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烟 第二百九十一章 妖氛【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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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了那个时候的“宪政派”暂时性的取得了贵州的部分兵权，不然的话，他们也不会如此的对“自、治社”进行这样毁灭性的行为了，不过虽然何麟书等人谋划完备，且又由何麟书亲自挂帅，但是当他的部队与“自、治社”的队伍在铜仁，正式接火之后，何麟书发现自己这一次的胜利的可能，几乎已经完全丧失了。
自、治社之席正铭率军与何麟书在铜仁激战七日，将何麟书部几度围困，就在何麟书败局将定的时候，幸被滇军所救，但是何麟书请求滇军将领帮助其“剿灭”席正铭部以及自、治社控制下的所有军队的时候，却被滇军将领拒绝，其理由是滇军救援何麟书部完全是为了国家军队建设考虑，他们不能够眼看着国内的部队，因为一些所谓的“大事”而相互间消耗各自的力量，因为贵州与云南相同，地理位置特殊，所以他们不能够因为贵州的局势发生改变，同时在外晦不明的情况下，就消耗贵州的军事力量。
但是之所以拒接何麟书的请求还是因为滇军毕竟是云南的军队，而且这一次何麟书部与席正铭部的交锋也是因为贵州内部内政的问题所引发的，而滇军如果过度的介入的话，那么将会在政、治上引来不必要的麻烦，所以滇军在救援过何麟书部后，便不能够在参与到两派之间的政、治斗争之中，当然了，滇军也不可能因为他人的斗争，从而从根本上消耗自身的实力。
宪政派因为何麟书的战败，从而使得其在贵州的政、治舞台上，失去了往日的色彩，虽然在贵州内，尚有一定的决策权，但是之前好不容易千方百计才得来的部分权利，白白的交还到了自、治社的手中。这样的局势下，虽然宪政派没有就此一蹶不振，但是其在贵州的影响力上，发生了质的改变，而且如果能够给自、治社足够的时间的话，那么宪政派或许就真的退出历史舞台了。
但是让人没想到的是，就到这样的局面逐渐形成的时候，刘显世竟然突起异军，一下在将贵州的军、政大权独揽于手中，并且将两派之人，重新拆分打乱，直接的将两派之根基混于一潭，并且告诫他们亦或者是说通过一些途径从而使得两派之人清楚地知道，现在贵州的政、权兵权已经与他们无关了，而且刘显世还明确的告诉他们，希望他们能够从这个时候开始，同心协力的辅佐他，毕竟此时贵州的第一把交椅，是在自己的屁股下面。
刘显世的话虽然看似平常，但是对于他们这些专门研究政、治的人精来说，这些“平常话”已经足以告诫他们应该如何了，所以可想而知的，他们会如何的选择，毕竟在生存面前其余的一切，都显得无力，更何况，如果连生存都无法保证的话，那么一切还不都是虚幻的吗？
所以两派人自然而然的归附到了刘显世的麾下，而且刘显世这个人怎么说那，也是懂得如何用人的，这从刘显世的一系列行为中就能够看得出来，刘显世在政、治上倚重何麟书、郭重光、熊范舆、张协陆等人为首的“耆老会”成员，这一系列的成员也被称之为“老旧派”。
而在军事方面那，他则是倚重其外甥、黔军总司令王文华及手下将领袁祖铭、张云汉、何应钦、谷正伦等人，以及部分耆老会与宪政派的部分有用之人，组成军事建制，从而彻底的将贵州的军权以及政、权实际的且完整的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耆老会的众人，在思想上颇为老旧，趋于保守，主张“黔人治黔”和“保境安民”，抵制民国其它势力及思想染指贵州，奉行地方保护主义。此前，何麟书在铜仁被困时，孙文先生曾派代表二人前往调解。两代表调解未果，赴贵阳途中，在凯里炉山被害，而至于到底是什么将这两位不辞辛劳，前来调解的要、员弃尸荒野却不得而知，成了所谓的“无头公案”。
