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崇祯出点子：抓经济，搞钱 第66章 辽东还是辽西？
经过几天的海上漂泊之后，胡文霆一行总算抵达了位于关外的政治和军事指挥中心--宁远。因为大凌河筑城一事，牵涉到军政两方面，按照程序，胡文霆必须得先和此时的蓟辽督师孙承宗，以及辽东巡抚丘禾嘉进行一些沟通，争取得到他们的支持。
因此，胡文霆不管从哪方面说，都必须把自己抵达辽东的第一站选择在宁远城。
说到这里，笔者顺便简单的再介绍一下此时辽东的局势，虽然朝廷或者胡文霆都还口口声声的说是到辽东公干，事实上，此时的辽东已经根本不能称之为辽东了，因为目前还真正控制在大明手中着的，仅有在后世被称为辽西走廊的附近一小块区域。
而辽河以东的大片区域及至整个辽东半岛都已经成为了建奴的势力范围，甚至连辽河以西的广宁目前都已经控制在建奴手中了。因此，此时的辽东应该改称为辽西才更准确一些。
那为什么大明会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就丢掉了辽河以东的大片土地呢，从表面上看，好像是因为大明在前期的几次大战中，大明都被建奴军队击败而造成的。
但其中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因素，就是明代的卫所兵制度，使其和农耕经济有着极强的联系，这也使得明代辽东都司的卫所，都会集中在比较适宜农耕的地区。
在明代，受制于当时辽东都司辖区的气候和地理条件，实际上绝大部分区域并不适合于农业生产，别说是像后世一样成为商品粮基地了，甚至都无法实现自给自足。
比如在后世作为东北水稻重要产地的辽河平原，在明代受限于技术和人口，绝大多数地区不仅没有被开发为农田，甚至还是当时将辽东都司辖区分割为辽西和辽东的辽泽。
因此大明如果要对这一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农业开发，首先需要对其进行大规模的排水处理，显然，对于当时的大明朝廷来说，是不会有谁愿意干这种需要进行高投入，却不见得在短期内能有高回报的事情的。
去掉辽河平原一带，明代辽东地区的平原农业，主要集中在距离关内地区更近，并且易于开发的辽西走廊、辽河平原和丘陵之间的过渡地带以及辽东的一些丘陵地区。
相应的，辽东都司下辖的卫所也就主要分布在这些地方，那么大明对这些地区的控制肯定就会更有力一些，同时，一些利益集团在这些地方拥有的利益也就多一些，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他们也会尽力推动朝廷方面加大对这些地方在军事上的投入。
而位于辽东和辽西之间的辽泽地区，虽然在维系辽东地区稳定方面有着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但是大明朝廷却难以安排军队在当地进行屯田，更不用说建立卫所。
如果说只讲关于辽东都司的农业问题，还不能够很直白的说明大明在短时间内迅速丢掉辽东大部分地区控制权的原因，那么接下来再说一下辽东都司的人口问题，就会让辽东问题为何会迅速糜烂的原因变得更加直观一些。
用马克思哲学原理来表述，那就是因量变的不断积累，最终引发了质变，一切都是大明自身对辽东的政策所引造成的。
首先在人口数量上，在明初接手整个辽东地区，并建立辽东都司时，辽东地区就和中原地区的许多地方一样，当地都因为战乱的破坏和人口逃亡，造成了本来就不是很多的人口，再次出现了大量的流失。
与内地不同的是，此时的辽东地区虽然也有一定数量的汉族军户，但是数量更多的是在金、元两代再次繁衍生息的女真和高丽军户。因此对于辽东都司的人口问题，明代朝廷给出的解决方法非常简单，即在原有的“高丽女直等夷之土着者不易其处”的情况下，从内地“始徙江淮齐鲁之民居之”。
