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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白话合集 第五十二回 谈春秋胸罗锦绣 讲礼制口吐珠玑

    红红说:“要是承蒙贤妹带着我,倒能借此机会去见识一下天朝人才济济的盛况。至于考试,我早就心灰意冷,怎么还能再产生这样的念头呢。”若花说:“这件事等我们到了天朝,再慢慢商量,依我看,到时候恐怕由不得姐姐不去。前几天听说亭亭姐姐也去参加考试了,不知道她有没有考中?”红红说:“她家一贫如洗,她父亲只是个秀才,已经去世了,既没有钱财,也没有权势,所以也落榜了。但她落榜之后,雄心依旧,还时常痴心妄想。以前她曾对我说,如果别的国家开设女子科举,哪怕要历经千山万水,她也要去试一试。要是考不中才女,她到死都不服气。如今天朝虽然开设了女科,无奈远隔重洋,她怎么去得了呢?看来也只能空自叹息了。”闺臣问:“她家还有什么人?最近有没有出远门?”红红说:“她没有兄弟,只有寡母缁氏在家。现在靠教几个女童读书,勉强维持生计,并没有出远门。”闺臣说:“她既然有志参加考试,将来我们路过黑齿国,何不约她一起同行,这岂不是一件美事?”红红说:“贤妹约她固然是好,但她仗着自己学问高,目空一切,常常不把别人放在眼里。贤妹要是去约她,她不知道你学问深浅,生怕辱没了自己,肯定不会同去。依我看,必须先去和她谈论学问,让她心里对你敬服,然后再提约她的事,这样自然一说她就会答应。”闺臣说:“听说亭亭姐姐学问渊博,我哪敢在她面前班门弄斧,胡乱谈论呢?要是被她考倒,岂不是自讨苦吃?”若花说:“阿妹你怎么老是长别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呢?我倒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到时候,我就和你一起去,难道我们两个人还敌不过她一个人吗?”闺臣说:“姐姐有这么高的兴致,我只好勉强陪你去。但必须先告诉舅舅,才能去约她。”于是就把这件事告诉了林之洋。

    林之洋说:“我听你父亲常说,‘君子成人之美’。甥女你既然想要成全她的功名,这么好的事情,你们做了,自然会有好处,还用得着和我商量吗。那个黑齿国的女子,当年多九公和她谈论学问,可吃了大亏,将来你和寄女到了那里,我可真替你们担心啊。”若花说:“她又没长出三头六臂,也不过是个普通人,有什么好怕的?”林之洋说:“她那伶牙俐齿,要是谈起学问来,比三头六臂还厉害呢,多九公到现在说起她来还头疼。你说她是普通人,只怕她有一张铁嘴!要是遇到顺风,过不了多久就能到,依我的主意,你们赶紧多记几个典故,免得临时被她难住。别像多九公那样,紧张得直冒汗,那就被她看轻了。当年他们谈论反切的时候,曾有‘问道于盲’的话。我自从在歧舌国学会了音韵,一心想找人聊聊,偏偏遇不到知音。到时候去了那里,她要是谈起这方面的学问,你们一定要举荐举荐我。这两天大家吃了清肠稻,都不觉得饿,干脆等到了黑齿国再去买米,耽搁半天时间,趁着空闲,你们也可以慢慢和她谈论学问。”