何麟书从此即背上“瓜田李下”之嫌。民国政、府基于贵州“耆老会”所持政治态度，主观臆断贵州“旧派”有害两代表之动机。当然了，这是不准确的，但是基于一些早已存在的的事实，所以他们这样看待老旧派的问题，也无不可。
而“旧派”之人虽百口难辩，但贵州边远省份，民国政、府权力难至，而起又兼当时全国局势动、荡，国内烽烟四起，所以对于贵州之老旧派仅只口伐而已。
不过倒是让蓄势欲动的“新派”王文华等得到了发难的借口一个借口；耆老会的存在，表示着贵州政、权的经历与过往，而且耆老会中人也确实多额给贵州的政、权在稳定上带来了一些效用，这个所谓的效用，不能单单从争夺、扰乱上来看，对与错，都是人为，且胜利者或许即便是错的，也能够被其抹白，所以如果仅仅以此就完全的否认耆老会在贵州的作为以及功绩是不准确的，而，虽然如此，可是耆老会，确实也做出过令人难以接受，甚至于是发指的行为，那就是颇为有名的“二二事件”！
所谓的“二二事件”，其实说到根本上就是一场对于自、治党、的屠杀。一九一二年二月二日，由刘显世、任可澄、郭重光等宪政党、耆老会人刨制的二二事件，是一场血腥的政、治屠杀，而且从形式上来说，与之前所发生的有何麟书等人与自、治、党之间到最后所发生的暗杀到决战，实际意义上是没有区别的。
二二事件前，由耆老会、宪政派等众人，经过严密的谋划，同时逐项逐条的实施，采取步步蚕食的方式，一步步腐蚀自、治、党内部的结构，同时挑拨其成员之间的关系，并且利诱威逼等等若干手段并行。终于使得自、治、党内部结构出现缝隙，人与人之间不再相互信任，意见相左，甚至是直接的相悖而驰，也是常有的事，这样的局面没有持续多长的时间，到最后，自、治、党内部竟然出现了分、裂，这个派系之中，分为若干个小团体，为了各自的利益以及相悖的理念，而与其他小团体之间发生争斗，忙的不可开交，自然而然的也就对于耆老会等人疏于提防，从而使得他们得到了可乘之机。
原本当时的自、治、党因为一些关系，在加上他们的政、治理念，使得他们掌握有贵州的主要政、权，虽然他们与耆老会以及宪政派是政、敌的关系，可是出于大局考虑，自、治、党众人虽然对于他们打压，但是却也有一个限度，这也就给了耆老会、宪政派众人已喘、息之机。
而也正是因为自、治、党的仁慈，从而使得另外两派人得到了休养生息的机会，而且必须要说的就是就是，虽然另外两派人没有“战胜”自治党，但是实际上来说，其实两派人中，有能力的人非常的多，而且就说耆老会吧，虽然他们当中多是老朽，但是这些老家伙，老倒是真的，可是却未必就真的那么腐朽，毕竟他们中多人都是前清的大员，无论如何，清朝是否已经倾覆了，但是他们既然能够在前清作为一方大员，就足以说明，他们中必然大部分都是拥有真才实学的。
虽然耆老会的人，年龄偏大，但是他们其实体力包括身体素质并没有什么问题，之所以称之为老，还是因为他们的思想上，有一些跟不上，但是处理一些当地的事务，恐怕那些自治党以及宪政派的人，未必就会比他们处理的出色，而且也绝不能说，就一定的能够比他们更能够造福一方。
所以即便是自治党掌权，在一些事务上，还是交由耆老会中人去自行处理的，而之所以会有后来的二二事件，实际上就是因为但是自治党的一项决策上出现了错误，那就是他们保留了耆老会与宪政派的名头，这也就等同于承认他们还是合法的存在，当然了，当时自治党的想法应该是希望两家之间能够相互掣肘，相互制约，相互吞并，从而不断地消磨两家的实力，到最后让他们来一个两败俱伤的局面，而后再由自治党，将他们一举收拾掉，做到一箭双雕。
