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建帐以来：罗马汗国记 第二百三十四章 罗斯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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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康的发言，倒是没有让众人太意外。脱欢忍不住笑了几声，狄奥多拉则露出哭笑不得的表情。至于乔安娜，她汉语水平似乎还不够理解这个词，一时没有什么反应。
“你们怎么叫都行……”伊莲娜夫人也有些迷糊，继续说道：“总之，那之后，大家就一直用着这套法律。但到我曾祖父的时候，它已经很过时了。”
“蒙古时代开始之后，罗斯各国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从诺斯人风格，变成了草原人风格。在梁赞，这种改变尤其明显。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梁赞领地内有很多草原上迁徙来的人，保加尔人、钦察人都有。这些人并不习惯北欧式的管理，让混乱的情况更加严重。”
“所以，他就请来了一位希腊法学家，希望参考罗马法律，制定一部《万民法》，管理所有居民。在他们的努力下，最后编成了梁赞自己的法典。”
“我看您一直在强调这个。它的影响很大么？”脱欢问。
“它本身毕竟只是一部文献，但关键的地方在于，希腊人的法律思想，给我们提供了很多非常值得借鉴的思路。”伊莲娜夫人说：“比如，法学家们不仅带来了法律，还教会了我们统治的艺术。他们用浅显的方式，教育我们统治的逻辑，和法律的本质。现在回顾下，这些思想，我觉得才是最宝贵的。”
“希腊人告诉我们，法律的要诀在于‘使纠纷有法可依，使罪行有刑可罚，以言谈而非武器来判断对错’。整部法典都是围绕这三个目的展开。法典必须公开，让需要的都能查阅和引用，而且需要以强力手段严格维持，以维持公国内的秩序。”
“统治的要诀，则在于‘你效忠我，我保护你’。这句话直到现在，都是我们相信的执政准则。”
“这就是典型的封建职责吧。”脱欢评价道。
“确实是这样。”伊莲娜夫人点点头，有些无奈：“不过说实话，在罗斯地区，这已经是很先进的管理方式了。”
“这倒是……”
“这个法律，让我们的社会，有些像当年的法兰克人。村庄中的人近乎农奴，而贵族的权力责任也比之前清晰了。不过我父亲认为，这样还是太落后，所以他又进行了很多新尝试。”伊莲娜夫人说：“我们的计划，就是在这些成功尝试之上进行的。”
“他是个精力旺盛，行事严苛的人。稳定了局势之后，就一直设法把波雅尔们约束在都城，切断他们和领地的联系。领地的日常事务，交给了根基更浅的家臣和大富农，让他们对田庄产业进行集中管理。”
“另外，他还对当地教区下手，迫使教会向王公缴税。他统治了前后五十多年，所以梁赞现在的风气……按我们这边的说法，就是比较世俗，和其他公国不太一样。当然，他们也没少因此骂我们。”
郭康点了点头。
得益于义母之前强迫他学习的各国基本常识，到这一步，他就已经有所印象了。因为伊莲娜夫人的老爹，在这几代罗斯人里，实在过于出名。
她所用的“严苛”这个词，都过于委婉了。实际上，无论是梁赞的法律，还是她的父亲，前任大公奥列格·梁赞斯基，最合适的形容词都是“残暴”。
梁赞的法律，严酷到了其他罗斯公国都看不下去的程度。旁边的斯摩棱斯克人，把这部法律比喻为“以血写成”。
梁赞内部形成了秩序，原因是大公以恐怖的暴力予以维持。梁赞法完全禁绝传统的血亲复仇，禁止武力解决纠纷。按照当地传统，以械斗决高下的人，双方全部处死。为此，当地的一些大族，都被迫选择隐瞒仇恨，遇到冲突就优先以赔钱的方式互相妥协，免得双方全都被残暴的大公消灭掉。
整部法典充斥着这类血腥的规则。不止这个时代各地的罗斯人，连后世的罗斯学者们，都认定这部法律严酷到灭绝人性。后来，随着秩序稳定，法律经过几次修改之后，对于刑罚稍微温和了些，但公国依然因为严刑峻法，在各地都很出名。
而奥列格大公就是运用残暴手段的佼佼者。不仅如此，他还以狡猾闻名。他一直在罗斯各国、波兰、立陶宛以及草原势力之间，不断反复，但各方都拿他没什么办法，连莫斯科和金帐汗国，都被他坑过。
对于国内，他设法用铁腕手段，维持对基层的控制，削弱波雅尔们的势力。
