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气象 第186章 “二王、八司马”与永贞革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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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王、八司马”团队在顺宗支持下,用了不到四个月,一举赶走了大贪官李实,废除了民愤极大的宫市与五坊小儿,罢免了苛捐杂税,引来一片叫好声。
王叔文作为团队中的灵魂人物,抓紧时间趁热打铁,又瞄上了国家赋税和军队。他知道财权在握方可笼络人心,兵权在手才能成就大业。
由于担心自己资历太浅,直接上手会导致人心不服,他奏请顺宗由宰相杜佑兼管全国盐铁转运,他充当副手在幕后操作。到职后,他根本不看什么表薄账册——也可能是看不懂——而是天天与投靠他的几个党人,躲藏在阴暗角落里窃窃私语,谁也搞不清他到底在做什么、想什么!
就在此时,顺宗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以至上朝都需有人搀扶。顺宗一旦故去,政权该由谁接替?这一问题让朝野内外惶惑不安!
宦官俱文珍、刘光琦、薛盈珍都是当初德宗时代的当权派,对王叔文等新锐势力在朝堂上的专权非常忌恨,于是奏请顺宗召见翰林学士郑絪、卫次公、李程、王涯入入见,拟定立太子的诏书。
郑絪知道牛昭容他们忌惮顺宗长子李纯的聪明英武,为了防止生变,早已提前写好“立嫡以长”四个字递给顺宗看,顺宗点头默许。
三月二十四日,诏令李纯为太子。
国家有了法定继承人,这本是令天下宽心的好事,但王叔文却倍感焦虑。
一天,他径直前往中书省,去找韦执谊,让值班人员入内通报。此时宰相们正在用餐,值班人员不敢打扰,王叔文却不管不顾地闯了进来。韦执谊竟起立相迎,其他几位宰相拿着筷子吃惊看着。两人就站在餐桌边,旁若无人的聊天,根本没把几位宰相放在眼里。事后,贾耽、郑珣瑜气不过,毅然辞职。
四月初六,朝廷组织册立太子仪式。百官相贺,天下大喜。王叔文面带忧色,一遍遍的小声念叨:“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听到的人都在中笑他癫狂。
他还在努力与他的朋党进行着最后的挣扎!
当初德宗在位时,御史大夫杜黄裳遭到奸臣裴延龄排挤,十年没有升迁。等到他女婿韦执谊做了宰相,才升任太常卿。杜黄裳劝韦执谊率领群臣奏请太子监国,韦执谊与王叔文一党,自然不愿太子过早掌权,略带责备的说:“岳父您怎么刚升了一职,就擅自议论朝政!”
黄延裳拂衣而起,怒道:“我是三朝老臣,怎会因区区一个官职就不说实话!”
韦执谊按王叔文意思,任命给事中陆质为太子侍读,让他暗中打探太子对王叔文等人看法,并想法予以撮合。没想到李纯果决强势,将陆质训斥一顿轰了出去。
王叔文看太子这条路走不通,又安插右金吾大将军范希朝担任神策军节度使,让韩泰出任行军司马。神策军是朝廷直掌的禁军,其节度使在德宗时期已由宦官担任。王叔文此举无非是想抢夺禁军指挥权,以备不时之虞。
可那帮宦官阴谋诡计见得多了,怎会不知王叔文的意思。
他们先是奏请顺宗升任王叔文为户部侍郎,解除了其翰林学士的职务。翰林学士虽无具体官阶,却身处权力核心,失去这个身份,便没有资格再进出翰林院,等于剥夺了王叔文施政下令的权力。
然后又派出使者前往神策军营,告喻诸将按现有建制管好部属,切勿把指挥权交给他人。等范希朝和韩泰赶到营中就职,竟无一兵一卒前来。无奈之下,韩泰只得策马返回,告之王叔文。王叔文惊得目瞪口呆,只能连声感叹:“怎么办,怎么办。”
俗话说墙倒众人推!
