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激战1860 第61章 异类（本章有设定插图）
马尾船政局的创办，是由左宗棠一力推动，促成的。
这位“船政之父”，在设计船政局的建设规划时，也对船政初期要建造的船型提出了大体的要求。
按照他的设想，船政建造的轮船要采用“外洋兵船式样”。
他同时还强调，新造的船上应该设有货舱，能够实现兵商两用。
战时作为战舰，可以出海作战。和平时期又可以从事运输，能为船政局赚取经费。
想法确实不错，但却只能是美好的愿望。
因为略懂造船的人都知道，按照这种思路建造的舰船，在货舱的规模上，始终难以与同等级的商船媲美。因此在生意的竞争中，无法胜出。
而又因为有货舱的存在，舰船在火力配置和舰体结构等方面，都受到了很大的制约。当与真正的军舰交锋时，也会落于下风。
尽管很快就发现了这种设计的弊端，但船政在发展初期，还是按照原有的设计思路，建造了多艘这类型的舰船。
在水师营与船政水师，舰队往来的过程中，就经常能见到这种奇异的船型。陈济怀也因此注意到，并且对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说来也是奇怪，既然略懂海军的人，都能看得出这类舰船的弊病，那是什么地方吸引了陈济怀的目光呢？
究其缘由，是来自商团水师营中，存在的一个兵种——水师陆营。
水师陆营，是陈家兄弟参考了西方列国海军中，陆战队的理念而设立的。主要用来执行登岸作战，或者参加基地、炮台等陆上防御作战。
既然是要登岸作战，那就需要有船能将水师陆营，运至准备登陆的岸边。
以往对此的做法，常常采取用战舰分散搭载，或干脆雇佣商船进行整体运输。这两种方式各有利弊，一目了然，无须赘述。
而看到了船政水师中奇特的船型，似乎让陈济怀意识到了第三种解决办法。
他找来设计师进行商议，想仿效船政，建造一种专供水师陆营使用的舰船。
这种舰船，既可以集中运输陆营的人员和物资，又具有一定的火力配置，可以用来自卫，或者以火炮支援陆营登陆。
经过一番研究设计，陈济怀决定由浦江造船厂建造两艘这类舰船，并将其定义为“兵舰”。这也是水师营，第一型由自己设计的舰船。
这两艘兵舰，系属同级。首舰被命名为“鄱阳湖”号，二号舰为“巢湖”号。单舰造价十四万九千两银，约合4.5万英镑。
“鄱阳湖”级兵舰，采用以前两江各造船厂，已经十分熟悉了的平甲板船型，高干舷。双桅杆，单烟囱的舱面布局。
舰体采用铁肋木壳结构，飞剪式舰艏。舰艏装有艏斜桅，舰上配有全套帆装。
蒸汽动力方面，安装有1台立式双汽缸往复蒸汽机，配装4座方形火管锅炉。最大输出功率为750马力，单轴推进，设计航速11.2节。
在单独使用蒸汽动力时，“鄱阳湖”级舰最大可以续航4,000海里。
在武器方面，该级舰火力稍弱，只配备有4门加奈特式m1864型20倍径138毫米炮，和两门12磅火炮。
其中4门138毫米炮，分列桅杆两舷的上甲板。12磅炮，则安放在艏艉的中线位置，在必要时还可拆下作为陆营的野战炮使用。
舰体全长72米，最大处宽10.7米。吃水在设计时被尽量的降低，为3.7米。正常排水量1,190吨。编员96人。
与其他战舰最不同的地方，“鄱阳湖”级兵舰在舰体内部，中间的部位，设计有货舱，最多可容纳400吨左右的物资。
同治十年腊月，“鄱阳湖”号开始铺设龙骨。在其下水后，“巢湖”号又在相同的船台上开工建造，并在同治十二年闰六月完工。
商团水师营，经过快速发展，在短时间内就取得可喜的成效。
其舰队规模，相较船政水师，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占据了优势。
