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公元前206年至公元8年 第64章 列侯遣归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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绛侯勃免丞相就国，以太尉颍阴侯婴为丞相。罢太尉官，属丞相。
——《史记·孝文本纪》
在稳定刘姓诸侯王，限制相权的同时，为了解决自己在朝中根基浅薄的问题，汉文帝亦在大力培植自己的亲信势力，他先是封舅舅薄昭为车骑将军，后封其为轵侯，又封宋昌为壮武侯，而当初与他一同入京的六人，也全都受到提拔重用，在朝中占据了重要位置。
与此同时，汉文帝又从外臣中选拔能臣干吏进入京师，委以重任，增强自己在朝中的力量。汉文帝听闻河南郡守吴公治理地方成效显着，于是擢升其为廷尉，主管诏狱和修订律令的有关事宜。
吴公入京后，又向汉文帝推荐了洛阳人贾谊。贾谊师从荀况的学生、西汉开国功臣北平侯张苍，十余岁时便以能诵诗书和善文闻名于当地，后被郡守吴公召至门下，吴公治理河南郡有功，离不开贾谊的辅佐。
听了吴公的介绍，汉文帝遂征召贾谊入朝，委以博士之职。所谓博士，主要是掌管书籍文典、通晓史事的官职，平时负责经学传授，但也为皇帝出谋划策，当时贾谊年仅二十一岁，乃是诸博士中最为年轻者。
贾谊不仅才学出众，而且往往能结合实际推陈出新，很快便引起了汉文帝的重视，在不到一年时间里，被多次越级提拔，迅速升任太中大夫。太中大夫不仅秩比千石，而且是负责顾问应对、参谋议政、奉诏出使的重要职位，多以宠臣贵戚充任，由此可见汉文帝对贾谊的重视。
贾谊升任太中大夫之后，开始积极为汉文帝出谋划策，他先是提议进行礼制改革，上《论定制度兴礼乐疏》，他认为“汉朝兴盛已经二十余年，天下稳定，已经没有必要再沿用秦朝的礼制了，而应该改正朔、易服色、制法度、兴礼乐”。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强化统治权威，采纳战国阴阳家邹衍提出的“五德始终说”，依据周为火德，秦取而代之，得出秦为水德的结论。汉高祖刘邦建立西汉后，则认为“暴秦”持续时间不长，且德不配位，再加上他自己此前还曾在关中建立黑帝庙，因此认为汉朝才是终结周朝的政权，认定汉为水德。
贾谊则认为秦朝虽短但也不能忽视其存在，因此认为秦为水德，按照生克之理，汉朝应为土德，因此才能取秦而代之，故建议皇帝改尚黄色，并重新修订汉朝礼仪制度。
改革礼制，固然能够加强皇权正朔，是巩固皇权的有效手段，不过刘恒认为自己刚刚即位不久，便拿祖宗法制开刀，实在有些说不过去，因此以时机不成熟为由，并未予以采纳。
贾谊也不气馁，不久后又提出了命令彻侯离京返回封地的建议。
西汉立国以来，历经高帝、高后两代，汉朝先后册封了近两百个彻侯。汉初沿用秦朝的军功爵制，因此这些彻侯不仅多为开国功臣或其后裔，声望地位崇高，而且多在朝中任职，而那些没有获得任命的彻侯，也都在京城积极走动，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获得重用。所以汉初以来，这些彻侯虽然各有封地，但却大多留居京城。
这些彻侯的个体实力虽然不比诸侯王，但却胜在数量庞大，不仅相互之间关系复杂，而且同为彻侯的他们极容易因为自身利益相互勾连、结成同盟，进而对皇权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当初大权在握的吕氏诸人，之所以在一夜之间迅速被灭，这些留居京城的功勋彻侯暗中结盟，便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汉文帝即位一年多以来，之所以想方设法的巩固皇权，就是因为这些功勋集团的实力太过庞大，已经严重威胁到了皇权，如今贾谊的这个建议可以说正中下怀。
