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也说 朋友的意义
朋友的意义呀，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该怎么说呢？
这种感觉说不出来
我没有乱说真的就是说不出来。
相传，上古伏羲时，黄河流经今河南孟津县一带，有龙马浮出水面，伏羲根据其背上“河图”，演成八卦，后来成为《周易》的起源。
另有传说，大禹治水时，洛水之畔有神龟背驮“洛书”而出，大禹以此定九章之法，划天下为九州。
“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这些古老的传说见载于先秦文献《尚书》《周易》中。尽管河图洛书的故事带有抽象化和神秘化的特征，但说明先民将河洛作为中华文化的源头之一。
河洛地区，以洛阳盆地为中心，位于黄河及其支流洛河（古称洛水）交汇之处。西周初年营建洛邑时，周公说：“此天下之中也。”
▲河南省地形图。
01
考古发现，“中国”一词，最早是指河洛地区，即成周洛邑一带。
1965年，一件出土于陕西宝鸡的西周早期青铜尊流落民间，被当地的废品回收站收购。博物馆工作人员偶然间发现了它，赶紧将其收回。后来，有位青铜器专家在清理上面的锈斑时，发现了尊内的12行铭文，因其中有“何尊”字样，便称之为“何尊”。
何尊铭文穿越了三千年时空，讲述西周初年的河洛往事，其大意是说：
周成王在位时，在河洛营建成周都邑，对其父武王进行祭祀。周成王在京宫大室对宗族小子“何”进行训诰，讲到何的的先父曾追随周文王，而周文王受上天之命统治万民，周武王灭商后，又在河洛地区告祭于天，以此地作为天下的中心。何一家因功受赏，作尊纪念，以示荣耀。
何尊铭文中有一句：“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国”一词在文物上留下的最早痕迹。
周人以河洛为“天下之中”的普遍认识，并非出于主观臆断。
当年武王伐纣、统一河洛之后，为如何统治商的故地而忧虑得夜不能寐。于是，为了宣告自己对“中国”的统治，周武王派宗室周公、召公前往洛水、伊水之畔勘察地形，营建成周洛邑，作为周朝新都，并把象征王权的九鼎迁到洛邑。
周公来到河洛，在嵩山附近的阳城（今登封市告成镇）设置了一座测影台，立圭表，测日影，才得出结论：河洛是当时的“天下之中”。
到了东周时期，河洛地区成为周王室东迁的庇护所，周王室在成周西面三十余里处建了一座东周王城。
古人发现，夏商周三代定都于河洛，《史记》有句话，“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而今人经过考古发掘，发现在西起涧河、东至偃师的洛水之滨，长仅几十公里的距离内，排列着五大都城遗址，包括二里头（夏王城）遗址、偃师商城遗址、东周王城遗址、汉魏洛阳城遗址与隋唐洛阳城遗址，号称“五都荟洛”。
▲五都荟洛示意图。
从地理形势来看，河洛地区以古都洛阳为中心，西起华山，东至荥阳，北依太行山南麓，南达秦岭东段支脉外方山南麓的汝、颍流域。
博大精深的河洛文化在这片土地上传承，阅尽世间沧桑，数千年来人才辈出。
漫长的岁月中，“中国”的概念从河洛向周边缓缓延伸，绵延到滔滔江海、戈壁荒原，直到成为东方泱泱大国的名称。
▲天子驾六马坑，发掘于洛阳周王城广场。“天子驾六”，为古代礼制的一种，指天子出行用六匹马拉的马车。
02
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名存实亡，周王室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政治上的分崩离析却孕育了百家争鸣的文化发展，河洛地区成为诸多思想家活跃的舞台。
道家的老子，前半生为周王室作守藏史，在洛邑掌藏国家图籍。
有一次，孔子从齐鲁远道而来，向老子学习周礼。
老子对孔子说：“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这几句话的意思是告诉孔子，君子要审时度势才能成功，否则就会劳累而行，就像老道的商人深藏不露，而心怀大德的君子，也大智若愚。
他希望孔子“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因为这些“皆无益于子之身”。