陈家兄弟，之所以倾力推进水师营的建设，就是希望其能够早日形成战斗力，当有变故发生时，能够成为华夏海上的藩篱。
事实证明，他们心中一直都存在的强烈危机感，并不只是杞人忧天。
因为一场变故，真的很快就到来了。
同治十二年，日本派遣军舰，载特使出访大清。
他们这次前来，是为了与李鸿章交换此前签订的《修好条规》文本，还要参加同治皇帝的大婚庆典。
除此之外，他们还身负着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到总理衙门去找茬。
原来，就在两年前，一艘琉球国宫古岛的进贡船，在航行时遭遇台风，漂流至大清台湾岛南端的琅峤。
幸存者在登岸后，误入了当地排湾族牡丹社原住民的地盘，又因发生误解，而遭到原住民的追杀。
在混乱中，这些琉球人有五十四人被杀。只有十二人在当地汉人的帮助下逃脱，后来被官府送回了琉球国。
日本特使这次来到大清，就是为了此事而来。
他们找到总理衙门，翻出两年前这桩旧案。硬说是本国属民被杀，并向大清讨要说法。
在总理衙门接待日使的，是吏部尚书毛昶熙和户部尚书董恂。
面对日本人的说辞，他们明确的告诉对方，无论是被杀的琉球人，还是杀人的台湾原住民，都是大清的属民，跟你日本国那都没有关系。
可随后在日本人的一再纠缠之下，毛、董二人就有些不耐烦了。
在他们的意识里，台湾的那些原住民本就是一群异类，向来不顺从清廷的管辖，是不服王化的“生番”。
为了这样一群化外之民，而同这些惹人厌烦的日本人浪费口舌，太不值当了。
于是在日本使者的软磨硬泡之下，毛、董二人终于失了分寸。
他们随口说出了“杀人者皆生番，故且置化外”，以及“生番既我之化外，伐与不伐，惟贵国自裁之”，这样的话。
这下可被日本使臣逮住了话柄，并以最快的速度将讯息传回了国内。
于是，以此为借口，日本明治政府，向外界发布公告。宣布准备展开军事行动，派兵征讨台湾。
这位“船政之父”，在设计船政局的建设规划时，也对船政初期要建造的船型提出了大体的要求。
按照他的设想，船政建造的轮船要采用“外洋兵船式样”。
他同时还强调，新造的船上应该设有货舱，能够实现兵商两用。
战时作为战舰，可以出海作战。和平时期又可以从事运输，能为船政局赚取经费。
想法确实不错，但却只能是美好的愿望。
因为略懂造船的人都知道，按照这种思路建造的舰船，在货舱的规模上，始终难以与同等级的商船媲美。因此在生意的竞争中，无法胜出。
而又因为有货舱的存在，舰船在火力配置和舰体结构等方面，都受到了很大的制约。当与真正的军舰交锋时，也会落于下风。
尽管很快就发现了这种设计的弊端，但船政在发展初期，还是按照原有的设计思路，建造了多艘这类型的舰船。
在水师营与船政水师，舰队往来的过程中，就经常能见到这种奇异的船型。陈济怀也因此注意到，并且对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说来也是奇怪，既然略懂海军的人，都能看得出这类舰船的弊病，那是什么地方吸引了陈济怀的目光呢？
究其缘由，是来自商团水师营中，存在的一个兵种——水师陆营。
水师陆营，是陈家兄弟参考了西方列国海军中，陆战队的理念而设立的。主要用来执行登岸作战，或者参加基地、炮台等陆上防御作战。
既然是要登岸作战，那就需要有船能将水师陆营，运至准备登陆的岸边。
以往对此的做法，常常采取用战舰分散搭载，或干脆雇佣商船进行整体运输。这两种方式各有利弊，一目了然，无须赘述。
而看到了船政水师中奇特的船型，似乎让陈济怀意识到了第三种解决办法。
他找来设计师进行商议，想仿效船政，建造一种专供水师陆营使用的舰船。
