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列强时代 第六百二十八章 洋务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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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吴可吓一跳，还以为恭亲王他们要商量洋务派的隐秘行动计划呢，原来又是大而化之的座谈会，各人纷纷发言大谈特谈搞洋务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一点实际的玩意都没有。
因为身份原因，旁听的吴可也被要求发言，他除了跟风难道还会说别的不成，别傻了在没弄清恭亲王他们几个的具体想法之前，还是老实低调点的好，免得不小心被人当了枪使还不自知。
当然他也不是一点收获都无，通过旁听如此高级别的座谈会，他也弄清楚了眼前几位大佬搞洋务的决心，以及各自对洋务的认识和看法。
左宗棠就不必多说，他跟吴可共事了那么多年，又是整个大清最先一批换装洋枪洋炮的军事将官之一，眼下担任的闽浙总督与洋人打交道的机huì不少，对外洋事务十分了解和精通。
虽然他对搞洋务还没具体规划和措施，但隐隐也有了个大致轮廓和想法，至不济还有吴可在一边相助，想在福建兴起一阵洋务风潮根本不成问题。
李鸿章和恭亲王对洋务其实只是一知半解，他们说的话中都有很多逻辑错误和认知误区，当然吴可不会说出来扫兴就是。
让他大开眼界的是，这几位一边迫不及待的要大搞洋务，另一边又毫不犹豫的设置了诸多限制条件。
和任何改革一样，洋务运动也有不容涉及的禁区。首先，即使是作为改革旗手的李鸿章，也不容人损害“天朝上国”的威严。
当他被太平军的咄咄攻势逼入困境时，还在写给曾国藩的信中注明：“无论军事如何紧急，鸿章却未求他（洋人）出队帮助。”
李鸿章的下属、洋枪队首领戈登的经lì更能说明这一点：他早就已注yì到，尽管清朝军官们很欣赏西洋步兵阵列，“但认为他们的士兵未必会这种阵势”。其原因主要源自被总结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国中心主义，它始zhōng坚持把可量化的物质因素和难以量化的精神文化因素相区别。
用戈登的话来说，就是“承认我们（西方）的炮兵是优越的，但却认为他们（中国）的步兵要先进得多”——大炮差距来自于“物”，步兵差距则来自于“人”，“天朝子民”怎能认为自己不如洋人？
同样基于这一认识，淮军军官们虽喜欢大炮，但反对学习炮兵操练——如果学了，那就不是“器不如人”，而是承认“技不如人”了。于是，对中国国情难以理解的戈登向李鸿章抱怨：您的手下连“喊口令”也不想学。
当李鸿章将这些当笑资说给恭亲王和左宗棠时，两位大佬连连点头表示赞赏，认为李鸿章做得对就该这样。
吴可瞬间斯巴达了，感觉大千世界真是什么怪事都有，就这还想搞洋务？
丫的自尊心未免也太过了点吧，不按人家的标准来做还使搞洋务吗，只不过弄出一个不中不西四不象的玩意吧？
当然他尊重每个人心中的原则和标准，不会指手画脚说什么这样不行那样不成，总要通过实践才能知道他们的想法到底成或是不成，有些东西不是靠嘴巴就能说服别人的。
吴可知道自己的价值观与此时的大清土著格格不入，所以很少在这方面表现出过于异常的举动，能随波逐流就随波逐流，不能的话也得先找个理学家帮忙扯借口，在维护传统的光环下推动想要达成的目的，尽量避免因为理念上的冲突而造成不必要的牵扯，浪fèi时间浪fèi精力不说还特吸引仇恨。
除了要忍受这类抱怨以外，李鸿章对戈登很满意，这是个服从朝廷领导的外国军事专家。
为此，李鸿章还特意向朝廷以及恭亲王声明，在坚持朝廷领导的前提下，“以洋御华”古已有之：唐朝就不乏“蛮夷名将”为天朝效忠的先例。戈登也投桃报李：他为了替大清效忠，主dòng退出英军现役，担任了清军绿营总兵。
而与李鸿章并称的洋务领袖左宗棠，在坚持朝廷领导方面更有过之而不及：他麾下最善战的洋将德克碑为表示归心中国，甚至“薙去了连鬓胡子，以表示他不愿当夷人”。
当然，在洋务运动中，中西关xì也出现过不和谐的事件。在组建中国第一支近代海军（李泰国-阿思本舰队）时，为了避免英国的控制，洋务派重臣文祥放出狠话——“清廷宁可退到长城以外”，也不接受这一结果。
果然，为避免领导权旁落，朝廷解散了这支海军。这一举动不但导致数十万两白银的损失，而且把大清海军的现代化进程推迟了十几年。对外从来优柔隐忍的朝廷，为何有决心“壮士断腕”？按照恭亲王奕欣的说法，洋务运动“事权悉由中国主持，方为妥善”。
对于朝廷如此排外的表现，吴可心中有不满也有钦佩，不满是因为朝廷因此错失不少发展机huì，钦佩则是避免了列强过分插手大清内务，造成后世那种崇洋媚外的无奈局面。
