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英荟萃合集 第194章 司马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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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在少年时期便展现出非凡的聪慧与勇敢。七岁时，他听闻别人讲《左氏春秋》，便深深喜爱上这部史书，不仅能熟练背诵，还能准确讲出其中要义。在那个年纪，许多孩子还在嬉戏玩耍，司马光却已沉浸在知识的海洋中，展现出远超同龄人的学习能力和领悟力。
而 “司马光砸缸” 的故事更是广为流传。一群孩子在庭院中玩耍，一儿不慎跌入瓮中，其他孩子惊慌失措，纷纷弃去。唯有司马光沉着冷静，迅速搬起石头砸破瓮，使水流出，成功救出了落水的同伴。这个故事充分体现了司马光在危急时刻的勇敢和机智，以及他超越常人的心理素质和逆向思维能力。此事不仅在当时的东京和洛阳被画成图画广泛流传，也成为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段千古佳话。他的勇敢行为得到了众人的赞叹，一位老人激动地称赞他：“自古以来，还没有见过这么小的孩子，就能救人，真是好样的！” 司马光少年时期的这些表现，为他日后的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步入仕途，直言敢谏
（一）为官清正，不畏权势
司马光步入仕途后，始终坚守原则，为官清正，不畏权势。嘉佑中，内臣麦允言去世，念其以前有军功在身，皇帝特赐其卤簿。司马光对此坚决反对，他认为：“古不以名器假人。允言近习之人，非有大功大勋而赠以一品，给以卤簿，不可以为法。” 司马光的直言不讳，体现了他对礼法的尊重和对国家制度的维护。
皇佑三年，太师中书令夏竦去世，仁宗念及旧情，赐谥号 “文正”。司马光认为赐谥号国家有严格规定，先由太常礼院根据其功拟定谥，然后由群臣议定，再报请皇帝批准。而仁宗不经过群臣详议，私赐谥号，极为不妥。再者，夏竦生前奢侈无度，聚敛无厌，内不能以道德礼仪管家，外不能以忠君爱国立功，岂能获 “文正” 谥号。司马光两次上书，直谏仁宗取消所赐谥号。仁宗虽然不爱听，但认为他说得确实有道理，于是，交太常礼院审定后，将谥号由 “文正” 改为 “文庄”。
（二）劝立皇子，稳定朝纲
司马光深知国家稳定的重要性，数次上书宋仁宗确立继承人，以稳定朝纲。宋仁宗没有儿子，许多朝廷重臣曾劝宋仁宗早日选定太子，可是都被宋仁宗拒绝。此时，满朝大臣无不忧虑。几个月后，宋仁宗的病情稍见好转。并州通判司马光三次上书，奏请宋仁宗立太子。御史中丞包拯也进言：“臣请立太子，是为宋朝的天下。我年已七十，而且无子，绝不是为自己今后打算。” 宋仁宗很感动。
后来司马光进京，面奏宋仁宗：“臣在并州三次上书，愿陛下果断力行。” 宋神宗说：“为立太子的事吧？忠臣之言。” 退朝以后，司马光急忙去见韩琦，说：“倘若不及时立太子，他日再想说就晚了。” 韩琦拱手说：“敢不尽力！” 这时，江州吕诲的上书，也送到韩琦这里。韩琦进宫，把司马光、吕诲的上书读给宋仁宗听。宋仁宗说：“朕有意久了，究竟何人可立为太子？” 韩琦连忙答道：“这事非臣等所敢私议，请陛下自择。” 宋仁宗说：“过去宫中曾抚养二子，年少的不聪慧，还是立年长的宗室吧！” 韩琦听罢，极力赞成。在赵曙入宫一事中，司马光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朝廷的稳定做出了贡献。
三、反对变法，坚持己见
（一）变法分歧的根源
北宋中期，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和社会问题。王安石主张变法以富国强兵，通过一系列激进的改革措施来改变国家的困境。而司马光则认为变法过于激进，可能会带来更多的问题。两人在理念上的根本分歧在于对国家治理方式的不同认知。司马光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主张以伦理纲常为基础，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进行改革。他认为国家的稳定和秩序是至关重要的，而王安石的变法可能会破坏这种稳定。