    大家一路上说说闲话,不知不觉,这天清晨就到了黑齿国,把船停靠在岸边。林之洋拜托多九公带着水手去买米。闺臣想让红红一起去,红红说:“亭亭的住处林叔叔都知道,不用我去。我要是一起去约她,她就算勉强同来,心里也难免会轻视我们。贤妹到了那里,就以送还扇子为名,和她聊聊。她要是愿意一起来就最好,要是找借口推脱,我再去把这番好意告诉她,这样才不会被她看轻。”闺臣点头同意,带着扇子,和若花一起,请林之洋领着进了城。来到大街上,闺臣和若花从左边的街道走去,林之洋从右边走。没多久,他们走进一条小巷,来到亭亭家门口,只见门上写着“女学塾”三个大字。闺臣敲了两下门,一个穿紫衣的女子把门打开了,林之洋一看,认出她就是前年和他们谈论学问的黑齿国女子。闺臣从袖子里拿出扇子说:“姐姐你好。前年我们那里有位多老翁,在你家带走了一把扇子,现在托我们带来归还。不知道这是不是你家的东西?”亭亭接过扇子,看了看说:“这把扇子正是我父亲的。二位姐姐要是不嫌弃我家简陋偏僻,何不进来喝杯茶呢?”闺臣和若花一起说:“正想登门拜访呢。”于是一同进了屋。林之洋就在旁边的小房间里坐下。

    亭亭把二人让进书馆,互相行礼后坐下。有两个扎着垂髫发型的女童,也上来行礼。彼此问了姓名。闺臣说:“我早就仰慕姐姐的才华,去年路过贵国的时候,就想登门请教;但惭愧我知识浅薄,生怕在行家面前出丑,所以不敢贸然拜访。今天有幸相遇,果然是名不虚传。”亭亭说:“我不过是浪得虚名,不值得一提。前年多老翁来的时候,有一位唐大贤和他一起来,是姐姐的家人吗?”闺臣说:“那是我父亲。”亭亭听了,连忙站起来,又向闺臣拜了一拜说:“原来唐大贤就是令尊。姐姐向来有家学传承,自然也是名重一时。前年虽然承蒙令尊的各种指教,但遗憾的是他匆匆离去,我还有一些没来得及请教的地方,至今还耿耿于怀。可惜在当今这个时代,除了令尊大贤,再没有其他人能和我畅谈学问了。”

    闺臣说:“姐姐有什么指教,不妨说说大概?”亭亭说:“我对于《春秋》这本书,听说前人的议论,都说孔子在记载日月、名称、爵号之类的时候,暗中蕴含褒贬之意,不知道这话是不是真的?本想请教令尊,没想到他匆匆而别,竟没能讨论一下。这是我没有福气。”闺臣刚要开口,若花接着说道:“《春秋》蕴含的褒贬之义,前人议论纷纷。据我仔细推究经书中的旨意,以我的浅见,选择其中重要的来说,大概有三层含义:第一,明确名分和道义;其次,辨正名和实;第三,揭示细微之处。其他的书写法则,数不胜数,但大致这三点最为关键。”

    亭亭问:“请教姐姐,什么叫明确名分和道义?”若花说:“比如《春秋》记载月份时说‘王正月’,这里写‘王’字,是为了表明历法的来源,也就是为了梳理君臣之间的道义。至于记载‘陈黄’‘卫絷’,是为了表明兄弟之情;记载‘晋申生’‘许止’,是为了表明父子之恩。其他像‘曹羁’‘郑忽’的记载,是为了表明长幼的次序;‘成风’‘仲子’的记载,是为了表明嫡庶的区别。诸如此类,难道不是明确名分和道义吗?”

    亭亭问:“那辨正名和实呢?”若花说:“比如《左传》称隐公为‘摄’,但孔子在《春秋》中写为‘公’;《左传》称许止没有尝药,而孔子在《春秋》中写为‘弑’;卓被立为国君还不到一年,而孔子在《春秋》中正式称他为‘君’;夷皋被弑一事虽然归罪于赵穿,但孔子在《春秋》中写为‘盾’。凡是这类情况,难道不是辨正名和实吗?”