想法是好的，而且这也不乏为是一个最为适当的方式毕竟无论是耆老会还是宪政派，只要保留了他们的名头，也就表示承认了他们的合法权利，那么既然合法的情况下，就没有任何的理由能够让自治党一口将他们吞并，但是让人没想到的是，事态并没有按照他们的预期所发展。
耆老会、宪政派两者之间非但没有相互的制约，两家掣肘，反而他们貌离神合，表面上做出一副老死不相往来，而且时不时的与对方该发生一些冲突的局面，但是实际上，他们在暗地里却是相互之间不断地沟通，尽可能的将两家的政、见形成一致，而后进而由政、见上的“不谋而合”进一步形成两家兵合一处将打一家的局面，当然了，这一切都是在私底下完成的。表面上的两者，还是老死不相往来的。
而之所以两家之间能够形成这样的局面，实际上跟一个词是息息相关的，那就是“妥协”。什么叫做妥协，正解为以独、立为前提、以底线为原则的适当让步。而因地制宜，就事论事的话，亦或者是参考不同的利益关系等等若干的层面来看的话，适当的让步，也可以继续下降为无限制的让步，只要能够形成统一，那么就可以无限制的让步，当然了，则必然是存在于双方之间的，如果仅仅只有一方如此，而另一方却依旧不肯松动的话，那么这样的所谓“妥协”将会是永远不可能出现的局面。
双方的妥协再一次加大了两家之间的合作关系，而且他们的演戏的功夫也真的到家，不然的话，自治党人中那些用于监视他们两派之间关系的人，也就不会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而认定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然破裂，到了不死不休的程度，而要不是这样的“不死不休”的程度，由怎么会出现后来的，“两派为求生存，从而相继的开出各种各样的条件，希望自治党能够支持自己方面，打压对手”的局面那？而要不是这样的局面的话，那么到后来，他们又是如何的将利益关系渗透到那个密不透风的自治党内，是他们之间因为不同的利益目标而出现间隙，到最后分崩离析的那？
一切都是因果关系所导致的，而且说起来，两派之人为了重新夺回政、权，可谓是煞费苦心，但是他们的付出到最后使得他们得到了回报，那么这就是值得的，假如要是他们安排布置一番，用尽了自己的力气，反而非但没有达到自己的目标，而且还陷入了自治党的全套的话，那么恐怕他们就要悔恨着死去了，那些耆老会的老家伙恐怕也会被气的一口气上不来把自己闷死！
一九一二年，二月二日，也就是宪政派、耆老会最终确定对自治党人动手的那一天，由双方组成的队伍兵分三路，开始了对自治党的诛杀！
第一路由谭德骥派数十人攻张百麟住宅，张百麟逃走，杀死了彭尔坤。在那之后，张百麟带陈兰生营到贞丰，又被西路巡防军刘显潜部预为堵截、而后击败，张百麟不得以而走广西，赴南京晋见孙中山先生。张在贞丰时住彭家，除彭显丞随张同走幸免外，彭考丞父子、家人全被刘显潜杀害。
第二路由唐灿章率领，伪称押匪犯到总统部，乘机把巡防总统黄泽霖刺杀、并且残忍的将其分尸。耆老会、宪政派为酬谢唐灿章等，给银三千三百两，后又委唐为紫云参将。
第三路兵去刺杀张泽钧，张逃走，寓居的客人田有光被杀。
值得一说的就是，当二二事件发生的时候，其实自治党人是有机会扭转战局的，亦或者是说，他们的失败，其责任，完全可以归结于自治党内部，说起来也是他们主动地给耆老会、宪政派提供了可乘之机的，如果当时自治党人没有因为政、见不和而按兵不动的话，恐怕就有可能呈现另一番的局面了。
