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事讲将1三国明 第二十章 东林领袖——高攀龙
高攀龙，字存之，又字云从，南直隶无锡人，世称“景逸先生”，明朝政治家、思想家，东林党领袖，“东林八君子”之一，着有《高子遗书》12卷等。上疏参劾首辅王锡爵，被贬广东揭阳典史，辞官归家，与顾宪成兄弟复建东林书院，在家讲学二十余年。重获起用，被任命为光禄寺丞，历任太常少卿、大理寺右少卿、太仆卿、刑部右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等职。崔呈秀假造浙江税监李实奏本，诬告高攀龙等人贪污，魏忠贤借机搜捕东林党人，高攀龙不堪屈辱，投水自尽，时年六十四岁。
高攀龙，祖父高静成曾任浙江黄岩县令，父亲高继成生有五个子女，高攀龙排行第二，后因高静成的弟弟高静逸无子而被过继为嗣。自幼好读书懂礼仪，无锡知县李元冲聘请江右学派罗懋忠和顾宪成前来讲学，高攀龙受其影响，开始潜心研究“程朱理学”，确定了治学方向。高攀龙中进士不久后高静逸去世，高攀龙归家为嗣父守孝三年。
高攀龙服丧期满，被朝廷任命为行人司行人，执掌传圣旨、行册封等礼仪性的事务，因平时工作比较清闲，高攀龙大量阅读行人司中丰富藏书，深入钻研二程和朱子着作，亲手抄录山西大儒薛文清的《读书录》，赞赏其“一字不可轻与人，一言不可轻许人，一笑不可轻假人”的处世态度。高攀龙还编写了《日省编》，将先朝大儒的语录附在《大学》章句之下，作为初学者的指南。又将有关儒、释差异的言论汇集成《崇正编》，以抵制王阳明“心学”所提倡的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主张。
当时，四川佥事张世则呈上自己着述的《大学初义》，诋毁程朱之学，并请求颁行天下，高攀龙极力反对，上疏驳其荒谬，这本书因而未能刊行。这一时期，明神宗已长期不理政务，朝中党派纷争、宦官横行，致使政务混乱，国力日衰，高攀龙随即上《今日第一要务疏》，称欲改变皇朝岌岌可危的形势，首先必须正本，其次要“除刑戮”、“举朝讲”、“用谏臣”、“发内帑”，革新政治，但奏疏被皇帝留中不发。
侍郎赵用贤、都御史李世达等人被罢官，朝中议论多归咎首辅王锡爵，高攀龙和御史袁可立上疏，指责王锡爵排斥异己，认为皇帝不应无故贬斥大臣，并斥责郑材和杨应宿谗言诬陷，应予罢免。杨应宿则上疏弹劾高攀龙，言辞狂妄近乎荒诞，部院提请轻罚二人，神宗下旨贬高攀龙为广东揭阳典史。高攀龙自水路前往揭阳就任，在船上就订立严规，要求自己静心以涵养德性，不被外界干扰。到揭阳后，每日在官衙教授学徒，培养了不少学生，还四处察访民情吏弊，惩治地方恶霸，在揭阳停留的半年内结识了陆粹明及其老师萧自麓等人，对其学术思想影响深远。
高攀龙在赴任七个月后以事假归家，不久遭遇亲人病故，于是不再出仕，此后在家乡讲学二十余年，虽有言官多次推荐，但皇帝并不理会。在漆湖之畔建造一座“水居”，取名“可楼”，作为自己读书静坐的场所，除刻苦钻研外，高攀龙还参与讲学，很快成为一代儒学宗师。当时，高攀龙与顾宪成志同道合，交谊颇深，在常州知府和无锡知县的支持下，高攀龙与顾宪成等人发起重建了东林书院，并每年举行“东林大会”。初由顾宪成主持，顾宪成去世后改由高攀龙主持，直至书院被拆毁为止，当时朝野内外的士大夫无论认不认识他们本人，提起高、顾都是一致称赞。
