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穿越指南 第552章 0547【王者无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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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2章 0547【王者无外】
胡安国捧着太子增批的《礼记》,精神恍惚走到外边,抬头一看感觉太阳过于刺眼。
孟昭见状笑了笑:“先生何必如此,太子增批的只是《内则》,又没有强行增批《大传》。一点小事,无伤大雅。”
胡安国缓了一口气,点头说:“确实。”
两人又聊几句,各自回去办公。
《礼记》是对先秦礼法的总结,进而引导确立后世两千年来,中国人的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教育思想、政治思想、法律思想、美学思想等等。
其中,《王制》讲的是治国理念、学校教育、丧葬养老等等。
《大传》讲的是宗法制度,这玩意儿也是有积极意义的,甚至可说能够推动中华文明发展。
《内则》讲家庭内部的礼仪规则,同时还包含饮食制度。但它讲得太细了,具体到个人行为准则,近现代批判的吃人礼教,很多都可以在这篇找到影子。所以朱铭也对其颇不认可,非要增加批语不可。
朱铭对于婚姻的增批,并非以男性视角搞双标,它有着具体的社会道德背景。
夫妻和睦,父母让离婚,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底层贫苦家庭,因为儿子讨媳妇是要考虑经济成本的。它肯定发生在具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家庭,而女方的娘家也会有一定社会地位,朱铭的增批给女方娘家提供了火力。
这样保护婚姻,就算公婆日常刁难,也会碍于女方娘家和社会舆论压力,不敢做得太过明目张胆。真被刁难得过不下去了,女方也可以提出和离,而不是遭到公婆命令休妻。
和离与休妻,还是有区别的。
而夫妻不睦,父母却不让离婚。在巨大的家庭压力和道德压力下,丈夫还要坚持离婚并闹到官府的,要么是对妻子不忠、对父母不孝的王八蛋,要么就是夫妻俩确实矛盾重重过不下去。
这种情况,朱铭让判案官员酌情判决离婚,而官员碍于传统道德,在多数情况下是不会判离的。
两处增批,都是在给弱势方增加砝码,并且还不一定能够成功。
《国朝礼记正义》这本书,胡安国只是担任总编而已,属于翰林院内好几个学派的妥协产物。
胡安国拿回翰林院,让诸派学者慢慢观看。
众人看完太子增批,大部分都沉默了,少数愤怒或欢喜的,也不敢当众表露出来。
唉,还是慢慢编《春秋传》吧,胡安国悄无声息回到办公室。
历史上那本《春秋传》,是胡安国受靖康刺激而编成的。他身为“秦党党魁”,当时搞得里外不是人,在秦桧正式主持议和时,胡安国其实已经辞官隐居了,并在隐居期间把这本书给写出来。
通篇总结就四个字:尊王攘夷!
大一统是尊王,当时兵头子遍地,农民起义频发,胡安国说大家要听皇帝的话。
大复仇是攘夷,反对议和,号召报仇。
而且,胡安国把很多《公羊传》都没注解为复仇的句子,强行理解为是在宣扬复仇。
整体的复仇观点,说白了就是宣扬抗金思想:
第一,臣子对君父有讨贼复仇的义务;
第二,不能跟仇国恢复邦交,更不能议和;
第三,与仇国作战,虽败犹荣;
第四,反对九世复仇,因为这一代不复仇,下一代多半会忘了仇恨,就算没忘也缺少切肤之痛。这一代如果不能复仇,下一代还是算了吧,不要把子孙拖入无休无止的复仇深渊。
现在的胡安国,更侧重于阐述大一统。
赵佶、赵桓曾经是他的君父,但朱铭并未弑君,这两位前朝皇帝还活着呢,所以胡安国用不着给君父复仇。
胡安国甚至主动为朱铭造反找理由,譬如“国之所以为国者,德也”,批评赵桓、赵佶为“君失其德而故失其国”。
又说大明为新朝正硕,国内割据势力应该放弃抵抗,包括宋徽宗、钟相都该归顺朝廷完成大一统。又言燕云、河套、西域、大理、交趾,皆为华夏故土,必须完成国土统一,同时这也是在对蛮夷展开复仇。
胡安国坐在办公桌前,闭目回忆今日的对话,再联想到皇帝、太子的种种政令。
猛地,胡安国仿佛看到董仲舒站在自己面前。
他知道自己该写什么了!
《春秋》除了宣扬尊王攘夷,搞大一统、大复仇之外,还可以是改革制度之书。
董仲舒当年使用《春秋》时,就阴戳戳赋予其改革意义。后世康有为搞维新变法,便顺着董仲舒的思路,宣称“《春秋》专为改制而作”。
胡安国脸上露出微笑,提笔写道:“《春秋》微言大义。大义者,尊王攘夷也。微言者,改立法制也。”
只要不跟自己的核心理念相悖,胡安国在学术上愿意变成太子的形状。
这厮写完一篇文章,翌日便去求见太子。
朱铭看完顿时展露笑容,点头赞许:“胡先生不愧是当世大儒!”