当时二二事件发生的时候，整个自治党内，竟然仅北路统领李立鉴带兵驰援，不过李立鉴却被被胡景棠营所阻。最终酿成了二二事件的惨剧。
二二事件发生以后，贵阳秩序一度混乱，不少的自治党人退出军、政、府，有的流落外省。以此来保全自己以及自己的家人，因为这一次两派联手发动的二二事件其血性程度实在是叫人侧目，而且说起来，但凡是二二事件中被拟为目标都是自治党的核心人物，由此可见，此次的二二事件，其目的在于将自治党内部核心首脑人物一网打尽，而后直接消灭其根源的，毁灭性事件。
不过虽然如此，可是奈何当时的自治党在贵州权利太大，这样的一番血腥杀戮，虽然动摇了部分根基，当时却说不得这是对于自治党的毁灭，自治党余众，仍然把持着贵州的大部分军、政、权力。宪政党、耆老会的势力与自治党相比，无论政、治、军事力量都不足。所以如果就此下去的话，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修养之后，恐怕自治党就会同自己一样，再一次崛起，而且到时候自己需要面对的，也绝不会是二二事件这样的个情况，这么简单。
说他们决定，先下手为强，。经过秘密策划，刘显世、郭重光等派周沆、戴戡等到云南，效秦庭之哭，乞师平“黔乱”。蔡锷偏听偏信，不顾自治党人的反对，藉口假道援鄂，派唐继尧率滇军入贵州，对自治党人、新军、哥老会分子和贵州人民进行镇压。
一九一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唐继尧率军赶到贵阳，打出在贵阳休息三天、继续北行的幌子。
于三月二日，乘黔军不备，攻占各机关。而后由刘显世带兵占领都督府，军、政、府代理都督赵德全只身逃走。唐继尧的狼子野心，路人皆知。可惜自治党人内部分、裂，意见不一，没有进行有组织的保卫政、权的战斗；仅北路巡防统领孪立鉴率部据黔灵山抵抗，因力孤势弱，战斗了一天，三月二日夜李败逃。三月三日，唐继尧自称贵州临时都督，革命果实落入其手。这便是贵州人民称之为“亡黔”时期。
而且在这段时间之内，唐继尧在贵州的表现，其的所作所为，也真正的显示了他这个人的脾气秉性上的凶残，同样的。
自、治社之席正铭率军与何麟书在铜仁激战七日，将何麟书部几度围困，就在何麟书败局将定的时候，幸被滇军所救，但是何麟书请求滇军将领帮助其“剿灭”席正铭部以及自、治社控制下的所有军队的时候，却被滇军将领拒绝，其理由是滇军救援何麟书部完全是为了国家军队建设考虑，他们不能够眼看着国内的部队，因为一些所谓的“大事”而相互间消耗各自的力量，因为贵州与云南相同，地理位置特殊，所以他们不能够因为贵州的局势发生改变，同时在外晦不明的情况下，就消耗贵州的军事力量。
但是之所以拒接何麟书的请求还是因为滇军毕竟是云南的军队，而且这一次何麟书部与席正铭部的交锋也是因为贵州内部内政的问题所引发的，而滇军如果过度的介入的话，那么将会在政、治上引来不必要的麻烦，所以滇军在救援过何麟书部后，便不能够在参与到两派之间的政、治斗争之中，当然了，滇军也不可能因为他人的斗争，从而从根本上消耗自身的实力。
宪政派因为何麟书的战败，从而使得其在贵州的政、治舞台上，失去了往日的色彩，虽然在贵州内，尚有一定的决策权，但是之前好不容易千方百计才得来的部分权利，白白的交还到了自、治社的手中。这样的局势下，虽然宪政派没有就此一蹶不振，但是其在贵州的影响力上，发生了质的改变，而且如果能够给自、治社足够的时间的话，那么宪政派或许就真的退出历史舞台了。
