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建帐以来：罗马汗国记 第二百七十四章 工匠过于能打，导致资本主义发展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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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要命的是，不止农民。就是直接参与生产的匠人、雇工，同样也不符合要求。
塞里斯的工匠有着和农民一样的习惯。相比于英格兰同行，他们的行为方式十分有特色，。
比如，当地人把集体停工歇业的行为称为“叫歇”。在明清时期，这其实是个十分常见的举动。而且，可能是得益于特有的高组织传统，他们很快就发展出了一整套完善的行动方式。
和喜欢打砸机器，捣毁厂房的英格兰工人不同，塞里斯的城市雇工对于生产设备没有太多仇恨。他们更喜欢组织起来，捣毁商人住宅，打砸老板本人。
而且，和欧洲那边的传统方式不同，官府对于这种行为，一直持一种暧昧的态度。哪怕是公认残暴的清朝，对此都是能不管就不管，宁愿装作看不见。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苏州发生了一次波及全城的“叫歇”。从事布匹染色的工匠，因为不满足于过低的报酬，宣布停工歇业。这种行为不知道算不算单纯的“罢工”，因为成千上百的匠人很快集结起来，主动出击，四处抄打染坊老板和包工头。多名商人惨遭殴打，整个行业完全停顿，根本没人敢开工。
按理说，苏州是江南纺织业的中心城市之一，在当时整个世界，都是影响巨大的城市。这种行为，无疑会妨碍生产，影响整个产业链。但官府对此，却始终保持沉默，无论商人们怎么请求，就是不乐意出手。
结果，这一次的抄打事件，前后持续了整整一年。等众人都打够了，官府才姗姗来迟，表示要出面调停。
对于类似的事件，官府的态度也相当统一。官吏并不乐意像商人期望的那样，对叫歇打人的工匠从重处理，而是始终定性为“商匠争端”，最后的裁决往往也是各打五十大板。
这类裁决的案例数量众多，留下非常丰富的记录。最后的结果，往往是官府出面，要求商人增加工匠的收入，同时也要求工匠不再闹事。
比如，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造纸业工匠和雇主发生冲突，官府就裁定，工坊主必须给工匠提升待遇，并且如实发放，否则按照应重律，杖八十。工匠也不准再合伙要求涨价，否则按照把持行市律，也杖八十。就这样，实现了字面意义上的“各打几十大板”的警告。
在调停之后，官府不知道为什么，还喜欢刻碑记录，称为“工价碑”。上面会刻上调停结果，并宣布各方都同意遵守，永不更改。
当然，现实是，这类结果经常也持续不了多长时间。双方一般很快又会相互不满，再次打起来，而官府也会再次调停，重复上述步骤。由于这种事情重复的次数太多，在江南地区留下了数量众多的“永不更改”碑，为后世研究者提供了十分丰富的材料。
同时代的英格兰，打砸机器都会受到严惩。议会甚至专门设定法律，允许对破坏机器的人处以死刑。但在同时期的江南地区，官府却对此并不热衷。
哪怕是这种大规模殴打工坊主的事件，官府也坚持定性为极少数“流棍亡命”在其中使坏，专门“东挑西拨，借景生端”，才引发矛盾。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不会被处罚，连领头的“亡命”一般也就是遣返原籍，或者枷号示众。
说到底，官府对于保护工坊主利益，并没有多大兴趣，而是非常注重维持社会的整体稳定——哪怕只是表面上的。
只要不打出旗号造反，官府根本懒得冒着风险去镇压。一旦工匠的行动声势浩大，还会主动牺牲商人利益，迫使他们满足工匠的条件，以防止事情闹得更大。
在郭康前世那个时代，流行着一句话，叫谁赢老百姓支持谁。但从历史表现看，官府才更像是谁赢支持谁的。
这个其实也不难理解哪一方更能打，他们在矛盾彻底激化之后，可能造成的破坏就可能越大，镇压的代价也就更高。所以，只要不触及底线，官府就下意识地更偏袒这一方。