王叔文一失势,西川节度使韦皋马上参了他一本,紧接着荆南、河东节度使弹劾他的奏章也相继送达。
韦执谊见势不妙,开始与王叔文保持距离,对他不再言听计从。
在这一关键节点,王叔文母亲又病危了。古时做法,父母病危,官员需解职归家,丁忧守孝。王叔文怀着最后一点希望,临行前在翰林院摆了一桌酒席,宴请诸位学士,并邀请当权宦官李忠言、俱文珍、刘光琦参加。
席间,他恳请大家在丁忧期间给予关照,却遭到俱文珍的辱骂,闹了个不欢而散。
五月二十日,王叔文解职归家。成了平民的他整日盘算如何起复,扬言将来一定斩了韦执谊及其他不听话的人,让朝中众臣极为恐慌!
王叔文一走,王伾进退失据。他疯狂托人找关系,替王叔文说话,想用王叔文当宰相,没人搭理;又想让王叔文做威远军使,还是不行。一天,他坐在翰林院中,接连上了三道奏折,都被原封退回。当晚,夜半时分,突然中风。自此不再上朝。
七月二十八日,顺宗下诏,令太子李纯监国。
八月初四,顺宗自称太上皇;初六,贬王伾为开州(重庆开州区)司马,王叔文为渝州(重庆)司户;初九,太子李纯继位为帝,是为唐宪宗。
不久,王伾病死贬所,王叔文被追令赐死!
十一月,宪宗着手清算“二王、八司马”一党:
将韦执谊贬为崖州司马,韩泰贬为虔州司马,韩晔贬为饶州司马,柳宗元贬为永州司马,刘禹锡贬为朗州司马,陈谏贬为台州司马,凌准贬为连州司马,程异贬为郴州司马。
“二八、八司马”刻间烟消云散!
这场短暂的永贞革新,至此拉上帷幕!
《资治通鉴》对此一历史事件持负面态度,字里行间充满了对王叔文、王伾的不屑与鄙夷。
而后世一些史学家,则秉持着凡是封建社会反对的就是好的、凡是封建社会赞美的就是坏的这一态度,对“永贞革新”给予了充分肯定,称他们代表着民心民意。
历史上的事不太好评价,只能说立场不同,就会有不同的评价结果。比如,明明是暴民的义和团,也可神化为“农民起义”;明明是杀人变态狂的张献忠,也可定性为反抗封建社会的英雄。
对于这一事件,我的看法是:这就是一次没有成功的政治洗牌,没什么远大目标,更谈不上革新,有的不过是对权力与利益的拼命攫取,如此而已!
那么,这次革新为什么没有成功?原因有三:
第一,缺乏政治斗争经验。作为小团伙的核心,王伾、王叔文在给李诵当侍读前,都查不到有任何从政经历。王伾是弄臣,情有可原。王叔文五十多岁,也不过是个言官。如果李诵身体健康,二人当个合格参谋没有问题,但代表李诵独挡一面却是无法胜任。这就好比让一个只上过小学的人,硬去完成大学的学业,怎么可能做到呢!
德宗晚年朝政紊乱,各色势力暗流涌动,不论是宦官、文臣还是藩镇,都在明争暗斗。如此复杂诡谲的政治形势,不是看过几本书就能解决的。
“二王”他们在顺境时不考虑如何建立统一战线,拉拢权力集团,却忘乎所以的封官许愿;面对逆境又束手无措,乱招迭出。与遍布朝堂的那些政治高手相比,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不败才怪。
第二,耍弄阴谋不用阳谋,搞“小圈子”至上,彻底孤立了自己。政治家与政客的最大区别,在于政治家善用阳谋,而政客总玩心机。王叔文一党多为言官出身,查人过失者如果心术不正,往往看谁都像坏人。他们整天装模作样、故作神秘,把本该在朝堂上集体商议决策的大事,弄成了小圈子暗箱操作的诡秘事件,耍小手腕、使小权术,格局小、眼皮浅,猖狂一时、糊涂一世。
第三,目标不一,动机不纯。王伾贪钱,王叔文求名,韦执谊想做官,其他的团伙成员也都各有各的目的。在尚未完成内部思想统一的情况下,冒然上阵。没有清晰的目标纲领,没有高尚的人品操守,没有长远的政治规划。只知东刨一锄头、西打一棒子,不败何待!
