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的腐朽 第六百二十四章 蔡声子言楚失其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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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康王十三年，宋国向戌准备使晋、楚和睦。
蔡声子当时出使晋国，回到楚国之后，楚国令尹字母同他交谈，询问他晋国的情况，同时问，晋国的大夫与楚国的大夫谁更加贤明？
声子回答，晋国的卿不如楚国的，晋国的大夫则是贤明的，都是当卿的人才。好像杞木、梓木、皮革，都是楚国运去的。虽然楚国有人才，却由晋国实在使用他们。
子木表示，晋国没有同族和姻亲吗？
声子回答，虽然有，但使用楚国的人才实在是多。归生听闻：‘善于治理国家的人，赏赐不过分，刑罚不滥用。’赏赐过分，就怕涉及恶人；刑罚滥用，就怕牵涉好人。如果不幸而过分了，宁可过分，不要滥用。与其失掉好人，宁可利于坏人。没有好人，国家就跟着受害。《诗》曰：‘人之云亡，邦国殄（tiǎn）瘁（cui）(出自《诗经·大雅·荡之什·瞻卬》，译为贤臣良士尽逃亡，国家危急无救助）’。这就是说没有善人。所以《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与其杀害无辜的人，宁可对罪人失去刑罚）’。这就是怕失去善人。《商颂》有这样的话，‘不僭不滥，不敢怠皇，命于下国，封建厥福（不过分不滥用，不敢懈怠偷闲，向下国发布命令，大大建立他的福禄）’。这就是成汤所以获得上天赐福的原因。古代治理民众的人，乐于赏赐而怕用刑罚，为民众担忧而不知疲倦。在春夏行赏，在秋冬行刑。因此，在将要行赏时就为他增加膳食，增加膳食就赐以丰盛的酒宴，凭借这样就可以知道他乐于赏赐。在将要行刑就为他减少三狮，减少膳食就撤去音乐，凭借这样就知道他怕用刑罚。早起晚睡，早晚都亲临处理国事，凭借这样就可以知道他为民众忧虑。这三件事情，是礼仪的至关重要。讲求礼仪就不会败亡。如今楚国滥用刑罚，楚国的大夫逃命流亡到四方诸侯，且作为别国的谋主，来危害楚国，至于不可救药了，这就是说滥用刑罚不能容忍了。
子仪之乱（楚庄王元年），析公逃亡晋国，晋国人将他安置在晋侯战车的后面。作为谋主。绕角之役（楚共王六年），晋国人将要逃遁，析公表示，‘楚军轻窕，容易被震动。如果同时敲打鼓发出大声，在夜里全力进攻，楚军必然逃走。’晋国人听从了析公的建议，楚军夜里果然奔溃。晋国于是入侵蔡国，袭击沈国，俘获沈国国君。在桑隧击败申、息两地之师，俘获申骊归国。郑国在当时不敢南面事楚。楚国丧失了中原，这就是析公干出来的。（绕角之役在楚共王六年，晋国人侵蔡，攻打沈国，俘虏沈国国君，与申、息之师在桑隧交战亦在此年，俘获申骊当在共王八年。）
雍子父亲的兄长诬陷雍子，国君与大夫不为他们调解。雍子逃亡晋国，晋国人将鄐地封给他，让他作为谋主。彭城之战，晋、楚两国在靡角之毂相遇（楚共王十八年）。晋国人将要逃遁，雍子在军队中发布命令：‘年老和年幼的都回去，孤儿和有病的也都回去，兄弟两人服役的，回去一个。挑选精兵，检阅战车，喂饱马匹，让士卒吃饱，军队摆开阵势，焚烧帐篷，明天将要决战’让该回去的人走开一边，并且故意放走楚国的俘虏，楚军在夜里崩溃。晋国降服了彭城而归还给宋国，带着鱼石回国。楚国失去东夷，子辛为此战死，这都是雍子谋划的。
子反与子灵（申公巫臣）争夺夏姬而妨碍了子灵的婚事，子灵逃亡晋国。晋国人将邢地封给他，让他作为谋主，抵御北狄，让吴国与晋国通好，教导吴国背叛楚国，教导他们驾驭战车、射箭、驾车作战，让他的儿子狐庸担任吴国的行人。吴国在那时候攻打巢地、夺取驾地、攻克棘地、进入州来，楚国疲于奔命，直到如今还是楚国的祸患。
