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有蝉鸣 第十一章 初见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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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沙头。
西贡海港夜市一家菜馆里，杨守安和阿四两个人醉得一塌糊涂。
“阿四，来，再吹一个，今天咱兄弟两来个不醉不归。”
“老子还怕你啊？老板娘，再……再来六瓶活力，六瓶珠江，要……要冰的啊。”
原本已经趴在桌上的阿四被杨守安一激，嚷嚷着就直起身子要再大战八百回合。
舌头都捋不直的他朝着老板娘不停地招手，右脚不自觉地往前一伸，将桌子底下二十来个棕色绿色的玻璃酒瓶踢得东倒西歪。
“叮铃哐啷”的声音格外刺耳，菜馆的老板娘却见怪不怪，一边拎来两个半打的啤酒，一边叹着气摇了摇头。
这热闹的海鲜市场每天都人来人往，像杨守安和阿四这样“失意”的年轻人她见过太多了。
九十年代末开始，随着深圳、广州等城市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下迅猛发展，来自全国各地的，怀揣着梦想的男男女女们不断涌入。
那时候坊间有句口口相传的“名言”，说是“只要肯干，广州遍地是黄金。”
一年多前杨守安和阿四从佛山的三峡移民迁入地辗转来到这里的时候也是这么认为的，大山的苦都能咬着牙吃下来，这在遍地是黄金的羊城，岂不是分分钟就能发家致富。
可惜现实的骨感总是让人猝不及防，人很难赚到自己认知范畴以外的钱，更何况是两个没读过多少书的山里孩子。
当时杨守安和阿四一下火车，就直奔广州最著名的大沙头夜市，豪爽地把菜单上的鱼虾蟹螺统统点了一遍，酒足饭饱后他们又去了状元府，各自置办了一身颇为潮流的T恤和牛仔裤。
羊城的夜晚比起巫山美妙了太多，无处不在的霓虹灯和满大街衣着清凉的漂亮姑娘们彻底激发了少年的荷尔蒙，而兜里的几万块现金又给了他们“挥霍”的底气。
之后的日子就是到处吃喝玩乐，从没体验过的新鲜感和刺激感牢牢控制着杨守安和阿四的大脑，他们似乎是想要一口气来弥补过往十几年的无趣人生。
白天在旅馆蒙头大睡，晚上就去环市东、沿江路的酒吧街潇洒。
那时候酒吧里都会有驻唱，大多演奏的是港台金曲，摇曳的七彩灯光下，陌生的人们扭动着身躯，酒精消去所有烦恼，只留下及时行乐的爽快。
杨守安最喜欢听的歌是陈慧娴的《跳舞街》，尤其是那句歌词：“差一分钟天就黑晒，毋须急于赶计成败，光阴好比闪电飞快，想开心应该去街”，总能和他产生强烈的共鸣。
什么原定计划、什么赚钱摆摊、什么雄心壮志，统统明天再说。
直到有一次，两个人又喝得烂醉如泥，坐在路边直接睡着了，等醒来发现随身的挎包竟然不见踪影，那里面有两万多的现金，相当于他们小一半的身家。
三峡移民补偿款都是有专门的存折户头，杨守安和阿四来广州前取了一大部分现金出来，原本计划着下了火车就去张罗租房、进货还有物色摊位地址等等，结果这一放飞自我直接就玩了大半个月。
2000年的广州治安并不算太好，虽然经过严打之后“飞车党”抢劫的事情变少了，但偷窃和顺手牵羊的情况依然存在，阿四担心这么多钱放在旅馆不安全，所以每次出门都是塞进贴身的挎包。
没成想最后还是出了事，发现钱丢了以后，两人直接被吓出一身冷汗，醉意全消，在附近找了一大圈却依然毫无所获，无奈之下只能报警求助。
那派出所的警察相当负责，详细登记了笔录，但也和杨守安他们坦言，就现在掌握的线索来看，想要找回挎包难度极大，最后临走了他还拍了拍失魂落魄的两人肩膀，说自己一定尽力而为。