孔子带着弟子们回去后，在半路上说：“天上的鸟，我知道它能飞；水中的鱼，我知道它能游；地上的野兽，我知道它能奔跑。至于龙我就无从得知了，据说龙乘风云即可上天，我今天见到老子，他就像龙一样啊！”
孔子见老子，两位伟大的思想家惺惺相惜，儒道两家的思想也相互交融。后来，老子弃官而去，骑青牛出函谷关，留下五千余字《道德经》，从此飘然归隐。
战国时期，韩国公子韩非成为法家学派的集大成者。韩非早年求学于儒家的荀子，平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
韩非着有《韩非子》，集法家法术势三者于一身，其政治理想是建立一个统一的君主集权国家，以“法”作为治国的根本。他的着作流传到秦国后，得到了秦王嬴政的关注。
当时，秦军东出，首当其冲的就是占据河洛地区的韩国。韩非见韩国日渐衰败，几度谏言韩王，呈上富国强兵之法，但得不到韩国重用。
秦王嬴政读过韩非的书后钦佩不已，对大臣李斯说：“嗟乎，吾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是韩非的老同学，十分忌惮韩非的才能。
后来，韩非从河洛入秦，虽然得以觐见秦王，却遭到李斯等人谗言陷害，下狱而死。韩非虽死，他的法家思想却流传下来，影响此后历代王朝的统治者。
先秦时期，是河洛文化的形成时期。这一时期的河洛地区，从拥有人类文明社会形成的三大标志——城池、青铜器和文字，到王朝崛起，定鼎中国，再到诸侯林立，百家争鸣，成为中国先秦历史的典型代表区域。
03
秦人东进吞并河洛之后，在此地设三川、河内、河东等郡。始皇帝嬴政一统天下，修建驰道，这条“东穷燕齐”的高速公路从河洛地区穿过，荥阳附近的黄河岸边修建起了当时黄河上规模最大的转运仓——敖仓，将关东地区的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往关中。
西汉建立之后，河洛作为“天下之中”，政治地位迅速上升。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后，本来定都于洛阳，后来听从娄敬与张良的建议，才确定了定都关中长安的大计。
汉代文学家扬雄对这段历史有过评述：“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于洛阳；娄敬委辂脱挽，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举中国徙之长安，适也。”
齐人娄敬是最早劝说刘邦迁都关中的人，他因为此功被赐姓改名刘敬。
娄敬当时对刘邦说，关中之地被山带河，有四塞之固，即便出现危急情况，也有百万之众可以备战，又有肥沃富裕的土地，当真是“天府之国”啊！如果大汉进入关中建都，拥有秦国的故地，就是“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
刘邦的老部下多是关东人，仍劝刘邦建都洛阳：“洛阳东有成皋，西有崤渑，背靠黄河，朝向伊、洛二水，足以支撑其险要。”
但谋士张良进言道：“洛阳虽然也有险固，但地方狭小，不过数百里，容易四面受敌，且土地不肥沃，此非用武之地。关中左有崤函，右有陇蜀，沃野千里，南部连接富饶的巴蜀，北方毗邻胡人的牧场，可阻挡三方来犯之敌，独以一面牵制东方的诸侯。天下平定后，关中可以利用黄河和渭水的水道来输送粮食，供应京师。这就是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娄敬说得对啊！”
史书记载，刘邦听完张良的话后，当天就从洛阳移驾长安。
历史上不少能人智士认为，河洛的战略地位不如关中。
▲西汉时期司隶部。
实际上，河洛也有号称“天下治乱之候”的地理位置，其四面环山，西有崤山、中条山，南有熊耳山、外方山、伏牛山，东有淇山、嵩山等多座高山；北面是黄河，黄河南岸的邙山成为天然屏障，正好使洛阳免于黄河水患的侵扰。
总体上看，洛阳地势西高东低，境内山川丘陵交错，地势复杂多样。
山河拱戴之下，河洛地区作为古代的交通枢纽，控制着南北向的晋楚孔道与东西向的豫西走廊，构成一个十字架状的水陆交通大动脉。
针对河洛的地利，宋人李格非说：“挟崤渑之险阻，当秦陇之襟喉，而赵魏之走集，盖四方必争之地，天下常无事则已，有事则洛阳先受兵……洛阳之盛衰，天下治乱之候也。”（《洛阳名园记》）