如果这些彻侯们能够各自归国，由于他们的封地遍布全国各地，与诸侯王的封国犬牙交错，如此不仅能够防止他们相互串联，也可使功勋集团和诸侯王互相牵制，岂不更有利于国家的稳定。
当然，理想虽然很美好，可是实施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将彻侯遣回封地，无疑会对他们的利益产生影响，极有可能因此得罪所有彻侯，尤其是汉文帝的皇位刚刚稳固，他可不想因此再度造成朝局的动荡。所以，汉文帝虽然认为贾谊建议有理，但却迟迟没有行动。
直到汉文帝二年（前179年）十月，丞相陈平去世，汉文帝重新任命周勃为丞相。
自“诸吕之乱”以后，凭借着诛除诸吕的功劳，陈平和周勃一跃成为了功勋集团的领袖，而在他们两人之中，陈平的政治经验更为丰富，谋略更为出众，乃是功勋集团最为重要的智囊之一，而武将出身的周勃，性格则更为憨直。两相比较，周勃显然更好对付一些。
在彻侯们失去了陈平这个智囊之后，汉文帝刘恒这才下诏，“朕听说古代诸侯建国者千余，他们各守封地，按时入贡，百姓不觉劳苦，上下欢心，少有违德之事。如今彻侯多居长安，距离封邑很远，需要吏民运输给养，即浪费又辛苦，而且彻侯们也没有办法管理封邑百姓。现命令彻侯们各自返回封地，在朝中任职或诏令准许留京的诸侯，也要派太子返回封地。”
汉文帝刘恒的这道诏命，看似是站在彻侯的角度为他们考虑，但这些彻侯却不傻，他们知道一旦离京返回封地，便只能做个乡下富家翁，虽说凭借着封地，只要不因犯法遭到罢黜，也足以确保家族的富贵传承，但远离京城之后，却就此失去了入朝为官再创辉煌的资格，他们岂能心甘情愿。
因此，对于汉文帝的这道诏令，除了少数胆小怕事和知足知止的彻侯，按照诏令返回封地之外，大部分彻侯，尤其是那些功勋老臣大都选择了无视，对此置之不理，他们打的就是法不责众主意，笃定即位不过一年多的汉文帝，不敢一下子得罪他们全部彻侯。至于提出这项建议的贾谊，这些彻侯们更是恨之入骨。
事实上，正如这些彻侯所料，虽然诏令推行的效果不是很理想，但汉文帝也不想因为一道诏令，便让朝廷上下动荡不安，更不想将所有彻侯全都推到自己的对立面，因此并未采取强制手段，而是暂时搁置了此事，等待合适的时机。
十一月底和十二月十五日，先后发生两次日食，一些功勋大臣便借此发挥，说之所以天现异象，全都是因为汉文帝治国有误，这才引起了上天的警示，借此表达自己对于诏令的不满，期望汉文帝能够知难而退，收回诏命。
汉文帝刘恒对于这些指责非但没有反驳，反而主动承担了罪责，下诏说，“朕听说，天生万民，为之设置君主，抚育和治理他们。若君主不够贤德，施政不够公平，上天就会降下灾异予以告诫。十一月发生日食，上天的谴责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吗？天下的治与乱，责任皆在朕一身，朕对下不能治理抚育百姓，对上又牵累了日月星辰的光辉，朕的无德实在太严重了。”
承担罪责之余，汉文帝又借机招纳贤良，命令各级官员能够上书谏言，指出自己的过失，希望各郡县能够推举贤良方正和能够直言极谏者，以辅佐自己，匡正皇帝的过失。
同时，刘恒又下令各级官员自思自省，反思一下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否履行职责到位，意思是你们别老想着皇帝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也要反思一下这个异象是不是你们引起的，是上天在指责你们官员的问题，要求地方官员减少徭役，并下令撤销卫将军统率的兵马，减少太仆掌管的马匹。