    亭亭问:“揭示细微之处又是什么呢?”若花说:“比如‘鲁公从京师回来,于是会合诸侯讨伐秦国’,是为了表明鲁公是因为会合诸侯讨伐秦国才去的京师;‘周天子在河阳狩猎,壬申日,鲁公在天子停留的地方朝见’,是为了表明鲁公是因为天子狩猎才去朝见;‘公子结送陪嫁的女子,于是和齐侯、宋公结盟’,是为了揭示公子结擅自作主;‘鲁公和齐侯、郑伯在中邱相会,翚率领军队会合齐国人、郑国人讨伐宋国’,是为了揭示公子翚擅自行动。像这类情况,难道不是揭示细微之处吗?孟子说:‘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都感到害怕。’当时周王朝的统治秩序瓦解,篡权夺位的事情接连不断,孔子没有掌握权力来推行他的主张,于是根据《鲁史》创作了《春秋》,大概总离不开诛杀乱臣、声讨贼子、尊崇周天子、贬低霸主的意思。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诸侯势力强盛,孔子一开始压制诸侯,以尊崇王室。等到诸侯势力衰落而楚国强盛,孔子又压制楚国而扶持诸侯,之所以扶持诸侯,就是尊崇王室的意思。因为圣人能够顺应时代的变化,时代的变化无穷无尽,圣人的教诲也随之变化无穷。他随时拯救世道人心的心意就是如此。有人说《春秋》这本书,在记载日月、名称、爵号时暗中蕴含褒贬,我固然不敢确定是不是这样。但说称人为贬,可有的人被称为人却未必是被贬,地位低微的人也被称为人;称爵为褒,可有的被称爵的人未必全是褒扬,被讥讽的人也被称爵。失去国土的君主称名,而卫侯逃到楚国却不称名;即位不到一年的君主称子,而郑伯讨伐许国却不称子。诸如此类,数不胜数。要知道《春秋》是圣人根据《鲁史》编写而成的,如果把日月作为褒贬的依据,假如某件事应当记载月份,而《鲁史》只记载了季节;某件事应当记载日期,而《鲁史》只记载了月份,圣人怎么能跑到各个诸侯国去,查访具体的日期和月份呢?如果说以名号作为褒贬的依据,假如某人应该被褒扬,而旧史只记载了他的名字;某人应该被贬斥,旧史只记载了他的爵号,圣人又怎么能跑到四方去,查访他的名字和爵号呢?

    若花说:“《春秋》有通用的体例,也有特别的笔法。就像旧史记载的日月,就沿用它的日月;记载的名称,就沿用它的名称;还有结盟就记结盟、相会就记相会这类,都是依据旧史,没有增减,这就是通用体例。如果是旧史没有记载,圣人写下来以表明大义;旧史已经记载,圣人删减以表示警戒,这就是特别笔法。比如‘元年春正月’,这是旧史的原文;加上‘王’字,就是圣人的特别笔法。晋侯召见周天子,这件事在以前儒者的传注里能看到,而圣人写成‘狩于河阳’,这是为了维护天下的纲常;甯殖驱逐他的国君,这件事记录在诸侯的简策上,而圣人写成‘卫侯出奔’,这是为了给君主们以警示。不只是称仲子,而是称‘惠公仲子’;不只是称成风,而是称‘僖公成风’;不称陈黄,而称‘陈侯之弟黄’;不称卫絷,而称‘卫侯之兄絷’;阳虎是家臣,写成‘盗’;吴、楚僭越称王,写成‘子’;其他像公子纠不写‘齐’,而小白写‘齐’;公子突不写‘郑’,而忽写‘郑’;拥立晋君却写成‘卫人’;拥立王子朝却写成‘尹氏’,诸如此类,都是圣人的特别笔法。所以说:‘书中的事是齐桓公、晋文公的事,文字是旧史的文字,而其中的大义是我孔子私下取来表达褒贬的。’学者研读《春秋》,一定要知道哪些是通用体例,哪些是特别笔法,自然就能领会其中的大义。总之,《春秋》这本书,圣人光明磊落,只是如实记载事情,善与恶都一目了然。至于拯救世道人心,这才是这本书的主旨。我胡乱发表见解,不知道对不对,还请姐姐指点。”

