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朕有近卫师，五年必平辽 第59章 议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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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午，因为册封皇后一事，郭可阳在中极殿接受百官朝贺。
下午应内阁及礼部、户部、工部等所请，在文华殿召开御前会议，商议朝廷大事。
首先是吏部尚书人选的确定。
前些日子在玉渊潭行宫，黄立极问起吏部尚书补缺一事，郭可阳想不出合适的人选，便让内阁牵头组织六部九卿进行会推。
所谓会推，是明朝中后期决定朝廷大员的一种主要方式。万历以前，阁臣的选任大多是通过特简，即皇帝直接任命。
会推则是当高级官员有空缺，不由皇帝直接任命，而是由吏部预先拟好人选，向参加会推者征询意见，或可、或否、或另推。最后根据被推选名单，集体确定二至四五人，由吏部领衔呈报皇帝在其中选择。
万历二十六年又确立了一种新的会推方式——类奏，改变过去的常规做法，会推之时所有参加者各推举一个人选，吏部仅做汇总，呈报皇帝选择。
会推的参与者主要是六部尚书、都察院都御史、大理寺卿、通政使等九卿。
可以说明代的这一制度创新是颇具开创性的，说它是中国古典政治制度向官僚民主制度过渡的尝试，尤不为过！
这一制度有效避免了皇帝用人的随意性，哪怕皇帝昏庸或者懒惰，依然能够保证高层有效的人事运转。
但是像万历皇帝这种，将朝廷六部尚书空缺出来一大半不任命，置之不理的奇葩除外。毕竟会推只是推选出来一份名单，最终确定是哪个人，还是陛下要皇帝拍板。
皇权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最高权力从来不是虚的，只有在出现董卓、曹操、司马懿这号人物时，皇权才变成了虚权。中国古代绝大多数时候，皇权都是一言九鼎、不容置疑的。
高级官员的会推制度，是明代官僚选任制度中最富创新性的部分，在整个中国古代独具特色，前代没有，到清初被废止。
在满清的奴隶主们看来，除了皇室之外皆是奴才。人事任免之权，岂能容许你们这些下面的奴才们置喙。所以说满清是中国君主集权专制的最顶峰，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其实换成说是奴隶主集权专制更为恰当一些。
明代不仅仅有东南沿海的资本主义萌芽，中央朝廷也同样出现了民主政治的萌芽，虽然并没有摆脱两千年的封建专制范畴，但好歹也是巨大进步了。如果能够平稳发展下去的话，中国的官僚民主政治或许便渐渐成形了。
但是满清的投机一搏，入关打跑李自成取得天下，彻底终结了这一历史进程。对外实行极为严厉的海禁，终结了东南沿海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对内实行奴化统治，将中国拖入半奴隶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中国从此进入黑暗的三百年，彻底落后于世界。相对于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来说，满清的这些作为，才是最令人痛恨的。
明代虽然也有海禁，但是并不严厉。到明中后期更是成了一纸空文，沿海对外贸易高度发达，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郭可阳接过内阁呈上来的名单，只见上面写着“房壮丽、王永光、何如宠、毕自严”四人。
以郭可阳当下对大明官员的了解，对这四人并不清楚，当下便有些尴尬，不知道该如何取舍。总不能随便圈一个吧！
其实郭可阳不知道的是，类似于这种随便圈一个的事，崇祯即位后还真是干过。只不过更加的离谱。