不过随之又出现了一个让人尴尬的问题，那就是明代卫所军制的老大难问题——军户逃亡，在辽东都司同样也会出现。虽然辽东都司辖区在农业生产方面，条件要好于更北边的奴儿干都司和大宁都司，但和关内地区比较起来，此时的辽东都司，尤其是辽泽以东的辽东依然算得上是一片“苦寒”之地。
因此对于从内地被迁移到辽东的军户和百姓而言，这里自然不是什么能安居乐业的地方。于是从明初开始，辽东都司治下的军民屡有向内地逃亡的现象出现。
到了嘉靖年间，随着登辽海道因为倭寇和海盗的侵扰而关闭，辽东百姓的逃亡也就迎来了一个高潮。
当然，明廷面对辽东都司的人口流失问题，也相继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比如在嘉靖年间，开始对辽东都司的行政进行改革，扩大文官职权，以此改变过去粗放的武官治理。
同时政府方面对辽东百姓进入关内进行了严格限制，但这些做法，最终都没能真正扭转辽东都司人口不断流失的不利局面。
既然通过从大明内部进行人口迁移的做法，无法维持辽东本地人口的自然增长，那么由外部向辽东引进人口是否可行呢？
答案是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的确是可行的，而且明廷也确实是这么做了。当时的辽东都司通过大量吸收外部的蒙古、女真以及朝鲜人，来填充辽东的人力缺口，而且还把这些人也纳入了朝廷的军户管理体制当中。
比如在东宁卫就有“以辽阳高丽、女直来归官民，每五丁以一丁编为军，立东宁、南京、海洋、草河、女直五千户所分隶焉”。
当然了，如果此时只是简单的从人口比例来看，辽东都司的各族比例中，汉族人口还是占据着较大的比例。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明代的汉族军户和百姓，并不是均匀的平铺在整个辽东都司辖区，而是更多的集中在农业条件相对更好的辽西地区。
而在辽泽以东，民族的比例则是“海州、辽东等处，人半是中国，半是朝鲜，半是女真”。也就是说在真正的辽东地区，汉人并没有占据多数。
于是在汉人统治基础不够强的那些地区，辽东都司不得不对蒙古、女真以及朝鲜人当中的一些大族赋以一定权力，依靠他们来协助大明完成对这些地区的管理。
而且在事实上，在最初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辽东都司与蒙古、女真之间，并没有形成之后的那种敌对关系。
因为当时的女真人还面对蒙古诸部东进和李氏朝鲜北扩的军事威胁，因此在客观上，他们需要大明的军事力量来为自己提供安全。
于是一直到明代的宣德年间，明廷和女真之间都一直维持着比较亲密的关系。明廷也乐意接纳大量女真部众归附，正好用他们来填充辽东都司的人口不足。
但到了正统年间，有两件事却为明廷和女真人之间埋下了裂痕。第一件事就是卫拉特人东扩，对朵颜三卫和海西、野人女真大开杀戒。
这场战争不仅让女真人对明廷的真正实力有了更多的了解（有点像黔驴技穷的故事），从而使其对明廷的崇拜心理开始消失。
另一方面也推动了民族迁徙的多米诺骨牌，包括朵颜三卫在内，大量蒙古人为了躲避卫拉特人，而向东进入到女真生活的区域，这又反过来迫使女真人开始向东南方向迁徙。
而在东边，也是在正统年间，由于李朝不断的北扩政策，原来生活在鸭绿江上游和图们江的女真各部，也被迫放弃故地内迁。
在两个方向的挤压下，原来生活在广大东北亚土地上的海西和建州女真人，被挤压到了紧贴明朝辽东都司东边相对狭小的区域。
对于过去长期依靠渔猎为生的女真人而言，生存空间被挤压所带来的猎场丧失，直接导致过去的生活模式开始难以为继，这迫使女真人开始更多依赖土地利用率更高的农耕，这也就开启了女真诸部如何走向后金统一的历史。
女真各部虽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依然承认明朝为宗主国，但双方之间的关系已经变得相当复杂。女真出于对奴隶的需求，不断劫掠辽东都司，导致当地双方之间关系紧张，但同时女真各部又对辽东马市产生了相当大的依赖。
