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英荟萃合集 第184章 朱熹
朱熹出生于南宋初年，自幼聪敏好学，随母亲生活在崇安，后中进士。他为官期间，积极发展地方教育，如整顿同安县学、重修白鹿洞书院等。从政之余，亲自执教达 50 年，一生游历山水，将山水情怀与教育紧密结合。
（一）早年经历丰富
在青春韶华的14岁，朱熹怀揣着对未知世界的无限憧憬与对学问的深切向往，踏上了前往崇安的路途，去投奔他敬重的义父刘子羽。这一决定，不仅为他的人生轨迹铺设了全新的篇章，也标志着他与理学不解之缘的开始。在崇安这片文化底蕴深厚的土地上，他有幸拜入“五夫三先生”的门下，这三位先生皆是当时学界的泰斗，他们不仅学识渊博，更以高尚的品德和深邃的哲学思想闻名遐迩。在恩师的悉心指导下，朱熹如饥似渴地吸收着儒学的精髓，特别是通过深入研读《四书》，他逐渐构建起了自己对于天理、人伦、宇宙万物的独到见解，为日后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时光荏苒，转眼间朱熹已年届十九，他凭借过人的才学与不懈的努力，在科举考试中一举夺魁，成为进士，这不仅是对他个人才华的肯定，也是对他多年寒窗苦读的最好回报。随后，在二十二岁的青春年华里，他踏上了仕途，出任泉州同安县主簿，虽官职不大，但他却以满腔的热情和卓越的才能，在任上兢兢业业，勤政爱民。
在同安县主簿的任期内，朱熹并未局限于繁琐的政务之中，他深知教育对于国家与民族未来的重要性，因此常常利用闲暇时间，开设讲堂，广邀四方学子与生员，亲自讲授圣贤之道，阐述为人处世的哲理，引领他们走进儒学的殿堂，感受知识的力量与道德的光辉。他的课堂生动有趣，见解独到，深受学生们的喜爱与尊敬。
此外，朱熹还积极倡导并推动当地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他深知书籍对于知识传承与文化传播的关键作用，于是力主兴建经史阁，以收藏珍贵的经史子集，供学子们研习参考。这一举措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当地的文化资源，也为培养更多的人才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在朱熹的不懈努力下，同安县的文化氛围日益浓厚，教育事业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综上所述，朱熹早年的这段经历，不仅是他个人成长与学术成就的重要阶段，更是他作为一位教育家、思想家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起点。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何为“学无止境”，何为“勇于探索”，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二）传道授业影响大
应岳麓书院主持的诚挚邀请，朱熹踏上了前往湖南的路途，开始了他的讲学之旅。这次讲学持续了两个多月，成为了书院会讲制度的开端。这一创举不仅为学者们提供了一个交流和辩论的平台，也为学术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随后，朱熹又参加了着名的“鹅湖之会”。这场学术讨论会汇聚了当时众多知名学者，其中包括朱熹和陆九渊。他们就哲学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尽管最终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但这场争论却激发了更多的思考和探索，对中国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知南康军期间，朱熹积极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他重建了白鹿洞书院，并购置学田以供养贫困学生。同时，他亲自制定了学规，规范了书院的教学秩序。此外，朱熹还邀请了陆九渊到书院讲学，并将他的讲义刻在石碑上，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学术财富。
这些活动充分展示了朱熹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和贡献，他的努力使得学术得以传承和发扬，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三）为官施政展才能
多次向皇帝上万言奏章进言，虽因触及权臣利益被弹劾，但仍在知漳州、湖南安抚使任上做出诸多贡献，如禁止妇女当尼姑、减轻百姓负担、重整岳麓书院等。
朱熹为官期间，始终以民为本，积极为百姓谋福祉。他多次向皇帝上万言奏章进言，提出正心、辅翼太子、选任大臣、振举纪纲、变化风俗等建议，虽然因触及权臣利益被弹劾，但他的一片赤诚之心可见一斑。在知漳州、湖南安抚使任上，他做出了诸多贡献。禁止妇女当尼姑，废除淫祠秽庵，体现了他对社会风俗的关注和改革决心。奏请朝廷免去漳州各县原上缴的无名赋共 700 万缗，还减掉郡内总制钱 400 万缗，以减轻百姓负担，展现了他对百姓的关爱。在湖南安抚使任上，他重整岳麓书院，重新聘请教师，贯彻自己的教学思想，并把《白鹿洞书院学规》颁布于岳麓书院，成为该院正式的学规，为书院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朱熹的主要思想