如行尸走肉般回到旅馆，过了这么久“纸醉金迷”日子的杨守安方才如梦初醒，赶紧清点资产，发现减去被偷走的以及这些天“巨额”消费掉的，原本六万多的本钱只剩下了不足三万块。
“是我该死，我不该把这么多钱都放在身上的，我对不起你，安子。”
当阿四带着哭腔不断抽自己耳光的时候，杨守安却很快就恢复了冷静，钱被偷只是偶然事件，却也帮助他们从欲望中警醒，如果没有那个“杀千刀”的小偷，指不定两个人还整天泡在酒吧，那样的话结局只会更惨。
“明天我们就去西湖路夜市，先把摊位租下来，然后看看哪里有服装的批发市场，不管怎么样要先把生意做起来，不然每天光是住宿吃饭的钱就够我们头疼的了。”
对于来广州摆摊做服装生意的计划，杨守安和阿四也不是一拍脑袋就决定的，早在云阳村的时候，他们就从务工回来的村民那得到了很多关于广州的“情报”。
2000年头那会，杨守安每个月还要去两次县城，缠着在那经营网吧的同乡老板帮他们查资料，什么大沙头、西湖路、状元坊、布匹城这些个地方其实他早就有所了解。
之前被大城市的风情万种冲昏了头脑，现在定下心来，一条条计划在脑海中快速成形。
杨守安本就性格坚韧，不然也不会在遭遇了家庭巨变，又被村民们喊了这么多年“野孩子”后还能保持乐观的心态。
重新鼓起干劲的他一刻都没有再耽搁，第二天就和阿四跑到了广州最热闹的服装集市——西湖路夜市。
西湖路灯光夜市是全国开设最早的夜市，也是首个时装夜市。
当时，人民路要建高架桥，附近的观绿路小商品市场要被拆除，市场里的经营人员主要有三类：上山下乡的返城知青，国营、集体企业的精简人员，劳改释放人员。
这些人生活无着，需要妥善安置，不然很容易影响社会的稳定。
西湖路上有“广百”，又靠近北京路商业街，于是市、区领导实地考察后，觉得在这里很适合办个夜市，统一管理个体摊档，同时解决待业青年的生计问题。
刚开始，档主们用竹竿沿着马路两边，搭建起约两三平方米的简易摊档。有卖服装的，也有做饮食生意的。
头几个月生意不好，饮食摊撤走了，只剩下卖服装的继续坚持。
后来为了解决照明问题，每个档口都加装了一盏电灯，走过路过夜市的人便逐渐多了起来，巅峰时期摊档达到一千多个，从西湖路扩展到教育路再向两侧的起义路和中山五路延伸。
杨守安和阿四特地选了晚上七点夜市亮灯的时候才来考察，不算宽阔的马路两旁，档口鳞次栉比，一根根竹竿向马路中间延伸，竿子上挂满了在当季流行的服饰，其中不乏在香港最“潮”的款式。
摊档多，夜市的客人更多，除了本地的居民喜欢吃好晚饭来逛逛外，还有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穿梭其中，甚至能看到蓝眼睛金头发的外国人，用手势和摊主们讨价还价。
如此繁荣的景象让心怀忐忑的杨守安振奋无比，当即就找到了夜市的管理处，问清了入驻所需办理的手续和费用后，第二天便赶往了附近的大型服装批发市场。
杨守安和阿四的见识毕竟非常有限，在他们看来做生意无非就是低买高卖，两人一口气花出去大几千块采购了一批“时兴款式”的靓服，推着板车就运回了刚租下了屋子。
这屋子离着西湖路不远，总共两间，一间用来睡觉，另一间便用来当作仓库。
杨守安和阿四初来乍到也不太会砍价，所以房租并不便宜，但在当时的两人看来，以后反正是要在夜市讨饭吃，为了一点租金舍近求远，反而得不偿失。
接下来就是缴纳各种费用，然后跟着市场的管理员来到分配好的摊档，因为是“新人”，位置自然是不怎么好，不属于夜市的核心区域，贴在教育路的边边上。
摊子是支起来了，但杨守安和阿四其实压根不知道该怎么做生意，只能依葫芦画瓢，用杆子把服装一件件挂起来，然后扯着嗓子开始叫卖。