在讲学过程中以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格标准来评议朝政，裁量人物。当时，许多与他们志趣相近的在野士大夫闻风响附，纷至沓来，在朝的李三才、赵南星、邹元标、杨涟等正直官员也与他们互通声气，遥相应和。东林书院实际上已成为社会舆论的中心，反对派对此十分忌恨，诬之为“东林党”，污蔑他们是假借讲学以结党营私。
神宗去世，皇太子朱常洛即位，是为明光宗，明光宗在位一月驾崩，长子朱由校即位，是为熹宗。熹宗即位后，东林党人因拥戴有功而重新崛起，高攀龙被任命为光禄寺丞，又进封为光禄少卿。
关外重镇广宁失陷，明军被迫退缩到山海关一线，消息传来，朝野震惊，人心惶惶，高攀龙接连上书要求革新政治，以挽救国家濒危的命运。在《破格用人疏》中提出要破格用人，加强战守之备，并推荐礼部右侍郎孙承宗担任防御大臣，负责处理战事，他的意见得到皇帝首肯。孙承宗也不负众望，收复了广宁和辽河以西的土地，边境平静了四年之久。
高攀龙上疏追论三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要求惩治郑养性、李如桢、崔文升等人，奏疏上达，皇帝不悦而责备高攀龙多言，但最终仍将郑养性谴归原籍。当时，孙慎行以红丸案指责前任首辅方从哲，高攀龙也引《春秋》典故归罪方从哲，给事中王志道为方从哲辩解，被高攀龙上疏严厉斥责。不久，高攀龙被调任太常少卿，又上一道《恭陈圣明务学之要疏》，向熹宗阐明读书的重要性，方从哲一派故意摘出疏中指责帝王不孝的言辞激怒熹宗，熹宗欲严惩高攀龙，叶向高极力挽救，才得以罚俸一年而作罢。
高攀龙升任都察院左都御史，上《纠劾贪污御史疏》弹劾御史崔呈秀，疏中揭露崔呈秀在巡按淮扬地区时贪赃枉法、铺张浪费。吏部尚书赵南星经复查认为事实确凿，提请将崔呈秀戍边，崔呈秀得知后连夜投奔魏忠贤，认魏忠贤为义父。此时，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势力日益扩张，控制了朝廷内外，东林党人如杨涟等纷纷上书参劾魏忠贤，双方争斗进入白热化阶段。
魏忠贤正借机大肆迫害东林党人，称高攀龙与赵南星结党营私，皇帝下旨严厉斥责。不久后南京御史游凤翔出任知府，攻击高攀龙徇私、排挤同僚，高攀龙因而被罢黜。高攀龙等人被罢官后，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控制了朝廷大权，编派了《缙绅便览》《点将录》《天鉴录》《同志录》等黑名单，将不依附于自己的官员开列在内，予以打击，魏忠贤矫旨，以东林书院为始将全国书院尽数拆毁。
崔呈秀不甘心高攀龙仅被罢官，必欲除之，于是假造浙江税监李实的奏本，诬告高攀龙、周起元等七人贪污，派遣缇骑前来抓捕。高攀龙整冠束带前去拜谒先贤杨时的祠堂，回家后与弟弟高士鹤及门生赏花于后花园池畔，谈笑自如。此时，有人前来禀告周顺昌已被逮捕，高攀龙闻言神情泰然，笑说：“我本视死如归”，归家后与夫人谈笑如常，没有异样，亲笔书信交给两个孙子，交代翌日递给校官，而后闭门遣散诸孙。不多时，高攀龙的儿子们发觉异样前来探查，发觉高攀龙已自沉于池塘，时年六十四岁。
子孙们打开高攀龙的信，乃是遗嘱，上面写着：“我虽被罢免官职，但过去曾是朝廷大臣，大臣不可以被侮辱，因为大臣被辱等同于国家受辱。我现在只有恭敬地面北叩首，以效仿屈原的遗愿，皇帝的恩泽未能报答，只愿来世再报。臣高攀龙绝笔，希望使者带去这封信向皇上复命。”