（二）反对新法的立场
司马光坚决反对王安石的新法，尤其是青苗法、均输法、市易法等。以青苗法为例，王安石本意是在农民青黄不接时，由政府贷款给农民，以缓解农民的困境，同时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然而，司马光认为这一政策在实际执行中存在诸多问题。政府以 20% 的年利率贷款给农户，虽然看似低于民间高利贷，但在实际操作中，地方官员为了追求政绩，可能会强制农民借贷，甚至擅自提高利率。这不仅没有减轻农民的负担，反而可能使农民陷入更深的困境。
（三）坚持反对的原因
首先，司马光认为王安石变法的一些措施过于简单粗暴，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比如青苗法，如果朝廷不下达指标就无法推行，如果下达指标下级官吏就会胡作非为。其次，司马光对王安石用人不当提出质疑。王安石任用吕惠卿等人，这些人在变法过程中成为党争的工具，使得变法偏离了原本的方向。再者，司马光认为开源就是盘剥百姓。他主张节流节省开支，认为北宋的官僚集团庞大且俸禄高，节流才是解决财政问题的关键。最后，司马光在宋辽关系上坚持以和平为主，认为王安石的变法可能会引发战争，破坏和平稳定的局面。
四、着书立说，成就斐然
（一）编纂巨着《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的编纂过程可谓漫长而艰辛。司马光自嘉佑年间就开始准备工作，他平素喜好读史，深感自司马迁、班固以来，史书虽多但文字繁冗、纲目不清，于是决心编写一部为皇帝提供历史经验的史书。
编纂《资治通鉴》的过程分为资料收集、整理与分析三个主要阶段。司马光和他的团队广泛查阅大量史书、文献和记载，搜集古代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各种资料，为确保资料准确性和权威性，进行严格考证和核实。在整理与分析阶段，司马光采用系统方法，将收集到的资料按照年代和事件进行分类整理，深入研究历史事件的背景和原因，注重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和相互影响，对历史人物的性格和行为进行描写和分析。
在文风与体例上，司马光选择简明扼要的叙述风格，以平实的语言、简练的文字，对历史事件进行准确叙述和分析。他的文风简洁明快，注重事实描述和思想阐述，使《资治通鉴》具有较高的可读性和可理解性。
《资治通鉴》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涵盖了从公元前 403 年到公元 959 年共 1362 年的历史。内容以政治、军事的史实为主，展示历代君臣治乱、成败、安危之迹，按时间先后叙次史事，容易使人得到系统而明晰的印象。作为历史的借鉴，为后世提供了极其有利、重大的阅读意义。它虽以政治、军事为主，略于经济、文化，但所包含的时间长，且取材广泛，保存的史料尤为丰富，在古代史学史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为后世史家所推崇。
（二）其他着作及学术成就
司马光的《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也是其重要的文学成就之一。该文集共八十卷，内容丰富，包括赋、诗、文、章奏、谥议、制诏、表、序、记、传、铭、箴、颂、原、说、述、赠、谕、训、乐词、论、议、辨、策问、史赞、评议、《疑孟》、《史郯》、《迂书》、碑志、祭文等。
司马光在文学上，一生主要精力用在修史和从政上，不以文学自矜，但他学问博大精深，把做学问与作文章结合起来，虽无意为文而文自工。他的代表作还有《翰林诗草》、《注古文学经》、《易说》、《注太玄经》、《注扬子》、《书仪》、《游山行记》、《续诗治》、《医问》、《涑水纪闻》、《类篇》等。
在经学上，司马光弘扬儒术，力辟佛老，对儒家经义做了许多开创性的阐释。朱熹将其与同时的周敦颐、邵雍、二程（程颢、程颐）、张载合称为北宋 “道学六先生”。