崇祯二年时，崇祯皇帝下旨扩充内阁，要求朝臣推选入阁人员名单。经过了一番唇枪舌战，十个候选者的名单递交了上来。其中既有与阉党有关联者，又有东林党人。
崇祯为了不引起党争，显现所谓的“公平”，竟然“创造性”地用“枚卜”的方式选择内阁辅臣。
所谓“枚卜”，就是崇祯将分别写有十个人名字的纸条放在一个金瓶中，而后焚香肃拜，依次从瓶中抓取。
这样便抓出钱龙锡、李标、来宗道、杨景辰、周道登、刘鸿训六人名字。就令这六人入阁参赞机要。
朝廷最重要的人事任免，居然采用这种方式做出选择，可谓滑稽至极！说白了，就是崇祯没有什么主见的无奈之举，极为符合他乱谋无断、施政任性的个性。
郭可阳读军校时，曾经熟读过某位教员的着作，深知“领导者的责任，主要是出主意和用干部这两件事”。
在后来的带兵实践中，对这句话也深以为然。对于如此重大的人事任命，自然不可能像崇祯那样随便选一个。
郭可阳沉思一阵后，便对黄立极说道：“这四人德行才干如何？还请黄先生为朕详细讲讲。”
“参赞机务、以备垂询本就是内阁的职责所在，不敢蒙受陛下用‘请’字。”黄立极拱手道。
而后黄立极便将四人的德行才干和主要事迹，为皇帝讲解起来。
房壮丽，北直隶保定安州人，万历二十三年进士。
万历三十五年为湖广道监察御史，敢于向朝廷谏言，向朝廷推荐的杨涟等十三人，后来都为名臣。
天启二年任工部侍郎兼河道总督。当时黄河决口，他日夜在河堤上督率河工，决口合龙病倒，遂告假回乡养病。天启六年复任吏部侍郎。
王永光，北直隶长垣人，万历二十年进士。
万历二十八年调文选司。王永光选拔官员严格按照规章办事，谢绝一切请托，因此，被时论推为本朝“选君第一人”。天启六年辞官回乡。
何如宠，南直隶安庆府桐城县人，万历二十六年进士。
天启元年，何如宠升礼部侍郎，因母病故未到位。守孝满，赴任原官。后遭魏忠贤心腹魏广微弹劾，被革职。
毕自严，山东淄川人，万历二十年进士。
为人公正廉直，天启元年，任天津巡抚，整备海防，修战船、治兵器、建水军，使天津武备大大增强。
天启五年调任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次年改任南京户部尚书。天启六年因病返乡。
下午应内阁及礼部、户部、工部等所请，在文华殿召开御前会议，商议朝廷大事。
首先是吏部尚书人选的确定。
前些日子在玉渊潭行宫，黄立极问起吏部尚书补缺一事，郭可阳想不出合适的人选，便让内阁牵头组织六部九卿进行会推。
所谓会推，是明朝中后期决定朝廷大员的一种主要方式。万历以前，阁臣的选任大多是通过特简，即皇帝直接任命。
会推则是当高级官员有空缺，不由皇帝直接任命，而是由吏部预先拟好人选，向参加会推者征询意见，或可、或否、或另推。最后根据被推选名单，集体确定二至四五人，由吏部领衔呈报皇帝在其中选择。
万历二十六年又确立了一种新的会推方式——类奏，改变过去的常规做法，会推之时所有参加者各推举一个人选，吏部仅做汇总，呈报皇帝选择。
会推的参与者主要是六部尚书、都察院都御史、大理寺卿、通政使等九卿。
可以说明代的这一制度创新是颇具开创性的，说它是中国古典政治制度向官僚民主制度过渡的尝试，尤不为过！
这一制度有效避免了皇帝用人的随意性，哪怕皇帝昏庸或者懒惰，依然能够保证高层有效的人事运转。
但是像万历皇帝这种，将朝廷六部尚书空缺出来一大半不任命，置之不理的奇葩除外。毕竟会推只是推选出来一份名单，最终确定是哪个人，还是陛下要皇帝拍板。
皇权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最高权力从来不是虚的，只有在出现董卓、曹操、司马懿这号人物时，皇权才变成了虚权。中国古代绝大多数时候，皇权都是一言九鼎、不容置疑的。
高级官员的会推制度，是明代官僚选任制度中最富创新性的部分，在整个中国古代独具特色，前代没有，到清初被废止。
