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气象 第65章 盛世下的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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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十九年（731年），玄宗继位的第十九个年头，此时的玄宗已经四十七岁。放到那个年代，已算是儿孙满堂的高龄了。
我们先来看看玄宗之前几位皇帝的寿命，太宗李世民五十而终，高宗李治活了五十五年，中宗李显与睿宗李旦都是五十四岁驾崩。
四十七岁是个什么概念，即将接近以上四位帝王的平均寿命，五十三岁！
十九年的时间足以改变一个人，玄宗早已不再是继位之初那个睥睨天下的青年才俊，与那时相比现在的他更为沉稳老练，也更加颐指气使。
在群臣面前，他不像以往那样约束自己、从谏入流。随着国力的增强，他开始注重高品质的生活方式，听戏看戏、饮宴游玩已成常态。
朝中没人再敢对他个人生活说说讲讲，但总体来看，此时的玄宗仍很清醒，对贪污腐败等不良现象继续保持打压态势，十几年造就的好风气还没毁掉！
比如宰相张说因贪财被免去相位，张嘉贞因受弟弟贪污所累贬为刺史，宇文融因贪污巨款流放而死。
对宰相都如此，对地方大员玄宗抓的更紧！
开元十九年（731年）十一月，有人举报嶲州都督张审素贪污，玄宗派监察御史杨汪前往查办。嶲州总管董远礼率七百部众包围杨汪，当着杨汪的面杀死了举报人，还威胁说：“你替我们都督说好话，饶你不死，否则宰了你。”
危急时刻朝廷救兵赶到，一举格杀了董元礼，将张审素收捕下狱。杨汪弹劾张审素对抗调查、起兵作乱，被朝廷处以绞刑，抄没家产。
开元二十年（732年）二月，信安王李袆在幽州节度使赵含章的配合下大败契丹，玄宗从国库拿出二十万匹上等绢奖励立功将士。赵含章上下其手，贪污万贯巨款。
把前方将士用命换来的奖励据为己有，这种行为更为可恨。恼怒的玄宗派专人把他押回长安，在朝堂上痛打了一顿，流放瀼州，因伤重死于途中。
除了严惩腐败，玄宗在吏治上也比较清明。特别是宰相队伍，注重选贤任能。
继张说、张嘉贞、源承曜之后，李元纮、杜暹、萧嵩、裴光庭等人相继拜相，且不论他们施政能力如何，至少在品行操守上堪称楷模。
开元二十一年（733年），裴光庭病故。玄宗让萧嵩推荐一名可以担任宰相的贤良官员，萧嵩准备引荐右散骑常侍王丘，王丘自感能力不足，向萧嵩举荐尚书右丞韩休，萧嵩随即向玄宗推荐了韩休。
王丘、韩休都曾于开元十二年（724年）响应玄宗号召，外调山东出任刺史，是朝中品行兼优的官员。
韩休为人严峻刚正，不图名利，从不搞溜须奉迎这一套。他能出任宰相，让大多朝臣深感满意。
用人，其实就是一种导向，关系着风气如何。所谓君正臣自贤，不是没有道理！
萧嵩推荐韩休，一方面因其名声、资历够格；另一方面也觉得这人性格恬淡，没什么功利心，易于相处。等到与韩休共事，才发现他简直是个完美主义者，对于原则的坚守毫不妥协，让萧嵩逐渐开始对他有了看法。
韩休的做派，连一向以刚正着称的前宰相宋璟都叹服不已。
玄宗在宫中饮宴或是到郊外出游，但凡稍有逾制，都会紧张的询问左右：“韩休知道这事吗？”话音未落，韩休的劝谏奏疏已经呈到眼前。
过惯了舒服日子的玄宗，竟让韩休整的服服妥妥。一次，他面对铜镜闷闷不乐，身旁近臣劝他：“自打韩休当了宰相，您明显见瘦，为何不赶他走？”
玄宗叹惜着说：“我虽然瘦了，天下一定会肥！萧嵩奏事，万事都顺从我，等他退出，我却难以睡着。韩休经常和我据理力争，我却睡的很踏实。我用韩休是为了江山社稷，不是自己。”
都说管住自己、天下无敌。作为九五至尊的玄宗，能做到这种程度，无怪能缔造出令人神往的开元盛世！