在江南地区的商匠矛盾中，商人的表现十分不堪。他们豢养的行会打手和黑帮势力，在成群的工匠面前几乎没有存在感。前后几百年，就没见闹起来之后能起作用的……所以官府的态度，也就不难理解了。
这种现象，甚至不止出现在地方官府，也不止在对付私营工坊的时候才这样。
乾隆年间，京师地区，户部宝泉局的工匠发生叫歇，引发了童光荣案。这些工匠负责为户部铸造钱币，属于重要的官府直营工坊。由于朝廷下发的工钱减少，工匠不满，要求补发工钱，并把之前的亏欠也都补上，否则就不干了。
宝泉局监督丁廷让前去劝说，提议补发工钱，先复工，然后慢慢核算之前的亏欠，但工匠不乐意接受。谈判无果，户部侍郎三和也去劝说，但依然没能成功。
这时，工匠内部发生了冲突。磨钱匠张文仓想收钱上工，与领头的童光荣等人发生矛盾。双方斗殴的过程中，童光荣失手将张文仓刺伤，最后医治无效身亡。
京师发生了命案，事情再也遮掩不住，被捅到了乾隆那里。乾隆十分愤怒，下令步兵统领衙门出兵镇压，处置案件。
兵部侍郎、步兵统领舒赫德率众前往，对天鸣枪，驱散了工匠，逮捕童光荣。对于如何处置，户部尚书陈德华、户部侍郎三和、兵部侍郎舒赫德等人联名上书，表示这些工匠从康熙年间就开始闹事打人要工钱，根本没法管，赶紧发钱平息事态就行了。
但舒赫德刚走没多久，另一名工匠刘三又率众闹事，宝泉局再次停工。三和只能再跑一趟去劝说，但工匠依然抛砖掷瓦，又把三和赶走了。事情最后竟然闹到军机处，只能再次出兵。
乾隆大为震怒，驳回奏折，还指责舒赫德处置太软弱，要求他认真镇压，就应该对着刁民开枪，不要乱放，否则这些会更加肆无忌惮。
然而，其他人却对此十分消极。乾隆的态度，反而引发了更多人反对。履亲王允裪、和亲王弘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人都出面上书。众人认定，这都是因为工头贪污导致，所以处置侵吞工钱的工头就行。其他的就别查了，赶紧给钱。
乾隆虽然还在嘴硬，但户部已经与工匠达成协议，同意了补发欠款等要求，还特意用现银直接发放。这件事此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两次叫歇事件，惊动了皇帝本人，引出了皇室、一大批文官和京师军队，结果居然还是以宁事息人告终。朝廷自己面对工匠都腿软，让他们以强力支持商人，难度就可想而知了。
而这种情况的原因，其实也不难理解。
在之前提过的清水教起义中，发生了一次“有意思”的冲突。清军在大部出动，包围义军之后，曾经希望通过斩首行动，用最小的代价解决问题，免得混战造成更大损失。
为此，清军提出和义军首领王伦进行谈判，而王伦也答应了。双方在一个院落进行会晤，清军专门调集了二等侍卫音济图、绷阿尔图等人，组织精锐突击队。王伦居然真的单独出面了，突击队立刻翻墙入院，试图捉拿他。
到这里，还像个欧洲传统故事。
然而随后，厢房里冲出来十几名义军，和大内侍卫们搏斗。侍卫们不敌，连忙放弃王伦逃走。事后清军调查，发现音济图等八人受伤，数人伤势严重，全靠跑得快才保住性命。所以虽然无功而返，还是受到了赏银奖励，为首的音济图还被提升为一等侍卫。
这么看起来，大内侍卫好像就是鱼腩，连武装农民都打不过。但实际上，这些人并不是养尊处优的废物。其中大多数，都来自京师健锐营，是乾隆亲自关注训练的精锐，在平定金川和大小和卓的战斗中表现突出。
而指挥这场失败战斗的，就是兵部侍郎舒赫德。
作为多次战场上打出来的老手，他显然对于自己的军队有清晰的认识。一群农民就闹成这样，这要是京师的工匠给逼反了，鬼知道会搞出多大的事情。对于朝廷来说，明明是给点钱就能摆平的事情，犯得着冒这么大风险么。
单独看一个事例，可能没法清楚地了解当时的情况。但这些例子互相验证，就能说明很多问题了。作为当时的亲历者，官吏们显然很明白利害，所以自然会做出这种选择。
相比于同时代的英格兰，塞里斯官府对工匠的态度堪称纵容。这样一来，商人和工坊主自然就无法降低成本，积累资本的速度会降低，利润率按理也会下降。