结果可想而知，头三天连一件衣服都没卖出去，期间还被隔壁的摊主找了次茬，说阿四挂的灯泡太亮，影响了他家的生意，要求杨守安他们不准开灯。
西湖路是夜市，吸引客人全靠摊档门前的那盏灯，于是阿四据理力争，但对方一声招呼就喊来了其他几个摊主，个个面色不善，仿佛一言不合就会动手。
杨守安投诉到市场管理处去，结果人家坐在那连眼皮子都没抬一下，不咸不淡地说市场竞争是正常的，除非对方真的砸了摊子，不然他们也不好插手多管。
直到这时候，杨守安和阿四才意识到什么叫“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他们这两个初生的小牛犊子一头撞进了别人的圈子，想要从别人的桌上分口饭吃，自然会遭到群起而攻之。
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杨守安和阿四苦苦支撑着他们的小摊，生意上虽有所起色，但由于成本控制不力，库存服装积压严重等问题，在临近2002年春节的时候一盘账，发现手上的流动资金已经快要枯竭了。
如果说这样的困境还不足以致命，那么一纸《关于撤销西湖路灯光夜市的通告》，则是彻底让两人陷入了“绝望”。
原本带着雄心壮志来到广州掘金，到头来除了一屋子的过时衣服，什么都没挣到。
这一年多里，每隔一两个月周清茹便会写信过来，讲述自己完成了学业、登上了移民的客轮，来到了繁华的上海，有了自己的房间等等经历。
字里行间充满着对美好未来的期盼，当然还有对在广州打拼的两人近况的关心。
每封信杨守安都会反复阅读，然后整整齐齐地收在抽屉里。
至于回信，他则是要斟酌许久，一来文化水平不高，遇到不会写的字还得去现查字典；二来在广州的生活实在难用顺利来形容，为了不让对方担心，也只能挑着好话说。
但这次，杨守安看着书信上熟悉的问候和分享却陷入了良久的沉默，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回复的他破天荒地拉着阿四重回了大沙头的夜宵摊子。
同样的菜馆，同样的老板娘，不同的是这次的啤酒喝在嘴里，只剩下了苦涩。
西贡海港夜市一家菜馆里，杨守安和阿四两个人醉得一塌糊涂。
“阿四，来，再吹一个，今天咱兄弟两来个不醉不归。”
“老子还怕你啊？老板娘，再……再来六瓶活力，六瓶珠江，要……要冰的啊。”
原本已经趴在桌上的阿四被杨守安一激，嚷嚷着就直起身子要再大战八百回合。
舌头都捋不直的他朝着老板娘不停地招手，右脚不自觉地往前一伸，将桌子底下二十来个棕色绿色的玻璃酒瓶踢得东倒西歪。
“叮铃哐啷”的声音格外刺耳，菜馆的老板娘却见怪不怪，一边拎来两个半打的啤酒，一边叹着气摇了摇头。
这热闹的海鲜市场每天都人来人往，像杨守安和阿四这样“失意”的年轻人她见过太多了。
九十年代末开始，随着深圳、广州等城市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下迅猛发展，来自全国各地的，怀揣着梦想的男男女女们不断涌入。
那时候坊间有句口口相传的“名言”，说是“只要肯干，广州遍地是黄金。”
一年多前杨守安和阿四从佛山的三峡移民迁入地辗转来到这里的时候也是这么认为的，大山的苦都能咬着牙吃下来，这在遍地是黄金的羊城，岂不是分分钟就能发家致富。
可惜现实的骨感总是让人猝不及防，人很难赚到自己认知范畴以外的钱，更何况是两个没读过多少书的山里孩子。
当时杨守安和阿四一下火车，就直奔广州最著名的大沙头夜市，豪爽地把菜单上的鱼虾蟹螺统统点了一遍，酒足饭饱后他们又去了状元府，各自置办了一身颇为潮流的T恤和牛仔裤。
羊城的夜晚比起巫山美妙了太多，无处不在的霓虹灯和满大街衣着清凉的漂亮姑娘们彻底激发了少年的荷尔蒙，而兜里的几万块现金又给了他们“挥霍”的底气。