在书法上，司马光留存下来的作品不多。他的字瘦劲方正，一笔一画都写得十分规矩，即使是长篇大幅，也毫不马虎。其正书的特点是用笔提按分明，结体规整扁平，融入了隶书传统；隶书的特点则是淳古不及汉隶，流美不及唐隶，但其用笔方折斩截，笔力力透毫端，笔画沉涩刚劲，结体多取纵势，字体虽小而意气雄厚，转折之处，锋棱宛然，刚柔相济。
司马光在多个领域的钻研成果，展现了他卓越的学术成就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五、关心民生，政绩卓着
（一）深入民间，了解疾苦
司马光在任地方官员期间，常常深入民间走访，切实了解民众的疾苦。他不满足于坐在官衙中听取汇报，而是亲自走到田间地头、百姓家中，与他们交流谈心。通过这样的方式，他深刻认识到农民苦身劳力，粗衣粗食，还要向政府交纳各种赋税，负担各种劳役。收成好的年代，卖掉粮食以供官家盘剥，遇到凶年则流离失所，甚至冻饿而死。
（二）推行改革，减轻负担
基于对百姓疾苦的深刻认知，司马光积极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以减轻百姓的负担。他主张 “利民” 才能 “安国”，建议皇帝采取 “养民” 之策，减轻繁重的赋税徭役。例如，他向朝廷上书请求减少农民的田赋和杂税，让百姓能够有更多的收入用于维持生计。同时，他还倡导开源节流，严惩贪官污吏。对于那些贪污腐败、搜刮民脂民膏的官员，司马光毫不留情地进行弹劾，为百姓伸张正义。
（三）关注边防，保障安全
除了关心百姓的生活，司马光还关注边防事务，为保障百姓的安全付出努力。在边防组织 “义勇” 一事上，他认为此举使百姓 “骨肉流离，田园荡尽”，给百姓带来无穷苦难。于是，他上奏《乞罢陕西义勇札子》，希望朝廷审察利害，特罢此事。当朝廷不予采纳时，他又写第二封札子，并亲自上殿面见英宗，阐述自己的观点。他强调要防边必须从将帅军政着手，一味拉夫凑数，只能是 “徒有惊扰，而实无所用”。虽然最终此事未能完全按照他的意愿改变，但他的努力充分体现了他对百姓的关爱和对国家安危的责任感。
（四）以身作则，廉洁奉公
司马光不仅在政策上为百姓谋福利，在自身行为上也以身作则，廉洁奉公。他为官数十载，虽身居高位，却不贪图享乐、不贪恋权贵。他崇尚节俭，清正一生，自己做到廉洁奉公、两袖清风，同时亦要求他人干净为人、清廉为官。他的生活极为简朴，家徒四壁，除简单家具和成堆书籍外再无其他，被褥也布满补丁。即使妻子去世，也因家中无存钱置办，只能卖地办丧。他的这种廉洁自律的品质，在当时的官场中犹如一股清流，为百姓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也为后世为官者提供了典范。
六、人格典范，后世敬仰
司马光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以忠诚耿直、博学多才、勤奋刻苦等品质，成为了后世敬仰的人格典范。
司马光为人忠诚耿直，敢于直言进谏。无论是在担任御史大夫时，还是在其他官职上，他都始终坚守自己的信念，为国家尽心尽力。他不畏惧权势，敢于批评时政弊端，提出改革建议。他的直言不讳，虽然在当时的官场上备受争议，但正是因为他的忠诚和耿直，使得北宋政治得以稳定，国家得以繁荣昌盛。
司马光博学多才，自幼聪颖过人，勤奋好学。在家庭的熏陶下，他博览群书，精通经史子集，尤其擅长《左传》、《史记》等史书。他的学识渊博，使他在后来的政治生涯中能够游刃有余，为国家立下赫赫战功。他主持编修的《资治通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被誉为 “史学之宝库”。
司马光勤奋刻苦，“日力不足，继之以夜”。他在编纂《资治通鉴》时，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用圆木做了一个枕头，取名 “警枕”，意在时刻警惕自己不要贪睡。他的这种勤奋刻苦的精神，激励着后世无数的学者和文人。
司马光的品质和成就，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忠诚耿直，成为了后世为官者的榜样；他的博学多才，激励着后世学子勤奋学习；他的勤奋刻苦，鼓舞着后世人们努力奋斗。他的《资治通鉴》，不仅是一部历史巨着，更是一部治国理政的宝典，为后世统治者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总之，司马光以其卓越的品质和成就，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位伟大人物。他的精神品质将永远激励着后人，为国家的繁荣昌盛贡献自己的力量。