透过历史的烟云,把握历史的真相,其目的并不是要矫情较真,而是坚持用独立的视角去思考和审视一切,这是保持独立人格的必然!
王叔文作为团队中的灵魂人物,抓紧时间趁热打铁,又瞄上了国家赋税和军队。他知道财权在握方可笼络人心,兵权在手才能成就大业。
由于担心自己资历太浅,直接上手会导致人心不服,他奏请顺宗由宰相杜佑兼管全国盐铁转运,他充当副手在幕后操作。到职后,他根本不看什么表薄账册——也可能是看不懂——而是天天与投靠他的几个党人,躲藏在阴暗角落里窃窃私语,谁也搞不清他到底在做什么、想什么!
就在此时,顺宗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以至上朝都需有人搀扶。顺宗一旦故去,政权该由谁接替?这一问题让朝野内外惶惑不安!
宦官俱文珍、刘光琦、薛盈珍都是当初德宗时代的当权派,对王叔文等新锐势力在朝堂上的专权非常忌恨,于是奏请顺宗召见翰林学士郑絪、卫次公、李程、王涯入入见,拟定立太子的诏书。
郑絪知道牛昭容他们忌惮顺宗长子李纯的聪明英武,为了防止生变,早已提前写好“立嫡以长”四个字递给顺宗看,顺宗点头默许。
三月二十四日,诏令李纯为太子。
国家有了法定继承人,这本是令天下宽心的好事,但王叔文却倍感焦虑。
一天,他径直前往中书省,去找韦执谊,让值班人员入内通报。此时宰相们正在用餐,值班人员不敢打扰,王叔文却不管不顾地闯了进来。韦执谊竟起立相迎,其他几位宰相拿着筷子吃惊看着。两人就站在餐桌边,旁若无人的聊天,根本没把几位宰相放在眼里。事后,贾耽、郑珣瑜气不过,毅然辞职。
四月初六,朝廷组织册立太子仪式。百官相贺,天下大喜。王叔文面带忧色,一遍遍的小声念叨:“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听到的人都在中笑他癫狂。
他还在努力与他的朋党进行着最后的挣扎!
当初德宗在位时,御史大夫杜黄裳遭到奸臣裴延龄排挤,十年没有升迁。等到他女婿韦执谊做了宰相,才升任太常卿。杜黄裳劝韦执谊率领群臣奏请太子监国,韦执谊与王叔文一党,自然不愿太子过早掌权,略带责备的说:“岳父您怎么刚升了一职,就擅自议论朝政!”
黄延裳拂衣而起,怒道:“我是三朝老臣,怎会因区区一个官职就不说实话!”
韦执谊按王叔文意思,任命给事中陆质为太子侍读,让他暗中打探太子对王叔文等人看法,并想法予以撮合。没想到李纯果决强势,将陆质训斥一顿轰了出去。
王叔文看太子这条路走不通,又安插右金吾大将军范希朝担任神策军节度使,让韩泰出任行军司马。神策军是朝廷直掌的禁军,其节度使在德宗时期已由宦官担任。王叔文此举无非是想抢夺禁军指挥权,以备不时之虞。
可那帮宦官阴谋诡计见得多了,怎会不知王叔文的意思。
他们先是奏请顺宗升任王叔文为户部侍郎,解除了其翰林学士的职务。翰林学士虽无具体官阶,却身处权力核心,失去这个身份,便没有资格再进出翰林院,等于剥夺了王叔文施政下令的权力。
然后又派出使者前往神策军营,告喻诸将按现有建制管好部属,切勿把指挥权交给他人。等范希朝和韩泰赶到营中就职,竟无一兵一卒前来。无奈之下,韩泰只得策马返回,告之王叔文。王叔文惊得目瞪口呆,只能连声感叹:“怎么办,怎么办。”
俗话说墙倒众人推!