西汉以前，周武王伐纣克殷、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及楚汉战争，都有控制河洛的战略目标。得中原者，往往可得天下。
在刘邦迁都关中二百年后，东汉的建立者汉光武帝刘秀再度将汉室江山托付于河洛。东汉以洛阳为都，将政治中心转移到了河洛，开创了光武中兴、明章之冶的盛世，但到东汉中后期，陷入外戚与宦官交替把持朝政的乱局。
▲洛阳白马寺。
汉代的河洛地区在一场血与火的灾祸中走向落幕。
东汉初平元年（190年），占据洛阳的军阀董卓胁迫汉献帝迁都长安。
入主洛阳时，董卓废帝改立，独揽大权，他的士兵入室劫掠，残害百姓，董卓本人还奸污公主，暴虐群臣，京城内外人人自危。董卓不懂经济，却非要当“懂王”，毁坏汉朝使用已久的五铢钱，收取洛阳及长安的铜器铸成更小的钱，导致物价飞涨。
迁都之时，董卓的军队又对洛阳进行了彻底的破坏，“尽徙洛阳人数百万口于长安，步骑驱蹙，更相蹈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卓自屯留毕圭苑中，悉烧宫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无复孑遗。又使吕布发诸帝陵，及公卿已下冢墓，收其珍宝”。
董卓死后，长安发生动乱，汉献帝在部分大臣的护送下返回洛阳，只见洛阳城满目苍夷，宫室被烧毁殆尽，百官只能在荆棘之间艰难求食，有的被活活饿死，有的被乱军所杀。
天下之中的河洛，既要承载王朝兴盛时的荣光，也要忍受王朝没落时的苦痛。
三国时期，曹魏建都洛阳，河洛一带免于战乱，得到恢复发展，洛阳、河内、河东、弘农等郡县，都是曹魏屯田的重要地区。
然而，曹魏的政权最终被河洛地区门阀势力的代表司马氏篡夺。西晋初年，晋朝的达官贵族生活荒淫、竞相奢侈，司马家族的宗室内部勾心斗角、互相攻伐，最终酿成了八王之乱与永嘉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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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的不知道。
该怎么说呢？
这种感觉说不出来
我没有乱说真的就是说不出来。
相传，上古伏羲时，黄河流经今河南孟津县一带，有龙马浮出水面，伏羲根据其背上“河图”，演成八卦，后来成为《周易》的起源。
另有传说，大禹治水时，洛水之畔有神龟背驮“洛书”而出，大禹以此定九章之法，划天下为九州。
“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这些古老的传说见载于先秦文献《尚书》《周易》中。尽管河图洛书的故事带有抽象化和神秘化的特征，但说明先民将河洛作为中华文化的源头之一。
河洛地区，以洛阳盆地为中心，位于黄河及其支流洛河（古称洛水）交汇之处。西周初年营建洛邑时，周公说：“此天下之中也。”
▲河南省地形图。
01
考古发现，“中国”一词，最早是指河洛地区，即成周洛邑一带。
1965年，一件出土于陕西宝鸡的西周早期青铜尊流落民间，被当地的废品回收站收购。博物馆工作人员偶然间发现了它，赶紧将其收回。后来，有位青铜器专家在清理上面的锈斑时，发现了尊内的12行铭文，因其中有“何尊”字样，便称之为“何尊”。
何尊铭文穿越了三千年时空，讲述西周初年的河洛往事，其大意是说：
周成王在位时，在河洛营建成周都邑，对其父武王进行祭祀。周成王在京宫大室对宗族小子“何”进行训诰，讲到何的的先父曾追随周文王，而周文王受上天之命统治万民，周武王灭商后，又在河洛地区告祭于天，以此地作为天下的中心。何一家因功受赏，作尊纪念，以示荣耀。
何尊铭文中有一句：“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国”一词在文物上留下的最早痕迹。
周人以河洛为“天下之中”的普遍认识，并非出于主观臆断。
当年武王伐纣、统一河洛之后，为如何统治商的故地而忧虑得夜不能寐。于是，为了宣告自己对“中国”的统治，周武王派宗室周公、召公前往洛水、伊水之畔勘察地形，营建成周洛邑，作为周朝新都，并把象征王权的九鼎迁到洛邑。