更重要的是，辽东地区的百姓，和女真之间实际上也并非是简单的掠夺和被掠夺者，双方不仅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由于许多辽东百姓本身也是女真人，因此他们和建州和海西的女真人之间，往往存在着血缘和文化上的联系。
比如像后世比较知名的佟养性所属的辽东佟氏，这一家族就依托自身的女真人属性，成为游弋辽东和建州之间的富商豪族。
而从辽东都司的角度来说，接纳女真部落归附也是一笔比较划算的买卖。一方面这些女真部众可以直接成为辽东都司新的兵源，女真人的归附，也会造成建州和海西的人口流失，削弱当地的女真人势力。
而且像辽东佟氏这样，保持着双面身份的女真豪族，他们在明廷强势时可以是明廷对建州、海西的情报来源。而在女真人强势时，也会极为顺滑地成为隐藏在明廷内部的定时炸弹。
比如说着名的萨尔浒之战，有人希望努尔哈赤被干掉，当地势力可未必希望努尔哈赤完蛋。
所以这一战看似是杨镐错误指挥胡乱分兵，实际上是作战计划被泄露，努尔哈赤有了对方的作战计划，想失败都难。
再比如，后来的王化贞派毛文龙到敌后去打游击。这一打之后，王化贞和毛文龙发现努尔哈赤的统治外强中干，他们认为此时发动进攻是有可能取胜的。
但是，王化贞忽略了一点，当地势力未必和他一样希望后金完蛋。结果，广宁之战，当地势力成员孙得功骗取王化贞信任后拆台捣蛋，导致王化贞广宁惨败。
然后就是熊廷弼从他镇守的广宁撤退时，五十万石军粮没有销毁，全部落入建奴手中。要知道，当时建奴的经济状况可是一直很不好，只要不出去抢掠，粮食供应马上就会出现问题。
当地势力的如意算盘是，王化贞惨败，自然得王化贞背锅，熊廷弼丢失五十万军粮，自然也就不是什么大事了。
换句话说，此时的熊廷弼已经从李成梁的反对者，变成了辽东当地势力的利益代言人，而努尔哈赤，更是辽东当地势力一手扶植起来的，和辽东当地势力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熊廷弼一掌握辽东实权，辽东局势就稳定，他的地位一动摇，辽东马上出现战乱，谁招惹熊廷弼，谁就得吃败仗。
只是让辽东当地势力没想到的是，在京城，他们的势力并不占优。结果一番斗法下来，熊廷弼被杀，王化贞反倒没死。
大致了解了在辽东当地各种势力的结构之后，那么在所谓的萨尔浒、辽阳、沈阳、广宁等各次战役中，外人看起来好像都是因为有了努尔哈赤同志的用兵如神，所以才取得了每次战役的胜利。
但实际上，在情报战线上，全是辽东当地势力穿着八旗军的军装在作战，为建奴方面进行着各种间谍活动，再加上大明方面一些掌军文人，根本不重视情报工作，更有甚者，居然还能在出兵之前，堂而皇之对出兵日期及人数进行公告。
于是在双方共同朝一个方向的努力下，建奴方面在每次和明军对垒时，就是不想赢都很难了。有时候，都不用建奴方面动手，隐藏在明军中的一些间谍，都能直接把军队搞乱。
比如辽阳城被攻破时，真正原因也不仅仅是当时的袁应泰收留蒙古人，才导致混在蒙古人中的后金奸细乘机开城门，事实上是在辽阳城里的辽东汉奸势力充当了带路党，事后向袁应泰泼一盆脏水，让他背了黑锅而已。
当时辽东当地势力的如意算盘是这样打的，努尔哈赤把明军打得土崩瓦解闻风丧胆，然后努尔哈赤和明王朝和谈，努尔哈赤成为割据一方的藩国，当地势力就可以把自己的利益通过和谈巩固下来。
只是此次辽东当地势力又再次失算了，明廷中的官僚士绅势力以辽东战事为借口，加征巨额辽饷，再次形成了新的利益集团，辽东当地势力被抛弃了。
看到这里，对比一下后世的某个阶段，是不是有些似曾相识的感觉，因此就有人总结出了这么一句话“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也就是说，辽东问题如果仅仅依靠军事手段来解决，是很难实现圆满解决的，必须以经济手段为主，军事手段为辅，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对辽东的完全控制。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有一句经典名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在很多时候，大多数人看到的是战争，但其起因却是政治，而根本原因又是因为经济，当然这其中难免也会掺杂进一些政客的所谓理想或者说欲望。
