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题：从始皇开始 第143章 乌台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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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台诗案”发生在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 年），是北宋着名的文字狱之一，也是事涉新旧党争的一大要案。以下是其具体情况：
1. 背景：
政坛党争：熙宁二年二月，神宗起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王安石开展了“王安石变法”。朝廷上下展开了变法与反变法的斗争，逐渐形成新旧两党，两党纷争不休。王安石等制定的均输、青苗、免役诸法在不同程度上损害了豪绅大地主的利益，且实施过程中显现不少弊病，遭到朝野各界的反对。在王安石变法期间，一些有能力的大臣因为同他政见不同，纷纷离开朝廷。王安石罢相后，变法派内部矛盾尖锐，政局不太稳定。“新进”在王安石罢相后执掌了朝廷大权，开始排斥、打击那些执不同政见的人。
人物性格因素：苏轼生性率性，对于他认为不合理的事便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他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在多地为官时，其诗文有很大一部分是讥讽时事，尤其是新法，这为后来的“乌台诗案”埋下了隐患。
2. 起因：
苏轼调任湖州任太守时，例行公事给皇帝宋神宗上《湖州谢上表》。表中出现了“新进”与“生事”等词语，被一些想找他麻烦的人抓住把柄。
当时《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问世，给御史台提供了搜集材料的机会。
3. 经过：
官员弹劾：监察御史何正臣摘引苏轼的“新进”“生事”等语上奏，说他“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又一有水旱之灾盗贼之变，轼必倡言归咎新法，喜动颜色”，要求对苏轼“大明刑赏，以示天下”。舒亶弹劾苏轼更为具体，把苏轼的诗句与王安石新法的条例一一对照，认为苏轼“怀怨天之心，造讪上之语”，罪行严重，“虽万死不足以谢圣时”，而应以“大不恭”论处。国子监博士李宜之也上表弹劾苏轼，声称必须因其无礼于朝廷而斩首。御史中丞李定也弹劾苏轼，说他初无学术，滥得时名，急于获得高位，讥讽权要。
皇帝下诏审讯：在接二连三的表章面前，宋神宗下令御史台将苏轼押来京城审讯。朝廷派特使皇甫遵赴湖州缉拿苏轼。
入狱审讯：苏轼入狱后，朝廷下令，凡是他做过官的地方，都要收集他的诗文送审，李定等人便从诗文中断章取义，肆意诬陷。
4. 结果：
经过多方营救，苏轼免于一死。当年十二月结案，苏轼被贬黄州。从元丰三年到七年，苏轼居留黄州五年。
此案牵连人员众多，有苏轼的手足苏辙，也有苏轼的恩师张方平、欧阳修、范镇等，还有苏轼的密友王巩、王诜、钱世雄、李常、孙觉、文同、黄庭坚等，以及一些与苏轼关系不甚密切的人员。
“乌台诗案”是历史上通过文字治罪的典型，也是朝廷党争的产物。这一事件让苏轼经历了一百三十余天的牢狱之灾和黄州之贬，但也对他的心态和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在黄州期间，苏轼的创作更加深刻和内省，留下了许多着名的作品。
张方平（1007 年 - 1091 年），字安道，号乐全居士，原名为善，应天府南京（河南商丘）人，北宋政治家。他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以下是对他的具体介绍：
1. 早年经历与才华：
张方平少年时聪敏绝顶，家庭贫寒但勤奋好学，读书过目不忘。他曾向别人借三史读，十来天就归还并表示已读完。他考取茂才异等，任校书郎、知昆山县，又考中贤良方正科，逐步升迁至翰林学士和御史中丞等高职。宋仁宗天圣年间，他以才智被誉为“天下奇才”。
2. 政治作为：
建言献策：在西夏赵元昊准备叛乱时，他提出暂时忍让、加强战备的策略，认为这样可使西夏师出无名且难以与宋朝决战，但当时朝廷未采纳。后来他又献上《平戎十策》，提出屯兵河东等战略构想。
出使契丹：张方平曾以修起居的身份出使契丹，契丹王对他赞赏有加，还将坐骑送给他。
