开销,高达三十万两白银。大明的常备军力共达十六万,其中刘文秀领有四万雄兵,李定国手握五万精兵,而朱由榔亲自指挥的天威军则有一万勇士。白文选、冯双礼、祁三升三位将领各率两万精兵,他们曾是孙可望的部下,现在则是朱由榔的亲信。
基础建设的费用同样不容小觑,每月需五万两白银。贵阳向外延伸至播州、镇远、遵义的官道正在紧张施工,这些道路是连接西川、湖广和广西的重要通道,对朱由榔而言,这是对未来的投资。
铁矿石等原材料的采购,每月耗费约五万两白银。尽管贵州矿产丰富,但受地形限制,运输成本高昂。在陈应龙的建议下,朱由榔选择从广东的阳江、阳春等地购入铁矿石。粤西地区目前还在大明义军的控制之下,大明两广总督连城璧、东阁大学士郭之奇、虎贲将军王兴等在那里组织义军,抗击鞑子的靖南王耿继茂。
粮草的采购也是一项重大开支,每月需五到十万两白银。朱由榔不仅从湖广购入粮草,还秘密派遣特工以粮商的身份,借助郑成功、张煌言等人的力量,从广东、福建、浙江等地采购粮草。运输成本在这项开支中占据了很大一部分。
日常行政费用也需五到十万两白银,使得贵阳府库中的二百六十万两白银,仅能维持大约五个月的开销。
好消息是,云南、贵州的赋税即将收缴完毕,预计能够补充国库二百万两白银。这笔款项,对于缓解当前的财政压力,无疑是一场及时雨。
昔日,孙可望带领大西军进入云南,便大刀阔斧地实行了“营庄制”,将土地从权贵和土司手中收回,重新分配给百姓,以“官四民六”为标准,让无数平民得以安居乐业。他在云南兴修水利,促进了农业的繁荣。他发布“招抚百姓回家务业,不足者借给牛种”的复业令,鼓励百姓回归农业生产。在政治上,他与明朝的官绅合作,在经济上则剥夺他们的土地资源,同时将忠于明朝的土司武装力量逐步收编为自己的军队。
这一系列政策,使得云南一地“一年土产财赋,足供养兵之需”,为朝廷提供了充足的物资支持。
孙可望在云南的一系列改革举措,令朱由榔深受启发,不禁思考起即将推行的商业税试点改革。
当前大明的税收体系混乱无序,特别是商业税,其在国家总税收中所占的比重竟不足一成,这一现状亟待整顿。
回顾明朝初期,商业税起步较低,实行的是宽松的“三十税一”政策。随着经济的蓬勃发展,商业日益兴旺,商业税收的潜力逐渐显现。朝廷在诸如河西务、临清、九江等关键商业交通要道设立税关,对过往商人征收商税,以期增加国库收入。
然而到了万历年间,商业税的税率不升反降,从“三十税一”降至“六十税一”,更对小规模商人实行免税政策,年营业额在四十两白银以下的商贩得以免税。万历早期的商业税收数据显示,“盐税收入二百五十万两,茶税十余万两、市舶税四万两、通过税六十万两、营业税二十万两,总额不过三百四十万两。”对于一个人口过亿的泱泱大国而言,简直是不可思议!
万历之后,商业税的征收实际上已停滞许久。这既是因为朱元璋时期定下的“重农抑商”政策影响深远,也与朝廷税收政策的混乱不无关系。
朱由榔心知,要改变这一状况,必须制定新的商业税政策。
而孙可望在云南的改革虽然仅仅涉及田税,却值得借鉴。
“陛下所定商业之许可证,商贾欲行商,必先至商业局登记,依其季报,缴纳商税。今有三虑:一者,是否按其行业规模,定不同税率;二者,如何辨其季报真伪;三者,对虚报者,如何惩处。”龚彝说道,这些天他也召集户部诸官员商议商业税之事,这三项是他认为影响税收政策执行的主要因素。
龚彝所说的三点,朱由榔一听便明白,不过如制定税率需要仔细思考,这又涉及到各行业特性的问题。
朱由榔对此也多有思考:“酒、茶等,为生活之调剂,可稍增税率;而粮食等民之必需,宜低其税。”
朱由榔建议将商业税分为四档。
奢侈品类,如酒、茶、珠宝、金银、矿产,定“五税一”;一般消费品类,如衣物、家具、工艺品,定“十税一”;服务类行业,如运输、餐饮、住宿等,定“二十税一”;基本消费品类,如粮食、蔬菜、水果,定“三十税一”。另外,对年营业收入不足一百二十两者,先收后补,减免税赋,以助其发展。
龚彝又说了一个问题,对同一种产品会不会存在重复收税的问题。
“民种五谷,已纳租税,不可再征。竹木牲畜,本无征算,商贾市卖,官可税之。今民纳租于官仓,关市复征,岂不重乎。”
朱由榔初听,觉得龚彝的观点似乎没有问题,但仔细深思,发现他混淆了“商品”和“产品”两个概念。
朱由榔继续解释道:“农民所种五谷,纳租后不复征税。然若商人购之,加工转卖,即成商品,可征其税。如此,保农民利,又促商品流通。”
他接着说道:“须确保产品自产至售,仅于售时征税,非每交易皆征。初级农产品,加工转商品后,始征税,以避重复。”
龚彝听后,恍然大悟,对朱由榔的见解表示赞同。他接着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如何防商人虚报逃税?”
朱由榔沉思片刻,然后说:“需立监督审查之制。首先加强许可证管理,商贾必登记。其次定期审查,确保年报真实。最后对虚报者,严惩不贷。”
龚彝点头称是,又提出了一个建议:“陛下,可奖诚实纳税者予一定税收优惠,以激励之。”
朱由榔点头赞同。
龚彝还有一个疑问:“陛下,如国营公司该如何收税?”在他的理解中,这类国营公司既然已经是国家运营,所获也是收归国有,应该不用在进行收税。
朱由榔回道:“一视同仁即可!”
两人又讨论了一些细节,龚彝告辞而去。
朱由榔深知,商业税对大明而言,实为新财源,若执行得当,必能为朝廷财政之困顿带来极大之补充。
然而,他也预见后续之阻力,西南四省尚可,若收复江浙广东等地,阻力将倍增。
这将是朱由榔面临的巨大挑战。不收商业税,则财政将崩;收之,则可能将富户推向敌营。
如今,他唯有步步为营,审时度势,以期在财政与民心之间,寻得平衡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