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决定战争，而战争的本质就是因为经济，这是一个循环。归根结底都是为了经济利益，政治是态度，战争是行动，本质是生产资料的多寡，利益才是一切的根源。
胡文霆毕竟在后世已经进入了高级干部序列，对这些东西的认识肯定要比一般的人要深刻得多，因此，他才把主要精力放在抓经济上，试图通过经济手段，从根本上来解决辽东方面的问题。
当然了，也因为辽东方面的水实在太深了，使得胡文霆对辽东方面的任何人都不敢有太多的信任，包括在史书中得到较多正面评价的孙承宗，胡文霆都不敢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完全相告。
胡文霆在和孙承宗进行沟通时，只是向他简单的说明了自己目前拥有了一种新型的建筑材料，在投入使用之后，不仅能大大加强建筑物的强度，同时还能大大缩短施工时间，希望孙承宗能将大凌河筑城工作中的一些附属工程交给自己来完成。
胡文霆的最初目标是希望能将大凌河城周围的所有坞堡建设都由自己来完成，结果在多方势力的一番角力之后，最终胡文霆只拿到了很小一部分的坞堡建设工程。
最后，胡文霆拿出了朱由检的敕令，硬是把面向锦州城一边的坞堡建设以及防守任务都拿到了手，并且还为此立下了军令状，表示自己所负责建设的坞堡，如果在防守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还不如其它的坞堡，那么自己甘愿接受相关的军法处置。
在孙承宗的协调下，各方总算达成了比较一致的意见。于是，大凌河的筑城工作，在胡文霆这只蝴蝶的作用下，比历史上提前了整整一个多月开工了，胡文霆也按照自己的规划，开始投入到对相关坞堡的建设当中。
因此，胡文霆不管从哪方面说，都必须把自己抵达辽东的第一站选择在宁远城。
说到这里，笔者顺便简单的再介绍一下此时辽东的局势，虽然朝廷或者胡文霆都还口口声声的说是到辽东公干，事实上，此时的辽东已经根本不能称之为辽东了，因为目前还真正控制在大明手中着的，仅有在后世被称为辽西走廊的附近一小块区域。
而辽河以东的大片区域及至整个辽东半岛都已经成为了建奴的势力范围，甚至连辽河以西的广宁目前都已经控制在建奴手中了。因此，此时的辽东应该改称为辽西才更准确一些。
那为什么大明会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就丢掉了辽河以东的大片土地呢，从表面上看，好像是因为大明在前期的几次大战中，大明都被建奴军队击败而造成的。
但其中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因素，就是明代的卫所兵制度，使其和农耕经济有着极强的联系，这也使得明代辽东都司的卫所，都会集中在比较适宜农耕的地区。
在明代，受制于当时辽东都司辖区的气候和地理条件，实际上绝大部分区域并不适合于农业生产，别说是像后世一样成为商品粮基地了，甚至都无法实现自给自足。
比如在后世作为东北水稻重要产地的辽河平原，在明代受限于技术和人口，绝大多数地区不仅没有被开发为农田，甚至还是当时将辽东都司辖区分割为辽西和辽东的辽泽。
因此大明如果要对这一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农业开发，首先需要对其进行大规模的排水处理，显然，对于当时的大明朝廷来说，是不会有谁愿意干这种需要进行高投入，却不见得在短期内能有高回报的事情的。