（一）教育思想主张明确
朱熹主张学校教育目的在于 “明人伦”，以造就封建社会的 “圣人”。他将小学教育和大学教育视为统一过程的两个阶段，有着明确的任务划分。小学阶段的 “教事”，注重伦理道德规范训练和基本知识技能学习，通过尽可能具体明确、生动直观形象的教育方法，为学生打好做圣贤的坯模。大学阶段的任务是 “教理”，主要是读书穷理，强调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先于读书。在教育原则与方法方面，居敬穷理要求读书时精神专一，以恭敬之心穷究事理；学思力行强调既要学习思考，又要付诸实践；因材施教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循序渐进则包含读书按次序、根据实际安排读书计划、扎实打好基础等三个意思。例如，朱熹将个人受教育的阶段分为童蒙、小学、大学，就是依据循序渐进的原则。
（二）客观唯心主义鲜明
朱熹认为 “理” 是宇宙万物的本原，“性即理”，人有 “天地之性” 与 “气质之性”。“天地之性” 专指理言，是至善的、完美无缺的；“气质之性” 则以理与气杂而言，有善有不善。他提出 “存天理，去人欲”，认为气质中最不利于 “天理” 显现的就是 “欲”，所以要通过道德教育实现自我完善，去除人欲，回归天理。在认识论上，朱熹强调 “读书穷理”，但在一定程度上只重视知而不重视行。他认为理在物先、理在事先、理在人先，世间万物产生之前，先有一个 “理” 存在，理即是 “太极”，是一种客观的精神存在，独立于物质世界而存在，物质世界不过是这种客观精神的外化或表现。这种观点体现了鲜明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比如，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称先于物质世界存在的客观精神为 “理念”，认为只有 “理念” 世界才是唯一真实的存在，现实世界不过是 “理念” 世界的摹本或影子。朱熹的 “理” 与柏拉图的 “理念” 有相似之处，都将一种抽象的、先验的精神存在视为世界的本原。
三、朱熹的着作成就
朱熹的着述涵盖多个领域，成就斐然。在教育方面，其着作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童蒙须知》为儿童启蒙教育提供了规范，详细阐述了儿童在日常生活中应遵循的礼仪和行为准则。从穿衣吃饭到言行举止，都有具体的教导，为培养儿童良好的品德和习惯奠定了基础。
《小学》则进一步深化了儿童教育的内容，强调通过具体的事例和故事，引导儿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书中收录了许多古代圣贤的事迹，让儿童在阅读中感受美德的力量。
《近思录》是朱熹与吕祖谦共同编纂的理学入门书籍，选取了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等理学家的言论，按照一定的主题进行编排。这本书为学者提供了一条系统学习理学的途径，有助于深入理解理学的核心思想。
《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合称《四书章句集注》，是朱熹一生最重要的着作之一。在《论语集注》中，朱熹引用了学者 1629 条注解，对《论语》进行了深入的阐释和解读。他以理学的观点分析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使《论语》的思想更加系统和深刻。《孟子集注》同样引用了大量的注解，深入挖掘孟子的思想内涵。《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则分别对《大学》和《中庸》进行了详细的注释和讲解，将这两篇从《礼记》中分出的文章提升到了 “经” 的地位。《四书章句集注》从宋代开始普及，元代被定为科举考试的教科书，确立了朱熹在中国教育史和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资治通鉴纲目》是朱熹对司马光《资治通鉴》的改编和注释。他以纲为提要，目为详细叙述，使历史事件更加清晰明了。同时，朱熹在注释中融入了自己的理学思想，强调历史的借鉴作用和道德教育的重要性。
《朱文公文集》收录了朱熹的诗歌、奏章、书信和学术论文等，全面展现了他在理学、政治思想等方面的观点。这部文集是研究朱熹思想的重要资料，其中大量的通信都与论道讲学有关，反映了朱熹对学术交流的重视。
《朱子语类》是朱熹与其弟子问答的语录汇编，基本代表了朱熹的思想。内容丰富，析理精密，涉及理气、性理、鬼神、心性情意、仁义礼智、知行、读书等多个方面。这本书为后人研究朱熹的思想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也反映了朱熹在教育过程中的互动和启发式教学方法。