而 “司马光砸缸” 的故事更是广为流传。一群孩子在庭院中玩耍，一儿不慎跌入瓮中，其他孩子惊慌失措，纷纷弃去。唯有司马光沉着冷静，迅速搬起石头砸破瓮，使水流出，成功救出了落水的同伴。这个故事充分体现了司马光在危急时刻的勇敢和机智，以及他超越常人的心理素质和逆向思维能力。此事不仅在当时的东京和洛阳被画成图画广泛流传，也成为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段千古佳话。他的勇敢行为得到了众人的赞叹，一位老人激动地称赞他：“自古以来，还没有见过这么小的孩子，就能救人，真是好样的！” 司马光少年时期的这些表现，为他日后的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步入仕途，直言敢谏
（一）为官清正，不畏权势
司马光步入仕途后，始终坚守原则，为官清正，不畏权势。嘉佑中，内臣麦允言去世，念其以前有军功在身，皇帝特赐其卤簿。司马光对此坚决反对，他认为：“古不以名器假人。允言近习之人，非有大功大勋而赠以一品，给以卤簿，不可以为法。” 司马光的直言不讳，体现了他对礼法的尊重和对国家制度的维护。
皇佑三年，太师中书令夏竦去世，仁宗念及旧情，赐谥号 “文正”。司马光认为赐谥号国家有严格规定，先由太常礼院根据其功拟定谥，然后由群臣议定，再报请皇帝批准。而仁宗不经过群臣详议，私赐谥号，极为不妥。再者，夏竦生前奢侈无度，聚敛无厌，内不能以道德礼仪管家，外不能以忠君爱国立功，岂能获 “文正” 谥号。司马光两次上书，直谏仁宗取消所赐谥号。仁宗虽然不爱听，但认为他说得确实有道理，于是，交太常礼院审定后，将谥号由 “文正” 改为 “文庄”。
（二）劝立皇子，稳定朝纲
司马光深知国家稳定的重要性，数次上书宋仁宗确立继承人，以稳定朝纲。宋仁宗没有儿子，许多朝廷重臣曾劝宋仁宗早日选定太子，可是都被宋仁宗拒绝。此时，满朝大臣无不忧虑。几个月后，宋仁宗的病情稍见好转。并州通判司马光三次上书，奏请宋仁宗立太子。御史中丞包拯也进言：“臣请立太子，是为宋朝的天下。我年已七十，而且无子，绝不是为自己今后打算。” 宋仁宗很感动。
后来司马光进京，面奏宋仁宗：“臣在并州三次上书，愿陛下果断力行。” 宋神宗说：“为立太子的事吧？忠臣之言。” 退朝以后，司马光急忙去见韩琦，说：“倘若不及时立太子，他日再想说就晚了。” 韩琦拱手说：“敢不尽力！” 这时，江州吕诲的上书，也送到韩琦这里。韩琦进宫，把司马光、吕诲的上书读给宋仁宗听。宋仁宗说：“朕有意久了，究竟何人可立为太子？” 韩琦连忙答道：“这事非臣等所敢私议，请陛下自择。” 宋仁宗说：“过去宫中曾抚养二子，年少的不聪慧，还是立年长的宗室吧！” 韩琦听罢，极力赞成。在赵曙入宫一事中，司马光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朝廷的稳定做出了贡献。
三、反对变法，坚持己见
（一）变法分歧的根源
北宋中期，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和社会问题。王安石主张变法以富国强兵，通过一系列激进的改革措施来改变国家的困境。而司马光则认为变法过于激进，可能会带来更多的问题。两人在理念上的根本分歧在于对国家治理方式的不同认知。司马光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主张以伦理纲常为基础，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进行改革。他认为国家的稳定和秩序是至关重要的，而王安石的变法可能会破坏这种稳定。
（二）反对新法的立场