但是让人没想到的是，就到这样的局面逐渐形成的时候，刘显世竟然突起异军，一下在将贵州的军、政大权独揽于手中，并且将两派之人，重新拆分打乱，直接的将两派之根基混于一潭，并且告诫他们亦或者是说通过一些途径从而使得两派之人清楚地知道，现在贵州的政、权兵权已经与他们无关了，而且刘显世还明确的告诉他们，希望他们能够从这个时候开始，同心协力的辅佐他，毕竟此时贵州的第一把交椅，是在自己的屁股下面。
刘显世的话虽然看似平常，但是对于他们这些专门研究政、治的人精来说，这些“平常话”已经足以告诫他们应该如何了，所以可想而知的，他们会如何的选择，毕竟在生存面前其余的一切，都显得无力，更何况，如果连生存都无法保证的话，那么一切还不都是虚幻的吗？
所以两派人自然而然的归附到了刘显世的麾下，而且刘显世这个人怎么说那，也是懂得如何用人的，这从刘显世的一系列行为中就能够看得出来，刘显世在政、治上倚重何麟书、郭重光、熊范舆、张协陆等人为首的“耆老会”成员，这一系列的成员也被称之为“老旧派”。
而在军事方面那，他则是倚重其外甥、黔军总司令王文华及手下将领袁祖铭、张云汉、何应钦、谷正伦等人，以及部分耆老会与宪政派的部分有用之人，组成军事建制，从而彻底的将贵州的军权以及政、权实际的且完整的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耆老会的众人，在思想上颇为老旧，趋于保守，主张“黔人治黔”和“保境安民”，抵制民国其它势力及思想染指贵州，奉行地方保护主义。此前，何麟书在铜仁被困时，孙文先生曾派代表二人前往调解。两代表调解未果，赴贵阳途中，在凯里炉山被害，而至于到底是什么将这两位不辞辛劳，前来调解的要、员弃尸荒野却不得而知，成了所谓的“无头公案”。
何麟书从此即背上“瓜田李下”之嫌。民国政、府基于贵州“耆老会”所持政治态度，主观臆断贵州“旧派”有害两代表之动机。当然了，这是不准确的，但是基于一些早已存在的的事实，所以他们这样看待老旧派的问题，也无不可。
而“旧派”之人虽百口难辩，但贵州边远省份，民国政、府权力难至，而起又兼当时全国局势动、荡，国内烽烟四起，所以对于贵州之老旧派仅只口伐而已。
不过倒是让蓄势欲动的“新派”王文华等得到了发难的借口一个借口；耆老会的存在，表示着贵州政、权的经历与过往，而且耆老会中人也确实多额给贵州的政、权在稳定上带来了一些效用，这个所谓的效用，不能单单从争夺、扰乱上来看，对与错，都是人为，且胜利者或许即便是错的，也能够被其抹白，所以如果仅仅以此就完全的否认耆老会在贵州的作为以及功绩是不准确的，而，虽然如此，可是耆老会，确实也做出过令人难以接受，甚至于是发指的行为，那就是颇为有名的“二二事件”！
所谓的“二二事件”，其实说到根本上就是一场对于自、治党、的屠杀。一九一二年二月二日，由刘显世、任可澄、郭重光等宪政党、耆老会人刨制的二二事件，是一场血腥的政、治屠杀，而且从形式上来说，与之前所发生的有何麟书等人与自、治、党之间到最后所发生的暗杀到决战，实际意义上是没有区别的。
二二事件前，由耆老会、宪政派等众人，经过严密的谋划，同时逐项逐条的实施，采取步步蚕食的方式，一步步腐蚀自、治、党内部的结构，同时挑拨其成员之间的关系，并且利诱威逼等等若干手段并行。