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命运薄待的女孩 第3章 追根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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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沈秀兰和张明德这对夫妻还很有点患难与共的意味。
沈秀兰是长女，张明德是长子，他们打一出生就都肩负着帮父母照料底下几个兄弟姊妹的义务。他们都是为了大家庭而牺牲自己的人。
沈秀兰这一生都没有进过学堂，大字不识一个。她嫁过来后，我们村小学曾经组织过“扫盲”活动，让村里没读过书的妇女利用农闲时去读书认字，但因为组织者之一就是我的父亲张明德，于是沈秀兰就堂而皇之地以农活太忙逃过了“这一劫”，就连最后的考试，也是张明德安排了村里的另一个婶子替的她。她那时候已经完全放弃了学文化的念头，一心只有干农活。
沈秀兰干起农活来可以用一个“没日没夜”来形容。她不会在大家都回家做饭吃饭的饭点儿回家，她总要多干几把，多拖一会儿，有点像爱拖堂的老师的做派。
张明德那时候已经通过一系列考核考试转正了，成了正式的“公家人”，同时也被调到了离家四五十公里的另一所乡村小学。
那时候我们那里的乡村还没有通汽车，张明德本就微薄的工资都拿去资助了弟弟妹妹们读书，因此他也没有自行车。就那么步行四五十公里去上班或回家。那时候单休，他常常一两个月才回家一趟。
母亲下地干活的时候，我带着弟弟在院子里玩，经常饿着肚子左等右等，等不到妈妈回家做饭。
那时候二婶母已过门，爷爷奶奶家的饭熟了是不会主动给我们俩吃的，怕二婶母闹意见。
弟弟有时候会跑去他们桌上蹭饭，孙子主动去蹭，爷爷奶奶当然不会拒绝。但我不会去，我独自一人蹲在门帘后面，乖乖等着，有时候会等到睡着。
沈秀兰得知了我们俩的表现后，既觉得儿子会生存，又觉得女儿有骨气。但这丝毫也没有改变她收工回家的时间表。这反而可以让她更放心地在地里拖着干活迟迟不回家了。
这个倔强的女人，似乎对生活唯一的希望就在地里。
有了妯娌之后，尽管各过各的日子，但大家在一个院子里生活，有时候总免不了搞得唇枪舌战。
沈秀兰过去只是见不到丈夫的工资，从我三四岁时开始，她连丈夫的人影子也只能很长时间见一次了。家里地里的活儿都落在她一人肩上，她的脾气变得越发急躁起来。
等我5岁的时候，尽管我已经可以帮忙摘菜，烧开水，还可以带弟弟了，但还是经常会被母亲骂。她能骂的人，也只有我。她无论受了多大的气，都只会骂我。她不可能去骂爷爷奶奶，她又骂不过二婶母，她也舍不得骂弟弟，只有我，她常常会厉声斥责，甚至有时候脏话脱口而出。
每每那些时候，我躲在墙角炕沿边边上，大气都不敢出。这样的暴风骤雨对还没上小学的我，痛苦又无奈。
日子显得格外漫长。没上学之前的很多事都毫无记忆了，但有些挨打挨骂的画面还依稀存在脑海里。
等张明德回家时，她的怒骂对象便会转移到他身上，我会得到暂时被“遗忘”的一丝轻松。
隐约记得有一天夜里，弟弟尿炕了，沈秀兰骂张明德不及时把孩子叫起来让他去尿尿，因为孩子是挨着他睡的，他自然就该负这个责任。
那天夜里因为炕上的一大泡尿，地盘不够四个人睡觉了，我被沈秀兰的谩骂声吵醒时，看到张明德被迫在靠着墙的一角坐着，他就那样坐到了天亮。幼小的我觉得父亲好可怜呀。
小时候我常常有一种错觉，就是张明德回家来，更像是来到了沈秀兰的家里做客一样，很多事情他都没有自主权，他擅自做主干了什么活，必定会遭她的一顿毫不客气的数落，而且每次理由都非常充足：暂时不需要干那个，有那时间不如干另外一件更紧急的事；没脑子，不用心思，干的不好。。。干得不好是最常见的理由——张明德大半辈子做的所有事，沈秀兰没有一件满意的。
张明德的辩解只会引来沈秀兰更气愤的弹压，索性后来他就什么话都不说了，她一开口，他就保持沉默是金的态度。
但是假如张明德什么都不干——反正你说我干的不好，我不干总行了吧？不行。你干不好那是能力问题，你不干，那就是态度问题，那会让沈秀兰更愤怒，火气更大。