若敖之乱（楚庄王九年），伯贲的儿子贲皇逃亡晋国，晋国人封给他苗地，让他作为谋主。鄢陵之役（楚共王十六年），楚军早晨逼近晋军并摆开阵势，晋国人就要逃遁。苗贲皇表示；‘楚军的精锐就在他们中军的王族而已。如果填井平灶，摆开阵势来抵挡他们，栾、范用家兵来引诱楚军，中行与郤锜、郤至必定能够战胜子重、子辛。我们就用四军集中应对他们的王族，必定能够将其大败。’晋国人听从了，楚国大败，君王受伤，军队受挫，子反为此而死。郑国背叛，吴国兴起，楚国失去诸侯，这都是苗贲皇所为。
子木表示，您说的都是对的。
声子又说，如今又有比这更厉害的了。椒举（伍举，以椒为邑，亦称椒举）娶了申公子牟的女儿，自谋获罪而逃亡。国君和大夫对椒举说，‘实在是你让他走的’。椒举害怕而逃亡晋国，伸长脖子望着南方，说，‘或许可以赦免我’，也并不抱有希望。如今他在晋国。晋国人将要把县封给他，来和叔向并列。他如果谋害楚国，难道不是祸患吗？
子木听了之后感到很害怕，就对楚康王进言。
楚康王因此提高了伍举的官禄爵位，并让他回到楚国。
当初伍参（伍举之父）与蔡国公子朝（蔡声子之父）交好，伍举与蔡声子亦交好。
伍举逃亡晋国时，声子恰出使晋国，在郑国郊外相遇，言及归楚之事，声子许诺，必复子。
恰逢晋楚将盟，且楚弱晋强，楚必深虑之。
人有所虑，则必有所失。楚虑其所不能敌晋也。庄王所建功业，后人多败坏之，楚已失诸侯，凡利晋害楚，必不能为楚国所容，所谓得失，正在此间也。
楚国已有衰败之相，康王在位十三年，楚国攻伐北方只有三次。一在康王五年，应郑人之邀攻郑，草草收场。剩余二次皆在康王十三年，夏，与秦伐吴不成，转而攻郑；冬，康王伐郑，郑逞其志，获九人。
北上之势大不如前，显现的便是楚国面对中原诸侯的无力，一方面是晋国的强盛使楚国跟不上脚步，另一方面，楚国内部的斗争和腐朽使得楚国锐气渐消。
此时的楚国，虽然已经看出来衰弱之势，可还没有经历过毁灭打击的它，国力不可谓弱，心志犹在中原，可实际上连身在一侧的吴国也不能解决。处在一个国家态势将要发生剧烈变化，实力与心志已经不能完全匹配，正是这样的时候，最有可能为人所乘。
因为智者将要远虑，勇者将要用命，肉食者们仍高高在上，固执己见，甚至肆无忌惮，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机会就在这里诞生，所谓的得失也从此间产生。
声子不过是深刻认识到了楚国的挫败，楚国的挫败自然离不开用人，可谈及楚国的内政，这不是声子可以多加妄言，也不是他想要着重的。
伍举，一个逃亡晋国的楚国大夫。逃亡、晋国、楚国、大夫，这些都很重要，恰恰伍举本身不重要。
对于令尹子木而言，不说显而易见的晋国、楚国，逃亡、大夫，对于他来说，既显得微不足道，却又完全在他掌控之中。
逃亡的大夫，却帮助晋国危害楚国，在声子的一个个佐证下，仿佛决定晋楚成败的关键就在这里。
声子用自己的话术先定下了‘治民者，劝赏而畏刑’基调，再将子木捧到了高台之上，楚国的失败不在令尹，而在晋国任用了太多楚国逃亡的大夫，而这一切又与历代的令尹脱不了干系，最后甚至多有令尹为此而死。造成的结果就是让子木觉得如果放任不管，自己也逃不过前人的结局。
子木应该并不蠢笨，可对他来说，在晋楚之间找到一个心理的平衡，一个逃亡的大夫实在不重要。他既为楚国保存了颜面，又尽到了自己身为令尹的职责，似乎还将未来的隐患也给排除，子木就算是觉得声子别有所图，也不得不按照声子的意图走下去。这便是在历史落差面前，总有一些人想要找到原因，哪怕只是无关紧要，可对一个时期，一些人来说，这便已经足够宽慰和心安了。
至于事实到底如何，对于当时人来说实在不是很重要。人，终归是执着于情感的主观生物，而事实也就只能靠无关者和后人来为他们论述了。