在胡安国的文章里,朱国祥、朱铭的改制创新,跟王安石的变法改革完全不同。
王安石变法,变的是大宋祖宗之法。
朱国祥、朱铭属于新王改制,是合理合法合乎儒家精神的。“通三统”是圣贤之言,新王创立新的法制就是在履行圣人教诲。
因为隋唐宋的制度,都有其缺点,所以它们才会亡国。
同时它们又各有优点,所以它们才能取代前朝。
通三统的意义在于,采纳前面几个朝代的优点,摒弃那些朝代的缺点,根据现有的情况进行统合,从而创立最适合新朝的法度。
所以,朱氏父子不管怎么改变制度,那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有的地方改错了还可以再改回来。
大明版的胡安国《春秋传》,正式确立其思想基调,即:通三统(改革制度)、大一统(皇帝集权)、大复仇(领土扩张)。
胡安国说:“昨日受太子殿下言语启发,臣于《春秋》又有领悟,因此才写出这篇拙文。”
朱铭画大饼道:“等先生写成《春秋传》,我定向陛下举荐先生为观文殿大学士。”
“不敢有此殊荣,臣实惶恐。”胡安国面带微笑,显得那么云淡风轻。
北宋皇宫里的大殿,名字暂时都没有改。
观文殿大学士属于加官,荣誉称号而已,宋代一般授予给宰相。
但也有例外,比如徐处仁,就以大名知府的身份,获授观文殿大学士头衔。
此大明非彼大明,一来就给阁臣定下官职品级,不用依靠大学士的名头做事。所以大明新朝的殿阁大学士,跟阁臣宰相有所联系,但两者并未进行绑定。
朱铭反复阅读这篇文章,猛地喊道:“拿彩币来!”
彩币,其原意并非钱币,是皇帝赏赐大臣的财帛统称,它可以是刀剑、骏马和布匹。
但到了大明新朝,它就真的变成钱币。
胡安国捧着刚领到的彩币,忍不住仔细打量起来。
五枚金币,五枚银币,并非传统的外圆内方形制,而是厚厚的圆形钱币。正面为日月图案,背面印着“壹两”字样,侧面还有锯齿防止故意磨损。
朱铭笑着说:“这是新朝的金银币,分为御赐和民用两种。御赐彩币,日月图案有略微不同。一个金银币为法定一两,里面掺了些杂质,免得金银过软易变形。”
胡安国问道:“今后民间也用吗?”
朱铭点头道:“铜钱过于沉重,金银又使用不便,于是铸造这种金银币,用来方便民间大额交易。”
铸造金银币的铸钱监,目前只设立了两所,一在汉中,二在洛阳。
等山东彻底稳定之后,山东也会设一所,因为那里盛产金银。
说是铸币,其实是用水力锻压的。
一枚金银币,金银含量只有85%,既能防止钱币变形,也能靠铸币来赚钱。
朱铭说道:“旧宋铸造的金银铜钱,依旧可以使用,但不会再行铸造。官府收到的旧钱,会逐步熔了另铸新钱。”
胡安国连忙说:“统一货币,此亦新王通三统也。”
宋徽宗时期搞出许多大额铜钱、夹锡铜钱,大明新朝是不予认可的。
别说大明朝廷,就连旧宋朝廷自己都不认。明明是朝廷铸造的钱币,收税时官府却不要,因为那玩意儿的实际币值太低了。
不过从北宋中期开始,由于货币需求量剧增,而铜产量又严重不足,导致全国都在闹钱荒。
大明新朝也铜储量不足,所以在收税的时候,允许百姓用大额铜钱折价交税。收上来的老式铜钱,逐步进行熔炼重铸,可以回收许多铸币原料。
具体怎么折价,按当地实际币值计算,这种做法可操作空间极大,肯定有官吏欺上瞒下从中渔利。
但从长远来看,短时间的损失可以接受。
当然,夹锡钱、夹铅钱坚决不收!
胡安国拿着金银币,面带春风回到翰林院,他是第一个获赐新式彩币的人。
只赏赐五两金币、五两银币,这并非朱铭太抠门,反而是古代赏赐的常态。动辄赏赐金银千两,那才属于反常呢。
胡安国离开之后,朱铭再次阅读此文。
他极为喜欢这篇文章,虽然扭曲了《春秋》原义,但经典不就是用来扭曲的吗?