去掉辽河平原一带，明代辽东地区的平原农业，主要集中在距离关内地区更近，并且易于开发的辽西走廊、辽河平原和丘陵之间的过渡地带以及辽东的一些丘陵地区。
相应的，辽东都司下辖的卫所也就主要分布在这些地方，那么大明对这些地区的控制肯定就会更有力一些，同时，一些利益集团在这些地方拥有的利益也就多一些，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他们也会尽力推动朝廷方面加大对这些地方在军事上的投入。
而位于辽东和辽西之间的辽泽地区，虽然在维系辽东地区稳定方面有着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但是大明朝廷却难以安排军队在当地进行屯田，更不用说建立卫所。
如果说只讲关于辽东都司的农业问题，还不能够很直白的说明大明在短时间内迅速丢掉辽东大部分地区控制权的原因，那么接下来再说一下辽东都司的人口问题，就会让辽东问题为何会迅速糜烂的原因变得更加直观一些。
用马克思哲学原理来表述，那就是因量变的不断积累，最终引发了质变，一切都是大明自身对辽东的政策所引造成的。
首先在人口数量上，在明初接手整个辽东地区，并建立辽东都司时，辽东地区就和中原地区的许多地方一样，当地都因为战乱的破坏和人口逃亡，造成了本来就不是很多的人口，再次出现了大量的流失。
与内地不同的是，此时的辽东地区虽然也有一定数量的汉族军户，但是数量更多的是在金、元两代再次繁衍生息的女真和高丽军户。因此对于辽东都司的人口问题，明代朝廷给出的解决方法非常简单，即在原有的“高丽女直等夷之土着者不易其处”的情况下，从内地“始徙江淮齐鲁之民居之”。
不过随之又出现了一个让人尴尬的问题，那就是明代卫所军制的老大难问题——军户逃亡，在辽东都司同样也会出现。虽然辽东都司辖区在农业生产方面，条件要好于更北边的奴儿干都司和大宁都司，但和关内地区比较起来，此时的辽东都司，尤其是辽泽以东的辽东依然算得上是一片“苦寒”之地。
因此对于从内地被迁移到辽东的军户和百姓而言，这里自然不是什么能安居乐业的地方。于是从明初开始，辽东都司治下的军民屡有向内地逃亡的现象出现。
到了嘉靖年间，随着登辽海道因为倭寇和海盗的侵扰而关闭，辽东百姓的逃亡也就迎来了一个高潮。
当然，明廷面对辽东都司的人口流失问题，也相继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比如在嘉靖年间，开始对辽东都司的行政进行改革，扩大文官职权，以此改变过去粗放的武官治理。
同时政府方面对辽东百姓进入关内进行了严格限制，但这些做法，最终都没能真正扭转辽东都司人口不断流失的不利局面。
既然通过从大明内部进行人口迁移的做法，无法维持辽东本地人口的自然增长，那么由外部向辽东引进人口是否可行呢？
答案是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的确是可行的，而且明廷也确实是这么做了。当时的辽东都司通过大量吸收外部的蒙古、女真以及朝鲜人，来填充辽东的人力缺口，而且还把这些人也纳入了朝廷的军户管理体制当中。
比如在东宁卫就有“以辽阳高丽、女直来归官民，每五丁以一丁编为军，立东宁、南京、海洋、草河、女直五千户所分隶焉”。
当然了，如果此时只是简单的从人口比例来看，辽东都司的各族比例中，汉族人口还是占据着较大的比例。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明代的汉族军户和百姓，并不是均匀的平铺在整个辽东都司辖区，而是更多的集中在农业条件相对更好的辽西地区。
而在辽泽以东，民族的比例则是“海州、辽东等处，人半是中国，半是朝鲜，半是女真”。也就是说在真正的辽东地区，汉人并没有占据多数。
于是在汉人统治基础不够强的那些地区，辽东都司不得不对蒙古、女真以及朝鲜人当中的一些大族赋以一定权力，依靠他们来协助大明完成对这些地区的管理。
而且在事实上，在最初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辽东都司与蒙古、女真之间，并没有形成之后的那种敌对关系。