玄宗兴趣很广，生活中总爱找些乐子耍，在他的私人生活圈子里，有许多具有一技之长的伶人。对这些人，玄宗只拿他们开心解闷，严禁他们干政犯纪。如果有谁越界，等待的只有死亡。
有个叫黄?的侏儒，为人机警狡黠，诙谐幽默。玄宗时常拿他当拐杖扶着走路，戏称他为“肉几”，对他的赏赐很丰厚。
一天，黄?没有按时过来，玄宗问他原因，他答道：“臣刚才入宫时，在路上遇到捕捉盗匪的官差与臣争路，臣把他掀下马来，所以来迟了。”言毕，退到台阶下叩首请罪。
玄宗安抚他：“如果外面没人弹劾，你便无须担忧。”
不久，京兆府奏告黄?殴打官差、阻止办案。玄宗当即拉下脸来，喝令黄?出去，把他交给有司活活打死。
玄宗这人，对你好时那是真好。他弟弟生病，他可以放下架子亲自煎药，让火烧焦了胡须都不以为意。但当你触碰到了他的底线与逆鳞，他的脸翻的比书还快。
在他眼里，自己永远都是排在第一位的。没有雷霆手段，哪做的了一国之君！
在玄宗的领导下，开元十八年（730年），全国死刑犯仅有24人，打破了由太宗在贞观四年（630年）所创下的29人纪录。
开元二十年（732年），全国人口4543万人，较七年前的开元十四年（726年）增长了401万人，平均每年增长近57万人。
但随着继任时间的延长，玄宗也逐渐放松了自身要求。繁华盛世下，危机在不知不觉中酝酿累积。
第一，大搞个人崇拜，生活日渐奢靡。古时帝王都自称天子，寓意上天之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九州之内、唯我独尊的生活，很难不让他们产生一种非同常人的错觉，即便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这些一代明君也概莫能外！
继位之初，他们还能认清百姓的重要，知道“船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时间一长，仍能善始善终的几乎没有。
开元十七年（729年）八月初五，玄宗在花萼楼宴请百官，庆贺自己生日。
尚书左丞源乾曜、右丞张说带领百官，奏请把这一天定为千秋节，每年放假三天，准许全国官员、百姓宴饮取乐。
把自己生日当做全国节日的做法，有唐以来玄宗是第一人。
自此之后，历代帝王纷纷仿效。明、清时期，又把太后、太子的生日也作为节日庆贺。
开元十八年（730年）二月，玄宗又恩准百官在春季的三个月里，每十天休息一天，用以出游玩耍、大宴宾朋。一品至从五品官员每摆十二桌，朝廷还补贴五千缗。
此后每年的春三月里，玄宗都会在花萼楼设宴，邀请游玩回来的高官重臣，让他们轮流起舞，尽兴而归。
于是长安城内权贵名士饮宴成风、争相豪奢，民脂民膏在泛溢着酒香诗情的繁华中挥霍一空，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是对当时社会生态的真实写照。
奢靡之风一旦大开，各种丑象势必接踵而来！戒奢倡俭，绝不仅仅是行为习惯问题，而是关乎天下兴亡的大事！
第二，过于放权，赋予地方的军政权力太大。玄宗不是事事亲力亲为的帝王，在军政事务的处理上愿意抓大抓总，其余事务交由宰相，或是地方办理。所以他这个皇帝做的很潇洒，能有大把时间去从事他喜欢的演艺事业。
开元二十年（733年），因东北方向威胁加重，契丹、渤海靺鞨屡次作乱，玄宗下令让幽州节度使兼领河北道采访使。
在原有幽州的基础上，统管卫州（今河南浚县）、相州（今河北临漳西南）、洛州（今河南洛阳东北）、贝州（今河北清河、山东临清）、冀州（今河北冀州）、魏州（今河北大名东北）、深州（今河北深州）、赵州（今河北赵县）、恒州（今河北正定）、定州（今河北定州）、邢州（今河北邢台）、德州（今山东德州）、博州（今山东聊城）、棣州（今山东阳信）、营州（今辽宁朝阳）、鄚州（今河北任丘）十六州及安东都护府。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辽宁以东、河北全境、河南以及山东部分地区都在其管辖范围之内。
