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冬季(马思纯、霍建华、文淇、魏大勋主演同名电影原著小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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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穿黑色的长风衣,戴好看的鸭舌帽,打把黑色的伞,站在街的斜对面等我。
我跳下公车,有细雪从天空上面飘来,夹着不经意的小雨。路很滑,冷风吹得我脸颊发红,那是我梦中期待已久的幸福。
我想快点靠近他,于是小跑着过马路。
“慢点,”他温和地说,“小心摔跤。”
“你来很久了吧,为什么不先进去?”我仰头看他。
我猜他应该不到三十岁吧,男人的年纪是看不出的,但我多希望他已经三十岁了。一个有故事的男人,才值得我因为要见到他前一夜认真数羊也解决不了的失眠。
“我没有借书证。”他说,“怕被赶出来。”
很好的借口。
我如愿以偿地在他的眼里看到等待的喜悦,却不得不以哈哈大笑来掩盖自己无法控制的心跳。他用伞罩住我,和我一起往图书馆里走去。伞下空间狭窄,我的胳膊轻轻地碰着他的。上台阶的时候,他伸手扶了我一把。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沉默应该是那时最好的伴奏,所以聪明如我们都选择了闭口不言。
进了图书馆才知道,他要查阅的都是一些和文物古董有关的书籍,我帮着他打开那些厚重的书,看他反复研究一个花瓶的高度和花纹,耐心记录一张桌子的尺寸和年代,哪怕是一个小小的泥菩萨雕塑,他也瞧得认真仔细。
“您收藏古董?”我问。
“我爸爸喜欢这些,”他说,“这是他拜托给我的功课。于教授也有这个爱好,难道他没有跟你分享过他的收藏品吗?”
我摇摇头,问他:“您父亲也是教授?”
“聪明。”他说,“他教历史。”
“那你应该去潘家园看看。”我建议说,“那里有一个非常大的古玩市场。”
“我常去,还有琉璃厂。”他笑,“就是不太会砍价,总是被宰。”
“下次我可以陪您去啊。”
他把眼睛从书页里抬起来,看着我说:“好啊。”
我居然有点脸红,幸亏他很快埋下头去,没有发现这一切。
那天我一共陪他去了三家图书馆,从最后一家走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雪也停了。但气温开始急剧下降,冷得我簌簌发抖。
“我们去吃涮羊肉。”他说。
和上周看电影时完全不一样,这一次他根本不是征询意见的语气。可这种熟络的感觉并不令我反感,反而有种说不上来的亲切。
他带我去的那家店并不大,装修很独特。我惊讶的是明明是一家“老北京涮羊肉”,老板却是个台湾人。他们看上去很熟,勾肩搭背,用闽南语开着我听不懂的玩笑。
“又让您请客。”我坐下,不好意思地说。
“你都陪我半天了。”他说,“要客气也得先轮到我。”
“怎么说都是我先欠您。”
“什么话!你是小姑娘,没机会请客的。”他拿起菜单说,“这里我熟悉,菜就我点了。你有忌口吗?”
“不吃羊肉。”我飞快地说。
“啊!”他惊讶,“怎么不早说!”
“哈哈,”我大笑,“不骗你怎么能赢你。给我最辣的蘸酱就好。”
他拿眼瞪我:“调皮!”
能捉弄到他还真是一件开心的事,在他面前表演吃辣椒更是一件开心的事。我把小米辣直接放进嘴里,他用等待炸弹爆炸的表情紧张地看我将其享受地吞下。
做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川妹子,我是个地地道道的火锅胃,比起热辣够劲的四川火锅来,涮羊肉当然差强人意,但在北京,能够吃上辣椒就算得上是幸福的事,更何况,还是吃肉。再何况,还是跟他在一起吃!
这是我惯有的乐观的思维方式,让一件普通平凡的小事从好到更好,从更好到最好。这是感知幸福的本领,它让我活得比很多人都幸福。
羊肉在锅里翻腾,他帮我碗里夹上一大筷,突然问我一个问
题:“要是替这家店写个广告语,你会怎么写?”