我跟弟弟前后脚相差一年上了小学，之后父亲跟几个同事借了一些钱，把村子闲置的一户院子买了下来，我们从爷爷奶奶家的院子里搬了出来，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家。
父亲依然在很远的地方上班，但那时候他好像涨工资了，买了一辆自行车，回家的次数变得勤了一些。而且因为他自己是数理化方面的优等生，又很会抓学生成绩，工作能力强，之后就当上了某乡村小学的校长。
后来又经过几次调动，来到离家更近的小学当校长，农忙时节每天下午都会骑着自行车回家，帮着母亲干农活，第二天早上又早早地骑十多公里去上班。
我跟弟弟上了小学后成绩一直很好，而且是随着年级越高，我们的排名越靠前，到了五六年级的时候，我们都成了班级的第一名，而且比第二名遥遥领先一大截。我们还获得一些全区作文比赛的奖。
那段时间我们家进入了一个相对非常幸福甜蜜的时期，父母关系缓和了很多，家里少了很多争吵，多了一些欢声笑语。
干教育工作的父亲从两个孩子身上敏锐地看出了某种希望。农村孩子，跳出农门唯一的路就是成绩好，考上大学。父亲开始有意无意说起某某大学怎样怎样，他开始在我们的心里撒播一些种子。
但其实父母更希望的是让弟弟考上大学，让我初中毕业考上师范学校，以后当一名安安稳稳的老师。他们认为那是我一个女孩子家最好的归宿。
我表面上从来没有反驳过，我也不知道除了当老师我还能干什么，但在心里，我是不希望自己成为老师，成为父亲一样每天被老婆骂的人，不希望这一辈子每天都生活在离沈秀兰很近的地方，我想要离她远一点。
沈秀兰下地干活不按时回家的习惯随着我学会了做饭之后变本加厉起来。五六年级时我每天放学回家除了喂鸡喂羊，收拾卫生，还可以做简单的饭菜，那时候农村的家常饭菜原本就很简单，我与其每天饿着肚子干等着，就自己动手了。
我先是学会了做疙瘩汤，面片子，洋芋搅团等这些难度系数低一点的。
上了初中后，我的厨艺不断长进，又学会了手擀面，拉条子等西北家常饭菜。
小学到初中的这九年里，我每天放学回家没在家做过作业，都是在学校就完成了。从三四年级开始，回到家就是干家务活，做饭洗碗，喂鸡喂羊，打扫院子和房间卫生，周末还要洗全家人的衣服。
到了农活很忙的时候，周末要跟着父母下地干活，掰玉米，挖土豆，捡麦穗等。
父亲虽然是教育工作者，但直到今天，我也依然认为他的教育方法并不高明，甚至很不得当。他不会说漂亮话，不善鼓励，考得好，他不会多说什么，考得不好，他会毫不客气的打击我。
他常吊在嘴上的话就是“丫头就是不行。”
有一次我说让他以后别再说我不行的话了，结果他说就是要多说才对哩！
我默默地闭上了嘴。
沈秀兰则是对我全方位的挑剔，我干的任何的活儿她都不会满意，不会直接说句肯定的话，总要挑出这样那样的问题喋喋不休说了又说，有时候让我返工重干，假如她让我干什么我没干，那更是不依不饶。
深秋的一个晚上，天已经全黑，我做好了饭跟弟弟先吃了，等着父母回家。又不知过了多久，终于听到了父母叩门的声音。母亲进门之后，将院子巡视一圈，看到地上的一堆土豆原封不动地堆在那里，跟她出门时没有任何变化，顿时火冒三丈开始质问我，说：“中午就给你说了，下午放学后要把这堆土豆分拣出来，大一点的装在筐里，怎么还是没动？”
我说：“我觉得那一堆大小都差不多，都是挑过一遍的了，没什么好拣的。”
母亲扯着嗓子说：“你知道什么，大一点的明年春天是可以当种子的，太小的很嫩掺在里面容易坏，要挑出来的！”
我没说什么，心里盼望着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他们赶紧吃饭，我也就可以去睡觉了，因为我已经很困了。
但是沈秀兰这个女人太难缠了，尽管她的地窖里已经堆满了土豆，那么一小堆小土豆拣不拣有什么要紧？可她就非要让我那天晚上把那堆土豆分拣出来，把大一点的装在筐里。理由是一夜过去会冻坏的，装进筐里好挪到屋里。
深秋季节大西北夜里温度确实很低，冻坏是有可能的。
好吧，我强忍着瞌睡，在沈秀兰指使张明德将手电筒架起的一片亮光中开始一个一个的拣土豆。那时候弟弟早就睡着了。
令人想不通的是，第二天沈秀兰把我分拣的那筐土豆送给了村里的另一个女人。
她非常热情的跟那个女人一起将筐抬到人家的架子车上，然后你拉我推的说笑着出了院门，我愣愣地看着自己在痛苦中完成的劳动成果原来是这样一个归宿，有点想骂人。
等沈秀兰进门后，我迫不及待地跑去质问：“妈妈，你既然要把这堆土豆送给李婶，为什么不让她自己来拣？”