汉武帝当年重用董仲舒,就是为了统一思想,为自己北击草原提供理论依据。
当时用“大复仇”来对外战争,实际上非常牵强,因此还加上一句“天下为一,春秋之义,王者无外”。
王者无外,就是汉武帝时期,对《春秋》大一统、大复仇的新定义。
在这种思想的加持下,估计今后的大明使节,会跑去国外故意挑事儿,为大明扩张提供“大复仇”借口。
胡安国捧着太子增批的《礼记》,精神恍惚走到外边,抬头一看感觉太阳过于刺眼。
孟昭见状笑了笑:“先生何必如此,太子增批的只是《内则》,又没有强行增批《大传》。一点小事,无伤大雅。”
胡安国缓了一口气,点头说:“确实。”
两人又聊几句,各自回去办公。
《礼记》是对先秦礼法的总结,进而引导确立后世两千年来,中国人的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教育思想、政治思想、法律思想、美学思想等等。
其中,《王制》讲的是治国理念、学校教育、丧葬养老等等。
《大传》讲的是宗法制度,这玩意儿也是有积极意义的,甚至可说能够推动中华文明发展。
《内则》讲家庭内部的礼仪规则,同时还包含饮食制度。但它讲得太细了,具体到个人行为准则,近现代批判的吃人礼教,很多都可以在这篇找到影子。所以朱铭也对其颇不认可,非要增加批语不可。
朱铭对于婚姻的增批,并非以男性视角搞双标,它有着具体的社会道德背景。
夫妻和睦,父母让离婚,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底层贫苦家庭,因为儿子讨媳妇是要考虑经济成本的。它肯定发生在具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家庭,而女方的娘家也会有一定社会地位,朱铭的增批给女方娘家提供了火力。
这样保护婚姻,就算公婆日常刁难,也会碍于女方娘家和社会舆论压力,不敢做得太过明目张胆。真被刁难得过不下去了,女方也可以提出和离,而不是遭到公婆命令休妻。
和离与休妻,还是有区别的。
而夫妻不睦,父母却不让离婚。在巨大的家庭压力和道德压力下,丈夫还要坚持离婚并闹到官府的,要么是对妻子不忠、对父母不孝的王八蛋,要么就是夫妻俩确实矛盾重重过不下去。
这种情况,朱铭让判案官员酌情判决离婚,而官员碍于传统道德,在多数情况下是不会判离的。
两处增批,都是在给弱势方增加砝码,并且还不一定能够成功。
《国朝礼记正义》这本书,胡安国只是担任总编而已,属于翰林院内好几个学派的妥协产物。
胡安国拿回翰林院,让诸派学者慢慢观看。
众人看完太子增批,大部分都沉默了,少数愤怒或欢喜的,也不敢当众表露出来。
唉,还是慢慢编《春秋传》吧,胡安国悄无声息回到办公室。
历史上那本《春秋传》,是胡安国受靖康刺激而编成的。他身为“秦党党魁”,当时搞得里外不是人,在秦桧正式主持议和时,胡安国其实已经辞官隐居了,并在隐居期间把这本书给写出来。
通篇总结就四个字:尊王攘夷!
大一统是尊王,当时兵头子遍地,农民起义频发,胡安国说大家要听皇帝的话。
大复仇是攘夷,反对议和,号召报仇。
而且,胡安国把很多《公羊传》都没注解为复仇的句子,强行理解为是在宣扬复仇。
整体的复仇观点,说白了就是宣扬抗金思想:
第一,臣子对君父有讨贼复仇的义务;
第二,不能跟仇国恢复邦交,更不能议和;
第三,与仇国作战,虽败犹荣;
第四,反对九世复仇,因为这一代不复仇,下一代多半会忘了仇恨,就算没忘也缺少切肤之痛。这一代如果不能复仇,下一代还是算了吧,不要把子孙拖入无休无止的复仇深渊。
现在的胡安国,更侧重于阐述大一统。
赵佶、赵桓曾经是他的君父,但朱铭并未弑君,这两位前朝皇帝还活着呢,所以胡安国用不着给君父复仇。
胡安国甚至主动为朱铭造反找理由,譬如“国之所以为国者,德也”,批评赵桓、赵佶为“君失其德而故失其国”。
又说大明为新朝正硕,国内割据势力应该放弃抵抗,包括宋徽宗、钟相都该归顺朝廷完成大一统。又言燕云、河套、西域、大理、交趾,皆为华夏故土,必须完成国土统一,同时这也是在对蛮夷展开复仇。
胡安国坐在办公桌前,闭目回忆今日的对话,再联想到皇帝、太子的种种政令。
猛地,胡安国仿佛看到董仲舒站在自己面前。
他知道自己该写什么了!