虽说此时正是世界工业发展的兴盛期，每天世界各地都有新的发明已经新的技术出现，大清要不奋力猛追以后就只有吃灰的下场。但吴可也认为接纳外洋事务不能操之过急，口子可以慢慢开免得搞出一大堆措手不及的麻烦事儿来。
再说了此时的大清可不是后世经过多年西化时的环境，想要吸收消化洋人带来的一系列变化，又想不引起国内顽固势力以及平民百姓恐慌的话，有些事情真的不能太过急切。
而且列强都不是善类，他们拥有极为丰富的殖民经验，谁知道他们在渗透进满清高层决策层后，会不会想着法子把大清作为第二个印度整治？
一味的闭关锁国没有任何好处，但是没有限制的开放也是极为不妥的，所以吴可认为要搞洋务运动，必须首先认清这一点。
洋人的东西不一定都是好的，大清的玩意也不一定不堪入目，这个度如何把握才是洋务运动的核心关jiàn所在。当然他这个想法只跟左宗棠简单提过，并不会傻傻的在恭亲王和李鸿章跟前说这些。
既然有洋务派这些大佬们冲锋陷阵，他就没必要跳出来抢风头拉仇恨，默默发展两广辖区就行，他坚决只动手不动口。
洋务运动的最根本的指导思想是“自强”、“求富”。其分类思想就是“师夷制夷”、“中体西用”八个字。
前四个字“师夷制夷”表明洋务运动与外国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的关xì，即学习西方的长技用以抵，制西方的侵略。后四个字“中体西用”，表明洋务运动与本国封建主义传统文化的关xì，表明中学与西学各自在洋务运动中的地位，即以中学为主体，西学为辅用。
“师夷制夷”、“中体西用”，也是洋务运动中洋务派处理中西民族国家关xì及中西文化交流的基本原则。在洋务运动时期，从冯桂芬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到薛福成的“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都是作为一种理论服wù于“求强”、“求富”这一洋务运动主导思想的。
最先提出中体西用这一思想的是洋务派思想家冯桂芬。他于1861年在《校邠庐抗议》一书中说：“以中国之伦常名数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他以“本”“辅”的主从关xì来处理中学与西学的关xì。
更有开明学者公开表示：“中西学问术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西学”，最初都是作为学问提出来的。
“中西学问”对于社会，对于一个政权，对于统治者来说，本来都是“用”，开明学者在此以“体”“用”处分，并非是作为目的与手段之分，而只表明主次。
这种主次之分，是“为华人计”。是为了发展中华民族，是为了在学习和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时候，维护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在中西文化大交流中，保持中华民族的特色。不仅要保留使用中国的学问，而且要将其放在主要的地位，还要使西学与中国的国情结合起来，为发展中华民族服wù。
因此由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口号，非常简切地反映了当时中国人的一般思想倾向，甚至可以说，在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以先进的西学作为侵略中国的手段的情况下，这个口号是一面爱国的旗帜。
因此，它在中国的大地上，一经提出风行全国。新老洋务派思想家，不断热举起这面旗帜，并不断地阐发这一口号的内容。
看看，连理论基础都建立起来了，加上在朝堂上一批实权派官吏的大力支持，洋务运动的开启已经到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状况，吴可对此自是乐见其成欢迎之至，他在两广搞小动作也很辛苦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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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他也不是一点收获都无，通过旁听如此高级别的座谈会，他也弄清楚了眼前几位大佬搞洋务的决心，以及各自对洋务的认识和看法。
左宗棠就不必多说，他跟吴可共事了那么多年，又是整个大清最先一批换装洋枪洋炮的军事将官之一，眼下担任的闽浙总督与洋人打交道的机huì不少，对外洋事务十分了解和精通。
虽然他对搞洋务还没具体规划和措施，但隐隐也有了个大致轮廓和想法，至不济还有吴可在一边相助，想在福建兴起一阵洋务风潮根本不成问题。