伍举，在历史大势面前，就是这么微不足道。晋、楚将盟的历史背景下，他在晋国和楚国，是否加官进爵，并不重要。声子把握住了历史的机会，伍举便回到了楚国。
而已然知晓后事的我们，其实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历史的浪潮汹涌起来的时候，我们无法阻挡，却可以抓住机会有所作为。而当时我们的作为，在时间的潜移默化下，世事的运转变化中，很有可能促成下一个历史浪潮的到来。
蔡声子当时出使晋国，回到楚国之后，楚国令尹字母同他交谈，询问他晋国的情况，同时问，晋国的大夫与楚国的大夫谁更加贤明？
声子回答，晋国的卿不如楚国的，晋国的大夫则是贤明的，都是当卿的人才。好像杞木、梓木、皮革，都是楚国运去的。虽然楚国有人才，却由晋国实在使用他们。
子木表示，晋国没有同族和姻亲吗？
声子回答，虽然有，但使用楚国的人才实在是多。归生听闻：‘善于治理国家的人，赏赐不过分，刑罚不滥用。’赏赐过分，就怕涉及恶人；刑罚滥用，就怕牵涉好人。如果不幸而过分了，宁可过分，不要滥用。与其失掉好人，宁可利于坏人。没有好人，国家就跟着受害。《诗》曰：‘人之云亡，邦国殄（tiǎn）瘁（cui）(出自《诗经·大雅·荡之什·瞻卬》，译为贤臣良士尽逃亡，国家危急无救助）’。这就是说没有善人。所以《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与其杀害无辜的人，宁可对罪人失去刑罚）’。这就是怕失去善人。《商颂》有这样的话，‘不僭不滥，不敢怠皇，命于下国，封建厥福（不过分不滥用，不敢懈怠偷闲，向下国发布命令，大大建立他的福禄）’。这就是成汤所以获得上天赐福的原因。古代治理民众的人，乐于赏赐而怕用刑罚，为民众担忧而不知疲倦。在春夏行赏，在秋冬行刑。因此，在将要行赏时就为他增加膳食，增加膳食就赐以丰盛的酒宴，凭借这样就可以知道他乐于赏赐。在将要行刑就为他减少三狮，减少膳食就撤去音乐，凭借这样就知道他怕用刑罚。早起晚睡，早晚都亲临处理国事，凭借这样就可以知道他为民众忧虑。这三件事情，是礼仪的至关重要。讲求礼仪就不会败亡。如今楚国滥用刑罚，楚国的大夫逃命流亡到四方诸侯，且作为别国的谋主，来危害楚国，至于不可救药了，这就是说滥用刑罚不能容忍了。
子仪之乱（楚庄王元年），析公逃亡晋国，晋国人将他安置在晋侯战车的后面。作为谋主。绕角之役（楚共王六年），晋国人将要逃遁，析公表示，‘楚军轻窕，容易被震动。如果同时敲打鼓发出大声，在夜里全力进攻，楚军必然逃走。’晋国人听从了析公的建议，楚军夜里果然奔溃。晋国于是入侵蔡国，袭击沈国，俘获沈国国君。在桑隧击败申、息两地之师，俘获申骊归国。郑国在当时不敢南面事楚。楚国丧失了中原，这就是析公干出来的。（绕角之役在楚共王六年，晋国人侵蔡，攻打沈国，俘虏沈国国君，与申、息之师在桑隧交战亦在此年，俘获申骊当在共王八年。）
雍子父亲的兄长诬陷雍子，国君与大夫不为他们调解。雍子逃亡晋国，晋国人将鄐地封给他，让他作为谋主。彭城之战，晋、楚两国在靡角之毂相遇（楚共王十八年）。晋国人将要逃遁，雍子在军队中发布命令：‘年老和年幼的都回去，孤儿和有病的也都回去，兄弟两人服役的，回去一个。挑选精兵，检阅战车，喂饱马匹，让士卒吃饱，军队摆开阵势，焚烧帐篷，明天将要决战’让该回去的人走开一边，并且故意放走楚国的俘虏，楚军在夜里崩溃。晋国降服了彭城而归还给宋国，带着鱼石回国。