司马光坚决反对王安石的新法，尤其是青苗法、均输法、市易法等。以青苗法为例，王安石本意是在农民青黄不接时，由政府贷款给农民，以缓解农民的困境，同时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然而，司马光认为这一政策在实际执行中存在诸多问题。政府以 20% 的年利率贷款给农户，虽然看似低于民间高利贷，但在实际操作中，地方官员为了追求政绩，可能会强制农民借贷，甚至擅自提高利率。这不仅没有减轻农民的负担，反而可能使农民陷入更深的困境。
（三）坚持反对的原因
首先，司马光认为王安石变法的一些措施过于简单粗暴，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比如青苗法，如果朝廷不下达指标就无法推行，如果下达指标下级官吏就会胡作非为。其次，司马光对王安石用人不当提出质疑。王安石任用吕惠卿等人，这些人在变法过程中成为党争的工具，使得变法偏离了原本的方向。再者，司马光认为开源就是盘剥百姓。他主张节流节省开支，认为北宋的官僚集团庞大且俸禄高，节流才是解决财政问题的关键。最后，司马光在宋辽关系上坚持以和平为主，认为王安石的变法可能会引发战争，破坏和平稳定的局面。
四、着书立说，成就斐然
（一）编纂巨着《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的编纂过程可谓漫长而艰辛。司马光自嘉佑年间就开始准备工作，他平素喜好读史，深感自司马迁、班固以来，史书虽多但文字繁冗、纲目不清，于是决心编写一部为皇帝提供历史经验的史书。
编纂《资治通鉴》的过程分为资料收集、整理与分析三个主要阶段。司马光和他的团队广泛查阅大量史书、文献和记载，搜集古代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各种资料，为确保资料准确性和权威性，进行严格考证和核实。在整理与分析阶段，司马光采用系统方法，将收集到的资料按照年代和事件进行分类整理，深入研究历史事件的背景和原因，注重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和相互影响，对历史人物的性格和行为进行描写和分析。
在文风与体例上，司马光选择简明扼要的叙述风格，以平实的语言、简练的文字，对历史事件进行准确叙述和分析。他的文风简洁明快，注重事实描述和思想阐述，使《资治通鉴》具有较高的可读性和可理解性。
《资治通鉴》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涵盖了从公元前 403 年到公元 959 年共 1362 年的历史。内容以政治、军事的史实为主，展示历代君臣治乱、成败、安危之迹，按时间先后叙次史事，容易使人得到系统而明晰的印象。作为历史的借鉴，为后世提供了极其有利、重大的阅读意义。它虽以政治、军事为主，略于经济、文化，但所包含的时间长，且取材广泛，保存的史料尤为丰富，在古代史学史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为后世史家所推崇。
（二）其他着作及学术成就
司马光的《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也是其重要的文学成就之一。该文集共八十卷，内容丰富，包括赋、诗、文、章奏、谥议、制诏、表、序、记、传、铭、箴、颂、原、说、述、赠、谕、训、乐词、论、议、辨、策问、史赞、评议、《疑孟》、《史郯》、《迂书》、碑志、祭文等。
司马光在文学上，一生主要精力用在修史和从政上，不以文学自矜，但他学问博大精深，把做学问与作文章结合起来，虽无意为文而文自工。他的代表作还有《翰林诗草》、《注古文学经》、《易说》、《注太玄经》、《注扬子》、《书仪》、《游山行记》、《续诗治》、《医问》、《涑水纪闻》、《类篇》等。
在经学上，司马光弘扬儒术，力辟佛老，对儒家经义做了许多开创性的阐释。朱熹将其与同时的周敦颐、邵雍、二程（程颢、程颐）、张载合称为北宋 “道学六先生”。
在书法上，司马光留存下来的作品不多。他的字瘦劲方正，一笔一画都写得十分规矩，即使是长篇大幅，也毫不马虎。其正书的特点是用笔提按分明，结体规整扁平，融入了隶书传统；隶书的特点则是淳古不及汉隶，流美不及唐隶，但其用笔方折斩截，笔力力透毫端，笔画沉涩刚劲，结体多取纵势，字体虽小而意气雄厚，转折之处，锋棱宛然，刚柔相济。
司马光在多个领域的钻研成果，展现了他卓越的学术成就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五、关心民生，政绩卓着