后世一般都喜欢谴责明清官府不保护商人，导致资本主义无法发展。但放谁去主管当时的官府，都没有办法，因为工匠实在是太能打了。这根本就是个无解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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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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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要命的是，不止农民。就是直接参与生产的匠人、雇工，同样也不符合要求。
塞里斯的工匠有着和农民一样的习惯。相比于英格兰同行，他们的行为方式十分有特色，。
比如，当地人把集体停工歇业的行为称为“叫歇”。在明清时期，这其实是个十分常见的举动。而且，可能是得益于特有的高组织传统，他们很快就发展出了一整套完善的行动方式。
和喜欢打砸机器，捣毁厂房的英格兰工人不同，塞里斯的城市雇工对于生产设备没有太多仇恨。他们更喜欢组织起来，捣毁商人住宅，打砸老板本人。
而且，和欧洲那边的传统方式不同，官府对于这种行为，一直持一种暧昧的态度。哪怕是公认残暴的清朝，对此都是能不管就不管，宁愿装作看不见。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苏州发生了一次波及全城的“叫歇”。从事布匹染色的工匠，因为不满足于过低的报酬，宣布停工歇业。这种行为不知道算不算单纯的“罢工”，因为成千上百的匠人很快集结起来，主动出击，四处抄打染坊老板和包工头。多名商人惨遭殴打，整个行业完全停顿，根本没人敢开工。
按理说，苏州是江南纺织业的中心城市之一，在当时整个世界，都是影响巨大的城市。这种行为，无疑会妨碍生产，影响整个产业链。但官府对此，却始终保持沉默，无论商人们怎么请求，就是不乐意出手。
结果，这一次的抄打事件，前后持续了整整一年。等众人都打够了，官府才姗姗来迟，表示要出面调停。
对于类似的事件，官府的态度也相当统一。官吏并不乐意像商人期望的那样，对叫歇打人的工匠从重处理，而是始终定性为“商匠争端”，最后的裁决往往也是各打五十大板。
这类裁决的案例数量众多，留下非常丰富的记录。最后的结果，往往是官府出面，要求商人增加工匠的收入，同时也要求工匠不再闹事。
比如，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造纸业工匠和雇主发生冲突，官府就裁定，工坊主必须给工匠提升待遇，并且如实发放，否则按照应重律，杖八十。工匠也不准再合伙要求涨价，否则按照把持行市律，也杖八十。就这样，实现了字面意义上的“各打几十大板”的警告。
在调停之后，官府不知道为什么，还喜欢刻碑记录，称为“工价碑”。上面会刻上调停结果，并宣布各方都同意遵守，永不更改。
当然，现实是，这类结果经常也持续不了多长时间。双方一般很快又会相互不满，再次打起来，而官府也会再次调停，重复上述步骤。由于这种事情重复的次数太多，在江南地区留下了数量众多的“永不更改”碑，为后世研究者提供了十分丰富的材料。
同时代的英格兰，打砸机器都会受到严惩。议会甚至专门设定法律，允许对破坏机器的人处以死刑。但在同时期的江南地区，官府却对此并不热衷。
哪怕是这种大规模殴打工坊主的事件，官府也坚持定性为极少数“流棍亡命”在其中使坏，专门“东挑西拨，借景生端”，才引发矛盾。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不会被处罚，连领头的“亡命”一般也就是遣返原籍，或者枷号示众。
说到底，官府对于保护工坊主利益，并没有多大兴趣，而是非常注重维持社会的整体稳定——哪怕只是表面上的。
只要不打出旗号造反，官府根本懒得冒着风险去镇压。一旦工匠的行动声势浩大，还会主动牺牲商人利益，迫使他们满足工匠的条件，以防止事情闹得更大。
在郭康前世那个时代，流行着一句话，叫谁赢老百姓支持谁。但从历史表现看，官府才更像是谁赢支持谁的。