开元二十一年（733年），玄宗又下令，将由他治下的辽阔疆域，划分为京畿、都畿、关内、河南、河东、河北、陇右、山南东道、山南西道、剑南、淮南、江南东道、江南西道、黔中、岭南十五个道。
把行政层级由中央、州、县“三级制”，改为中央、道、州、县“四级”。
每个道设一名采访使（相当于省长），用“汉六条”来约束他们。
京畿、都畿两道采访使由御史中丞兼领，其余采访使从优秀刺史中挑选任命。采访使一般不予更换，除改变原有制度等重大事项需奏告朝廷批准，其余事务允许其视情处置，先行后报。
从上述两项改革可以看出，玄宗的心有多大！
客观的看，实施层级管理，有利于发挥各级的主观能动性。但以当时的通联条件，这种做法对节度使、采访使个人品行要求太高，一旦选人不慎或是管控松懈，就会在地方形成独立势力，为中唐时期的藩镇割据，埋下了隐患。
第三，官员选任渠道过宽，推行论资排辈，靠实干晋身的动力不足，优秀官员很难脱颖而出。想做大唐官员，除了参加科举高中进士，还可通过门荫、荐举、军功，甚至请托等多种方式获取。
科举在唐初实施，女皇武则天时予以规范，但在官员中所占比例不大。
开元十七年（729年），国子祭酒杨玚曾在一次奏疏中指出：“每年进士及第的官员不足百人，而从九品以外胥吏转正的却有两千多人，进士连他们的十分之一都达不到。听任这种风气蔓延，恐怕没人再肯精研学术，礼义廉耻将日渐倾颓。”玄宗虽然褒奖了他，却并未采取解决措施。
开元十八年（730年）三月，宰相裴光庭兼任吏部尚书。裴光庭前文有过介绍，他父亲裴行俭也曾做过吏部尚书，提出的张榜公示制度，成为大唐永制。
裴光庭接手吏部前，朝廷选任官员通常以能力才干为主，兼看资历年限，特别优秀的可以不论年资越级提升。这就导致一些才能平庸的官员很长时间得不到使用，甚至有人二十多年还呆在同一位置混吃等死。
当然这种情况也带来许多问题，毕竟能力才干不太好衡量。朝中有人，不行也行；朝中无人，行也不行！
裴行俭为解决这一弊端，采取了一种不得已的方式，即论资排辈！能力才干不好评判，资历年限可都是写在纸面的。有了晋升名额，不管能干与否，谁任职时间长谁上，严禁越级提拔使用。
政令下达后，许多长久得不到提升的官员兴奋的手舞足蹈，连连称赞这纸诏令是“圣书”，而那些凭借真本事吃饭的才俊之士，无不埋怨叹惜。
宋璟为之竭力争取也未能成功，此后官员大都不再追求名声政绩，只以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态苦熬资历，整体质量一年不如一年。类似姚崇、宋璟、张说这样能力出众之人，再难攀上宰相高位。
裴光庭因此倍受非议，在他死后，太常博士孙琬认为他用人只讲年资，使勤奋的人失去了上进通路，奏请玄宗将他谥号为“克”。
第四，重用苛细官员，只知盘剥苛求，导致中央与地方矛盾不断加深。在宇文融前，唐朝宰相都是以文学见长的传统士大夫。武则天在位时，宰相更换虽然频繁也没脱离这一宗旨。
宇文融这样的经济能臣上位，让玄宗尝到了甜头，开始有意识的挑选类似人才。
前宰相杨政道之子杨崇礼，担任太府卿二十余年，为人精明细致，把大唐国库管理的井然有序，库内钱财、货物堆积如山。每年仅驳回各部门的超预算开支，就多达数百万缗，是玄宗极为放心的大管家。
开元二十一年（732年），九十高龄的杨崇礼以户部尚书身份退休。玄宗得知他三个儿子杨慎馀、杨慎矜、杨慎名都以清廉、勤奋着称，便任命杨慎矜为监察御史兼太府出纳，杨慎名为含嘉仓出给（国家粮仓，位河南洛阳）。两人在本职岗位干的都很出色，深受玄宗欣赏。
杨慎矜上奏提议，全国各州缴纳布匹，如有污渍穿孔的，一律按布匹市价折换成绢，重新补交。自此征调日益频繁，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在不断扯皮中累积。苛察比起不作为，其危害有过之而无不及！