朱熹的着作不仅在当时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对后世的学术发展和教育事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的思想和着作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仍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四、朱熹的后世影响
朱熹的理学思想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其影响广泛而复杂。
从积极方面来看，朱熹的学说在元、明、清三朝被奉为官方哲学，使得儒家思想得以进一步传承和弘扬。在那个时期，社会秩序相对稳定，人们在一定程度上遵循着 “三纲五常” 的规范，这有助于维护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体系。同时，朱熹对教育的重视也为后世培养了大量的人才。他创办书院、编写教材、制定学规，为中国古代教育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例如，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在他的整顿下，成为了学术交流和人才培养的重要场所，培养出了许多杰出的学者和官员。
然而，朱熹的思想也存在一些弊端。他提出的 “四书” 成为封建社会教科书，读书人的思想被禁锢在这些经典之中，缺乏创新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三纲五常”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秩序，但也压抑了人的自然欲求，使人变得迂腐和封建。例如，在对女性的束缚方面，男尊女卑的思想深入中国人的骨髓，限制了女性的发展和自由。
尽管朱熹的思想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我们不能忽视他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不仅在学术上有着卓越的成就，还在为官之道上展现出了正直有为的一面。他关心民情，反对横征暴敛，为百姓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他的教育理念强调因材施教、循序渐进、熟读深思，对后世的教育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总之，朱熹的思想和着作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应该以客观的态度看待他的学说，既要认识到其积极的一面，也要反思其局限性。在当今时代，我们可以从他的教育理念和为官之道中汲取有益的经验，为我们的社会发展和个人成长提供借鉴。
（一）早年经历丰富
在青春韶华的14岁，朱熹怀揣着对未知世界的无限憧憬与对学问的深切向往，踏上了前往崇安的路途，去投奔他敬重的义父刘子羽。这一决定，不仅为他的人生轨迹铺设了全新的篇章，也标志着他与理学不解之缘的开始。在崇安这片文化底蕴深厚的土地上，他有幸拜入“五夫三先生”的门下，这三位先生皆是当时学界的泰斗，他们不仅学识渊博，更以高尚的品德和深邃的哲学思想闻名遐迩。在恩师的悉心指导下，朱熹如饥似渴地吸收着儒学的精髓，特别是通过深入研读《四书》，他逐渐构建起了自己对于天理、人伦、宇宙万物的独到见解，为日后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时光荏苒，转眼间朱熹已年届十九，他凭借过人的才学与不懈的努力，在科举考试中一举夺魁，成为进士，这不仅是对他个人才华的肯定，也是对他多年寒窗苦读的最好回报。随后，在二十二岁的青春年华里，他踏上了仕途，出任泉州同安县主簿，虽官职不大，但他却以满腔的热情和卓越的才能，在任上兢兢业业，勤政爱民。
在同安县主簿的任期内，朱熹并未局限于繁琐的政务之中，他深知教育对于国家与民族未来的重要性，因此常常利用闲暇时间，开设讲堂，广邀四方学子与生员，亲自讲授圣贤之道，阐述为人处世的哲理，引领他们走进儒学的殿堂，感受知识的力量与道德的光辉。他的课堂生动有趣，见解独到，深受学生们的喜爱与尊敬。
此外，朱熹还积极倡导并推动当地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他深知书籍对于知识传承与文化传播的关键作用，于是力主兴建经史阁，以收藏珍贵的经史子集，供学子们研习参考。这一举措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当地的文化资源，也为培养更多的人才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在朱熹的不懈努力下，同安县的文化氛围日益浓厚，教育事业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综上所述，朱熹早年的这段经历，不仅是他个人成长与学术成就的重要阶段，更是他作为一位教育家、思想家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起点。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何为“学无止境”，何为“勇于探索”，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二）传道授业影响大
