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秋后问斩，太子是狱友 第二百七十二章 经纬度
过洋牵星术，确实是当前时代最先进的观星技术。
哪怕北宋出现了指南针，并籍此发明了航海罗盘，但航海罗盘的作用也只是作为辅助工具。
北宋朱彧的《萍洲可谈》便有明确言及：“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
而在朱彧之后的徐竞，所撰写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也有明确赘述：“是夜，洋中不可住，惟室鹩医爬愣崆斗前进，若晦冥，则用指南针，以揆南北。”
但不论是指南针还是牵星术，都只能勉强测定地理纬度，而无法测量出经度。
这就为古代航海远洋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
往往出海远洋的人员，不仅要有丰富的天文观星知识，还要准备好航海罗盘，就这还不够。
还得一看运气，二看个人经验，三看出海的航线距离。
郑和前后下西洋二十多年，前几次都是在南洋一带转悠，到后面经验丰富了，也建立了足够的港口据点，同时结交不少西面来的阿拉伯商人，这才有胆量继续往西开拓。
嗯，说句实在话，郑和目前去过最远的东非麻林迪国，让他再次出发完全跟着牵星图去走，都不一定能原路返回找到。
因为实在太远了，仅靠地理纬度和观星已经无法确定正确方位。
距离越远，误差越大，方向稍微偏一点角度，去的可能就完全不是一个地方了。
最离谱的例子，就是过去（现代的尺度）欧洲人发现美洲新大陆，但前后跑了几百年都没见到过夏威夷群岛。
夏威夷群岛实际就在欧洲人航线的边上，从地图上看就是欧洲人跑美洲专门绕了一下，偏转了一点角度，完美的绕开了夏威夷群岛。
“所以……”
“不论是永乐年间，三宝太监郑和主持的六下西洋，还是其他的民间出海远航，所应用到的航海观测技术，都脱不开牵星术与指南针，二者大多相互交叉配合使用。”
“而这两者都只能测定方向，顶多也就是测定比较精确的地理纬度，却无法测定准确的地理经度。”
听着林煜做出的总结，郑和微微点头，他虽然此前从未有过地理纬度的概念，但过去航海利用牵星术配合指南针，进行的海上方向测量，还是能够帮他大致理解的。
杨荣、于谦这两个不太明白的，林煜也随之做出了解答。
“什么是地理纬度？”
“用科学的术语来解释，就是大地所自发的重力方向铅垂线与赤道平面形成的夹角，这个夹角便是纬度，也是目前天文、航海牵星术所要观测的精确角度。”
“关于地理纬度的测算，最早可以追溯到唐朝的开元十二年，由僧人一行和尚主持进行的子午线测量。离大明比较近的，蒙元的至元十六年，郭守敬也主持过一次天文大地的测量工作，在南北约11000里，东西约6000里的范围内，建立了27个观测点，进行了地理纬度上的精确测量。”
“说得再简单些，就是元人所说的北极高（跟纬度有些许差别，但很接近）。”
“而我要说的经度，你们差不多可以理解为‘里差（耶律楚材）’、‘地方时（苏天爵）’，都是差不多的概念，虽然不够透彻。”
说到“里差”和“地方时”，郑和倒是听懂了。
杨荣、于谦一知半解。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因为本朝大明开国之初，朱元璋就定下祖制，非阴阳人、天文生不得私自学习天文知识。
擅自学习天文历法的要流放充军，编造全新历法的更是格杀勿论。
这不是什么阻不阻碍发展的问题，而是封建王朝固有的政治特征。
就跟个人不能私造地图一样，封建王朝的地图那是真地图，代表了国家边防、军事关镇等等重要信息。
所以，荆轲带着燕国地图去见始皇帝，始皇帝就必须亲自召见荆轲。
因为荆轲等同于是带着国家军事布防图，代表燕国去向始皇帝投降的。
而天文历法也差不多，古代民间没有太明确的四时观念，农业生产要么凭借经验，要么全看官府下发的历法。
所以，历法等同于农业生产，农业生产又是国朝根基。
天文历法等于国朝根基。
这也是为何，下西洋非要用郑和。
因为郑和是太监，能学习天文，其他钦天监的天文官员，永乐大帝用着不放心。
杨荣、于谦没那个学习天文的“生理”条件，自然也是不太了解这方面了。
“林先生，北极高可以用牵星术进行测算，但地方时又该怎么去验算呢？”
郑和不管杨荣、于谦这两个人的懵逼之色，满脸求知欲的追问道。
“……”
林煜欲言又止，差点没忍住去爆郑和的马甲。
都说了明朝天文学是太监、天文官才能触及的东西，你这家伙还搁这“我有一个朋友”呢？
“要测算准确的经度，我这里有两个方案：一为时钟法；二为天钟法。”
钟，通常为《诗经》所表乐器，同样泛指盛酒容器（《说文解字》：钟，酒器也，从金重声），或是特殊计量单位（十釜为一钟）。
当然，钟在特定的场合，也可以指代时间观念。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万籁此都寂，但余钟磬音。”
这两句唐诗都是将钟与时间挂钩的，但这里的钟同样也与佛寺绑定，作为佛寺的专用报时器具。
“时钟法、天钟法……”
杨荣带着一丝迟疑问道：“林先生的意思，是打算以钟来先测算地方时，再去测算精确的经度吗？”
林煜点头：“有些偏差，但也差不太多。”
所谓时钟法、天钟法，说白了林煜也是在拾人牙慧。
不过，现在还是大明的洪熙元年，西元1425年，也就是西方的十五世纪初。
距离“观测天文学之父”、“现代物理学之父”、“科学方法之父”、“现代科学之父”伽利略的出生，都还有整整一百二十年呢！
所以……