不仅如此，他还把手伸到了教会领地，通过介入水源、土地的管理，和纠纷的裁判，实质上架空了教会。甚至如伊莲娜夫人所说，削弱了罗斯地区一直非常浓厚的宗教氛围。
有文化的贵族们，十分畏惧他的机敏和致命，给他起了个“毒蛇”的外号。
不过，反常的是，在他的治理下，普通罗斯人的生活反而好转了。
奥列格大公在位的五十多年间，推广了更先进的耕作技术，让公国每年收上来的粮食涨了三倍。而普通人的生活质量，并没有因此下滑。
名义上，大部分农民都成了国家或者封君的农奴，被束缚在土地上。但农奴化之后，力役和兵役反而减轻了。而且，在新法律之下，税收被明确固定下来，农民需要上缴的财物减少了很多。后来，公国还学会了建立救济仓库，用于在饥荒时期应急。
由于这些变化，虽然奥列格的统治方式血腥残暴，但平民反而很欢迎他。大公对此也十分清楚，为了对付一些顽固的贵族，甚至会主动支持对方的领民进行反抗。平民对大公的信任和拥护，使得贵族更加虚弱。
在他治下，本来就不算强大的分封贵族，最后几乎成了可替代品，随时可能因为表现不合格，被冷酷而不讲情面的大公撤换。
粮食产量提高之后，那些在之前的政治变动中，被统一管理的贵族土地上，开始种植亚麻、橄榄之类的经济作物。这些新引进的集中管理方式，带来了更多收入。再加上这里原本就有商路，使得国力更快提升，甚至有底气叫板最强大的莫斯科了。
这些情况，都是颇为“反传统”的。其他罗斯人惊讶地发现，梁赞农民居然有了主动提高生产的欲望，愿意为了争取更多的报酬而进行劳动。
时间长了，当地的社会风气也发生了改变。
斯摩棱斯克史书就形容说，梁赞人毫无幽默感，只知道沉迷工作之中，好像对他们来说钱比上帝还重要。而且，这些人不守安息日，甚至可鄙地派贵族向教会收税。
连贵族们的生活方式，都被严刑峻法约束了。他们过着相对简单的生活，最大的乐趣就是在首都市集上消费、显摆。社会风气变得尚武、推崇纪律、提倡简朴，所有人都一板一眼，中规中矩地生活，不敢有出格的地方，生怕碰触到了那部严苛的法典。
伊莲娜夫人应该是认为，这种条件，对于推行新制度，是有好处的。而且，当地也确实有亟待解决的情况。
最大的问题，就是这套制度需要一个强力的统治机器来维持。但罗斯地区的文明基础，没法提供这么多高素质管理者。
奥列格大公以一己之力，强行把这套政策推行了半个世纪，但他去世后，却出现了一个很传统的罗斯难题：强人已逝，他的继承人没有同样的能力了。
教士们在记录时，一致认为，即位的费奥多尔继承了父亲的狡猾，却缺乏对应的强力手腕。因此，他只能左支右绌，在各方支持者们的帮助下，勉强维持现状，却无法更有效地推动改革了。
(本章完)
“你们怎么叫都行……”伊莲娜夫人也有些迷糊，继续说道：“总之，那之后，大家就一直用着这套法律。但到我曾祖父的时候，它已经很过时了。”
“蒙古时代开始之后，罗斯各国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从诺斯人风格，变成了草原人风格。在梁赞，这种改变尤其明显。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梁赞领地内有很多草原上迁徙来的人，保加尔人、钦察人都有。这些人并不习惯北欧式的管理，让混乱的情况更加严重。”
“所以，他就请来了一位希腊法学家，希望参考罗马法律，制定一部《万民法》，管理所有居民。在他们的努力下，最后编成了梁赞自己的法典。”
“我看您一直在强调这个。它的影响很大么？”脱欢问。
“它本身毕竟只是一部文献，但关键的地方在于，希腊人的法律思想，给我们提供了很多非常值得借鉴的思路。”伊莲娜夫人说：“比如，法学家们不仅带来了法律，还教会了我们统治的艺术。他们用浅显的方式，教育我们统治的逻辑，和法律的本质。现在回顾下，这些思想，我觉得才是最宝贵的。”
“希腊人告诉我们，法律的要诀在于‘使纠纷有法可依，使罪行有刑可罚，以言谈而非武器来判断对错’。整部法典都是围绕这三个目的展开。法典必须公开，让需要的都能查阅和引用，而且需要以强力手段严格维持，以维持公国内的秩序。”
“统治的要诀，则在于‘你效忠我，我保护你’。这句话直到现在，都是我们相信的执政准则。”
“这就是典型的封建职责吧。”脱欢评价道。
“确实是这样。”伊莲娜夫人点点头，有些无奈：“不过说实话，在罗斯地区，这已经是很先进的管理方式了。”
“这倒是……”
“这个法律，让我们的社会，有些像当年的法兰克人。村庄中的人近乎农奴，而贵族的权力责任也比之前清晰了。不过我父亲认为，这样还是太落后，所以他又进行了很多新尝试。”伊莲娜夫人说：“我们的计划，就是在这些成功尝试之上进行的。”