应岳麓书院主持的诚挚邀请，朱熹踏上了前往湖南的路途，开始了他的讲学之旅。这次讲学持续了两个多月，成为了书院会讲制度的开端。这一创举不仅为学者们提供了一个交流和辩论的平台，也为学术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随后，朱熹又参加了着名的“鹅湖之会”。这场学术讨论会汇聚了当时众多知名学者，其中包括朱熹和陆九渊。他们就哲学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尽管最终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但这场争论却激发了更多的思考和探索，对中国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知南康军期间，朱熹积极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他重建了白鹿洞书院，并购置学田以供养贫困学生。同时，他亲自制定了学规，规范了书院的教学秩序。此外，朱熹还邀请了陆九渊到书院讲学，并将他的讲义刻在石碑上，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学术财富。
这些活动充分展示了朱熹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和贡献，他的努力使得学术得以传承和发扬，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三）为官施政展才能
多次向皇帝上万言奏章进言，虽因触及权臣利益被弹劾，但仍在知漳州、湖南安抚使任上做出诸多贡献，如禁止妇女当尼姑、减轻百姓负担、重整岳麓书院等。
朱熹为官期间，始终以民为本，积极为百姓谋福祉。他多次向皇帝上万言奏章进言，提出正心、辅翼太子、选任大臣、振举纪纲、变化风俗等建议，虽然因触及权臣利益被弹劾，但他的一片赤诚之心可见一斑。在知漳州、湖南安抚使任上，他做出了诸多贡献。禁止妇女当尼姑，废除淫祠秽庵，体现了他对社会风俗的关注和改革决心。奏请朝廷免去漳州各县原上缴的无名赋共 700 万缗，还减掉郡内总制钱 400 万缗，以减轻百姓负担，展现了他对百姓的关爱。在湖南安抚使任上，他重整岳麓书院，重新聘请教师，贯彻自己的教学思想，并把《白鹿洞书院学规》颁布于岳麓书院，成为该院正式的学规，为书院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朱熹的主要思想
（一）教育思想主张明确
朱熹主张学校教育目的在于 “明人伦”，以造就封建社会的 “圣人”。他将小学教育和大学教育视为统一过程的两个阶段，有着明确的任务划分。小学阶段的 “教事”，注重伦理道德规范训练和基本知识技能学习，通过尽可能具体明确、生动直观形象的教育方法，为学生打好做圣贤的坯模。大学阶段的任务是 “教理”，主要是读书穷理，强调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先于读书。在教育原则与方法方面，居敬穷理要求读书时精神专一，以恭敬之心穷究事理；学思力行强调既要学习思考，又要付诸实践；因材施教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循序渐进则包含读书按次序、根据实际安排读书计划、扎实打好基础等三个意思。例如，朱熹将个人受教育的阶段分为童蒙、小学、大学，就是依据循序渐进的原则。
（二）客观唯心主义鲜明
朱熹认为 “理” 是宇宙万物的本原，“性即理”，人有 “天地之性” 与 “气质之性”。“天地之性” 专指理言，是至善的、完美无缺的；“气质之性” 则以理与气杂而言，有善有不善。他提出 “存天理，去人欲”，认为气质中最不利于 “天理” 显现的就是 “欲”，所以要通过道德教育实现自我完善，去除人欲，回归天理。在认识论上，朱熹强调 “读书穷理”，但在一定程度上只重视知而不重视行。他认为理在物先、理在事先、理在人先，世间万物产生之前，先有一个 “理” 存在，理即是 “太极”，是一种客观的精神存在，独立于物质世界而存在，物质世界不过是这种客观精神的外化或表现。这种观点体现了鲜明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比如，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称先于物质世界存在的客观精神为 “理念”，认为只有 “理念” 世界才是唯一真实的存在，现实世界不过是 “理念” 世界的摹本或影子。朱熹的 “理” 与柏拉图的 “理念” 有相似之处，都将一种抽象的、先验的精神存在视为世界的本原。
三、朱熹的着作成就
朱熹的着述涵盖多个领域，成就斐然。在教育方面，其着作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童蒙须知》为儿童启蒙教育提供了规范，详细阐述了儿童在日常生活中应遵循的礼仪和行为准则。从穿衣吃饭到言行举止，都有具体的教导，为培养儿童良好的品德和习惯奠定了基础。
《小学》则进一步深化了儿童教育的内容，强调通过具体的事例和故事，引导儿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书中收录了许多古代圣贤的事迹，让儿童在阅读中感受美德的力量。