之后的日子就是到处吃喝玩乐，从没体验过的新鲜感和刺激感牢牢控制着杨守安和阿四的大脑，他们似乎是想要一口气来弥补过往十几年的无趣人生。
白天在旅馆蒙头大睡，晚上就去环市东、沿江路的酒吧街潇洒。
那时候酒吧里都会有驻唱，大多演奏的是港台金曲，摇曳的七彩灯光下，陌生的人们扭动着身躯，酒精消去所有烦恼，只留下及时行乐的爽快。
杨守安最喜欢听的歌是陈慧娴的《跳舞街》，尤其是那句歌词：“差一分钟天就黑晒，毋须急于赶计成败，光阴好比闪电飞快，想开心应该去街”，总能和他产生强烈的共鸣。
什么原定计划、什么赚钱摆摊、什么雄心壮志，统统明天再说。
直到有一次，两个人又喝得烂醉如泥，坐在路边直接睡着了，等醒来发现随身的挎包竟然不见踪影，那里面有两万多的现金，相当于他们小一半的身家。
三峡移民补偿款都是有专门的存折户头，杨守安和阿四来广州前取了一大部分现金出来，原本计划着下了火车就去张罗租房、进货还有物色摊位地址等等，结果这一放飞自我直接就玩了大半个月。
2000年的广州治安并不算太好，虽然经过严打之后“飞车党”抢劫的事情变少了，但偷窃和顺手牵羊的情况依然存在，阿四担心这么多钱放在旅馆不安全，所以每次出门都是塞进贴身的挎包。
没成想最后还是出了事，发现钱丢了以后，两人直接被吓出一身冷汗，醉意全消，在附近找了一大圈却依然毫无所获，无奈之下只能报警求助。
那派出所的警察相当负责，详细登记了笔录，但也和杨守安他们坦言，就现在掌握的线索来看，想要找回挎包难度极大，最后临走了他还拍了拍失魂落魄的两人肩膀，说自己一定尽力而为。
如行尸走肉般回到旅馆，过了这么久“纸醉金迷”日子的杨守安方才如梦初醒，赶紧清点资产，发现减去被偷走的以及这些天“巨额”消费掉的，原本六万多的本钱只剩下了不足三万块。
“是我该死，我不该把这么多钱都放在身上的，我对不起你，安子。”
当阿四带着哭腔不断抽自己耳光的时候，杨守安却很快就恢复了冷静，钱被偷只是偶然事件，却也帮助他们从欲望中警醒，如果没有那个“杀千刀”的小偷，指不定两个人还整天泡在酒吧，那样的话结局只会更惨。
“明天我们就去西湖路夜市，先把摊位租下来，然后看看哪里有服装的批发市场，不管怎么样要先把生意做起来，不然每天光是住宿吃饭的钱就够我们头疼的了。”
对于来广州摆摊做服装生意的计划，杨守安和阿四也不是一拍脑袋就决定的，早在云阳村的时候，他们就从务工回来的村民那得到了很多关于广州的“情报”。
2000年头那会，杨守安每个月还要去两次县城，缠着在那经营网吧的同乡老板帮他们查资料，什么大沙头、西湖路、状元坊、布匹城这些个地方其实他早就有所了解。
之前被大城市的风情万种冲昏了头脑，现在定下心来，一条条计划在脑海中快速成形。
杨守安本就性格坚韧，不然也不会在遭遇了家庭巨变，又被村民们喊了这么多年“野孩子”后还能保持乐观的心态。
重新鼓起干劲的他一刻都没有再耽搁，第二天就和阿四跑到了广州最热闹的服装集市——西湖路夜市。
西湖路灯光夜市是全国开设最早的夜市，也是首个时装夜市。
当时，人民路要建高架桥，附近的观绿路小商品市场要被拆除，市场里的经营人员主要有三类：上山下乡的返城知青，国营、集体企业的精简人员，劳改释放人员。
这些人生活无着，需要妥善安置，不然很容易影响社会的稳定。
西湖路上有“广百”，又靠近北京路商业街，于是市、区领导实地考察后，觉得在这里很适合办个夜市，统一管理个体摊档，同时解决待业青年的生计问题。
刚开始，档主们用竹竿沿着马路两边，搭建起约两三平方米的简易摊档。有卖服装的，也有做饮食生意的。
头几个月生意不好，饮食摊撤走了，只剩下卖服装的继续坚持。