治理地方：他在益州任刺史期间，通过冷静的分析和果断的决策，稳定了蜀地局势，成功抵御南诏大理侬智高的侵扰，赢得了民众的敬重。
3. 对苏轼的帮助：
张方平对苏洵及其子苏轼、苏辙有知遇之恩。在苏家父子名不见经传时，张方平把他们推荐给了欧阳修，并给他们提供了从家乡赴京师赶考的盘缠、路费。
在“乌台诗案”发生后，已退休在家的张方平不顾自身安危，为苏轼辩护，率先四处奔走，想方设法营救他。苏轼视张方平为亲人、挚友、恩师，在得知张方平去世后，为他服孝三个月，并撰写了《张文定公墓志铭》。
4. 文学成就：他编着了四十卷的《乐全集》。
总的来说，张方平是北宋时期一位有重要影响力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他的政治才能、品德以及对苏轼的帮助都为后人所称赞。
《湖州谢上表》是苏轼于元丰二年（1079）调任湖州知州时，向宋神宗上的谢表。
原文如下：
臣轼言。蒙恩就移前件差遣，已于今月二十日到任上讫者。风俗阜安，在东南号为无事；山水清远，本朝廷所以优贤。顾惟何人，亦与兹选。臣轼中谢。
伏念臣性资顽鄙，名迹堙微。议论阔疏，文学浅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独无寸长。荷先帝之误恩，擢置三馆；蒙陛下之过听，付以两州。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而才分所局，有过无功；法令具存，虽勤何补。罪固多矣，臣犹知之。夫何越次之名邦，更许借资而显受。顾惟无状，岂不知恩。
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万族。用人不求其备，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而臣顷在钱塘，乐其风土。鱼鸟之性，既能自得于江湖；吴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职，息讼平刑。上以广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臣无任。
这份谢表本是例行公事的公文，但其中“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等语句被新党抓住把柄。“新进”一词被解读为苏轼对王安石变法后当政的新党的讽刺，他们认为苏轼是在表达自己不愿与新党合作，并且暗讽新党“生事”。
这一谢表成为“乌台诗案”的导火索，御史们以此为契机，开始搜集苏轼诗文中的其他所谓“讥讽朝廷”的证据，对他进行弹劾审讯，最终酿成了一场文字狱，苏轼也因此遭受牢狱之灾，后被贬至黄州。
1. 背景：
政坛党争：熙宁二年二月，神宗起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王安石开展了“王安石变法”。朝廷上下展开了变法与反变法的斗争，逐渐形成新旧两党，两党纷争不休。王安石等制定的均输、青苗、免役诸法在不同程度上损害了豪绅大地主的利益，且实施过程中显现不少弊病，遭到朝野各界的反对。在王安石变法期间，一些有能力的大臣因为同他政见不同，纷纷离开朝廷。王安石罢相后，变法派内部矛盾尖锐，政局不太稳定。“新进”在王安石罢相后执掌了朝廷大权，开始排斥、打击那些执不同政见的人。
人物性格因素：苏轼生性率性，对于他认为不合理的事便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他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在多地为官时，其诗文有很大一部分是讥讽时事，尤其是新法，这为后来的“乌台诗案”埋下了隐患。
2. 起因：
苏轼调任湖州任太守时，例行公事给皇帝宋神宗上《湖州谢上表》。表中出现了“新进”与“生事”等词语，被一些想找他麻烦的人抓住把柄。
当时《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问世，给御史台提供了搜集材料的机会。
3. 经过：
官员弹劾：监察御史何正臣摘引苏轼的“新进”“生事”等语上奏，说他“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又一有水旱之灾盗贼之变，轼必倡言归咎新法，喜动颜色”，要求对苏轼“大明刑赏，以示天下”。舒亶弹劾苏轼更为具体，把苏轼的诗句与王安石新法的条例一一对照，认为苏轼“怀怨天之心，造讪上之语”，罪行严重，“虽万死不足以谢圣时”，而应以“大不恭”论处。国子监博士李宜之也上表弹劾苏轼，声称必须因其无礼于朝廷而斩首。御史中丞李定也弹劾苏轼，说他初无学术，滥得时名，急于获得高位，讥讽权要。