第五，宰相队伍不团结，互相拆台，朋党之风渐起。开元初年的两任宰相姚崇、宋璟，因能力超强资格又老，与他们搭档的宰相对两人言听计从。
到了张说，虽略逊于姚、宋，且因封禅一事，与源乾曜意见不和，但总体上也还可以，至少无须劳烦玄宗出面。
之后的宰相，能力与资历相当，就开始产生了纷争，甚至经常闹到玄宗面前。
李元纮与杜暹不团结，被玄宗集体罢免。萧嵩推荐了韩休，韩休却多次在玄宗面前与萧嵩争论，当面指责萧嵩过失。
萧嵩说不过韩休，向玄宗申请退休。玄宗也不好偏向谁，只得再次把两人同时罢免，提拔京兆尹裴耀卿、前中书侍郎张九龄为相。
谁知没过多久，裴耀卿与张九龄又因禁止私自造钱一事有了分歧，这让玄宗对科举出身的士大夫产生了成见，认为他们个个自诩清高，书生之见不足以成事。
吏部侍郎李林甫出自宗室，门荫入仕，生性狡猾柔顺，做事干净利落。他利用自己身份，刻意拉拢玄宗身旁宦官和得宠的武惠妃，由此进入玄宗视野，于开元二十二年（734年）跻身相位，开启了他长达十九年的宰相生涯！
李元纮、杜暹、萧嵩、韩休、裴耀卿、张九龄以及病故的裴光庭，虽然任期不长，也各有缺点，至少在人品上没什么大问题，玄宗施政有任何过失，也能及时劝谏。
到了李林甫，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善于领会玄宗意图，只要是玄宗想办的事，不用玄宗提醒就办的明明白白；玄宗不愿做的事，他会想方设法替玄宗寻找理由，不让玄宗有任何道德上的负担。
把这么一个大奸若忠的人放在身边，玄宗对朝政的把控愈发放任自流。
第六，宦官势力坐大。这点前面讲过，玄宗个人能力超强，加上杨思勖、高力士这些第一代高级宦官素质较高，对朝廷尚不至于造成多大危害。但宦官这类畸形群体，因其生理特殊导致心理变态，且由于他们长期近距离接触皇帝，一旦坐大很难控制。潘多拉魔盒已经打开，只等何时爆发了！
从历史上看，所有危机无不产生于强盛时期。就像人到中年一样，貌似健康的肌体，早已种下了病根。
防微杜渐，对个人是这样，对一个政体、一个国家更应如此！
我们先来看看玄宗之前几位皇帝的寿命，太宗李世民五十而终，高宗李治活了五十五年，中宗李显与睿宗李旦都是五十四岁驾崩。
四十七岁是个什么概念，即将接近以上四位帝王的平均寿命，五十三岁！
十九年的时间足以改变一个人，玄宗早已不再是继位之初那个睥睨天下的青年才俊，与那时相比现在的他更为沉稳老练，也更加颐指气使。
在群臣面前，他不像以往那样约束自己、从谏入流。随着国力的增强，他开始注重高品质的生活方式，听戏看戏、饮宴游玩已成常态。
朝中没人再敢对他个人生活说说讲讲，但总体来看，此时的玄宗仍很清醒，对贪污腐败等不良现象继续保持打压态势，十几年造就的好风气还没毁掉！
比如宰相张说因贪财被免去相位，张嘉贞因受弟弟贪污所累贬为刺史，宇文融因贪污巨款流放而死。
对宰相都如此，对地方大员玄宗抓的更紧！
开元十九年（731年）十一月，有人举报嶲州都督张审素贪污，玄宗派监察御史杨汪前往查办。嶲州总管董远礼率七百部众包围杨汪，当着杨汪的面杀死了举报人，还威胁说：“你替我们都督说好话，饶你不死，否则宰了你。”
危急时刻朝廷救兵赶到，一举格杀了董元礼，将张审素收捕下狱。杨汪弹劾张审素对抗调查、起兵作乱，被朝廷处以绞刑，抄没家产。
开元二十年（732年）二月，信安王李袆在幽州节度使赵含章的配合下大败契丹，玄宗从国库拿出二十万匹上等绢奖励立功将士。赵含章上下其手，贪污万贯巨款。
把前方将士用命换来的奖励据为己有，这种行为更为可恨。恼怒的玄宗派专人把他押回长安，在朝堂上痛打了一顿，流放瀼州，因伤重死于途中。
除了严惩腐败，玄宗在吏治上也比较清明。特别是宰相队伍，注重选贤任能。