    亭亭说:“姐姐的论述,深刻领会了《春秋》的要旨,我只有拜服的份。还有一件事,我想请教一下,不知道二位姐姐愿不愿意赐教?”闺臣说:“姐姐请详细说说。”亭亭说:“我听说古代的《礼》在秦朝遭受焚书之灾后,如今留存下来的只有《周礼》《仪礼》《礼记》,世人称作‘三礼’。如果论古代的礼制,没有比它们更古老的了。但从汉、晋到现在,历朝历代,都各自撰写礼制,这些礼制是各自创新,还是都依据旧有的典籍呢?至于三《礼》各家的注疏,其中究竟以谁的为好?能否给我讲解一二呢?”若花听了,暗暗伸了伸舌头,心想:“这个黑齿国的女子,怎么突然抛出这么大的题目!光是三《礼》各家就够讨论一番了,她还加上历朝的礼制,这简直像茫茫大海,让人从哪里说起呢?只怕今天要出丑了!”

    正在思考,只见闺臣回答道:“我听说《宋书·傅隆传》里说:‘《礼》是万物的根本,是为人处世的最高准则。所以应用于国家,君臣借此体现尊卑和亲情;应用于婚礼和冠礼,年轻人和年长者借此体现仁爱,夫妻借此体现情义和顺;应用于乡里,朋友借此增进情谊,宾主借此展现尊敬和谦让。《乐》的五声,《易》的八卦,《诗》的《风》《雅》,《书》的《典》《诰》,《春秋》的劝善惩恶,《孝经》的尊崇双亲,无不是以此为基础才得以确立。唐虞时代,祭祀上天之类的是大礼,祭祀土地之类的是地礼,祭祀宗庙之类的是人礼。所以舜任命伯夷掌管三礼,用来统摄天地,梳理阴阳,治理万物,修养性情,无不以礼来节制。’但《魏书》里又说:‘三皇的礼制各不相同。’还说:‘时代变了,礼制也会改变。’所以商朝继承夏朝的礼制,有所增减。

    “商纣王无道,美好的典章制度被湮灭。周公拯救乱世,大规模地制定礼乐制度,用吉礼祭祀鬼神,用凶礼哀悼邦国的灾祸,用宾礼接待宾客,用军礼讨伐不恭敬的人,用嘉礼促成婚姻,这就是‘五礼’。到周昭王南征之后,礼崩乐坏,上面怎么做,下面就跟着效仿,所以道德败坏、行为失检的人,一定是先废弃了礼制。比如鲁昭公避讳孟子的姓氏,鲁庄公订立割臂为盟的私约,这是婚姻之礼被废弃了,那些淫乱邪僻的事情,无不是由此产生。齐侯因宠爱妇人而怠慢宾客,曹伯窥视别人的胁部来亵渎宾客,这是宾客之礼被废弃了,那些傲慢无礼的态度,无不是由此产生。鲁文公在五庙中颠倒祭祀顺序,鲁昭公对母亲的丧事毫无悲戚之情,这是丧祭之礼被废弃了,那些骨肉亲情也因此变得淡薄。天子走下殿堂,晋文公在河阳召见天子,这是朝聘之礼被废弃了,那些侵犯欺凌的事情也逐渐开始发生。孔子想要革除当时的弊端,所以制定礼仪、端正音乐,来挽回社会风气。到了战国时期,继承周公、孔子的学说,讲究礼法的,只有孟子一人。

    “后来秦始皇吞并六国,收集各国的礼仪制度,都带回咸阳,只采用那些尊崇君主、抑制臣子的礼仪,再加入自己的想法,以便当时使用,其余的礼仪都被废弃。汉高祖刚刚平定秦朝的战乱,来不及制定朝廷礼仪,群臣在宴会上争功,有的甚至拔剑击打殿柱,汉高祖为此感到忧虑。叔孙通于是撰写朝仪,胡广接着整理旧有的礼仪。汉朝末年天下大乱,旧有的典章制度被毁灭。到了三国时期,魏国的王粲、卫觊共同创立朝仪;吴国的丁孚收集汉朝旧事;蜀国的孟光起草众多典章。晋朝初年,荀觊根据魏代以前的事情撰写成晋礼。南朝宋的何承天、傅亮共同撰写朝仪。南朝齐的何佟之、王俭共同制定新礼。到梁武帝时,就命令众多儒者编纂成大典,恢复了周公五礼的旧制。陈武帝即位后,制定礼制虽然以先前梁朝的为基础,但仍然命令江德藻、沈洙等人根据当时的情况随时斟酌取舍,以适应时宜。到了隋朝,隋文帝命令辛彦之、牛弘等人采用梁朝旧有的礼仪,制定五礼。从西汉初年到现在,历代的礼制有所增减变化,无不参考旧有的典章,并非古代的礼制不复存在,只是根据时代的变化进行调整。所以《宋书·礼志》说:‘只凭自己的想法而不学习古代,秦朝因此而灭亡;学习古代却不考虑是否适用,王莽因此而身亡。’