母亲说：“拣好了送给她她就免得再拣一次了啊，她直接就可以种了。”
母亲的声音比我大多了，我再争辩她一定会骂我的，我只好闭嘴了。
有时候我会跟她吵架，会攀扯着说：“为什么弟弟什么活都不干，你却不说他？”
因为上初中时，弟弟的个子都比我高很多了。他不干活，家里的活都让我一个人干，有时候难免会心里不平衡。
这种时候母亲总是含糊其辞地说：“怎么不让他干，我让你们两个一起干的啊。”
我说：“他放下书包就跑出去玩了，在你回来之前才进门，每天都是这样，活都是我干的啊！”
沈秀兰就说：“是你干的活，那你要干就干好嘛。你不要让他出去玩，跟你一起干啊。”
我再想说点什么，嘴巴张着，但感觉喉咙像是被堵住了，明明满肚子话呢，可就是没法变成声音了。我恼火的茫然四顾，会看到弟弟躲在不远处狡黠的幸灾乐祸的笑。我对这个家烦透了。
初二的时候我在学校校报上发表了一篇《我的妈妈》的作文，被很多班级的语文老师当范文在班上念，因而几乎全校同学就都知道了我，引来一些男同学的同情和女同学的嘲笑。
那时候我很孤单，没有朋友。除了成绩还不错，其他方面一无是处。
我的母亲沈秀兰没有体会过读书带来任何好处，即便是嫁了一个知识分子丈夫。因而她对孩子们学习好坏是无感的，她对孩子未来如何也不会多想的。她就是细细碎碎的过每天的日子。
在地里不断地跟风种西瓜种大葱，同时在家里养很多鸡很多猪，想方设法的搞活我们家的经济。
她的想法是非常好的，但是方法存在很大的问题，不懂得控制成本，总是投入太多，执行力也比较差，因而不断折腾，却并无多大的收益，每次就混个保本，有时候也稍微赚点。
但我们全家跟着她一起投入的物力人力的成本却是非常高的。
家里经济状况一直非常紧张，我们全家人穿的衣服总是旧的，我常年穿的都是小姨淘汰下来的，尺码有点大，凑合套在身上。
尽管如此，初二那年，张明德在同事的鼓动下，头脑一热，毫无积蓄的情况下居然东借西凑的在市里买了一套房。
沈秀兰是长女，张明德是长子，他们打一出生就都肩负着帮父母照料底下几个兄弟姊妹的义务。他们都是为了大家庭而牺牲自己的人。
沈秀兰这一生都没有进过学堂，大字不识一个。她嫁过来后，我们村小学曾经组织过“扫盲”活动，让村里没读过书的妇女利用农闲时去读书认字，但因为组织者之一就是我的父亲张明德，于是沈秀兰就堂而皇之地以农活太忙逃过了“这一劫”，就连最后的考试，也是张明德安排了村里的另一个婶子替的她。她那时候已经完全放弃了学文化的念头，一心只有干农活。
沈秀兰干起农活来可以用一个“没日没夜”来形容。她不会在大家都回家做饭吃饭的饭点儿回家，她总要多干几把，多拖一会儿，有点像爱拖堂的老师的做派。
张明德那时候已经通过一系列考核考试转正了，成了正式的“公家人”，同时也被调到了离家四五十公里的另一所乡村小学。
那时候我们那里的乡村还没有通汽车，张明德本就微薄的工资都拿去资助了弟弟妹妹们读书，因此他也没有自行车。就那么步行四五十公里去上班或回家。那时候单休，他常常一两个月才回家一趟。
母亲下地干活的时候，我带着弟弟在院子里玩，经常饿着肚子左等右等，等不到妈妈回家做饭。
那时候二婶母已过门，爷爷奶奶家的饭熟了是不会主动给我们俩吃的，怕二婶母闹意见。
弟弟有时候会跑去他们桌上蹭饭，孙子主动去蹭，爷爷奶奶当然不会拒绝。但我不会去，我独自一人蹲在门帘后面，乖乖等着，有时候会等到睡着。
沈秀兰得知了我们俩的表现后，既觉得儿子会生存，又觉得女儿有骨气。但这丝毫也没有改变她收工回家的时间表。这反而可以让她更放心地在地里拖着干活迟迟不回家了。
这个倔强的女人，似乎对生活唯一的希望就在地里。
有了妯娌之后，尽管各过各的日子，但大家在一个院子里生活，有时候总免不了搞得唇枪舌战。
沈秀兰过去只是见不到丈夫的工资，从我三四岁时开始，她连丈夫的人影子也只能很长时间见一次了。家里地里的活儿都落在她一人肩上，她的脾气变得越发急躁起来。
等我5岁的时候，尽管我已经可以帮忙摘菜，烧开水，还可以带弟弟了，但还是经常会被母亲骂。她能骂的人，也只有我。她无论受了多大的气，都只会骂我。她不可能去骂爷爷奶奶，她又骂不过二婶母，她也舍不得骂弟弟，只有我，她常常会厉声斥责，甚至有时候脏话脱口而出。
每每那些时候，我躲在墙角炕沿边边上，大气都不敢出。这样的暴风骤雨对还没上小学的我，痛苦又无奈。