谁能说是抄的？
读书人的事，怎么能说是抄的呢……
哪怕北宋出现了指南针，并籍此发明了航海罗盘，但航海罗盘的作用也只是作为辅助工具。
北宋朱彧的《萍洲可谈》便有明确言及：“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
而在朱彧之后的徐竞，所撰写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也有明确赘述：“是夜，洋中不可住，惟室鹩医爬愣崆斗前进，若晦冥，则用指南针，以揆南北。”
但不论是指南针还是牵星术，都只能勉强测定地理纬度，而无法测量出经度。
这就为古代航海远洋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
往往出海远洋的人员，不仅要有丰富的天文观星知识，还要准备好航海罗盘，就这还不够。
还得一看运气，二看个人经验，三看出海的航线距离。
郑和前后下西洋二十多年，前几次都是在南洋一带转悠，到后面经验丰富了，也建立了足够的港口据点，同时结交不少西面来的阿拉伯商人，这才有胆量继续往西开拓。
嗯，说句实在话，郑和目前去过最远的东非麻林迪国，让他再次出发完全跟着牵星图去走，都不一定能原路返回找到。
因为实在太远了，仅靠地理纬度和观星已经无法确定正确方位。
距离越远，误差越大，方向稍微偏一点角度，去的可能就完全不是一个地方了。
最离谱的例子，就是过去（现代的尺度）欧洲人发现美洲新大陆，但前后跑了几百年都没见到过夏威夷群岛。
夏威夷群岛实际就在欧洲人航线的边上，从地图上看就是欧洲人跑美洲专门绕了一下，偏转了一点角度，完美的绕开了夏威夷群岛。
“所以……”
“不论是永乐年间，三宝太监郑和主持的六下西洋，还是其他的民间出海远航，所应用到的航海观测技术，都脱不开牵星术与指南针，二者大多相互交叉配合使用。”
“而这两者都只能测定方向，顶多也就是测定比较精确的地理纬度，却无法测定准确的地理经度。”
听着林煜做出的总结，郑和微微点头，他虽然此前从未有过地理纬度的概念，但过去航海利用牵星术配合指南针，进行的海上方向测量，还是能够帮他大致理解的。
杨荣、于谦这两个不太明白的，林煜也随之做出了解答。
“什么是地理纬度？”
“用科学的术语来解释，就是大地所自发的重力方向铅垂线与赤道平面形成的夹角，这个夹角便是纬度，也是目前天文、航海牵星术所要观测的精确角度。”
“关于地理纬度的测算，最早可以追溯到唐朝的开元十二年，由僧人一行和尚主持进行的子午线测量。离大明比较近的，蒙元的至元十六年，郭守敬也主持过一次天文大地的测量工作，在南北约11000里，东西约6000里的范围内，建立了27个观测点，进行了地理纬度上的精确测量。”
“说得再简单些，就是元人所说的北极高（跟纬度有些许差别，但很接近）。”
“而我要说的经度，你们差不多可以理解为‘里差（耶律楚材）’、‘地方时（苏天爵）’，都是差不多的概念，虽然不够透彻。”
说到“里差”和“地方时”，郑和倒是听懂了。
杨荣、于谦一知半解。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因为本朝大明开国之初，朱元璋就定下祖制，非阴阳人、天文生不得私自学习天文知识。
擅自学习天文历法的要流放充军，编造全新历法的更是格杀勿论。
这不是什么阻不阻碍发展的问题，而是封建王朝固有的政治特征。
就跟个人不能私造地图一样，封建王朝的地图那是真地图，代表了国家边防、军事关镇等等重要信息。
所以，荆轲带着燕国地图去见始皇帝，始皇帝就必须亲自召见荆轲。
因为荆轲等同于是带着国家军事布防图，代表燕国去向始皇帝投降的。
而天文历法也差不多，古代民间没有太明确的四时观念，农业生产要么凭借经验，要么全看官府下发的历法。
所以，历法等同于农业生产，农业生产又是国朝根基。
天文历法等于国朝根基。
这也是为何，下西洋非要用郑和。
因为郑和是太监，能学习天文，其他钦天监的天文官员，永乐大帝用着不放心。
杨荣、于谦没那个学习天文的“生理”条件，自然也是不太了解这方面了。
“林先生，北极高可以用牵星术进行测算，但地方时又该怎么去验算呢？”
郑和不管杨荣、于谦这两个人的懵逼之色，满脸求知欲的追问道。
“……”
林煜欲言又止，差点没忍住去爆郑和的马甲。
都说了明朝天文学是太监、天文官才能触及的东西，你这家伙还搁这“我有一个朋友”呢？
“要测算准确的经度，我这里有两个方案：一为时钟法；二为天钟法。”
钟，通常为《诗经》所表乐器，同样泛指盛酒容器（《说文解字》：钟，酒器也，从金重声），或是特殊计量单位（十釜为一钟）。
当然，钟在特定的场合，也可以指代时间观念。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万籁此都寂，但余钟磬音。”
这两句唐诗都是将钟与时间挂钩的，但这里的钟同样也与佛寺绑定，作为佛寺的专用报时器具。
“时钟法、天钟法……”
杨荣带着一丝迟疑问道：“林先生的意思，是打算以钟来先测算地方时，再去测算精确的经度吗？”
林煜点头：“有些偏差，但也差不太多。”
所谓时钟法、天钟法，说白了林煜也是在拾人牙慧。
不过，现在还是大明的洪熙元年，西元1425年，也就是西方的十五世纪初。
距离“观测天文学之父”、“现代物理学之父”、“科学方法之父”、“现代科学之父”伽利略的出生，都还有整整一百二十年呢！
所以……
谁能说是抄的？
读书人的事，怎么能说是抄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