终于使得自、治、党内部结构出现缝隙，人与人之间不再相互信任，意见相左，甚至是直接的相悖而驰，也是常有的事，这样的局面没有持续多长的时间，到最后，自、治、党内部竟然出现了分、裂，这个派系之中，分为若干个小团体，为了各自的利益以及相悖的理念，而与其他小团体之间发生争斗，忙的不可开交，自然而然的也就对于耆老会等人疏于提防，从而使得他们得到了可乘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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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也正是因为自、治、党的仁慈，从而使得另外两派人得到了休养生息的机会，而且必须要说的就是就是，虽然另外两派人没有“战胜”自治党，但是实际上来说，其实两派人中，有能力的人非常的多，而且就说耆老会吧，虽然他们当中多是老朽，但是这些老家伙，老倒是真的，可是却未必就真的那么腐朽，毕竟他们中多人都是前清的大员，无论如何，清朝是否已经倾覆了，但是他们既然能够在前清作为一方大员，就足以说明，他们中必然大部分都是拥有真才实学的。
虽然耆老会的人，年龄偏大，但是他们其实体力包括身体素质并没有什么问题，之所以称之为老，还是因为他们的思想上，有一些跟不上，但是处理一些当地的事务，恐怕那些自治党以及宪政派的人，未必就会比他们处理的出色，而且也绝不能说，就一定的能够比他们更能够造福一方。
所以即便是自治党掌权，在一些事务上，还是交由耆老会中人去自行处理的，而之所以会有后来的二二事件，实际上就是因为但是自治党的一项决策上出现了错误，那就是他们保留了耆老会与宪政派的名头，这也就等同于承认他们还是合法的存在，当然了，当时自治党的想法应该是希望两家之间能够相互掣肘，相互制约，相互吞并，从而不断地消磨两家的实力，到最后让他们来一个两败俱伤的局面，而后再由自治党，将他们一举收拾掉，做到一箭双雕。
想法是好的，而且这也不乏为是一个最为适当的方式毕竟无论是耆老会还是宪政派，只要保留了他们的名头，也就表示承认了他们的合法权利，那么既然合法的情况下，就没有任何的理由能够让自治党一口将他们吞并，但是让人没想到的是，事态并没有按照他们的预期所发展。
耆老会、宪政派两者之间非但没有相互的制约，两家掣肘，反而他们貌离神合，表面上做出一副老死不相往来，而且时不时的与对方该发生一些冲突的局面，但是实际上，他们在暗地里却是相互之间不断地沟通，尽可能的将两家的政、见形成一致，而后进而由政、见上的“不谋而合”进一步形成两家兵合一处将打一家的局面，当然了，这一切都是在私底下完成的。表面上的两者，还是老死不相往来的。
而之所以两家之间能够形成这样的局面，实际上跟一个词是息息相关的，那就是“妥协”。什么叫做妥协，正解为以独、立为前提、以底线为原则的适当让步。而因地制宜，就事论事的话，亦或者是参考不同的利益关系等等若干的层面来看的话，适当的让步，也可以继续下降为无限制的让步，只要能够形成统一，那么就可以无限制的让步，当然了，则必然是存在于双方之间的，如果仅仅只有一方如此，而另一方却依旧不肯松动的话，那么这样的所谓“妥协”将会是永远不可能出现的局面。
双方的妥协再一次加大了两家之间的合作关系，而且他们的演戏的功夫也真的到家，不然的话，自治党人中那些用于监视他们两派之间关系的人，也就不会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而认定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然破裂，到了不死不休的程度，而要不是这样的“不死不休”的程度，由怎么会出现后来的，“两派为求生存，从而相继的开出各种各样的条件，希望自治党能够支持自己方面，打压对手”的局面那？而要不是这样的局面的话，那么到后来，他们又是如何的将利益关系渗透到那个密不透风的自治党内，是他们之间因为不同的利益目标而出现间隙，到最后分崩离析的那？