汉文帝此举，即承认了自己在理政方面存在过失，使得朝中的不利言论得以平息，同时又加大了纳贤力度，以求进一步平衡朝中势力，可谓一举两得。
汉文帝这道诏令一下，倒是真有人指出了他的过失，此人便是颖阴侯灌婴的骑从贾山，他以秦朝的兴亡历史经验为喻，言治乱之道，劝说文帝兴礼义，虚心纳谏，减损游乐射猎，修先王之道。其中说道：天下方正之士都已经被选入朝廷，但皇帝你整天只知道跟他们一起游猎，常常出宫游玩，非但没有采纳谏言，恐怕还会荒废朝政。贾山的言辞虽然激烈，但也确实是忠正之言，汉文帝看过他的奏疏后，对其大为褒奖。
与此同时，贾谊又上《论积贮疏》，针对吕后放开经商后，百姓大量背农从商，且淫侈之风渐长，商贾侵夺民田，土地兼并有所加重，广大农民因破产而纷纷流入城市，成为工商业的佣工或无业的游民的现实，提出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主张发展农业，加强粮食贮备，预防饥荒。
汉文帝在贾谊的提醒下，对于粮食生产的重要性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不过同时却认为贾谊的主张太过激进，他认为吕后开放经商以来，商业发展逐渐兴旺，实际上也是有利于国家的。
因此，汉文帝也只是在春耕之前，举办了皇帝亲自耕田的籍田典礼，下令以亲自耕作产出的粮食用作宗庙祭祀，通过用以身作则的方式鼓励农业生产，并进一步减轻赋税，将赋税从十五税一减半为三十税一，但却并未按照贾谊的意见，对商业活动加以限制。
汉文帝二年（前178年）三月，有司官员建议封皇子们为诸侯王，汉文帝担心分封诸子为王，会引发其他诸侯王的不满，为此下诏说，“赵幽王刘友被囚禁而死，朕因怜惜于他，因此封他的长子刘遂为赵王。但刘遂的弟弟刘辟强，以及齐悼惠王刘肥的儿子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诛除诸吕有功，也应该封王。”
为此，汉文帝下诏割赵国的河间郡设河间国，封刘辟强为河间王；又割齐国的城阳郡和济北郡分设城阳国、济北国，封朱虚侯刘章为城阳王、东牟侯刘兴居为济北王。在分封宗室的同时，汉文帝这才借机封皇子刘武为代王，刘参为太原王，刘揖为梁王。
五月，汉文帝再度下诏说，“古代治理天下，朝廷往往设置近善言的旌旗和批评朝政的木牌，用以打通治国途径，招揽进谏之人，但如今法令中却有诽谤朝廷妖言惑众之罪，这又怎么让大臣们说真话，让皇帝了解自己的过失，招揽各地的贤良之士呢？”于是下令废除诽谤、妖言之罪。
九月，汉文帝又命人制作铜虎符和竹使符，并将之一分为二，其中右半部分存于宫中，左半部分颁发给各个诸侯国的丞相和各郡郡守，规定朝廷调兵使用铜虎符，其余征调使用竹使符。
当时，诸侯王虽然可以任命封国内的官员，但封国的丞相却是由朝廷直接任命，汉文帝此举，便是为了对地方和封国的军权予以限制，加强对地方权力的控制。
汉文帝三年（前178年）十月底，再度发生日食。经过一年来的努力，汉文帝对于朝政的掌控越来越强，再加上施以仁政，民心也是越来越稳定，因此这次日食没有人敢再借机攻击皇帝，但是汉文帝却打算趁此机会彻底解决彻侯的问题。
十一月，汉文帝将丞相周勃召入皇宫，有些意味深长的对其说道，“此前我曾诏令彻侯各自归国，但如今还有很多人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前往封地。丞相向来为我所敬重，还希望丞相能够以身作则，率先返回封地。”
周勃闻言，如何还能不明白皇帝的意思，只能沉声应是。
次日上朝，周勃以年老体衰为由主动请辞归老，汉文帝当廷予以了准允。散朝之后，周勃便立即携带家眷返回了封地，没有一丝留恋。见官居丞相，作为百官之首，彻侯领袖的周勃尚且如此，其他彻侯也不敢继续公然违抗诏命，便也纷纷携家带口返回封地。