日子显得格外漫长。没上学之前的很多事都毫无记忆了，但有些挨打挨骂的画面还依稀存在脑海里。
等张明德回家时，她的怒骂对象便会转移到他身上，我会得到暂时被“遗忘”的一丝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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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假如张明德什么都不干——反正你说我干的不好，我不干总行了吧？不行。你干不好那是能力问题，你不干，那就是态度问题，那会让沈秀兰更愤怒，火气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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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又经过几次调动，来到离家更近的小学当校长，农忙时节每天下午都会骑着自行车回家，帮着母亲干农活，第二天早上又早早地骑十多公里去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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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时间我们家进入了一个相对非常幸福甜蜜的时期，父母关系缓和了很多，家里少了很多争吵，多了一些欢声笑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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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实父母更希望的是让弟弟考上大学，让我初中毕业考上师范学校，以后当一名安安稳稳的老师。他们认为那是我一个女孩子家最好的归宿。
我表面上从来没有反驳过，我也不知道除了当老师我还能干什么，但在心里，我是不希望自己成为老师，成为父亲一样每天被老婆骂的人，不希望这一辈子每天都生活在离沈秀兰很近的地方，我想要离她远一点。
沈秀兰下地干活不按时回家的习惯随着我学会了做饭之后变本加厉起来。五六年级时我每天放学回家除了喂鸡喂羊，收拾卫生，还可以做简单的饭菜，那时候农村的家常饭菜原本就很简单，我与其每天饿着肚子干等着，就自己动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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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了初中后，我的厨艺不断长进，又学会了手擀面，拉条子等西北家常饭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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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虽然是教育工作者，但直到今天，我也依然认为他的教育方法并不高明，甚至很不得当。他不会说漂亮话，不善鼓励，考得好，他不会多说什么，考得不好，他会毫不客气的打击我。
他常吊在嘴上的话就是“丫头就是不行。”
有一次我说让他以后别再说我不行的话了，结果他说就是要多说才对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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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秀兰则是对我全方位的挑剔，我干的任何的活儿她都不会满意，不会直接说句肯定的话，总要挑出这样那样的问题喋喋不休说了又说，有时候让我返工重干，假如她让我干什么我没干，那更是不依不饶。