周公来到河洛，在嵩山附近的阳城（今登封市告成镇）设置了一座测影台，立圭表，测日影，才得出结论：河洛是当时的“天下之中”。
到了东周时期，河洛地区成为周王室东迁的庇护所，周王室在成周西面三十余里处建了一座东周王城。
古人发现，夏商周三代定都于河洛，《史记》有句话，“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而今人经过考古发掘，发现在西起涧河、东至偃师的洛水之滨，长仅几十公里的距离内，排列着五大都城遗址，包括二里头（夏王城）遗址、偃师商城遗址、东周王城遗址、汉魏洛阳城遗址与隋唐洛阳城遗址，号称“五都荟洛”。
▲五都荟洛示意图。
从地理形势来看，河洛地区以古都洛阳为中心，西起华山，东至荥阳，北依太行山南麓，南达秦岭东段支脉外方山南麓的汝、颍流域。
博大精深的河洛文化在这片土地上传承，阅尽世间沧桑，数千年来人才辈出。
漫长的岁月中，“中国”的概念从河洛向周边缓缓延伸，绵延到滔滔江海、戈壁荒原，直到成为东方泱泱大国的名称。
▲天子驾六马坑，发掘于洛阳周王城广场。“天子驾六”，为古代礼制的一种，指天子出行用六匹马拉的马车。
02
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名存实亡，周王室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政治上的分崩离析却孕育了百家争鸣的文化发展，河洛地区成为诸多思想家活跃的舞台。
道家的老子，前半生为周王室作守藏史，在洛邑掌藏国家图籍。
有一次，孔子从齐鲁远道而来，向老子学习周礼。
老子对孔子说：“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这几句话的意思是告诉孔子，君子要审时度势才能成功，否则就会劳累而行，就像老道的商人深藏不露，而心怀大德的君子，也大智若愚。
他希望孔子“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因为这些“皆无益于子之身”。
孔子带着弟子们回去后，在半路上说：“天上的鸟，我知道它能飞；水中的鱼，我知道它能游；地上的野兽，我知道它能奔跑。至于龙我就无从得知了，据说龙乘风云即可上天，我今天见到老子，他就像龙一样啊！”
孔子见老子，两位伟大的思想家惺惺相惜，儒道两家的思想也相互交融。后来，老子弃官而去，骑青牛出函谷关，留下五千余字《道德经》，从此飘然归隐。
战国时期，韩国公子韩非成为法家学派的集大成者。韩非早年求学于儒家的荀子，平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
韩非着有《韩非子》，集法家法术势三者于一身，其政治理想是建立一个统一的君主集权国家，以“法”作为治国的根本。他的着作流传到秦国后，得到了秦王嬴政的关注。
当时，秦军东出，首当其冲的就是占据河洛地区的韩国。韩非见韩国日渐衰败，几度谏言韩王，呈上富国强兵之法，但得不到韩国重用。
秦王嬴政读过韩非的书后钦佩不已，对大臣李斯说：“嗟乎，吾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是韩非的老同学，十分忌惮韩非的才能。
后来，韩非从河洛入秦，虽然得以觐见秦王，却遭到李斯等人谗言陷害，下狱而死。韩非虽死，他的法家思想却流传下来，影响此后历代王朝的统治者。
先秦时期，是河洛文化的形成时期。这一时期的河洛地区，从拥有人类文明社会形成的三大标志——城池、青铜器和文字，到王朝崛起，定鼎中国，再到诸侯林立，百家争鸣，成为中国先秦历史的典型代表区域。
03
秦人东进吞并河洛之后，在此地设三川、河内、河东等郡。始皇帝嬴政一统天下，修建驰道，这条“东穷燕齐”的高速公路从河洛地区穿过，荥阳附近的黄河岸边修建起了当时黄河上规模最大的转运仓——敖仓，将关东地区的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往关中。
西汉建立之后，河洛作为“天下之中”，政治地位迅速上升。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后，本来定都于洛阳，后来听从娄敬与张良的建议，才确定了定都关中长安的大计。