继张说、张嘉贞、源承曜之后，李元纮、杜暹、萧嵩、裴光庭等人相继拜相，且不论他们施政能力如何，至少在品行操守上堪称楷模。
开元二十一年（733年），裴光庭病故。玄宗让萧嵩推荐一名可以担任宰相的贤良官员，萧嵩准备引荐右散骑常侍王丘，王丘自感能力不足，向萧嵩举荐尚书右丞韩休，萧嵩随即向玄宗推荐了韩休。
王丘、韩休都曾于开元十二年（724年）响应玄宗号召，外调山东出任刺史，是朝中品行兼优的官员。
韩休为人严峻刚正，不图名利，从不搞溜须奉迎这一套。他能出任宰相，让大多朝臣深感满意。
用人，其实就是一种导向，关系着风气如何。所谓君正臣自贤，不是没有道理！
萧嵩推荐韩休，一方面因其名声、资历够格；另一方面也觉得这人性格恬淡，没什么功利心，易于相处。等到与韩休共事，才发现他简直是个完美主义者，对于原则的坚守毫不妥协，让萧嵩逐渐开始对他有了看法。
韩休的做派，连一向以刚正着称的前宰相宋璟都叹服不已。
玄宗在宫中饮宴或是到郊外出游，但凡稍有逾制，都会紧张的询问左右：“韩休知道这事吗？”话音未落，韩休的劝谏奏疏已经呈到眼前。
过惯了舒服日子的玄宗，竟让韩休整的服服妥妥。一次，他面对铜镜闷闷不乐，身旁近臣劝他：“自打韩休当了宰相，您明显见瘦，为何不赶他走？”
玄宗叹惜着说：“我虽然瘦了，天下一定会肥！萧嵩奏事，万事都顺从我，等他退出，我却难以睡着。韩休经常和我据理力争，我却睡的很踏实。我用韩休是为了江山社稷，不是自己。”
都说管住自己、天下无敌。作为九五至尊的玄宗，能做到这种程度，无怪能缔造出令人神往的开元盛世！
玄宗兴趣很广，生活中总爱找些乐子耍，在他的私人生活圈子里，有许多具有一技之长的伶人。对这些人，玄宗只拿他们开心解闷，严禁他们干政犯纪。如果有谁越界，等待的只有死亡。
有个叫黄?的侏儒，为人机警狡黠，诙谐幽默。玄宗时常拿他当拐杖扶着走路，戏称他为“肉几”，对他的赏赐很丰厚。
一天，黄?没有按时过来，玄宗问他原因，他答道：“臣刚才入宫时，在路上遇到捕捉盗匪的官差与臣争路，臣把他掀下马来，所以来迟了。”言毕，退到台阶下叩首请罪。
玄宗安抚他：“如果外面没人弹劾，你便无须担忧。”
不久，京兆府奏告黄?殴打官差、阻止办案。玄宗当即拉下脸来，喝令黄?出去，把他交给有司活活打死。
玄宗这人，对你好时那是真好。他弟弟生病，他可以放下架子亲自煎药，让火烧焦了胡须都不以为意。但当你触碰到了他的底线与逆鳞，他的脸翻的比书还快。
在他眼里，自己永远都是排在第一位的。没有雷霆手段，哪做的了一国之君！
在玄宗的领导下，开元十八年（730年），全国死刑犯仅有24人，打破了由太宗在贞观四年（630年）所创下的29人纪录。
开元二十年（732年），全国人口4543万人，较七年前的开元十四年（726年）增长了401万人，平均每年增长近57万人。
但随着继任时间的延长，玄宗也逐渐放松了自身要求。繁华盛世下，危机在不知不觉中酝酿累积。
第一，大搞个人崇拜，生活日渐奢靡。古时帝王都自称天子，寓意上天之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九州之内、唯我独尊的生活，很难不让他们产生一种非同常人的错觉，即便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这些一代明君也概莫能外！
继位之初，他们还能认清百姓的重要，知道“船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时间一长，仍能善始善终的几乎没有。
开元十七年（729年）八月初五，玄宗在花萼楼宴请百官，庆贺自己生日。
尚书左丞源乾曜、右丞张说带领百官，奏请把这一天定为千秋节，每年放假三天，准许全国官员、百姓宴饮取乐。
把自己生日当做全国节日的做法，有唐以来玄宗是第一人。
自此之后，历代帝王纷纷仿效。明、清时期，又把太后、太子的生日也作为节日庆贺。