高攀龙就死前曾致书同年袁可立道：“弟腐儒一，无以报国，近风波生於讲会，邹冯二老行，弟亦从此去矣”其言犹未尽之厚望可见于笔端，从此袁可立这位力图远离党争的正直大臣，走上了对抗阉党的前台，每议事与阉党“数有所抵牾，欲自请外”。袁可立抗疏道：“此非挂冠神武门时呼？”，后来九卿公推袁可立南京户部尚书，再改兵部尚书参赞机务，魏忠贤从中作梗以自己的心腹刘廷元代替袁可立掌南兵部，时北则崔呈秀为本兵，天下兵马大权二人一手握定。自袁可立“归而魏焰益肆”，忠贤推戴之势成矣，黄道周说：“当魏崔时，盖无复然明义、真者，有之，则必自大司马节寰袁公也。”
高攀龙，祖父高静成曾任浙江黄岩县令，父亲高继成生有五个子女，高攀龙排行第二，后因高静成的弟弟高静逸无子而被过继为嗣。自幼好读书懂礼仪，无锡知县李元冲聘请江右学派罗懋忠和顾宪成前来讲学，高攀龙受其影响，开始潜心研究“程朱理学”，确定了治学方向。高攀龙中进士不久后高静逸去世，高攀龙归家为嗣父守孝三年。
高攀龙服丧期满，被朝廷任命为行人司行人，执掌传圣旨、行册封等礼仪性的事务，因平时工作比较清闲，高攀龙大量阅读行人司中丰富藏书，深入钻研二程和朱子着作，亲手抄录山西大儒薛文清的《读书录》，赞赏其“一字不可轻与人，一言不可轻许人，一笑不可轻假人”的处世态度。高攀龙还编写了《日省编》，将先朝大儒的语录附在《大学》章句之下，作为初学者的指南。又将有关儒、释差异的言论汇集成《崇正编》，以抵制王阳明“心学”所提倡的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主张。
当时，四川佥事张世则呈上自己着述的《大学初义》，诋毁程朱之学，并请求颁行天下，高攀龙极力反对，上疏驳其荒谬，这本书因而未能刊行。这一时期，明神宗已长期不理政务，朝中党派纷争、宦官横行，致使政务混乱，国力日衰，高攀龙随即上《今日第一要务疏》，称欲改变皇朝岌岌可危的形势，首先必须正本，其次要“除刑戮”、“举朝讲”、“用谏臣”、“发内帑”，革新政治，但奏疏被皇帝留中不发。
侍郎赵用贤、都御史李世达等人被罢官，朝中议论多归咎首辅王锡爵，高攀龙和御史袁可立上疏，指责王锡爵排斥异己，认为皇帝不应无故贬斥大臣，并斥责郑材和杨应宿谗言诬陷，应予罢免。杨应宿则上疏弹劾高攀龙，言辞狂妄近乎荒诞，部院提请轻罚二人，神宗下旨贬高攀龙为广东揭阳典史。高攀龙自水路前往揭阳就任，在船上就订立严规，要求自己静心以涵养德性，不被外界干扰。到揭阳后，每日在官衙教授学徒，培养了不少学生，还四处察访民情吏弊，惩治地方恶霸，在揭阳停留的半年内结识了陆粹明及其老师萧自麓等人，对其学术思想影响深远。
高攀龙在赴任七个月后以事假归家，不久遭遇亲人病故，于是不再出仕，此后在家乡讲学二十余年，虽有言官多次推荐，但皇帝并不理会。在漆湖之畔建造一座“水居”，取名“可楼”，作为自己读书静坐的场所，除刻苦钻研外，高攀龙还参与讲学，很快成为一代儒学宗师。当时，高攀龙与顾宪成志同道合，交谊颇深，在常州知府和无锡知县的支持下，高攀龙与顾宪成等人发起重建了东林书院，并每年举行“东林大会”。初由顾宪成主持，顾宪成去世后改由高攀龙主持，直至书院被拆毁为止，当时朝野内外的士大夫无论认不认识他们本人，提起高、顾都是一致称赞。
在讲学过程中以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格标准来评议朝政，裁量人物。当时，许多与他们志趣相近的在野士大夫闻风响附，纷至沓来，在朝的李三才、赵南星、邹元标、杨涟等正直官员也与他们互通声气，遥相应和。东林书院实际上已成为社会舆论的中心，反对派对此十分忌恨，诬之为“东林党”，污蔑他们是假借讲学以结党营私。
神宗去世，皇太子朱常洛即位，是为明光宗，明光宗在位一月驾崩，长子朱由校即位，是为熹宗。熹宗即位后，东林党人因拥戴有功而重新崛起，高攀龙被任命为光禄寺丞，又进封为光禄少卿。