我想了一下说:“翻腾的,不仅仅是羊肉。”
他惊叹:“果然是名校高材生,还真是有两把刷子。”
“小CASE。”我打蛇随棍上。
“你愿意来我公司兼职不,专门负责广告文案。应该不会占用你太多时间。”
“原来刚才是考试啊?”我恍然大悟。
“哪敢!”他说,“纯属请教。要知道,我们一群人扎堆想了一晚上,也没你刚才那句精彩。”
“别上当,胡说八道是我特长。”我说。
“广告嘛,就是让人愉快地上当。”
“让我想想再说吧。”我心里早就一口答应,嘴上却故意犹豫不决。再说了,我也还没弄清楚他是当真还只是说着玩玩而已。所以,该有的矜持必须得有。
“我付你不错的薪水。”他继续鼓动我。
“够我在北京买个房子吗?”我继续调皮。
“也不是没可能啊。”他说,“广告这个行业,在接下去的几年会有你意想不到的发展。而且啊,我看你这个人身上有股拼
劲,要真想做什么,应该没有做不到的。”
他一幅了解我透彻的样子,让我实在忍不住要提醒他:“齐先生,您别忘记我们才第三次见面。”
“有些人,见三百次也没用。有些人,三次就足够了。”
他也挺会聊的,让我有一种难得的棋逢对手的快感。我们学校那些男生,虽说个个都是学霸,但每每和他们交流,我都有一种话不投机半句多的挫败感。
“你要不要陪我喝点小酒?喝完再告诉我你的决定也不迟。”他替我斟上一小杯,端到我面前:“新年快乐!”
我笑:“看来您并没打算放过我。”
他好似话中有话:“我看准的,从来不放手。”
和于教授一样,他喜欢烈的二锅头。我滴酒不沾,自然陪不了他。我们礼貌碰杯之后他也不再强求,只是不会忘记不停地替我夹菜,添加饮料,换果碟,递餐巾纸。饭吃到一半老板进来敬酒,我才知道这家店的装修设计竟然全出自于他手。
他在我心里的分数,还真是没有办法的一路蹭蹭往上涨。
一顿饭,我们边吃边聊,好像有说不完的话,但聊了什么,却都忘记了。只记得我们都吃太饱,出了饭店,他建议走走,我没
表示反对。路灯的照射下,我看见天上又飘起了雪,他撑开了伞,挡在我的头顶。我闻到他身上淡淡的酒味,像是自己也喝了两三杯似的,有些淡淡的晕眩。
“你喜欢北京吗?”他问。
“喜欢啊,”我说,“可惜在这里永远是个异乡客的感觉。”
“你也有这种感觉?”他不太信。
“毕业后能留在北京工作的人很少,要拿到北京户口太难了。所以,无论怎样,都觉得自己是在这里暂住。”
“户口很重要吗?”他不解。
“也许吧。”我觉得我一时半会儿也很难跟一个台湾同胞解释清楚这个问题。再说了,这个问题在此时此刻不仅不重要,而且随时随地会毁掉气氛。
我们经过“王府饭店”,四周除了那幢大楼,漆黑一片。他停下脚步说:“我就住在这里,下次请你进去坐坐,今天实在太晚了。”
“我都不怕,你怕什么。”我故意。
他摸摸鼻子说:“我怕遇到查房。那就有点尴尬了。”
“尴尬啥?”
他说:“到时候还得掏身份证,结婚证。”
“看来你很有经验啊。”我笑。
“我觉得你很欠扁。”他用命令的口吻说道,“过来!”
我吓得离他远一步。而他不过是伸手,替我轻轻掸掉了落在我肩膀上的雪花。然后就拦了一辆出租对我说:“走吧,送你回去。”
“不用麻烦了,我自己回。”
“没看报纸吗,最近有街头大盗,敲了头抢了包就跑。”他一边说着,一边拉开车门硬推我上了车。
依然是送我到学校门口,依然隔着车窗和我挥别。我手里拿着他刚才硬要塞给我的黑伞,第一次体会到什么是依依不舍的滋味。我不知道下一次见他会是什么时候,我们没有约定,所谓的工作邀约,或许不过是他的客气。我转身正要往学校里走去的时候发现车子又开了回来。隔着车窗,他递给我一张名片说:“上面有我的行动电话,打给我。”
我没来得及问什么时候可以打给他,车子已经开走。
我捏着名片回到宿舍,宿舍上铺是空的。孙瑶瑶不知道去了
哪里,还没有回来。和罗有军分手后她变得有些玩世不恭,换着男生约会却从来没有认真过。用她的话来讲那叫“及时行乐”。她已经决定回老家,他爸爸在当地给她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而我父母也盼着我回成都,在他们的眼里,能天天打麻将的成都就是全世界最好的地方,北京城除了大点以外一无是处。
不过还好,他们还算尊重我的选择,只要我开心就好。所以,当我拿到留校的机会的时候,他们也没有表示强烈反对。
宿舍里已经熄了灯,我点着手电筒认真研究了一下他的名片:“宸啸广告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下面是公司的座机,还有他公司电话号码以及他个人的大哥大号码。”
宸啸?