开元十八年（730年）二月，玄宗又恩准百官在春季的三个月里，每十天休息一天，用以出游玩耍、大宴宾朋。一品至从五品官员每摆十二桌，朝廷还补贴五千缗。
此后每年的春三月里，玄宗都会在花萼楼设宴，邀请游玩回来的高官重臣，让他们轮流起舞，尽兴而归。
于是长安城内权贵名士饮宴成风、争相豪奢，民脂民膏在泛溢着酒香诗情的繁华中挥霍一空，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是对当时社会生态的真实写照。
奢靡之风一旦大开，各种丑象势必接踵而来！戒奢倡俭，绝不仅仅是行为习惯问题，而是关乎天下兴亡的大事！
第二，过于放权，赋予地方的军政权力太大。玄宗不是事事亲力亲为的帝王，在军政事务的处理上愿意抓大抓总，其余事务交由宰相，或是地方办理。所以他这个皇帝做的很潇洒，能有大把时间去从事他喜欢的演艺事业。
开元二十年（733年），因东北方向威胁加重，契丹、渤海靺鞨屡次作乱，玄宗下令让幽州节度使兼领河北道采访使。
在原有幽州的基础上，统管卫州（今河南浚县）、相州（今河北临漳西南）、洛州（今河南洛阳东北）、贝州（今河北清河、山东临清）、冀州（今河北冀州）、魏州（今河北大名东北）、深州（今河北深州）、赵州（今河北赵县）、恒州（今河北正定）、定州（今河北定州）、邢州（今河北邢台）、德州（今山东德州）、博州（今山东聊城）、棣州（今山东阳信）、营州（今辽宁朝阳）、鄚州（今河北任丘）十六州及安东都护府。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辽宁以东、河北全境、河南以及山东部分地区都在其管辖范围之内。
开元二十一年（733年），玄宗又下令，将由他治下的辽阔疆域，划分为京畿、都畿、关内、河南、河东、河北、陇右、山南东道、山南西道、剑南、淮南、江南东道、江南西道、黔中、岭南十五个道。
把行政层级由中央、州、县“三级制”，改为中央、道、州、县“四级”。
每个道设一名采访使（相当于省长），用“汉六条”来约束他们。
京畿、都畿两道采访使由御史中丞兼领，其余采访使从优秀刺史中挑选任命。采访使一般不予更换，除改变原有制度等重大事项需奏告朝廷批准，其余事务允许其视情处置，先行后报。
从上述两项改革可以看出，玄宗的心有多大！
客观的看，实施层级管理，有利于发挥各级的主观能动性。但以当时的通联条件，这种做法对节度使、采访使个人品行要求太高，一旦选人不慎或是管控松懈，就会在地方形成独立势力，为中唐时期的藩镇割据，埋下了隐患。
第三，官员选任渠道过宽，推行论资排辈，靠实干晋身的动力不足，优秀官员很难脱颖而出。想做大唐官员，除了参加科举高中进士，还可通过门荫、荐举、军功，甚至请托等多种方式获取。
科举在唐初实施，女皇武则天时予以规范，但在官员中所占比例不大。
开元十七年（729年），国子祭酒杨玚曾在一次奏疏中指出：“每年进士及第的官员不足百人，而从九品以外胥吏转正的却有两千多人，进士连他们的十分之一都达不到。听任这种风气蔓延，恐怕没人再肯精研学术，礼义廉耻将日渐倾颓。”玄宗虽然褒奖了他，却并未采取解决措施。
开元十八年（730年）三月，宰相裴光庭兼任吏部尚书。裴光庭前文有过介绍，他父亲裴行俭也曾做过吏部尚书，提出的张榜公示制度，成为大唐永制。
裴光庭接手吏部前，朝廷选任官员通常以能力才干为主，兼看资历年限，特别优秀的可以不论年资越级提升。这就导致一些才能平庸的官员很长时间得不到使用，甚至有人二十多年还呆在同一位置混吃等死。
当然这种情况也带来许多问题，毕竟能力才干不太好衡量。朝中有人，不行也行；朝中无人，行也不行！
裴行俭为解决这一弊端，采取了一种不得已的方式，即论资排辈！能力才干不好评判，资历年限可都是写在纸面的。有了晋升名额，不管能干与否，谁任职时间长谁上，严禁越级提拔使用。