王叔文一失势,西川节度使韦皋马上参了他一本,紧接着荆南、河东节度使弹劾他的奏章也相继送达。
韦执谊见势不妙,开始与王叔文保持距离,对他不再言听计从。
在这一关键节点,王叔文母亲又病危了。古时做法,父母病危,官员需解职归家,丁忧守孝。王叔文怀着最后一点希望,临行前在翰林院摆了一桌酒席,宴请诸位学士,并邀请当权宦官李忠言、俱文珍、刘光琦参加。
席间,他恳请大家在丁忧期间给予关照,却遭到俱文珍的辱骂,闹了个不欢而散。
五月二十日,王叔文解职归家。成了平民的他整日盘算如何起复,扬言将来一定斩了韦执谊及其他不听话的人,让朝中众臣极为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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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初四,顺宗自称太上皇;初六,贬王伾为开州(重庆开州区)司马,王叔文为渝州(重庆)司户;初九,太子李纯继位为帝,是为唐宪宗。
不久,王伾病死贬所,王叔文被追令赐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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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八司马”刻间烟消云散!
这场短暂的永贞革新,至此拉上帷幕!
《资治通鉴》对此一历史事件持负面态度,字里行间充满了对王叔文、王伾的不屑与鄙夷。
而后世一些史学家,则秉持着凡是封建社会反对的就是好的、凡是封建社会赞美的就是坏的这一态度,对“永贞革新”给予了充分肯定,称他们代表着民心民意。
历史上的事不太好评价,只能说立场不同,就会有不同的评价结果。比如,明明是暴民的义和团,也可神化为“农民起义”;明明是杀人变态狂的张献忠,也可定性为反抗封建社会的英雄。
对于这一事件,我的看法是:这就是一次没有成功的政治洗牌,没什么远大目标,更谈不上革新,有的不过是对权力与利益的拼命攫取,如此而已!
那么,这次革新为什么没有成功?原因有三:
第一,缺乏政治斗争经验。作为小团伙的核心,王伾、王叔文在给李诵当侍读前,都查不到有任何从政经历。王伾是弄臣,情有可原。王叔文五十多岁,也不过是个言官。如果李诵身体健康,二人当个合格参谋没有问题,但代表李诵独挡一面却是无法胜任。这就好比让一个只上过小学的人,硬去完成大学的学业,怎么可能做到呢!
德宗晚年朝政紊乱,各色势力暗流涌动,不论是宦官、文臣还是藩镇,都在明争暗斗。如此复杂诡谲的政治形势,不是看过几本书就能解决的。
“二王”他们在顺境时不考虑如何建立统一战线,拉拢权力集团,却忘乎所以的封官许愿;面对逆境又束手无措,乱招迭出。与遍布朝堂的那些政治高手相比,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不败才怪。
第二,耍弄阴谋不用阳谋,搞“小圈子”至上,彻底孤立了自己。政治家与政客的最大区别,在于政治家善用阳谋,而政客总玩心机。王叔文一党多为言官出身,查人过失者如果心术不正,往往看谁都像坏人。他们整天装模作样、故作神秘,把本该在朝堂上集体商议决策的大事,弄成了小圈子暗箱操作的诡秘事件,耍小手腕、使小权术,格局小、眼皮浅,猖狂一时、糊涂一世。
第三,目标不一,动机不纯。王伾贪钱,王叔文求名,韦执谊想做官,其他的团伙成员也都各有各的目的。在尚未完成内部思想统一的情况下,冒然上阵。没有清晰的目标纲领,没有高尚的人品操守,没有长远的政治规划。只知东刨一锄头、西打一棒子,不败何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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