他的笔名吗?
我心里有那么多的问题,却一个都不能向他问起。我是一个穷学生,连中文BP机都买不起,如何理直气壮跟“大哥大一族”联系呢?
如果他想找我,自然会来找我,不是吗?
那一周,我得到最坏的消息,我申请留校的要求被拒了,这就意味着,我来不及准备考研,如果没有北京的单位肯接收我,我
最大的可能就是被分配回成都工作。至于工作好不好,可能就全凭运气了。
“再想办法。”孙瑶瑶安慰我,“总不能一颗树上吊死。再说了,你是金子,走到哪里都会闪光的。”
人最无助的时候,任何安慰其实都是徒劳。
好几次,我经过宿舍大门,看到那个黑色的电话机,我都很想给他拔一个电话。但是我没有。就算拔通了,我想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我们本来是陌生人,他没有义务要承担我的不安和痛苦。这对他来讲不公平。
更何况,我从来都不是一个擅长倾诉痛苦的人。
期末考试的前两天,于枫来学校找我。他告诉我现在有一家新成立的报社,他们出版社的总编辑正好调过去负责,他想去帮我疏通疏通,想想办法,看看我能不能去做记者。
“别太为难了。”我说。
“我就这点薄面,有啥好为难的。”他埋怨地说,“倒是我爸,这几年你帮他做那么多事,你工作的事他应该上上心。明明说好的留校,怎么会事到临头还出状况了呢。”
“于教授很上心了。”我说,“是我运气不好。”
“我不评价。”于枫固执地说。
我和齐啸没有再见面。或许是出于奇怪的自卑心理吧,直到期末考试结束,我都没有打他的电话。放寒假我回了四川过年,亲戚朋友好一阵热闹,但我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孤单感,像缺失了一块什么重要的东西,无法圆满。
大年三十,挂了孙瑶瑶和于枫的问候电话以后,我终于鼓足勇气拿出名片给他打电话,想祝他新年快乐。
然而,他的大哥大电话关机。
他早就忘了我吧,在那些逐渐稀薄的记忆里,或许我连个剪影都算不上。我在盆地,他在宝岛,我们隔着那么遥远的今生今世注定无法跨越的距离。我很清楚地知道,唯有清醒,足够的清醒,才是唯一能够拯救我自己的方式。
我跳下公车,有细雪从天空上面飘来,夹着不经意的小雨。路很滑,冷风吹得我脸颊发红,那是我梦中期待已久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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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点,”他温和地说,“小心摔跤。”
“你来很久了吧,为什么不先进去?”我仰头看他。
我猜他应该不到三十岁吧,男人的年纪是看不出的,但我多希望他已经三十岁了。一个有故事的男人,才值得我因为要见到他前一夜认真数羊也解决不了的失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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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的借口。
我如愿以偿地在他的眼里看到等待的喜悦,却不得不以哈哈大笑来掩盖自己无法控制的心跳。他用伞罩住我,和我一起往图书馆里走去。伞下空间狭窄,我的胳膊轻轻地碰着他的。上台阶的时候,他伸手扶了我一把。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沉默应该是那时最好的伴奏,所以聪明如我们都选择了闭口不言。
进了图书馆才知道,他要查阅的都是一些和文物古董有关的书籍,我帮着他打开那些厚重的书,看他反复研究一个花瓶的高度和花纹,耐心记录一张桌子的尺寸和年代,哪怕是一个小小的泥菩萨雕塑,他也瞧得认真仔细。
“您收藏古董?”我问。
“我爸爸喜欢这些,”他说,“这是他拜托给我的功课。于教授也有这个爱好,难道他没有跟你分享过他的收藏品吗?”