在满清的奴隶主们看来，除了皇室之外皆是奴才。人事任免之权，岂能容许你们这些下面的奴才们置喙。所以说满清是中国君主集权专制的最顶峰，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其实换成说是奴隶主集权专制更为恰当一些。
明代不仅仅有东南沿海的资本主义萌芽，中央朝廷也同样出现了民主政治的萌芽，虽然并没有摆脱两千年的封建专制范畴，但好歹也是巨大进步了。如果能够平稳发展下去的话，中国的官僚民主政治或许便渐渐成形了。
但是满清的投机一搏，入关打跑李自成取得天下，彻底终结了这一历史进程。对外实行极为严厉的海禁，终结了东南沿海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对内实行奴化统治，将中国拖入半奴隶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中国从此进入黑暗的三百年，彻底落后于世界。相对于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来说，满清的这些作为，才是最令人痛恨的。
明代虽然也有海禁，但是并不严厉。到明中后期更是成了一纸空文，沿海对外贸易高度发达，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郭可阳接过内阁呈上来的名单，只见上面写着“房壮丽、王永光、何如宠、毕自严”四人。
以郭可阳当下对大明官员的了解，对这四人并不清楚，当下便有些尴尬，不知道该如何取舍。总不能随便圈一个吧！
其实郭可阳不知道的是，类似于这种随便圈一个的事，崇祯即位后还真是干过。只不过更加的离谱。
崇祯二年时，崇祯皇帝下旨扩充内阁，要求朝臣推选入阁人员名单。经过了一番唇枪舌战，十个候选者的名单递交了上来。其中既有与阉党有关联者，又有东林党人。
崇祯为了不引起党争，显现所谓的“公平”，竟然“创造性”地用“枚卜”的方式选择内阁辅臣。
所谓“枚卜”，就是崇祯将分别写有十个人名字的纸条放在一个金瓶中，而后焚香肃拜，依次从瓶中抓取。
这样便抓出钱龙锡、李标、来宗道、杨景辰、周道登、刘鸿训六人名字。就令这六人入阁参赞机要。
朝廷最重要的人事任免，居然采用这种方式做出选择，可谓滑稽至极！说白了，就是崇祯没有什么主见的无奈之举，极为符合他乱谋无断、施政任性的个性。
郭可阳读军校时，曾经熟读过某位教员的着作，深知“领导者的责任，主要是出主意和用干部这两件事”。
在后来的带兵实践中，对这句话也深以为然。对于如此重大的人事任命，自然不可能像崇祯那样随便选一个。
郭可阳沉思一阵后，便对黄立极说道：“这四人德行才干如何？还请黄先生为朕详细讲讲。”
“参赞机务、以备垂询本就是内阁的职责所在，不敢蒙受陛下用‘请’字。”黄立极拱手道。
而后黄立极便将四人的德行才干和主要事迹，为皇帝讲解起来。
房壮丽，北直隶保定安州人，万历二十三年进士。
万历三十五年为湖广道监察御史，敢于向朝廷谏言，向朝廷推荐的杨涟等十三人，后来都为名臣。
天启二年任工部侍郎兼河道总督。当时黄河决口，他日夜在河堤上督率河工，决口合龙病倒，遂告假回乡养病。天启六年复任吏部侍郎。
王永光，北直隶长垣人，万历二十年进士。
万历二十八年调文选司。王永光选拔官员严格按照规章办事，谢绝一切请托，因此，被时论推为本朝“选君第一人”。天启六年辞官回乡。
何如宠，南直隶安庆府桐城县人，万历二十六年进士。
天启元年，何如宠升礼部侍郎，因母病故未到位。守孝满，赴任原官。后遭魏忠贤心腹魏广微弹劾，被革职。
毕自严，山东淄川人，万历二十年进士。
为人公正廉直，天启元年，任天津巡抚，整备海防，修战船、治兵器、建水军，使天津武备大大增强。
天启五年调任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次年改任南京户部尚书。天启六年因病返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