因为当时的女真人还面对蒙古诸部东进和李氏朝鲜北扩的军事威胁，因此在客观上，他们需要大明的军事力量来为自己提供安全。
于是一直到明代的宣德年间，明廷和女真之间都一直维持着比较亲密的关系。明廷也乐意接纳大量女真部众归附，正好用他们来填充辽东都司的人口不足。
但到了正统年间，有两件事却为明廷和女真人之间埋下了裂痕。第一件事就是卫拉特人东扩，对朵颜三卫和海西、野人女真大开杀戒。
这场战争不仅让女真人对明廷的真正实力有了更多的了解（有点像黔驴技穷的故事），从而使其对明廷的崇拜心理开始消失。
另一方面也推动了民族迁徙的多米诺骨牌，包括朵颜三卫在内，大量蒙古人为了躲避卫拉特人，而向东进入到女真生活的区域，这又反过来迫使女真人开始向东南方向迁徙。
而在东边，也是在正统年间，由于李朝不断的北扩政策，原来生活在鸭绿江上游和图们江的女真各部，也被迫放弃故地内迁。
在两个方向的挤压下，原来生活在广大东北亚土地上的海西和建州女真人，被挤压到了紧贴明朝辽东都司东边相对狭小的区域。
对于过去长期依靠渔猎为生的女真人而言，生存空间被挤压所带来的猎场丧失，直接导致过去的生活模式开始难以为继，这迫使女真人开始更多依赖土地利用率更高的农耕，这也就开启了女真诸部如何走向后金统一的历史。
女真各部虽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依然承认明朝为宗主国，但双方之间的关系已经变得相当复杂。女真出于对奴隶的需求，不断劫掠辽东都司，导致当地双方之间关系紧张，但同时女真各部又对辽东马市产生了相当大的依赖。
更重要的是，辽东地区的百姓，和女真之间实际上也并非是简单的掠夺和被掠夺者，双方不仅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由于许多辽东百姓本身也是女真人，因此他们和建州和海西的女真人之间，往往存在着血缘和文化上的联系。
比如像后世比较知名的佟养性所属的辽东佟氏，这一家族就依托自身的女真人属性，成为游弋辽东和建州之间的富商豪族。
而从辽东都司的角度来说，接纳女真部落归附也是一笔比较划算的买卖。一方面这些女真部众可以直接成为辽东都司新的兵源，女真人的归附，也会造成建州和海西的人口流失，削弱当地的女真人势力。
而且像辽东佟氏这样，保持着双面身份的女真豪族，他们在明廷强势时可以是明廷对建州、海西的情报来源。而在女真人强势时，也会极为顺滑地成为隐藏在明廷内部的定时炸弹。
比如说着名的萨尔浒之战，有人希望努尔哈赤被干掉，当地势力可未必希望努尔哈赤完蛋。
所以这一战看似是杨镐错误指挥胡乱分兵，实际上是作战计划被泄露，努尔哈赤有了对方的作战计划，想失败都难。
再比如，后来的王化贞派毛文龙到敌后去打游击。这一打之后，王化贞和毛文龙发现努尔哈赤的统治外强中干，他们认为此时发动进攻是有可能取胜的。
但是，王化贞忽略了一点，当地势力未必和他一样希望后金完蛋。结果，广宁之战，当地势力成员孙得功骗取王化贞信任后拆台捣蛋，导致王化贞广宁惨败。
然后就是熊廷弼从他镇守的广宁撤退时，五十万石军粮没有销毁，全部落入建奴手中。要知道，当时建奴的经济状况可是一直很不好，只要不出去抢掠，粮食供应马上就会出现问题。
当地势力的如意算盘是，王化贞惨败，自然得王化贞背锅，熊廷弼丢失五十万军粮，自然也就不是什么大事了。
换句话说，此时的熊廷弼已经从李成梁的反对者，变成了辽东当地势力的利益代言人，而努尔哈赤，更是辽东当地势力一手扶植起来的，和辽东当地势力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熊廷弼一掌握辽东实权，辽东局势就稳定，他的地位一动摇，辽东马上出现战乱，谁招惹熊廷弼，谁就得吃败仗。
只是让辽东当地势力没想到的是，在京城，他们的势力并不占优。结果一番斗法下来，熊廷弼被杀，王化贞反倒没死。