我摇摇头,问他:“您父亲也是教授?”
“聪明。”他说,“他教历史。”
“那你应该去潘家园看看。”我建议说,“那里有一个非常大的古玩市场。”
“我常去,还有琉璃厂。”他笑,“就是不太会砍价,总是被宰。”
“下次我可以陪您去啊。”
他把眼睛从书页里抬起来,看着我说:“好啊。”
我居然有点脸红,幸亏他很快埋下头去,没有发现这一切。
那天我一共陪他去了三家图书馆,从最后一家走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雪也停了。但气温开始急剧下降,冷得我簌簌发抖。
“我们去吃涮羊肉。”他说。
和上周看电影时完全不一样,这一次他根本不是征询意见的语气。可这种熟络的感觉并不令我反感,反而有种说不上来的亲切。
他带我去的那家店并不大,装修很独特。我惊讶的是明明是一家“老北京涮羊肉”,老板却是个台湾人。他们看上去很熟,勾肩搭背,用闽南语开着我听不懂的玩笑。
“又让您请客。”我坐下,不好意思地说。
“你都陪我半天了。”他说,“要客气也得先轮到我。”
“怎么说都是我先欠您。”
“什么话!你是小姑娘,没机会请客的。”他拿起菜单说,“这里我熟悉,菜就我点了。你有忌口吗?”
“不吃羊肉。”我飞快地说。
“啊!”他惊讶,“怎么不早说!”
“哈哈,”我大笑,“不骗你怎么能赢你。给我最辣的蘸酱就好。”
他拿眼瞪我:“调皮!”
能捉弄到他还真是一件开心的事,在他面前表演吃辣椒更是一件开心的事。我把小米辣直接放进嘴里,他用等待炸弹爆炸的表情紧张地看我将其享受地吞下。
做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川妹子,我是个地地道道的火锅胃,比起热辣够劲的四川火锅来,涮羊肉当然差强人意,但在北京,能够吃上辣椒就算得上是幸福的事,更何况,还是吃肉。再何况,还是跟他在一起吃!
这是我惯有的乐观的思维方式,让一件普通平凡的小事从好到更好,从更好到最好。这是感知幸福的本领,它让我活得比很多人都幸福。
羊肉在锅里翻腾,他帮我碗里夹上一大筷,突然问我一个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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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惊叹:“果然是名校高材生,还真是有两把刷子。”
“小CASE。”我打蛇随棍上。
“你愿意来我公司兼职不,专门负责广告文案。应该不会占用你太多时间。”
“原来刚才是考试啊?”我恍然大悟。
“哪敢!”他说,“纯属请教。要知道,我们一群人扎堆想了一晚上,也没你刚才那句精彩。”
“别上当,胡说八道是我特长。”我说。
“广告嘛,就是让人愉快地上当。”
“让我想想再说吧。”我心里早就一口答应,嘴上却故意犹豫不决。再说了,我也还没弄清楚他是当真还只是说着玩玩而已。所以,该有的矜持必须得有。
“我付你不错的薪水。”他继续鼓动我。
“够我在北京买个房子吗?”我继续调皮。
“也不是没可能啊。”他说,“广告这个行业,在接下去的几年会有你意想不到的发展。而且啊,我看你这个人身上有股拼
劲,要真想做什么,应该没有做不到的。”
他一幅了解我透彻的样子,让我实在忍不住要提醒他:“齐先生,您别忘记我们才第三次见面。”
“有些人,见三百次也没用。有些人,三次就足够了。”
他也挺会聊的,让我有一种难得的棋逢对手的快感。我们学校那些男生,虽说个个都是学霸,但每每和他们交流,我都有一种话不投机半句多的挫败感。
“你要不要陪我喝点小酒?喝完再告诉我你的决定也不迟。”他替我斟上一小杯,端到我面前:“新年快乐!”