后来为了解决照明问题，每个档口都加装了一盏电灯，走过路过夜市的人便逐渐多了起来，巅峰时期摊档达到一千多个，从西湖路扩展到教育路再向两侧的起义路和中山五路延伸。
杨守安和阿四特地选了晚上七点夜市亮灯的时候才来考察，不算宽阔的马路两旁，档口鳞次栉比，一根根竹竿向马路中间延伸，竿子上挂满了在当季流行的服饰，其中不乏在香港最“潮”的款式。
摊档多，夜市的客人更多，除了本地的居民喜欢吃好晚饭来逛逛外，还有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穿梭其中，甚至能看到蓝眼睛金头发的外国人，用手势和摊主们讨价还价。
如此繁荣的景象让心怀忐忑的杨守安振奋无比，当即就找到了夜市的管理处，问清了入驻所需办理的手续和费用后，第二天便赶往了附近的大型服装批发市场。
杨守安和阿四的见识毕竟非常有限，在他们看来做生意无非就是低买高卖，两人一口气花出去大几千块采购了一批“时兴款式”的靓服，推着板车就运回了刚租下了屋子。
这屋子离着西湖路不远，总共两间，一间用来睡觉，另一间便用来当作仓库。
杨守安和阿四初来乍到也不太会砍价，所以房租并不便宜，但在当时的两人看来，以后反正是要在夜市讨饭吃，为了一点租金舍近求远，反而得不偿失。
接下来就是缴纳各种费用，然后跟着市场的管理员来到分配好的摊档，因为是“新人”，位置自然是不怎么好，不属于夜市的核心区域，贴在教育路的边边上。
摊子是支起来了，但杨守安和阿四其实压根不知道该怎么做生意，只能依葫芦画瓢，用杆子把服装一件件挂起来，然后扯着嗓子开始叫卖。
结果可想而知，头三天连一件衣服都没卖出去，期间还被隔壁的摊主找了次茬，说阿四挂的灯泡太亮，影响了他家的生意，要求杨守安他们不准开灯。
西湖路是夜市，吸引客人全靠摊档门前的那盏灯，于是阿四据理力争，但对方一声招呼就喊来了其他几个摊主，个个面色不善，仿佛一言不合就会动手。
杨守安投诉到市场管理处去，结果人家坐在那连眼皮子都没抬一下，不咸不淡地说市场竞争是正常的，除非对方真的砸了摊子，不然他们也不好插手多管。
直到这时候，杨守安和阿四才意识到什么叫“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他们这两个初生的小牛犊子一头撞进了别人的圈子，想要从别人的桌上分口饭吃，自然会遭到群起而攻之。
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杨守安和阿四苦苦支撑着他们的小摊，生意上虽有所起色，但由于成本控制不力，库存服装积压严重等问题，在临近2002年春节的时候一盘账，发现手上的流动资金已经快要枯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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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封信杨守安都会反复阅读，然后整整齐齐地收在抽屉里。
至于回信，他则是要斟酌许久，一来文化水平不高，遇到不会写的字还得去现查字典；二来在广州的生活实在难用顺利来形容，为了不让对方担心，也只能挑着好话说。
但这次，杨守安看着书信上熟悉的问候和分享却陷入了良久的沉默，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回复的他破天荒地拉着阿四重回了大沙头的夜宵摊子。
同样的菜馆，同样的老板娘，不同的是这次的啤酒喝在嘴里，只剩下了苦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