周勃请辞之后，汉文帝任命太尉灌婴接任丞相一职，并同时取消了太尉职位，太尉职权归属丞相，从而彻底将兵权收归皇帝。
——《史记·孝文本纪》
在稳定刘姓诸侯王，限制相权的同时，为了解决自己在朝中根基浅薄的问题，汉文帝亦在大力培植自己的亲信势力，他先是封舅舅薄昭为车骑将军，后封其为轵侯，又封宋昌为壮武侯，而当初与他一同入京的六人，也全都受到提拔重用，在朝中占据了重要位置。
与此同时，汉文帝又从外臣中选拔能臣干吏进入京师，委以重任，增强自己在朝中的力量。汉文帝听闻河南郡守吴公治理地方成效显着，于是擢升其为廷尉，主管诏狱和修订律令的有关事宜。
吴公入京后，又向汉文帝推荐了洛阳人贾谊。贾谊师从荀况的学生、西汉开国功臣北平侯张苍，十余岁时便以能诵诗书和善文闻名于当地，后被郡守吴公召至门下，吴公治理河南郡有功，离不开贾谊的辅佐。
听了吴公的介绍，汉文帝遂征召贾谊入朝，委以博士之职。所谓博士，主要是掌管书籍文典、通晓史事的官职，平时负责经学传授，但也为皇帝出谋划策，当时贾谊年仅二十一岁，乃是诸博士中最为年轻者。
贾谊不仅才学出众，而且往往能结合实际推陈出新，很快便引起了汉文帝的重视，在不到一年时间里，被多次越级提拔，迅速升任太中大夫。太中大夫不仅秩比千石，而且是负责顾问应对、参谋议政、奉诏出使的重要职位，多以宠臣贵戚充任，由此可见汉文帝对贾谊的重视。
贾谊升任太中大夫之后，开始积极为汉文帝出谋划策，他先是提议进行礼制改革，上《论定制度兴礼乐疏》，他认为“汉朝兴盛已经二十余年，天下稳定，已经没有必要再沿用秦朝的礼制了，而应该改正朔、易服色、制法度、兴礼乐”。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强化统治权威，采纳战国阴阳家邹衍提出的“五德始终说”，依据周为火德，秦取而代之，得出秦为水德的结论。汉高祖刘邦建立西汉后，则认为“暴秦”持续时间不长，且德不配位，再加上他自己此前还曾在关中建立黑帝庙，因此认为汉朝才是终结周朝的政权，认定汉为水德。
贾谊则认为秦朝虽短但也不能忽视其存在，因此认为秦为水德，按照生克之理，汉朝应为土德，因此才能取秦而代之，故建议皇帝改尚黄色，并重新修订汉朝礼仪制度。
改革礼制，固然能够加强皇权正朔，是巩固皇权的有效手段，不过刘恒认为自己刚刚即位不久，便拿祖宗法制开刀，实在有些说不过去，因此以时机不成熟为由，并未予以采纳。
贾谊也不气馁，不久后又提出了命令彻侯离京返回封地的建议。
西汉立国以来，历经高帝、高后两代，汉朝先后册封了近两百个彻侯。汉初沿用秦朝的军功爵制，因此这些彻侯不仅多为开国功臣或其后裔，声望地位崇高，而且多在朝中任职，而那些没有获得任命的彻侯，也都在京城积极走动，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获得重用。所以汉初以来，这些彻侯虽然各有封地，但却大多留居京城。
这些彻侯的个体实力虽然不比诸侯王，但却胜在数量庞大，不仅相互之间关系复杂，而且同为彻侯的他们极容易因为自身利益相互勾连、结成同盟，进而对皇权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当初大权在握的吕氏诸人，之所以在一夜之间迅速被灭，这些留居京城的功勋彻侯暗中结盟，便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汉文帝即位一年多以来，之所以想方设法的巩固皇权，就是因为这些功勋集团的实力太过庞大，已经严重威胁到了皇权，如今贾谊的这个建议可以说正中下怀。