李鸿章和恭亲王对洋务其实只是一知半解，他们说的话中都有很多逻辑错误和认知误区，当然吴可不会说出来扫兴就是。
让他大开眼界的是，这几位一边迫不及待的要大搞洋务，另一边又毫不犹豫的设置了诸多限制条件。
和任何改革一样，洋务运动也有不容涉及的禁区。首先，即使是作为改革旗手的李鸿章，也不容人损害“天朝上国”的威严。
当他被太平军的咄咄攻势逼入困境时，还在写给曾国藩的信中注明：“无论军事如何紧急，鸿章却未求他（洋人）出队帮助。”
李鸿章的下属、洋枪队首领戈登的经lì更能说明这一点：他早就已注yì到，尽管清朝军官们很欣赏西洋步兵阵列，“但认为他们的士兵未必会这种阵势”。其原因主要源自被总结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国中心主义，它始zhōng坚持把可量化的物质因素和难以量化的精神文化因素相区别。
用戈登的话来说，就是“承认我们（西方）的炮兵是优越的，但却认为他们（中国）的步兵要先进得多”——大炮差距来自于“物”，步兵差距则来自于“人”，“天朝子民”怎能认为自己不如洋人？
同样基于这一认识，淮军军官们虽喜欢大炮，但反对学习炮兵操练——如果学了，那就不是“器不如人”，而是承认“技不如人”了。于是，对中国国情难以理解的戈登向李鸿章抱怨：您的手下连“喊口令”也不想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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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他尊重每个人心中的原则和标准，不会指手画脚说什么这样不行那样不成，总要通过实践才能知道他们的想法到底成或是不成，有些东西不是靠嘴巴就能说服别人的。
吴可知道自己的价值观与此时的大清土著格格不入，所以很少在这方面表现出过于异常的举动，能随波逐流就随波逐流，不能的话也得先找个理学家帮忙扯借口，在维护传统的光环下推动想要达成的目的，尽量避免因为理念上的冲突而造成不必要的牵扯，浪fèi时间浪fèi精力不说还特吸引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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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提出中体西用这一思想的是洋务派思想家冯桂芬。他于1861年在《校邠庐抗议》一书中说：“以中国之伦常名数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他以“本”“辅”的主从关xì来处理中学与西学的关xì。
更有开明学者公开表示：“中西学问术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西学”，最初都是作为学问提出来的。
“中西学问”对于社会，对于一个政权，对于统治者来说，本来都是“用”，开明学者在此以“体”“用”处分，并非是作为目的与手段之分，而只表明主次。
这种主次之分，是“为华人计”。是为了发展中华民族，是为了在学习和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时候，维护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在中西文化大交流中，保持中华民族的特色。不仅要保留使用中国的学问，而且要将其放在主要的地位，还要使西学与中国的国情结合起来，为发展中华民族服wù。
因此由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口号，非常简切地反映了当时中国人的一般思想倾向，甚至可以说，在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以先进的西学作为侵略中国的手段的情况下，这个口号是一面爱国的旗帜。
因此，它在中国的大地上，一经提出风行全国。新老洋务派思想家，不断热举起这面旗帜，并不断地阐发这一口号的内容。
看看，连理论基础都建立起来了，加上在朝堂上一批实权派官吏的大力支持，洋务运动的开启已经到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状况，吴可对此自是乐见其成欢迎之至，他在两广搞小动作也很辛苦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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