我笑:“看来您并没打算放过我。”
他好似话中有话:“我看准的,从来不放手。”
和于教授一样,他喜欢烈的二锅头。我滴酒不沾,自然陪不了他。我们礼貌碰杯之后他也不再强求,只是不会忘记不停地替我夹菜,添加饮料,换果碟,递餐巾纸。饭吃到一半老板进来敬酒,我才知道这家店的装修设计竟然全出自于他手。
他在我心里的分数,还真是没有办法的一路蹭蹭往上涨。
一顿饭,我们边吃边聊,好像有说不完的话,但聊了什么,却都忘记了。只记得我们都吃太饱,出了饭店,他建议走走,我没
表示反对。路灯的照射下,我看见天上又飘起了雪,他撑开了伞,挡在我的头顶。我闻到他身上淡淡的酒味,像是自己也喝了两三杯似的,有些淡淡的晕眩。
“你喜欢北京吗?”他问。
“喜欢啊,”我说,“可惜在这里永远是个异乡客的感觉。”
“你也有这种感觉?”他不太信。
“毕业后能留在北京工作的人很少,要拿到北京户口太难了。所以,无论怎样,都觉得自己是在这里暂住。”
“户口很重要吗?”他不解。
“也许吧。”我觉得我一时半会儿也很难跟一个台湾同胞解释清楚这个问题。再说了,这个问题在此时此刻不仅不重要,而且随时随地会毁掉气氛。
我们经过“王府饭店”,四周除了那幢大楼,漆黑一片。他停下脚步说:“我就住在这里,下次请你进去坐坐,今天实在太晚了。”
“我都不怕,你怕什么。”我故意。
他摸摸鼻子说:“我怕遇到查房。那就有点尴尬了。”
“尴尬啥?”
他说:“到时候还得掏身份证,结婚证。”
“看来你很有经验啊。”我笑。
“我觉得你很欠扁。”他用命令的口吻说道,“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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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麻烦了,我自己回。”
“没看报纸吗,最近有街头大盗,敲了头抢了包就跑。”他一边说着,一边拉开车门硬推我上了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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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来得及问什么时候可以打给他,车子已经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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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还没有回来。和罗有军分手后她变得有些玩世不恭,换着男生约会却从来没有认真过。用她的话来讲那叫“及时行乐”。她已经决定回老家,他爸爸在当地给她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而我父母也盼着我回成都,在他们的眼里,能天天打麻将的成都就是全世界最好的地方,北京城除了大点以外一无是处。
不过还好,他们还算尊重我的选择,只要我开心就好。所以,当我拿到留校的机会的时候,他们也没有表示强烈反对。
宿舍里已经熄了灯,我点着手电筒认真研究了一下他的名片:“宸啸广告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下面是公司的座机,还有他公司电话号码以及他个人的大哥大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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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里有那么多的问题,却一个都不能向他问起。我是一个穷学生,连中文BP机都买不起,如何理直气壮跟“大哥大一族”联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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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可能就是被分配回成都工作。至于工作好不好,可能就全凭运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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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几次,我经过宿舍大门,看到那个黑色的电话机,我都很想给他拔一个电话。但是我没有。就算拔通了,我想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我们本来是陌生人,他没有义务要承担我的不安和痛苦。这对他来讲不公平。
更何况,我从来都不是一个擅长倾诉痛苦的人。
期末考试的前两天,于枫来学校找我。他告诉我现在有一家新成立的报社,他们出版社的总编辑正好调过去负责,他想去帮我疏通疏通,想想办法,看看我能不能去做记者。
“别太为难了。”我说。
“我就这点薄面,有啥好为难的。”他埋怨地说,“倒是我爸,这几年你帮他做那么多事,你工作的事他应该上上心。明明说好的留校,怎么会事到临头还出状况了呢。”
“于教授很上心了。”我说,“是我运气不好。”
“我不评价。”于枫固执地说。
我和齐啸没有再见面。或许是出于奇怪的自卑心理吧,直到期末考试结束,我都没有打他的电话。放寒假我回了四川过年,亲戚朋友好一阵热闹,但我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孤单感,像缺失了一块什么重要的东西,无法圆满。
大年三十,挂了孙瑶瑶和于枫的问候电话以后,我终于鼓足勇气拿出名片给他打电话,想祝他新年快乐。
然而,他的大哥大电话关机。
他早就忘了我吧,在那些逐渐稀薄的记忆里,或许我连个剪影都算不上。我在盆地,他在宝岛,我们隔着那么遥远的今生今世注定无法跨越的距离。我很清楚地知道,唯有清醒,足够的清醒,才是唯一能够拯救我自己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