如果这些彻侯们能够各自归国，由于他们的封地遍布全国各地，与诸侯王的封国犬牙交错，如此不仅能够防止他们相互串联，也可使功勋集团和诸侯王互相牵制，岂不更有利于国家的稳定。
当然，理想虽然很美好，可是实施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将彻侯遣回封地，无疑会对他们的利益产生影响，极有可能因此得罪所有彻侯，尤其是汉文帝的皇位刚刚稳固，他可不想因此再度造成朝局的动荡。所以，汉文帝虽然认为贾谊建议有理，但却迟迟没有行动。
直到汉文帝二年（前179年）十月，丞相陈平去世，汉文帝重新任命周勃为丞相。
自“诸吕之乱”以后，凭借着诛除诸吕的功劳，陈平和周勃一跃成为了功勋集团的领袖，而在他们两人之中，陈平的政治经验更为丰富，谋略更为出众，乃是功勋集团最为重要的智囊之一，而武将出身的周勃，性格则更为憨直。两相比较，周勃显然更好对付一些。
在彻侯们失去了陈平这个智囊之后，汉文帝刘恒这才下诏，“朕听说古代诸侯建国者千余，他们各守封地，按时入贡，百姓不觉劳苦，上下欢心，少有违德之事。如今彻侯多居长安，距离封邑很远，需要吏民运输给养，即浪费又辛苦，而且彻侯们也没有办法管理封邑百姓。现命令彻侯们各自返回封地，在朝中任职或诏令准许留京的诸侯，也要派太子返回封地。”
汉文帝刘恒的这道诏命，看似是站在彻侯的角度为他们考虑，但这些彻侯却不傻，他们知道一旦离京返回封地，便只能做个乡下富家翁，虽说凭借着封地，只要不因犯法遭到罢黜，也足以确保家族的富贵传承，但远离京城之后，却就此失去了入朝为官再创辉煌的资格，他们岂能心甘情愿。
因此，对于汉文帝的这道诏令，除了少数胆小怕事和知足知止的彻侯，按照诏令返回封地之外，大部分彻侯，尤其是那些功勋老臣大都选择了无视，对此置之不理，他们打的就是法不责众主意，笃定即位不过一年多的汉文帝，不敢一下子得罪他们全部彻侯。至于提出这项建议的贾谊，这些彻侯们更是恨之入骨。
事实上，正如这些彻侯所料，虽然诏令推行的效果不是很理想，但汉文帝也不想因为一道诏令，便让朝廷上下动荡不安，更不想将所有彻侯全都推到自己的对立面，因此并未采取强制手段，而是暂时搁置了此事，等待合适的时机。
十一月底和十二月十五日，先后发生两次日食，一些功勋大臣便借此发挥，说之所以天现异象，全都是因为汉文帝治国有误，这才引起了上天的警示，借此表达自己对于诏令的不满，期望汉文帝能够知难而退，收回诏命。
汉文帝刘恒对于这些指责非但没有反驳，反而主动承担了罪责，下诏说，“朕听说，天生万民，为之设置君主，抚育和治理他们。若君主不够贤德，施政不够公平，上天就会降下灾异予以告诫。十一月发生日食，上天的谴责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吗？天下的治与乱，责任皆在朕一身，朕对下不能治理抚育百姓，对上又牵累了日月星辰的光辉，朕的无德实在太严重了。”
承担罪责之余，汉文帝又借机招纳贤良，命令各级官员能够上书谏言，指出自己的过失，希望各郡县能够推举贤良方正和能够直言极谏者，以辅佐自己，匡正皇帝的过失。
同时，刘恒又下令各级官员自思自省，反思一下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否履行职责到位，意思是你们别老想着皇帝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也要反思一下这个异象是不是你们引起的，是上天在指责你们官员的问题，要求地方官员减少徭役，并下令撤销卫将军统率的兵马，减少太仆掌管的马匹。
汉文帝此举，即承认了自己在理政方面存在过失，使得朝中的不利言论得以平息，同时又加大了纳贤力度，以求进一步平衡朝中势力，可谓一举两得。