大致了解了在辽东当地各种势力的结构之后，那么在所谓的萨尔浒、辽阳、沈阳、广宁等各次战役中，外人看起来好像都是因为有了努尔哈赤同志的用兵如神，所以才取得了每次战役的胜利。
但实际上，在情报战线上，全是辽东当地势力穿着八旗军的军装在作战，为建奴方面进行着各种间谍活动，再加上大明方面一些掌军文人，根本不重视情报工作，更有甚者，居然还能在出兵之前，堂而皇之对出兵日期及人数进行公告。
于是在双方共同朝一个方向的努力下，建奴方面在每次和明军对垒时，就是不想赢都很难了。有时候，都不用建奴方面动手，隐藏在明军中的一些间谍，都能直接把军队搞乱。
比如辽阳城被攻破时，真正原因也不仅仅是当时的袁应泰收留蒙古人，才导致混在蒙古人中的后金奸细乘机开城门，事实上是在辽阳城里的辽东汉奸势力充当了带路党，事后向袁应泰泼一盆脏水，让他背了黑锅而已。
当时辽东当地势力的如意算盘是这样打的，努尔哈赤把明军打得土崩瓦解闻风丧胆，然后努尔哈赤和明王朝和谈，努尔哈赤成为割据一方的藩国，当地势力就可以把自己的利益通过和谈巩固下来。
只是此次辽东当地势力又再次失算了，明廷中的官僚士绅势力以辽东战事为借口，加征巨额辽饷，再次形成了新的利益集团，辽东当地势力被抛弃了。
看到这里，对比一下后世的某个阶段，是不是有些似曾相识的感觉，因此就有人总结出了这么一句话“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也就是说，辽东问题如果仅仅依靠军事手段来解决，是很难实现圆满解决的，必须以经济手段为主，军事手段为辅，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对辽东的完全控制。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有一句经典名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在很多时候，大多数人看到的是战争，但其起因却是政治，而根本原因又是因为经济，当然这其中难免也会掺杂进一些政客的所谓理想或者说欲望。
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决定战争，而战争的本质就是因为经济，这是一个循环。归根结底都是为了经济利益，政治是态度，战争是行动，本质是生产资料的多寡，利益才是一切的根源。
胡文霆毕竟在后世已经进入了高级干部序列，对这些东西的认识肯定要比一般的人要深刻得多，因此，他才把主要精力放在抓经济上，试图通过经济手段，从根本上来解决辽东方面的问题。
当然了，也因为辽东方面的水实在太深了，使得胡文霆对辽东方面的任何人都不敢有太多的信任，包括在史书中得到较多正面评价的孙承宗，胡文霆都不敢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完全相告。
胡文霆在和孙承宗进行沟通时，只是向他简单的说明了自己目前拥有了一种新型的建筑材料，在投入使用之后，不仅能大大加强建筑物的强度，同时还能大大缩短施工时间，希望孙承宗能将大凌河筑城工作中的一些附属工程交给自己来完成。
胡文霆的最初目标是希望能将大凌河城周围的所有坞堡建设都由自己来完成，结果在多方势力的一番角力之后，最终胡文霆只拿到了很小一部分的坞堡建设工程。
最后，胡文霆拿出了朱由检的敕令，硬是把面向锦州城一边的坞堡建设以及防守任务都拿到了手，并且还为此立下了军令状，表示自己所负责建设的坞堡，如果在防守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还不如其它的坞堡，那么自己甘愿接受相关的军法处置。
在孙承宗的协调下，各方总算达成了比较一致的意见。于是，大凌河的筑城工作，在胡文霆这只蝴蝶的作用下，比历史上提前了整整一个多月开工了，胡文霆也按照自己的规划，开始投入到对相关坞堡的建设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