皇帝下诏审讯：在接二连三的表章面前，宋神宗下令御史台将苏轼押来京城审讯。朝廷派特使皇甫遵赴湖州缉拿苏轼。
入狱审讯：苏轼入狱后，朝廷下令，凡是他做过官的地方，都要收集他的诗文送审，李定等人便从诗文中断章取义，肆意诬陷。
4. 结果：
经过多方营救，苏轼免于一死。当年十二月结案，苏轼被贬黄州。从元丰三年到七年，苏轼居留黄州五年。
此案牵连人员众多，有苏轼的手足苏辙，也有苏轼的恩师张方平、欧阳修、范镇等，还有苏轼的密友王巩、王诜、钱世雄、李常、孙觉、文同、黄庭坚等，以及一些与苏轼关系不甚密切的人员。
“乌台诗案”是历史上通过文字治罪的典型，也是朝廷党争的产物。这一事件让苏轼经历了一百三十余天的牢狱之灾和黄州之贬，但也对他的心态和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在黄州期间，苏轼的创作更加深刻和内省，留下了许多着名的作品。
张方平（1007 年 - 1091 年），字安道，号乐全居士，原名为善，应天府南京（河南商丘）人，北宋政治家。他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以下是对他的具体介绍：
1. 早年经历与才华：
张方平少年时聪敏绝顶，家庭贫寒但勤奋好学，读书过目不忘。他曾向别人借三史读，十来天就归还并表示已读完。他考取茂才异等，任校书郎、知昆山县，又考中贤良方正科，逐步升迁至翰林学士和御史中丞等高职。宋仁宗天圣年间，他以才智被誉为“天下奇才”。
2. 政治作为：
建言献策：在西夏赵元昊准备叛乱时，他提出暂时忍让、加强战备的策略，认为这样可使西夏师出无名且难以与宋朝决战，但当时朝廷未采纳。后来他又献上《平戎十策》，提出屯兵河东等战略构想。
出使契丹：张方平曾以修起居的身份出使契丹，契丹王对他赞赏有加，还将坐骑送给他。
治理地方：他在益州任刺史期间，通过冷静的分析和果断的决策，稳定了蜀地局势，成功抵御南诏大理侬智高的侵扰，赢得了民众的敬重。
3. 对苏轼的帮助：
张方平对苏洵及其子苏轼、苏辙有知遇之恩。在苏家父子名不见经传时，张方平把他们推荐给了欧阳修，并给他们提供了从家乡赴京师赶考的盘缠、路费。
在“乌台诗案”发生后，已退休在家的张方平不顾自身安危，为苏轼辩护，率先四处奔走，想方设法营救他。苏轼视张方平为亲人、挚友、恩师，在得知张方平去世后，为他服孝三个月，并撰写了《张文定公墓志铭》。
4. 文学成就：他编着了四十卷的《乐全集》。
总的来说，张方平是北宋时期一位有重要影响力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他的政治才能、品德以及对苏轼的帮助都为后人所称赞。
《湖州谢上表》是苏轼于元丰二年（1079）调任湖州知州时，向宋神宗上的谢表。
原文如下：
臣轼言。蒙恩就移前件差遣，已于今月二十日到任上讫者。风俗阜安，在东南号为无事；山水清远，本朝廷所以优贤。顾惟何人，亦与兹选。臣轼中谢。
伏念臣性资顽鄙，名迹堙微。议论阔疏，文学浅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独无寸长。荷先帝之误恩，擢置三馆；蒙陛下之过听，付以两州。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而才分所局，有过无功；法令具存，虽勤何补。罪固多矣，臣犹知之。夫何越次之名邦，更许借资而显受。顾惟无状，岂不知恩。
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万族。用人不求其备，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而臣顷在钱塘，乐其风土。鱼鸟之性，既能自得于江湖；吴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职，息讼平刑。上以广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臣无任。
这份谢表本是例行公事的公文，但其中“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等语句被新党抓住把柄。“新进”一词被解读为苏轼对王安石变法后当政的新党的讽刺，他们认为苏轼是在表达自己不愿与新党合作，并且暗讽新党“生事”。
这一谢表成为“乌台诗案”的导火索，御史们以此为契机，开始搜集苏轼诗文中的其他所谓“讥讽朝廷”的证据，对他进行弹劾审讯，最终酿成了一场文字狱，苏轼也因此遭受牢狱之灾，后被贬至黄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