汉文帝这道诏令一下，倒是真有人指出了他的过失，此人便是颖阴侯灌婴的骑从贾山，他以秦朝的兴亡历史经验为喻，言治乱之道，劝说文帝兴礼义，虚心纳谏，减损游乐射猎，修先王之道。其中说道：天下方正之士都已经被选入朝廷，但皇帝你整天只知道跟他们一起游猎，常常出宫游玩，非但没有采纳谏言，恐怕还会荒废朝政。贾山的言辞虽然激烈，但也确实是忠正之言，汉文帝看过他的奏疏后，对其大为褒奖。
与此同时，贾谊又上《论积贮疏》，针对吕后放开经商后，百姓大量背农从商，且淫侈之风渐长，商贾侵夺民田，土地兼并有所加重，广大农民因破产而纷纷流入城市，成为工商业的佣工或无业的游民的现实，提出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主张发展农业，加强粮食贮备，预防饥荒。
汉文帝在贾谊的提醒下，对于粮食生产的重要性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不过同时却认为贾谊的主张太过激进，他认为吕后开放经商以来，商业发展逐渐兴旺，实际上也是有利于国家的。
因此，汉文帝也只是在春耕之前，举办了皇帝亲自耕田的籍田典礼，下令以亲自耕作产出的粮食用作宗庙祭祀，通过用以身作则的方式鼓励农业生产，并进一步减轻赋税，将赋税从十五税一减半为三十税一，但却并未按照贾谊的意见，对商业活动加以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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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汉文帝下诏割赵国的河间郡设河间国，封刘辟强为河间王；又割齐国的城阳郡和济北郡分设城阳国、济北国，封朱虚侯刘章为城阳王、东牟侯刘兴居为济北王。在分封宗室的同时，汉文帝这才借机封皇子刘武为代王，刘参为太原王，刘揖为梁王。
五月，汉文帝再度下诏说，“古代治理天下，朝廷往往设置近善言的旌旗和批评朝政的木牌，用以打通治国途径，招揽进谏之人，但如今法令中却有诽谤朝廷妖言惑众之罪，这又怎么让大臣们说真话，让皇帝了解自己的过失，招揽各地的贤良之士呢？”于是下令废除诽谤、妖言之罪。
九月，汉文帝又命人制作铜虎符和竹使符，并将之一分为二，其中右半部分存于宫中，左半部分颁发给各个诸侯国的丞相和各郡郡守，规定朝廷调兵使用铜虎符，其余征调使用竹使符。
当时，诸侯王虽然可以任命封国内的官员，但封国的丞相却是由朝廷直接任命，汉文帝此举，便是为了对地方和封国的军权予以限制，加强对地方权力的控制。
汉文帝三年（前178年）十月底，再度发生日食。经过一年来的努力，汉文帝对于朝政的掌控越来越强，再加上施以仁政，民心也是越来越稳定，因此这次日食没有人敢再借机攻击皇帝，但是汉文帝却打算趁此机会彻底解决彻侯的问题。
十一月，汉文帝将丞相周勃召入皇宫，有些意味深长的对其说道，“此前我曾诏令彻侯各自归国，但如今还有很多人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前往封地。丞相向来为我所敬重，还希望丞相能够以身作则，率先返回封地。”
周勃闻言，如何还能不明白皇帝的意思，只能沉声应是。
次日上朝，周勃以年老体衰为由主动请辞归老，汉文帝当廷予以了准允。散朝之后，周勃便立即携带家眷返回了封地，没有一丝留恋。见官居丞相，作为百官之首，彻侯领袖的周勃尚且如此，其他彻侯也不敢继续公然违抗诏命，便也纷纷携家带口返回封地。
周勃请辞之后，汉文帝任命太尉灌婴接任丞相一职，并同时取消了太尉职位，太尉职权归属丞相，从而彻底将兵权收归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