《春秋》除了宣扬尊王攘夷,搞大一统、大复仇之外,还可以是改革制度之书。
董仲舒当年使用《春秋》时,就阴戳戳赋予其改革意义。后世康有为搞维新变法,便顺着董仲舒的思路,宣称“《春秋》专为改制而作”。
胡安国脸上露出微笑,提笔写道:“《春秋》微言大义。大义者,尊王攘夷也。微言者,改立法制也。”
只要不跟自己的核心理念相悖,胡安国在学术上愿意变成太子的形状。
这厮写完一篇文章,翌日便去求见太子。
朱铭看完顿时展露笑容,点头赞许:“胡先生不愧是当世大儒!”
在胡安国的文章里,朱国祥、朱铭的改制创新,跟王安石的变法改革完全不同。
王安石变法,变的是大宋祖宗之法。
朱国祥、朱铭属于新王改制,是合理合法合乎儒家精神的。“通三统”是圣贤之言,新王创立新的法制就是在履行圣人教诲。
因为隋唐宋的制度,都有其缺点,所以它们才会亡国。
同时它们又各有优点,所以它们才能取代前朝。
通三统的意义在于,采纳前面几个朝代的优点,摒弃那些朝代的缺点,根据现有的情况进行统合,从而创立最适合新朝的法度。
所以,朱氏父子不管怎么改变制度,那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有的地方改错了还可以再改回来。
大明版的胡安国《春秋传》,正式确立其思想基调,即:通三统(改革制度)、大一统(皇帝集权)、大复仇(领土扩张)。
胡安国说:“昨日受太子殿下言语启发,臣于《春秋》又有领悟,因此才写出这篇拙文。”
朱铭画大饼道:“等先生写成《春秋传》,我定向陛下举荐先生为观文殿大学士。”
“不敢有此殊荣,臣实惶恐。”胡安国面带微笑,显得那么云淡风轻。
北宋皇宫里的大殿,名字暂时都没有改。
观文殿大学士属于加官,荣誉称号而已,宋代一般授予给宰相。
但也有例外,比如徐处仁,就以大名知府的身份,获授观文殿大学士头衔。
此大明非彼大明,一来就给阁臣定下官职品级,不用依靠大学士的名头做事。所以大明新朝的殿阁大学士,跟阁臣宰相有所联系,但两者并未进行绑定。
朱铭反复阅读这篇文章,猛地喊道:“拿彩币来!”
彩币,其原意并非钱币,是皇帝赏赐大臣的财帛统称,它可以是刀剑、骏马和布匹。
但到了大明新朝,它就真的变成钱币。
胡安国捧着刚领到的彩币,忍不住仔细打量起来。
五枚金币,五枚银币,并非传统的外圆内方形制,而是厚厚的圆形钱币。正面为日月图案,背面印着“壹两”字样,侧面还有锯齿防止故意磨损。
朱铭笑着说:“这是新朝的金银币,分为御赐和民用两种。御赐彩币,日月图案有略微不同。一个金银币为法定一两,里面掺了些杂质,免得金银过软易变形。”
胡安国问道:“今后民间也用吗?”
朱铭点头道:“铜钱过于沉重,金银又使用不便,于是铸造这种金银币,用来方便民间大额交易。”
铸造金银币的铸钱监,目前只设立了两所,一在汉中,二在洛阳。
等山东彻底稳定之后,山东也会设一所,因为那里盛产金银。
说是铸币,其实是用水力锻压的。
一枚金银币,金银含量只有85%,既能防止钱币变形,也能靠铸币来赚钱。
朱铭说道:“旧宋铸造的金银铜钱,依旧可以使用,但不会再行铸造。官府收到的旧钱,会逐步熔了另铸新钱。”
胡安国连忙说:“统一货币,此亦新王通三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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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说大明朝廷,就连旧宋朝廷自己都不认。明明是朝廷铸造的钱币,收税时官府却不要,因为那玩意儿的实际币值太低了。
不过从北宋中期开始,由于货币需求量剧增,而铜产量又严重不足,导致全国都在闹钱荒。
大明新朝也铜储量不足,所以在收税的时候,允许百姓用大额铜钱折价交税。收上来的老式铜钱,逐步进行熔炼重铸,可以回收许多铸币原料。
具体怎么折价,按当地实际币值计算,这种做法可操作空间极大,肯定有官吏欺上瞒下从中渔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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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极为喜欢这篇文章,虽然扭曲了《春秋》原义,但经典不就是用来扭曲的吗?
汉武帝当年重用董仲舒,就是为了统一思想,为自己北击草原提供理论依据。
当时用“大复仇”来对外战争,实际上非常牵强,因此还加上一句“天下为一,春秋之义,王者无外”。
王者无外,就是汉武帝时期,对《春秋》大一统、大复仇的新定义。
在这种思想的加持下,估计今后的大明使节,会跑去国外故意挑事儿,为大明扩张提供“大复仇”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