（一）深入民间，了解疾苦
司马光在任地方官员期间，常常深入民间走访，切实了解民众的疾苦。他不满足于坐在官衙中听取汇报，而是亲自走到田间地头、百姓家中，与他们交流谈心。通过这样的方式，他深刻认识到农民苦身劳力，粗衣粗食，还要向政府交纳各种赋税，负担各种劳役。收成好的年代，卖掉粮食以供官家盘剥，遇到凶年则流离失所，甚至冻饿而死。
（二）推行改革，减轻负担
基于对百姓疾苦的深刻认知，司马光积极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以减轻百姓的负担。他主张 “利民” 才能 “安国”，建议皇帝采取 “养民” 之策，减轻繁重的赋税徭役。例如，他向朝廷上书请求减少农民的田赋和杂税，让百姓能够有更多的收入用于维持生计。同时，他还倡导开源节流，严惩贪官污吏。对于那些贪污腐败、搜刮民脂民膏的官员，司马光毫不留情地进行弹劾，为百姓伸张正义。
（三）关注边防，保障安全
除了关心百姓的生活，司马光还关注边防事务，为保障百姓的安全付出努力。在边防组织 “义勇” 一事上，他认为此举使百姓 “骨肉流离，田园荡尽”，给百姓带来无穷苦难。于是，他上奏《乞罢陕西义勇札子》，希望朝廷审察利害，特罢此事。当朝廷不予采纳时，他又写第二封札子，并亲自上殿面见英宗，阐述自己的观点。他强调要防边必须从将帅军政着手，一味拉夫凑数，只能是 “徒有惊扰，而实无所用”。虽然最终此事未能完全按照他的意愿改变，但他的努力充分体现了他对百姓的关爱和对国家安危的责任感。
（四）以身作则，廉洁奉公
司马光不仅在政策上为百姓谋福利，在自身行为上也以身作则，廉洁奉公。他为官数十载，虽身居高位，却不贪图享乐、不贪恋权贵。他崇尚节俭，清正一生，自己做到廉洁奉公、两袖清风，同时亦要求他人干净为人、清廉为官。他的生活极为简朴，家徒四壁，除简单家具和成堆书籍外再无其他，被褥也布满补丁。即使妻子去世，也因家中无存钱置办，只能卖地办丧。他的这种廉洁自律的品质，在当时的官场中犹如一股清流，为百姓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也为后世为官者提供了典范。
六、人格典范，后世敬仰
司马光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以忠诚耿直、博学多才、勤奋刻苦等品质，成为了后世敬仰的人格典范。
司马光为人忠诚耿直，敢于直言进谏。无论是在担任御史大夫时，还是在其他官职上，他都始终坚守自己的信念，为国家尽心尽力。他不畏惧权势，敢于批评时政弊端，提出改革建议。他的直言不讳，虽然在当时的官场上备受争议，但正是因为他的忠诚和耿直，使得北宋政治得以稳定，国家得以繁荣昌盛。
司马光博学多才，自幼聪颖过人，勤奋好学。在家庭的熏陶下，他博览群书，精通经史子集，尤其擅长《左传》、《史记》等史书。他的学识渊博，使他在后来的政治生涯中能够游刃有余，为国家立下赫赫战功。他主持编修的《资治通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被誉为 “史学之宝库”。
司马光勤奋刻苦，“日力不足，继之以夜”。他在编纂《资治通鉴》时，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用圆木做了一个枕头，取名 “警枕”，意在时刻警惕自己不要贪睡。他的这种勤奋刻苦的精神，激励着后世无数的学者和文人。
司马光的品质和成就，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忠诚耿直，成为了后世为官者的榜样；他的博学多才，激励着后世学子勤奋学习；他的勤奋刻苦，鼓舞着后世人们努力奋斗。他的《资治通鉴》，不仅是一部历史巨着，更是一部治国理政的宝典，为后世统治者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总之，司马光以其卓越的品质和成就，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位伟大人物。他的精神品质将永远激励着后人，为国家的繁荣昌盛贡献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