楚国失去东夷，子辛为此战死，这都是雍子谋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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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康王因此提高了伍举的官禄爵位，并让他回到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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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举逃亡晋国时，声子恰出使晋国，在郑国郊外相遇，言及归楚之事，声子许诺，必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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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之势大不如前，显现的便是楚国面对中原诸侯的无力，一方面是晋国的强盛使楚国跟不上脚步，另一方面，楚国内部的斗争和腐朽使得楚国锐气渐消。
此时的楚国，虽然已经看出来衰弱之势，可还没有经历过毁灭打击的它，国力不可谓弱，心志犹在中原，可实际上连身在一侧的吴国也不能解决。处在一个国家态势将要发生剧烈变化，实力与心志已经不能完全匹配，正是这样的时候，最有可能为人所乘。
因为智者将要远虑，勇者将要用命，肉食者们仍高高在上，固执己见，甚至肆无忌惮，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机会就在这里诞生，所谓的得失也从此间产生。
声子不过是深刻认识到了楚国的挫败，楚国的挫败自然离不开用人，可谈及楚国的内政，这不是声子可以多加妄言，也不是他想要着重的。
伍举，一个逃亡晋国的楚国大夫。逃亡、晋国、楚国、大夫，这些都很重要，恰恰伍举本身不重要。
对于令尹子木而言，不说显而易见的晋国、楚国，逃亡、大夫，对于他来说，既显得微不足道，却又完全在他掌控之中。
逃亡的大夫，却帮助晋国危害楚国，在声子的一个个佐证下，仿佛决定晋楚成败的关键就在这里。
声子用自己的话术先定下了‘治民者，劝赏而畏刑’基调，再将子木捧到了高台之上，楚国的失败不在令尹，而在晋国任用了太多楚国逃亡的大夫，而这一切又与历代的令尹脱不了干系，最后甚至多有令尹为此而死。造成的结果就是让子木觉得如果放任不管，自己也逃不过前人的结局。
子木应该并不蠢笨，可对他来说，在晋楚之间找到一个心理的平衡，一个逃亡的大夫实在不重要。他既为楚国保存了颜面，又尽到了自己身为令尹的职责，似乎还将未来的隐患也给排除，子木就算是觉得声子别有所图，也不得不按照声子的意图走下去。这便是在历史落差面前，总有一些人想要找到原因，哪怕只是无关紧要，可对一个时期，一些人来说，这便已经足够宽慰和心安了。
至于事实到底如何，对于当时人来说实在不是很重要。人，终归是执着于情感的主观生物，而事实也就只能靠无关者和后人来为他们论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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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已然知晓后事的我们，其实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历史的浪潮汹涌起来的时候，我们无法阻挡，却可以抓住机会有所作为。而当时我们的作为，在时间的潜移默化下，世事的运转变化中，很有可能促成下一个历史浪潮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