这种舰船，既可以集中运输陆营的人员和物资，又具有一定的火力配置，可以用来自卫，或者以火炮支援陆营登陆。
经过一番研究设计，陈济怀决定由浦江造船厂建造两艘这类舰船，并将其定义为“兵舰”。这也是水师营，第一型由自己设计的舰船。
这两艘兵舰，系属同级。首舰被命名为“鄱阳湖”号，二号舰为“巢湖”号。单舰造价十四万九千两银，约合4.5万英镑。
“鄱阳湖”级兵舰，采用以前两江各造船厂，已经十分熟悉了的平甲板船型，高干舷。双桅杆，单烟囱的舱面布局。
舰体采用铁肋木壳结构，飞剪式舰艏。舰艏装有艏斜桅，舰上配有全套帆装。
蒸汽动力方面，安装有1台立式双汽缸往复蒸汽机，配装4座方形火管锅炉。最大输出功率为750马力，单轴推进，设计航速11.2节。
在单独使用蒸汽动力时，“鄱阳湖”级舰最大可以续航4,000海里。
在武器方面，该级舰火力稍弱，只配备有4门加奈特式m1864型20倍径138毫米炮，和两门12磅火炮。
其中4门138毫米炮，分列桅杆两舷的上甲板。12磅炮，则安放在艏艉的中线位置，在必要时还可拆下作为陆营的野战炮使用。
舰体全长72米，最大处宽10.7米。吃水在设计时被尽量的降低，为3.7米。正常排水量1,190吨。编员96人。
与其他战舰最不同的地方，“鄱阳湖”级兵舰在舰体内部，中间的部位，设计有货舱，最多可容纳400吨左右的物资。
同治十年腊月，“鄱阳湖”号开始铺设龙骨。在其下水后，“巢湖”号又在相同的船台上开工建造，并在同治十二年闰六月完工。
商团水师营，经过快速发展，在短时间内就取得可喜的成效。
其舰队规模，相较船政水师，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占据了优势。
陈家兄弟，之所以倾力推进水师营的建设，就是希望其能够早日形成战斗力，当有变故发生时，能够成为华夏海上的藩篱。
事实证明，他们心中一直都存在的强烈危机感，并不只是杞人忧天。
因为一场变故，真的很快就到来了。
同治十二年，日本派遣军舰，载特使出访大清。
他们这次前来，是为了与李鸿章交换此前签订的《修好条规》文本，还要参加同治皇帝的大婚庆典。
除此之外，他们还身负着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到总理衙门去找茬。
原来，就在两年前，一艘琉球国宫古岛的进贡船，在航行时遭遇台风，漂流至大清台湾岛南端的琅峤。
幸存者在登岸后，误入了当地排湾族牡丹社原住民的地盘，又因发生误解，而遭到原住民的追杀。
在混乱中，这些琉球人有五十四人被杀。只有十二人在当地汉人的帮助下逃脱，后来被官府送回了琉球国。
日本特使这次来到大清，就是为了此事而来。
他们找到总理衙门，翻出两年前这桩旧案。硬说是本国属民被杀，并向大清讨要说法。
在总理衙门接待日使的，是吏部尚书毛昶熙和户部尚书董恂。
面对日本人的说辞，他们明确的告诉对方，无论是被杀的琉球人，还是杀人的台湾原住民，都是大清的属民，跟你日本国那都没有关系。
可随后在日本人的一再纠缠之下，毛、董二人就有些不耐烦了。
在他们的意识里，台湾的那些原住民本就是一群异类，向来不顺从清廷的管辖，是不服王化的“生番”。
为了这样一群化外之民，而同这些惹人厌烦的日本人浪费口舌，太不值当了。
于是在日本使者的软磨硬泡之下，毛、董二人终于失了分寸。
他们随口说出了“杀人者皆生番，故且置化外”，以及“生番既我之化外，伐与不伐，惟贵国自裁之”，这样的话。
这下可被日本使臣逮住了话柄，并以最快的速度将讯息传回了国内。
于是，以此为借口，日本明治政府，向外界发布公告。宣布准备展开军事行动，派兵征讨台湾。