关外重镇广宁失陷，明军被迫退缩到山海关一线，消息传来，朝野震惊，人心惶惶，高攀龙接连上书要求革新政治，以挽救国家濒危的命运。在《破格用人疏》中提出要破格用人，加强战守之备，并推荐礼部右侍郎孙承宗担任防御大臣，负责处理战事，他的意见得到皇帝首肯。孙承宗也不负众望，收复了广宁和辽河以西的土地，边境平静了四年之久。
高攀龙上疏追论三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要求惩治郑养性、李如桢、崔文升等人，奏疏上达，皇帝不悦而责备高攀龙多言，但最终仍将郑养性谴归原籍。当时，孙慎行以红丸案指责前任首辅方从哲，高攀龙也引《春秋》典故归罪方从哲，给事中王志道为方从哲辩解，被高攀龙上疏严厉斥责。不久，高攀龙被调任太常少卿，又上一道《恭陈圣明务学之要疏》，向熹宗阐明读书的重要性，方从哲一派故意摘出疏中指责帝王不孝的言辞激怒熹宗，熹宗欲严惩高攀龙，叶向高极力挽救，才得以罚俸一年而作罢。
高攀龙升任都察院左都御史，上《纠劾贪污御史疏》弹劾御史崔呈秀，疏中揭露崔呈秀在巡按淮扬地区时贪赃枉法、铺张浪费。吏部尚书赵南星经复查认为事实确凿，提请将崔呈秀戍边，崔呈秀得知后连夜投奔魏忠贤，认魏忠贤为义父。此时，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势力日益扩张，控制了朝廷内外，东林党人如杨涟等纷纷上书参劾魏忠贤，双方争斗进入白热化阶段。
魏忠贤正借机大肆迫害东林党人，称高攀龙与赵南星结党营私，皇帝下旨严厉斥责。不久后南京御史游凤翔出任知府，攻击高攀龙徇私、排挤同僚，高攀龙因而被罢黜。高攀龙等人被罢官后，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控制了朝廷大权，编派了《缙绅便览》《点将录》《天鉴录》《同志录》等黑名单，将不依附于自己的官员开列在内，予以打击，魏忠贤矫旨，以东林书院为始将全国书院尽数拆毁。
崔呈秀不甘心高攀龙仅被罢官，必欲除之，于是假造浙江税监李实的奏本，诬告高攀龙、周起元等七人贪污，派遣缇骑前来抓捕。高攀龙整冠束带前去拜谒先贤杨时的祠堂，回家后与弟弟高士鹤及门生赏花于后花园池畔，谈笑自如。此时，有人前来禀告周顺昌已被逮捕，高攀龙闻言神情泰然，笑说：“我本视死如归”，归家后与夫人谈笑如常，没有异样，亲笔书信交给两个孙子，交代翌日递给校官，而后闭门遣散诸孙。不多时，高攀龙的儿子们发觉异样前来探查，发觉高攀龙已自沉于池塘，时年六十四岁。
子孙们打开高攀龙的信，乃是遗嘱，上面写着：“我虽被罢免官职，但过去曾是朝廷大臣，大臣不可以被侮辱，因为大臣被辱等同于国家受辱。我现在只有恭敬地面北叩首，以效仿屈原的遗愿，皇帝的恩泽未能报答，只愿来世再报。臣高攀龙绝笔，希望使者带去这封信向皇上复命。”
高攀龙就死前曾致书同年袁可立道：“弟腐儒一，无以报国，近风波生於讲会，邹冯二老行，弟亦从此去矣”其言犹未尽之厚望可见于笔端，从此袁可立这位力图远离党争的正直大臣，走上了对抗阉党的前台，每议事与阉党“数有所抵牾，欲自请外”。袁可立抗疏道：“此非挂冠神武门时呼？”，后来九卿公推袁可立南京户部尚书，再改兵部尚书参赞机务，魏忠贤从中作梗以自己的心腹刘廷元代替袁可立掌南兵部，时北则崔呈秀为本兵，天下兵马大权二人一手握定。自袁可立“归而魏焰益肆”，忠贤推戴之势成矣，黄道周说：“当魏崔时，盖无复然明义、真者，有之，则必自大司马节寰袁公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