政令下达后，许多长久得不到提升的官员兴奋的手舞足蹈，连连称赞这纸诏令是“圣书”，而那些凭借真本事吃饭的才俊之士，无不埋怨叹惜。
宋璟为之竭力争取也未能成功，此后官员大都不再追求名声政绩，只以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态苦熬资历，整体质量一年不如一年。类似姚崇、宋璟、张说这样能力出众之人，再难攀上宰相高位。
裴光庭因此倍受非议，在他死后，太常博士孙琬认为他用人只讲年资，使勤奋的人失去了上进通路，奏请玄宗将他谥号为“克”。
第四，重用苛细官员，只知盘剥苛求，导致中央与地方矛盾不断加深。在宇文融前，唐朝宰相都是以文学见长的传统士大夫。武则天在位时，宰相更换虽然频繁也没脱离这一宗旨。
宇文融这样的经济能臣上位，让玄宗尝到了甜头，开始有意识的挑选类似人才。
前宰相杨政道之子杨崇礼，担任太府卿二十余年，为人精明细致，把大唐国库管理的井然有序，库内钱财、货物堆积如山。每年仅驳回各部门的超预算开支，就多达数百万缗，是玄宗极为放心的大管家。
开元二十一年（732年），九十高龄的杨崇礼以户部尚书身份退休。玄宗得知他三个儿子杨慎馀、杨慎矜、杨慎名都以清廉、勤奋着称，便任命杨慎矜为监察御史兼太府出纳，杨慎名为含嘉仓出给（国家粮仓，位河南洛阳）。两人在本职岗位干的都很出色，深受玄宗欣赏。
杨慎矜上奏提议，全国各州缴纳布匹，如有污渍穿孔的，一律按布匹市价折换成绢，重新补交。自此征调日益频繁，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在不断扯皮中累积。苛察比起不作为，其危害有过之而无不及！
第五，宰相队伍不团结，互相拆台，朋党之风渐起。开元初年的两任宰相姚崇、宋璟，因能力超强资格又老，与他们搭档的宰相对两人言听计从。
到了张说，虽略逊于姚、宋，且因封禅一事，与源乾曜意见不和，但总体上也还可以，至少无须劳烦玄宗出面。
之后的宰相，能力与资历相当，就开始产生了纷争，甚至经常闹到玄宗面前。
李元纮与杜暹不团结，被玄宗集体罢免。萧嵩推荐了韩休，韩休却多次在玄宗面前与萧嵩争论，当面指责萧嵩过失。
萧嵩说不过韩休，向玄宗申请退休。玄宗也不好偏向谁，只得再次把两人同时罢免，提拔京兆尹裴耀卿、前中书侍郎张九龄为相。
谁知没过多久，裴耀卿与张九龄又因禁止私自造钱一事有了分歧，这让玄宗对科举出身的士大夫产生了成见，认为他们个个自诩清高，书生之见不足以成事。
吏部侍郎李林甫出自宗室，门荫入仕，生性狡猾柔顺，做事干净利落。他利用自己身份，刻意拉拢玄宗身旁宦官和得宠的武惠妃，由此进入玄宗视野，于开元二十二年（734年）跻身相位，开启了他长达十九年的宰相生涯！
李元纮、杜暹、萧嵩、韩休、裴耀卿、张九龄以及病故的裴光庭，虽然任期不长，也各有缺点，至少在人品上没什么大问题，玄宗施政有任何过失，也能及时劝谏。
到了李林甫，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善于领会玄宗意图，只要是玄宗想办的事，不用玄宗提醒就办的明明白白；玄宗不愿做的事，他会想方设法替玄宗寻找理由，不让玄宗有任何道德上的负担。
把这么一个大奸若忠的人放在身边，玄宗对朝政的把控愈发放任自流。
第六，宦官势力坐大。这点前面讲过，玄宗个人能力超强，加上杨思勖、高力士这些第一代高级宦官素质较高，对朝廷尚不至于造成多大危害。但宦官这类畸形群体，因其生理特殊导致心理变态，且由于他们长期近距离接触皇帝，一旦坐大很难控制。潘多拉魔盒已经打开，只等何时爆发了！
从历史上看，所有危机无不产生于强盛时期。就像人到中年一样，貌似健康的肌体，早已种下了病根。
防微杜渐，对个人是这样，对一个政体、一个国家更应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