《近思录》是朱熹与吕祖谦共同编纂的理学入门书籍，选取了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等理学家的言论，按照一定的主题进行编排。这本书为学者提供了一条系统学习理学的途径，有助于深入理解理学的核心思想。
《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合称《四书章句集注》，是朱熹一生最重要的着作之一。在《论语集注》中，朱熹引用了学者 1629 条注解，对《论语》进行了深入的阐释和解读。他以理学的观点分析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使《论语》的思想更加系统和深刻。《孟子集注》同样引用了大量的注解，深入挖掘孟子的思想内涵。《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则分别对《大学》和《中庸》进行了详细的注释和讲解，将这两篇从《礼记》中分出的文章提升到了 “经” 的地位。《四书章句集注》从宋代开始普及，元代被定为科举考试的教科书，确立了朱熹在中国教育史和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资治通鉴纲目》是朱熹对司马光《资治通鉴》的改编和注释。他以纲为提要，目为详细叙述，使历史事件更加清晰明了。同时，朱熹在注释中融入了自己的理学思想，强调历史的借鉴作用和道德教育的重要性。
《朱文公文集》收录了朱熹的诗歌、奏章、书信和学术论文等，全面展现了他在理学、政治思想等方面的观点。这部文集是研究朱熹思想的重要资料，其中大量的通信都与论道讲学有关，反映了朱熹对学术交流的重视。
《朱子语类》是朱熹与其弟子问答的语录汇编，基本代表了朱熹的思想。内容丰富，析理精密，涉及理气、性理、鬼神、心性情意、仁义礼智、知行、读书等多个方面。这本书为后人研究朱熹的思想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也反映了朱熹在教育过程中的互动和启发式教学方法。
朱熹的着作不仅在当时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对后世的学术发展和教育事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的思想和着作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仍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四、朱熹的后世影响
朱熹的理学思想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其影响广泛而复杂。
从积极方面来看，朱熹的学说在元、明、清三朝被奉为官方哲学，使得儒家思想得以进一步传承和弘扬。在那个时期，社会秩序相对稳定，人们在一定程度上遵循着 “三纲五常” 的规范，这有助于维护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体系。同时，朱熹对教育的重视也为后世培养了大量的人才。他创办书院、编写教材、制定学规，为中国古代教育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例如，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在他的整顿下，成为了学术交流和人才培养的重要场所，培养出了许多杰出的学者和官员。
然而，朱熹的思想也存在一些弊端。他提出的 “四书” 成为封建社会教科书，读书人的思想被禁锢在这些经典之中，缺乏创新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三纲五常”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秩序，但也压抑了人的自然欲求，使人变得迂腐和封建。例如，在对女性的束缚方面，男尊女卑的思想深入中国人的骨髓，限制了女性的发展和自由。
尽管朱熹的思想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我们不能忽视他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不仅在学术上有着卓越的成就，还在为官之道上展现出了正直有为的一面。他关心民情，反对横征暴敛，为百姓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他的教育理念强调因材施教、循序渐进、熟读深思，对后世的教育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总之，朱熹的思想和着作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应该以客观的态度看待他的学说，既要认识到其积极的一面，也要反思其局限性。在当今时代，我们可以从他的教育理念和为官之道中汲取有益的经验，为我们的社会发展和个人成长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