深秋的一个晚上，天已经全黑，我做好了饭跟弟弟先吃了，等着父母回家。又不知过了多久，终于听到了父母叩门的声音。母亲进门之后，将院子巡视一圈，看到地上的一堆土豆原封不动地堆在那里，跟她出门时没有任何变化，顿时火冒三丈开始质问我，说：“中午就给你说了，下午放学后要把这堆土豆分拣出来，大一点的装在筐里，怎么还是没动？”
我说：“我觉得那一堆大小都差不多，都是挑过一遍的了，没什么好拣的。”
母亲扯着嗓子说：“你知道什么，大一点的明年春天是可以当种子的，太小的很嫩掺在里面容易坏，要挑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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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沈秀兰这个女人太难缠了，尽管她的地窖里已经堆满了土豆，那么一小堆小土豆拣不拣有什么要紧？可她就非要让我那天晚上把那堆土豆分拣出来，把大一点的装在筐里。理由是一夜过去会冻坏的，装进筐里好挪到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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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我强忍着瞌睡，在沈秀兰指使张明德将手电筒架起的一片亮光中开始一个一个的拣土豆。那时候弟弟早就睡着了。
令人想不通的是，第二天沈秀兰把我分拣的那筐土豆送给了村里的另一个女人。
她非常热情的跟那个女人一起将筐抬到人家的架子车上，然后你拉我推的说笑着出了院门，我愣愣地看着自己在痛苦中完成的劳动成果原来是这样一个归宿，有点想骂人。
等沈秀兰进门后，我迫不及待地跑去质问：“妈妈，你既然要把这堆土豆送给李婶，为什么不让她自己来拣？”
母亲说：“拣好了送给她她就免得再拣一次了啊，她直接就可以种了。”
母亲的声音比我大多了，我再争辩她一定会骂我的，我只好闭嘴了。
有时候我会跟她吵架，会攀扯着说：“为什么弟弟什么活都不干，你却不说他？”
因为上初中时，弟弟的个子都比我高很多了。他不干活，家里的活都让我一个人干，有时候难免会心里不平衡。
这种时候母亲总是含糊其辞地说：“怎么不让他干，我让你们两个一起干的啊。”
我说：“他放下书包就跑出去玩了，在你回来之前才进门，每天都是这样，活都是我干的啊！”
沈秀兰就说：“是你干的活，那你要干就干好嘛。你不要让他出去玩，跟你一起干啊。”
我再想说点什么，嘴巴张着，但感觉喉咙像是被堵住了，明明满肚子话呢，可就是没法变成声音了。我恼火的茫然四顾，会看到弟弟躲在不远处狡黠的幸灾乐祸的笑。我对这个家烦透了。
初二的时候我在学校校报上发表了一篇《我的妈妈》的作文，被很多班级的语文老师当范文在班上念，因而几乎全校同学就都知道了我，引来一些男同学的同情和女同学的嘲笑。
那时候我很孤单，没有朋友。除了成绩还不错，其他方面一无是处。
我的母亲沈秀兰没有体会过读书带来任何好处，即便是嫁了一个知识分子丈夫。因而她对孩子们学习好坏是无感的，她对孩子未来如何也不会多想的。她就是细细碎碎的过每天的日子。
在地里不断地跟风种西瓜种大葱，同时在家里养很多鸡很多猪，想方设法的搞活我们家的经济。
她的想法是非常好的，但是方法存在很大的问题，不懂得控制成本，总是投入太多，执行力也比较差，因而不断折腾，却并无多大的收益，每次就混个保本，有时候也稍微赚点。
但我们全家跟着她一起投入的物力人力的成本却是非常高的。
家里经济状况一直非常紧张，我们全家人穿的衣服总是旧的，我常年穿的都是小姨淘汰下来的，尺码有点大，凑合套在身上。
尽管如此，初二那年，张明德在同事的鼓动下，头脑一热，毫无积蓄的情况下居然东借西凑的在市里买了一套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