    “至于给《礼》作注的各家,汉朝有南郡太守马融、安南太守刘熙、大司农郑玄、左中郎将蔡邕、侍中阮谌;魏国中有秘书监孙炎、卫将军王肃、太尉蒋济、侍中郑小同;蜀国有丞相蒋琬;吴国有齐王傅射慈;晋朝有太尉庾亮、太保卫瓘、侍中刘逵、司空贺循、给事中袁准、益寿令吴商、散骑常侍干宝、庐陵太守孔伦、征南将军杜预、散骑常侍葛洪、太常博士环济、谘议参军曹耽、散骑常侍虞喜、司空中郎卢谌、安北将军范汪、司空长史陈邵、开府仪同三司蔡谟;南朝宋有光禄大夫傅隆、太尉参军任预、中散大夫徐爱、抚军司马费沉、中散大夫徐广、大中大夫裴松之、员外常侍庾蔚之、豫章郡丞雷肃之、谘议参军蔡超宗、御史中丞何承天;南朝齐有太尉王俭、光禄大夫王逸、步兵校尉刘??、给事中楼幼瑜、散骑郎司马宪、御史中丞荀万秋、东平太守田憎绍、征士沈麟士;南朝梁有护军将军周舍、五经博士贺玚、散骑常侍郎皇侃、通直郎裴子野、尚书左丞何佟之;南朝陈有国子祭酒谢峤、尚书左丞沈洙、散骑常侍沈文阿、戎昭将军沈不害、散骑常侍郎王元规;北魏有内典校书刘献之;北齐有国子博士李铉;北周有露门博士熊安生;隋朝有散骑常侍房晖远、礼部尚书辛彦之。他们所注的书,有的是见解不同,各有所取;有的是师徒传承,同出一源而分支不同。其中也有注重典章制度,不讲究义理的;也有注重义理,不讲究典章制度的。在我看来,典章制度原本从义理产生,义理也通过典章制度体现,两者原本是相互依存的。他们各执一端,难免见解有所偏颇。

    “近来广为流传的注本,只有三家:其一,是大司农郑康成;其二,是露门博士熊安生;其三,是散骑侍郎皇侃。但熊氏常常违背《礼》的本经,过多引用其他的说法,就像往南走却朝北行,马跑得虽快,却离目的地越来越远;皇氏虽然章句详细准确,但稍微有些繁杂冗长,而且既尊崇郑氏的学说,却又时常违背郑义,这就如同水落不归本源,狐狸死后头不朝着巢穴的方向:这是两家的弊病。只有郑玄的注本内容丰富,考证精确详尽,几百年来,研究《礼》的人钻研不尽,自古以来注释《礼》的善本,大概没有比它更好的了。我冒昧地发表这些看法,还请姐姐指教。”

    亭亭听了,不禁连连点头说:“如此深刻的见解,才看得出读书人自有独特的见识。真是家学渊源,我甘拜下风。”说完,她亲自倒了两杯茶,端了上来。二人喝完茶,闺臣暗自想道:“她的学问,如果用平常的经书去考她,恐怕难不倒她。好在她远在外国,我们天朝历朝历代的历史,她或许不太留意,就算知道一些,其中的年代也十分繁杂。何不用历史来考考她呢?”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