这个其实也不难理解哪一方更能打，他们在矛盾彻底激化之后，可能造成的破坏就可能越大，镇压的代价也就更高。所以，只要不触及底线，官府就下意识地更偏袒这一方。
在江南地区的商匠矛盾中，商人的表现十分不堪。他们豢养的行会打手和黑帮势力，在成群的工匠面前几乎没有存在感。前后几百年，就没见闹起来之后能起作用的……所以官府的态度，也就不难理解了。
这种现象，甚至不止出现在地方官府，也不止在对付私营工坊的时候才这样。
乾隆年间，京师地区，户部宝泉局的工匠发生叫歇，引发了童光荣案。这些工匠负责为户部铸造钱币，属于重要的官府直营工坊。由于朝廷下发的工钱减少，工匠不满，要求补发工钱，并把之前的亏欠也都补上，否则就不干了。
宝泉局监督丁廷让前去劝说，提议补发工钱，先复工，然后慢慢核算之前的亏欠，但工匠不乐意接受。谈判无果，户部侍郎三和也去劝说，但依然没能成功。
这时，工匠内部发生了冲突。磨钱匠张文仓想收钱上工，与领头的童光荣等人发生矛盾。双方斗殴的过程中，童光荣失手将张文仓刺伤，最后医治无效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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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大为震怒，驳回奏折，还指责舒赫德处置太软弱，要求他认真镇压，就应该对着刁民开枪，不要乱放，否则这些会更加肆无忌惮。
然而，其他人却对此十分消极。乾隆的态度，反而引发了更多人反对。履亲王允裪、和亲王弘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人都出面上书。众人认定，这都是因为工头贪污导致，所以处置侵吞工钱的工头就行。其他的就别查了，赶紧给钱。
乾隆虽然还在嘴硬，但户部已经与工匠达成协议，同意了补发欠款等要求，还特意用现银直接发放。这件事此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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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清军提出和义军首领王伦进行谈判，而王伦也答应了。双方在一个院落进行会晤，清军专门调集了二等侍卫音济图、绷阿尔图等人，组织精锐突击队。王伦居然真的单独出面了，突击队立刻翻墙入院，试图捉拿他。
到这里，还像个欧洲传统故事。
然而随后，厢房里冲出来十几名义军，和大内侍卫们搏斗。侍卫们不敌，连忙放弃王伦逃走。事后清军调查，发现音济图等八人受伤，数人伤势严重，全靠跑得快才保住性命。所以虽然无功而返，还是受到了赏银奖励，为首的音济图还被提升为一等侍卫。
这么看起来，大内侍卫好像就是鱼腩，连武装农民都打不过。但实际上，这些人并不是养尊处优的废物。其中大多数，都来自京师健锐营，是乾隆亲自关注训练的精锐，在平定金川和大小和卓的战斗中表现突出。
而指挥这场失败战斗的，就是兵部侍郎舒赫德。
作为多次战场上打出来的老手，他显然对于自己的军队有清晰的认识。一群农民就闹成这样，这要是京师的工匠给逼反了，鬼知道会搞出多大的事情。对于朝廷来说，明明是给点钱就能摆平的事情，犯得着冒这么大风险么。
单独看一个事例，可能没法清楚地了解当时的情况。但这些例子互相验证，就能说明很多问题了。作为当时的亲历者，官吏们显然很明白利害，所以自然会做出这种选择。
相比于同时代的英格兰，塞里斯官府对工匠的态度堪称纵容。这样一来，商人和工坊主自然就无法降低成本，积累资本的速度会降低，利润率按理也会下降。
后世一般都喜欢谴责明清官府不保护商人，导致资本主义无法发展。但放谁去主管当时的官府，都没有办法，因为工匠实在是太能打了。这根本就是个无解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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