“他是个精力旺盛，行事严苛的人。稳定了局势之后，就一直设法把波雅尔们约束在都城，切断他们和领地的联系。领地的日常事务，交给了根基更浅的家臣和大富农，让他们对田庄产业进行集中管理。”
“另外，他还对当地教区下手，迫使教会向王公缴税。他统治了前后五十多年，所以梁赞现在的风气……按我们这边的说法，就是比较世俗，和其他公国不太一样。当然，他们也没少因此骂我们。”
郭康点了点头。
得益于义母之前强迫他学习的各国基本常识，到这一步，他就已经有所印象了。因为伊莲娜夫人的老爹，在这几代罗斯人里，实在过于出名。
她所用的“严苛”这个词，都过于委婉了。实际上，无论是梁赞的法律，还是她的父亲，前任大公奥列格·梁赞斯基，最合适的形容词都是“残暴”。
梁赞的法律，严酷到了其他罗斯公国都看不下去的程度。旁边的斯摩棱斯克人，把这部法律比喻为“以血写成”。
梁赞内部形成了秩序，原因是大公以恐怖的暴力予以维持。梁赞法完全禁绝传统的血亲复仇，禁止武力解决纠纷。按照当地传统，以械斗决高下的人，双方全部处死。为此，当地的一些大族，都被迫选择隐瞒仇恨，遇到冲突就优先以赔钱的方式互相妥协，免得双方全都被残暴的大公消灭掉。
整部法典充斥着这类血腥的规则。不止这个时代各地的罗斯人，连后世的罗斯学者们，都认定这部法律严酷到灭绝人性。后来，随着秩序稳定，法律经过几次修改之后，对于刑罚稍微温和了些，但公国依然因为严刑峻法，在各地都很出名。
而奥列格大公就是运用残暴手段的佼佼者。不仅如此，他还以狡猾闻名。他一直在罗斯各国、波兰、立陶宛以及草原势力之间，不断反复，但各方都拿他没什么办法，连莫斯科和金帐汗国，都被他坑过。
对于国内，他设法用铁腕手段，维持对基层的控制，削弱波雅尔们的势力。
不仅如此，他还把手伸到了教会领地，通过介入水源、土地的管理，和纠纷的裁判，实质上架空了教会。甚至如伊莲娜夫人所说，削弱了罗斯地区一直非常浓厚的宗教氛围。
有文化的贵族们，十分畏惧他的机敏和致命，给他起了个“毒蛇”的外号。
不过，反常的是，在他的治理下，普通罗斯人的生活反而好转了。
奥列格大公在位的五十多年间，推广了更先进的耕作技术，让公国每年收上来的粮食涨了三倍。而普通人的生活质量，并没有因此下滑。
名义上，大部分农民都成了国家或者封君的农奴，被束缚在土地上。但农奴化之后，力役和兵役反而减轻了。而且，在新法律之下，税收被明确固定下来，农民需要上缴的财物减少了很多。后来，公国还学会了建立救济仓库，用于在饥荒时期应急。
由于这些变化，虽然奥列格的统治方式血腥残暴，但平民反而很欢迎他。大公对此也十分清楚，为了对付一些顽固的贵族，甚至会主动支持对方的领民进行反抗。平民对大公的信任和拥护，使得贵族更加虚弱。
在他治下，本来就不算强大的分封贵族，最后几乎成了可替代品，随时可能因为表现不合格，被冷酷而不讲情面的大公撤换。
粮食产量提高之后，那些在之前的政治变动中，被统一管理的贵族土地上，开始种植亚麻、橄榄之类的经济作物。这些新引进的集中管理方式，带来了更多收入。再加上这里原本就有商路，使得国力更快提升，甚至有底气叫板最强大的莫斯科了。
这些情况，都是颇为“反传统”的。其他罗斯人惊讶地发现，梁赞农民居然有了主动提高生产的欲望，愿意为了争取更多的报酬而进行劳动。
时间长了，当地的社会风气也发生了改变。
斯摩棱斯克史书就形容说，梁赞人毫无幽默感，只知道沉迷工作之中，好像对他们来说钱比上帝还重要。而且，这些人不守安息日，甚至可鄙地派贵族向教会收税。
连贵族们的生活方式，都被严刑峻法约束了。他们过着相对简单的生活，最大的乐趣就是在首都市集上消费、显摆。社会风气变得尚武、推崇纪律、提倡简朴，所有人都一板一眼，中规中矩地生活，不敢有出格的地方，生怕碰触到了那部严苛的法典。
伊莲娜夫人应该是认为，这种条件，对于推行新制度，是有好处的。而且，当地也确实有亟待解决的情况。
最大的问题，就是这套制度需要一个强力的统治机器来维持。但罗斯地区的文明基础，没法提供这么多高素质管理者。
奥列格大公以一己之力，强行把这套政策推行了半个世纪，但他去世后，却出现了一个很传统的罗斯难题：强人已逝，他的继承人没有同样的能力了。
教士们在记录时，一致认为，即位的费奥多尔继承了父亲的狡猾，却缺乏对应的强力手腕。因此，他只能左支右绌，在各方支持者们的帮助下，勉强维持现状，却无法更有效地推动改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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