一切都是因果关系所导致的，而且说起来，两派之人为了重新夺回政、权，可谓是煞费苦心，但是他们的付出到最后使得他们得到了回报，那么这就是值得的，假如要是他们安排布置一番，用尽了自己的力气，反而非但没有达到自己的目标，而且还陷入了自治党的全套的话，那么恐怕他们就要悔恨着死去了，那些耆老会的老家伙恐怕也会被气的一口气上不来把自己闷死！
一九一二年，二月二日，也就是宪政派、耆老会最终确定对自治党人动手的那一天，由双方组成的队伍兵分三路，开始了对自治党的诛杀！
第一路由谭德骥派数十人攻张百麟住宅，张百麟逃走，杀死了彭尔坤。在那之后，张百麟带陈兰生营到贞丰，又被西路巡防军刘显潜部预为堵截、而后击败，张百麟不得以而走广西，赴南京晋见孙中山先生。张在贞丰时住彭家，除彭显丞随张同走幸免外，彭考丞父子、家人全被刘显潜杀害。
第二路由唐灿章率领，伪称押匪犯到总统部，乘机把巡防总统黄泽霖刺杀、并且残忍的将其分尸。耆老会、宪政派为酬谢唐灿章等，给银三千三百两，后又委唐为紫云参将。
第三路兵去刺杀张泽钧，张逃走，寓居的客人田有光被杀。
值得一说的就是，当二二事件发生的时候，其实自治党人是有机会扭转战局的，亦或者是说，他们的失败，其责任，完全可以归结于自治党内部，说起来也是他们主动地给耆老会、宪政派提供了可乘之机的，如果当时自治党人没有因为政、见不和而按兵不动的话，恐怕就有可能呈现另一番的局面了。
当时二二事件发生的时候，整个自治党内，竟然仅北路统领李立鉴带兵驰援，不过李立鉴却被被胡景棠营所阻。最终酿成了二二事件的惨剧。
二二事件发生以后，贵阳秩序一度混乱，不少的自治党人退出军、政、府，有的流落外省。以此来保全自己以及自己的家人，因为这一次两派联手发动的二二事件其血性程度实在是叫人侧目，而且说起来，但凡是二二事件中被拟为目标都是自治党的核心人物，由此可见，此次的二二事件，其目的在于将自治党内部核心首脑人物一网打尽，而后直接消灭其根源的，毁灭性事件。
不过虽然如此，可是奈何当时的自治党在贵州权利太大，这样的一番血腥杀戮，虽然动摇了部分根基，当时却说不得这是对于自治党的毁灭，自治党余众，仍然把持着贵州的大部分军、政、权力。宪政党、耆老会的势力与自治党相比，无论政、治、军事力量都不足。所以如果就此下去的话，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修养之后，恐怕自治党就会同自己一样，再一次崛起，而且到时候自己需要面对的，也绝不会是二二事件这样的个情况，这么简单。
说他们决定，先下手为强，。经过秘密策划，刘显世、郭重光等派周沆、戴戡等到云南，效秦庭之哭，乞师平“黔乱”。蔡锷偏听偏信，不顾自治党人的反对，藉口假道援鄂，派唐继尧率滇军入贵州，对自治党人、新军、哥老会分子和贵州人民进行镇压。
一九一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唐继尧率军赶到贵阳，打出在贵阳休息三天、继续北行的幌子。
于三月二日，乘黔军不备，攻占各机关。而后由刘显世带兵占领都督府，军、政、府代理都督赵德全只身逃走。唐继尧的狼子野心，路人皆知。可惜自治党人内部分、裂，意见不一，没有进行有组织的保卫政、权的战斗；仅北路巡防统领孪立鉴率部据黔灵山抵抗，因力孤势弱，战斗了一天，三月二日夜李败逃。三月三日，唐继尧自称贵州临时都督，革命果实落入其手。这便是贵州人民称之为“亡黔”时期。
而且在这段时间之内，唐继尧在贵州的表现，其的所作所为，也真正的显示了他这个人的脾气秉性上的凶残，同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