汉代文学家扬雄对这段历史有过评述：“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于洛阳；娄敬委辂脱挽，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举中国徙之长安，适也。”
齐人娄敬是最早劝说刘邦迁都关中的人，他因为此功被赐姓改名刘敬。
娄敬当时对刘邦说，关中之地被山带河，有四塞之固，即便出现危急情况，也有百万之众可以备战，又有肥沃富裕的土地，当真是“天府之国”啊！如果大汉进入关中建都，拥有秦国的故地，就是“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
刘邦的老部下多是关东人，仍劝刘邦建都洛阳：“洛阳东有成皋，西有崤渑，背靠黄河，朝向伊、洛二水，足以支撑其险要。”
但谋士张良进言道：“洛阳虽然也有险固，但地方狭小，不过数百里，容易四面受敌，且土地不肥沃，此非用武之地。关中左有崤函，右有陇蜀，沃野千里，南部连接富饶的巴蜀，北方毗邻胡人的牧场，可阻挡三方来犯之敌，独以一面牵制东方的诸侯。天下平定后，关中可以利用黄河和渭水的水道来输送粮食，供应京师。这就是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娄敬说得对啊！”
史书记载，刘邦听完张良的话后，当天就从洛阳移驾长安。
历史上不少能人智士认为，河洛的战略地位不如关中。
▲西汉时期司隶部。
实际上，河洛也有号称“天下治乱之候”的地理位置，其四面环山，西有崤山、中条山，南有熊耳山、外方山、伏牛山，东有淇山、嵩山等多座高山；北面是黄河，黄河南岸的邙山成为天然屏障，正好使洛阳免于黄河水患的侵扰。
总体上看，洛阳地势西高东低，境内山川丘陵交错，地势复杂多样。
山河拱戴之下，河洛地区作为古代的交通枢纽，控制着南北向的晋楚孔道与东西向的豫西走廊，构成一个十字架状的水陆交通大动脉。
针对河洛的地利，宋人李格非说：“挟崤渑之险阻，当秦陇之襟喉，而赵魏之走集，盖四方必争之地，天下常无事则已，有事则洛阳先受兵……洛阳之盛衰，天下治乱之候也。”（《洛阳名园记》）
西汉以前，周武王伐纣克殷、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及楚汉战争，都有控制河洛的战略目标。得中原者，往往可得天下。
在刘邦迁都关中二百年后，东汉的建立者汉光武帝刘秀再度将汉室江山托付于河洛。东汉以洛阳为都，将政治中心转移到了河洛，开创了光武中兴、明章之冶的盛世，但到东汉中后期，陷入外戚与宦官交替把持朝政的乱局。
▲洛阳白马寺。
汉代的河洛地区在一场血与火的灾祸中走向落幕。
东汉初平元年（190年），占据洛阳的军阀董卓胁迫汉献帝迁都长安。
入主洛阳时，董卓废帝改立，独揽大权，他的士兵入室劫掠，残害百姓，董卓本人还奸污公主，暴虐群臣，京城内外人人自危。董卓不懂经济，却非要当“懂王”，毁坏汉朝使用已久的五铢钱，收取洛阳及长安的铜器铸成更小的钱，导致物价飞涨。
迁都之时，董卓的军队又对洛阳进行了彻底的破坏，“尽徙洛阳人数百万口于长安，步骑驱蹙，更相蹈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卓自屯留毕圭苑中，悉烧宫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无复孑遗。又使吕布发诸帝陵，及公卿已下冢墓，收其珍宝”。
董卓死后，长安发生动乱，汉献帝在部分大臣的护送下返回洛阳，只见洛阳城满目苍夷，宫室被烧毁殆尽，百官只能在荆棘之间艰难求食，有的被活活饿死，有的被乱军所杀。
天下之中的河洛，既要承载王朝兴盛时的荣光，也要忍受王朝没落时的苦痛。
三国时期，曹魏建都洛阳，河洛一带免于战乱，得到恢复发展，洛阳、河内、河东、弘农等郡县，都是曹魏屯田的重要地区。
然而，曹魏的政权最终被河洛地区门阀势力的代表司马氏篡夺。西晋初年，晋朝的达官贵族生活荒淫、竞相奢侈，司马家族的宗室内部勾心斗角、互相攻伐，最终酿成了八王之乱与永嘉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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